王嘉楠
孙频的小说作品中有着大量的悲剧呈现，但是与新时期文学通过描写历史事件、彰显家国苦难的宏大叙事不同，孙频更关注的是个体生存，尤其是女性命运的苦难与挣扎，这一特征在其小说集《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盐》中，孙频设计了一系列特别的女性形象：如《乩身》中假扮男身致死的盲女常勇，《东山宴》中母亲远走改嫁孤苦无依的少女采采，《无相》中接受贫困救济却找不到亲情的女学生于国琴，《祛魅》中一生深陷在窑洞和爱情旋涡里的女教师李林燕，《因父之名》中童年就失去了父亲的关爱又被学校老师侵犯的小镇姑娘田小会，等等。这些女性的人生轨迹大相径庭，但命运苦难的根源和状态却十分相似。
在西方文化史上，亚里士多德首次构建了系统的美学理论，其中对于悲剧的定义是《诗学》的核心论点之一。如前文所述，本文的核心观点认为，孙频的小说作品实质上是在苦难的外观下掩藏了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下面将从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悲剧理论角度，从孙频小说作品的情节设计、人物设置和其作品最终指向的社会价值来阐释其小说中的悲剧元素，揭示其悲剧内核所在。
“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孙频的作品之所以会在当下充满着浮躁的商业化时代中依然以纯文学作品的写作而得到大众的关注，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对情节的处理极具个人特色，令人读过难忘之余，还会带来极大的震撼。据此一点，评论者刘涛称之为“时有佳构，颇为人称道”。
与一般作家有所不同，即便同样是写社会生活中的伦理道德、爱情纠葛，孙频在故事细节、顺序安排上也显然着墨更多、颇具巧思，并且往往让人始料未及。例如，她在《乩身》中写盲女常勇从小是个弃儿，收养她的爷爷告诉她只有假扮男身才能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但即便装了二十多年的男人，在爷爷去世后，她还是在一个夜晚被陌生人摸进家门侵犯了，她以为这个人是保护过她的小偷杨德清，所以怀着报恩的心情没有挣扎叫喊，实际上杨德清即便对常勇颇为关怀，却根本不具备爱人的能力，侵犯她的人到底是谁，直至小说最后也没有说明。又如，《无相》中的贫困生于国琴，从遥远的大山里来，自卑的她在学校受到了退休教授廖国良的资助，她每周去一次他家打扫卫生、和他相处，慢慢把他当作自己的爷爷对待，和他分享自己最不堪的过去，但却因此被要求脱掉衣服，还美其名曰为学术做贡献，是“一起探讨伟大的女性艺术”。
读孙频的小说，不到最后一页永远无法预测故事的走向。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悲剧模仿的不仅是一个完整的行动，而且是能引发恐惧和怜悯的事件。此类事件若是发生得出人意料，但仍能表明因果关系，那就最能取得上述效果……两个最能打动人心的成分是属于情节的部分，即突转和发现。”
在这一部分，我们仅先讨论情节的突转。亚里士多德认为，“突转，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不难理解，突转其实就是“反转”。除上文提到的整体的故事的巧妙设计之外，反转在孙频的小说中也十分常见。往往当读者随着小说中的线索暗示期待着一个理所当然的情节时，孙频却会给出一个看似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的“破碎”的结局，这也是其小说具有悲剧特征的依据之一。
例如，《我看过草叶葳蕤》中的李天星碌碌无为，被退休女职工杨国红养了一辈子，打拼之余计划如果最后还是找不到爱情就回去陪女人终老，但是等他终于回去的时候却发现杨国红已经不在小城，并且杳无音信；
《东山宴》中外来的小女孩采采受了老妇人白氏的恩惠，在白氏死后原本准备等到丧礼结束就带着白氏牵挂了一辈子的孙子阿德外出打工、离开大山，但呆傻的阿德却因为思念白氏，自己钻进了白氏的土墓窒息而死；
《乩身》中的小镇上的人们原本看不起占卜算命的盲女常勇，但在小镇被强拆的时候还是病急乱投医想到了她，却没想到她满口答应解决问题，最后采用的方式却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自焚……
