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宁 庞锦清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四川 成都 60000）
可见，作者将小儿夜哭的疾病发生学依据概括得十分清晰，是由于某种自母胎中而来的疮痍，以及成长环境中遭到的侮辱而导致的。因为“国病”已经深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脉络之中，成为了一种难言的隐痛，疾病的发生与身体的国家化进程已经密不可分。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孩童的身体被纳入了国家意象的组建之中，成为了一个所谓的“中国佬”，仍然不能治愈疾病，因为他身后“病国隐喻”的疾病根源并没有被消除，国难仍然无人可救，不能救国也就意味着不能自救。国体和身体必须“共同进步”，只要有一个尚处在衰病的阶段，另一者也必然遭受疾病的侵害不能健康的成长。
“传统身体的国家化”虽然将公民的身体意识推到了台前，成为了时代的焦点，但同时也将身体嵌入到了国族叙事之中，使其成为了国家革命的工具和政治运动的象征。这无疑压抑了由身体本能迸发出的，自然爱欲的正常流动，这些无法宣泄的强烈情愫，只能通过诉诸疾病的方式成为身体自发的表达与言说。于是，一类富有诗学气质的疾病被“创作”出来，它们代表着被“国家身体”所宰制的“个性身体”的反抗，既具有浓郁的审美气息，也是健全现代身体想象的雏形。
纵观郭沫若早期小说的创作时间轴，20 年代中后期的作品，比如：《喀尔美萝姑娘》《落叶》《叶罗提之墓》《曼陀罗华》《行路难》《漂流三部曲》均较有代表性地强调着，特定疾病对人物造成的巨大影响。如果说20 年代初期创作中，疾病书写的重心是由“传统身体国家化”带来的“衰弱病”与“亚健康”，那么中后期创作则更加鲜明的将“特定疾病”的隐喻表现出来。此时期内，“肺痨”成为主角们罹患的常见疾病，他们的身体不再表现为长期内精神力的缓慢衰退，而体现为生命力量的激烈燃烧和短期内猝然离世。同时，关于疾病的种种修辞与表述都更加明晰了起来，例如，《叶罗提之墓》中的嫂子患的是“产褥”离世，《行路难》中的爱牟先生患的是“急性胃肠加达尔”，《落叶》中的洪师武患了“肺结核三期”。疾病不再是偶见的病理条目，而是作为推动小说情节前进的重要线索存在，对身体疾病的描述及病因的讨论都开始变得具有个人色彩，糅合着人物隐含的心理活动，同时也和人物的成长和死亡息息相关。这充分表明，此时期内的“疾病书写”是“个人身体”反抗“国家身体”的叙事，并且富有强烈的诗学色彩和浪漫主义情怀。
总结郭沫若早期小说中的肺痨形象，可以发现几条共通之处，首先，他们的身体都是被“国家化”意识形态牢牢束缚住的，不可随意支配和自由使用的，这副身体中的爱欲与快感，必须服从国家伦理道德的指引才能得到宣泄，所以故事中的患病主角常常身陷不伦之恋，实际上就是身体的原始冲动冲出“国家化”牢笼实现自我宣泄的行为。其次，此类患病身体通常被勾画为文学审美意象，肺病使他们在痛苦中自我歌颂、自我观照、自我欣赏，通过体验肺结核，他们感知到了被“国家身体”所遮蔽的个人身体的自然快感，虽然这仍然是一个身体的“创伤结构”，但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自洽的审美对象以及一个现代身体认同的想象性摹本。第三，肺病形象实际上是一种个人身体欲望的阐发，患病的身体同小说中其他麻木身体之间形成对比，他脱颖而出，作为敏锐、边缘、殉道的个性身体品格象征，向宏大崇高又不可抗拒的“国家身体”进行复仇，他们在病中总是怒火中烧又泫然欲泣，一切都说明这场复仇本身便具有某种悲剧美的意蕴，这也更使得他们的身体成为特定时代思潮冲突语境下的纪念品，一具剑拔弩张，一具石破惊天，一具传统身体向现代身体过渡的浪漫雏形。
总而言之，在郭氏20 年代中后期的小说创作阶段内，反抗“国家身体”，是其身体书写的主要模式。疾病成了“个性化身体”欲望书写的集中表达，主角们一边借“疾病的形式”体验现代身体的审美领域，一边又以“疾病的身体”为自我观照的模型，试图塑造一个相对整全的自我体验机制。这种过渡形态的身体观念，既是现代身体话语生成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又从侧面说明了郭氏小说创作历程中，现代性意识的逐渐萌发。身体，不再是一个僵死的表征结构，而是在不断进步变革中，永远正在生成的话语结构。结合此时段内创造社各作家的作品也能发现相同的“疾病审美化”趋向，这些感性化的身体书写内容不仅为现代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身体写作范式，同时也是现代人主体意识建构的一个侧面，当身体与心灵不再呈现两分状态彼此隔离，人的自我意识机制才能变得完整而清晰。
实际上，无论是“诊断情结”还是“解剖冲动”都形象地表明了，郭沫若对整合身体意识的尝试与探索。同时也将现代身体话语生成历程中的困难处境表达得一清二楚，郭氏理想中的身体形式并不符合当时动荡的社会现状，它与以“现代性”为进步核心的“科学身体观”存在着本质上的撕裂，无论郭氏如何努力地弥合二者之间的裂缝，在一个“救亡压倒了启蒙”的时代背景之下，现代性话语的生成本就不是源于“内发型”而是“被迫外生型”的，这使得现代身体话语的建构也是受外部冲突的引导，被迫性地发生的。其生成过程往往充满了挫折和坎坷而非是顺利而自然的，人们无法顺滑地“自我察觉”身体的本质，也无法在短期内融和身体话语生成内部结构中诸要素的断裂与错位。例如，“国家身体”与“个人身体”的冲突便是现代性要素不能同步发展造成思想错位的具体例子。总而言之，“身体”要作为一个能够独立发声、自我言说的主体在大众视野之中登场，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综上所述，通过探索郭沫若20 年代初期小说《鼠灾》《未央》《残春》中对“衰弱病”的描写，可以发现“传统身体国家化”的身体书写观念，而在2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残春》《落叶》《喀尔美萝姑娘》《叶罗提之墓》中出现的“肺痨”诗学隐喻里，又可以感知到，“个性身体”反抗国家化叙事带来的审美化身体书写模式。总而言之，笔者通过对郭氏早期小说中疾病的发生、疾病的隐喻及疾病的阐释，多层面探讨了疾病与现代身体观念形成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发现，时代身体观念的形成与当时疾病的言说方式息息相关，通过对特定时代疾病的文学书写探讨，能够清晰地体现身体意识演进过程中存在的进步与缺憾。而郭沫若以《残春》为代表的一批疾病书写小说，卓有成效地刻画了一批如：肺痨患者喀尔美萝姑娘、为爱殉情的叶罗提、《落叶》中肺炎三期的洪师武、《残春》中的热烈又悲哀的S 姑娘等，忧患知识青年的身体群像，概括性地归纳出了时代青年在社会转型阶段的身心体悟与精神面貌发展历程，既是疾病书写研究的探索样例，更是社会身体史书写研究的经典文学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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