孙频小说中的反转多是在意料之外走向毁灭的，这其中不仅体现了伦理意义上的欲求，还体现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虽然展现给读者的每一场命运与人性的挣扎最终都会以一个应和社会规则的结果来进行收尾，但实际上读者却无法从中真正感受到云开雾散般的疏朗，反倒多了一丝对人物、生命的怜悯与感伤。这也许就应和了亚里士多德对于悲剧的预期，在巧妙的故事走向之中蕴含着反复的突转，却在最后依旧令人不断深省。
“首先，悲剧不应表现好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
其次，不应表现坏人由败逆之境转入顺达之境；
再者，不应表现极恶的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此种安排可能会引起同情，却不会引发怜悯或恐惧。介于上述两种人之间还有另一种人，这些人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理想的悲剧人物应既不是十全十美的道德楷模，也不是本性邪恶的歹徒，悲剧人物所犯的错误尽管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却不应被看作是典型意义上的邪恶或罪恶。
之所以说孙频的小说具有悲剧特点，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笔下的人物多会引发读者的怜悯之情。故事中人物的结局虽然都走向了自己的重生或覆灭，但无论是哪一种，都或多或少地经历着苦难，并且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们无奈之下的抉择，甚至可以理解这种被迫之下的“好人变坏”的历程。这些人物的设置其实就符合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另一种人”的定义：本身意义上不是什么典型的真正罪恶的人，但却因为失误而陷入可悲的境遇当中，做出了世俗意义上的恶事。
《祛魅》中的李林燕用斧子砍掉了丈夫出轨的女学生的头，看似是冷酷扭曲的疯女人嫉妒之下的举动，实际上是她经历过太多段失败的爱情，早已经生无可恋，面对丈夫坦诚自己的背叛，她的第一反应不是伤心难过，而是“终于解脱了，我就算替他解决了最后一个麻烦吧”；
《因父之名》里的女孩田小会不珍惜自己，认了一个“又聋又瞎还不赚钱的老光棍”李鹏做干爹，即使自己的亲生父亲回到家也不在家中停留，甚至还变本加厉地给自己的家人讲述自己和所谓的“干爹”在一起时的种种细节，在所有人都认为她失心疯的时候她才说了实情：小时候的她因为留守儿童的身份被自己的老师们欺辱，是当时做门卫的李鹏报了警守护了她，也因此在她心里，这个男人就是像父亲一样的存在；
《东山宴》里的小女孩采采光着脚跑过了几道山沟，只为了追随自己二嫁的妈妈来到这个新的能够容纳她的地方，却没有安分守己地生活，反而到处宣扬自己的继父是如何如何“躺在自己身边摸了自己”，逼得继父远走，新家也支离破碎，而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被亲生父亲和母亲接连抛弃，即使加入了这个新的家也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没有上过学的她学着大山里的习俗，模模糊糊地认为女人只有被“看上了”才是好的，想获取一点来自大家的关注才出此下策，以为这样可以避免再一次被抛弃。
在孙频笔下，每一个人都有作恶的可能，每个出现在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好人”或者“坏人”，人性是这样的复杂，即使是在过往中积压的荫翳引导下做出了最后的抉择，我们却不能够简单地将这个人以“穷凶极恶”来定义。孙频所关注和描写的不仅仅是女性而已，他们有的是社会的边缘人，有的是缺爱的迷失者，他们与我们自身息息相关，他们时时刻刻出现在我们身边，因此，每个人物的最终落幕都带给读者无限的怜悯、感伤与反思。也因此，我们可以说，孙频小说创作中对人物的设置是符合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内核要求的。
“净化说”是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情感的积淀，可能引出不好的结果，人们应该通过无害的途径把这些不必要的积淀（或消极因素）宣泄出去。”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并没有否定悲剧会引发某些情感，而且，他认为这种引发是有必要的。悲剧之所以引发怜悯和恐惧，就是为了把它们疏导出去从而使人们得以较长时间地保持健康的心态。换言之，亚里士多德明确了悲剧的功用，即悲剧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无害的、公众乐于接受的、能够调节人们生理和心态的途径。
换言之，合格的悲剧不能够脱离大众，而更应该深入大众。孙频之所以成为畅销书作家并且拥有众多忠实书迷，正是源于其“接地气”的题材选择。在她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多当下的社会问题及似曾相识的人物形象，如前文所述，我们生活在孙频小说所涉及的每一个侧面当中。
正如孙频自己所说，她的书写就是生活中的：“我正走在其中，还因为我与她们本身就是同类。就是隔着再厚的岁月的尘埃，我们也能轻易闻到对方身上的气息，因为那种气息就在我们这些女人的骨头里。她们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同类。所以，我敬仰她们也热爱她们。”
无论是在大山中挣扎求生的老妇人还是读博差一年就毕业却坚决退学去“寻找人生”的大龄剩女，孙频立足于一个女作家的角度去观察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寻找那些在不同年纪、不同岗位生活着的女人，通过她们牵扯出与她们相关的人和事，从多样的角度展现了社会的压抑现实和可贵温情。如《同屋记》讲述了几个合租在一起生活的大龄单身女性分别去寻求爱情与安稳生活的故事，展现出了女性之间独特的友谊和微妙的情感碰撞；
《菩提阱》的主人公康萍路是漂泊在大都市的众多年轻打工者之一，住在鱼龙混杂、肮脏拥挤又破烂不堪的城中村，一张一米宽的床和一张桌子是她的全部家当，寻找一个工资更高的公司，搬到“一间有阳光”“正经人住的房子”就成为康萍路努力工作赚钱的动力；
《夜无眠》中的周尔园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一路由县城的中学教师奋斗成为清华博士、大学教师，却患上了无法治愈的抑郁症，等等。
在孙频的作品中，我们很少能够看到一个完全真实的时间节点或是一个能够协助判断时间的标示性事件，这些要素在孙频的作品里被刻意地进行了“模糊处理”，但这样的处理却更突出了现实的细节，反而起到了“锐化”的作用。我们能够在孙频的小说中看到生活本身，重现身边正在发生或听闻过的事情，从偶然的一个角度认出自己周围的人，甚至是在故事中看到经历着相同状态和阶段的自己。
孙频的作品看似描写的都是阴暗、残酷、不堪，字里行间都充斥着无力，故事的前后充满了悲剧，但却绝不是会让人产生厌倦和远离的心态的小众读物。实际上，读者能够通过阅读，去重新认识自己习以为常的社会环境，更能够重新思考社会问题，进行反省，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能够使阅读者从故事中脱离出来而产生“原来如此”或者“豁然开朗”的感觉 ，起到对悲伤和恐惧情绪的疏发和消散作用，也确实能够激发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珍惜和对现存处境的珍视，在展示“纯文学”后带来生活化的思考。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灵魂在于拥有“突转和发现”的情节，同时，悲剧中的人物更不应脱离现实生活太远——要么是圣人，要么是彻底的恶人，与大众脱节；
悲剧还应具有“净化”功能，由其引发的恐惧与悲悯能够帮助人们发泄心中压抑已久的情感，保持健康的心态。
本文在此视域下对孙频的小说作品进行了三个角度的分析，即擅用情节的整体设计和内含的反转制造对读者强烈的心灵冲击；
其故事中所描绘的主人公大多都是带有悲剧色彩的，普通人从事着平凡的职业，遭遇着和读者一样的人生困境；
而其现实化的取材和来源于生活的描写能够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并引起对自身的关注和反思，使读者不仅仅停留在情节中产生悲伤情绪，而是通过阅读疏散悲伤。依照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悲剧理论，孙频所演绎的悲剧无疑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