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权，杨建崇
川西北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多雪山、草地，是三大主力红军长征期间召开会议次数最多、战斗最频繁、停留时间最长的地区。其中，三大主力红军在川西北懋功和甘孜的两次胜利会师，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1936年6月底7月初的红二、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事实上宣告了蒋介石消灭红军主力的阴谋基本失败，预示了三大主力红军最终的胜利会师，标志着毛泽东灵活的军事路线取得了初步胜利。本文以红军主力在懋功、甘孜地区胜利会师为切入点，探讨两次会师对中国革命产生的深远影响，以期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相关研究起到一定作用。
红军长征开始后，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4月率先进入川西北地区。红一、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在懋功（今小金县）地区胜利会师，红二、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于1936年6月底7月初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师。这两次会师在中国革命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许多党的领导人、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此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
常建宏认为，懋功会师后，红一、四方面军摆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险境，加强了两军的交流。他在《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四川懋功会师》中指出：“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妄图各个歼灭红军的狂妄企图，增强了全军全党胜利的信心，为开展新的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后，为了加强部队建设，交流建军和作战经验，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加强红四方面军的力量，红四方面军也抽调部分部队加强红一方面军的力量。”
李先念在《红军团结胜利的新篇章——忆懋功会师》中介绍了懋功会师之前红一、四方面军的作战情况，并介绍了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两军交流的详细情况。他指出：“懋功会师形成的团结局面，后来虽然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但是最终实现了红一、二、四方面军和全国红军的大团结，标志着我们党和我们军队团结胜利的一个新开端，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沈果正在《试论“懋功会师”的历史意义》一文中提出：“懋功会师的胜利宣告了蒋介石妄图在川黔边和川陕边区消灭红一、四方面军的迷梦彻底破产，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懋功会师后，红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中国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革命出现了一个伟大的新高潮，使广大红军和全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石仲泉在《走走党史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和红军两大主力的会师——红军长征之十五》中详细介绍了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到川北地区创建川陕根据地，积极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以及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的详细情况。同时，他在《走走党史 两河口会议：两军会师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红军长征之十六》中指出，两河口会议是懋功会师后的重要会议，两河口会议前张国焘就对战略方针和党中央决策有分歧，会议以后张国焘也并未执行两河口会议北上的方针。他认为：“两河口会议，对张国焘来说，这只是他分裂闹剧的一个序幕，随着其野心的膨胀，这个闹剧愈演愈烈。红军与国民党的战争危机，暂时不尖锐了；
谁也没想到，在荒无人烟的雪山草地，党内危机却严重起来了。”两河口会议标志着南下与北上的革命道路之争拉开序幕，中国革命道路由团结走向分裂。
闫永雪在《1936年7月：红2、红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四川甘孜会师》一文中指出：“红2、红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四川甘孜会师，对于促进红四方面军尽快北上、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同时，甘孜会师使两大主力红军聚集在一起，极大地增强了北上的力量。会师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从大局出发，坚持朱德、刘伯承等维护统一、坚持北上的主张，大大增强了与张国焘斗争的力量。”
杨慈安认为，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红二方面军（原红二、六军团）与张国焘分裂主义展开坚决的斗争。在《论红二方面军对长征的历史贡献》中，他详细介绍了甘孜会师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等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过程，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同时，他也指出：“北上途中，张国焘仍然反复无常，使积极拥护党中央路线的同志感到难以容忍。”甘孜会师后，张国焘虽有分裂行为，但已彻底失去人心，无法再掀起大的波澜。
何丽认为，川西民族地区在红军长征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在《论川西民族地区与三大主力红军长征的胜利》中提出：“三大红军主力从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先后过境、转战和驻留川西民族地区长达16个月，是三大主力红军长征历史上停留时间最长、聚集红军最多、活动范围最广、战斗最为频繁、召开会议最多的地区。”
红军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后，红一、四方面军得到充分的补充、休整，红军的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懋功胜利会师证明了毛泽东灵活的军事路线的正确性，破碎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企图。懋功会师后，国民党军一时难以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红军来自国民党的威胁有所减弱，但党内分裂危机日益显现。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开始加紧分裂党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中国革命道路之争日益显现。张国焘南下失败后，红二、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甘孜会师。甘孜会师后，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革命力量重新凝结，红军再次走向团结。
在长征过程中，红四方面军率先进入川西地区。1935年4月29日，红四方面军接到中革军委“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电后，红四方面军各部于5月上旬先后向西进发。1935年6月8日，红四方面军占领懋功，为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创造了客观条件。
（一）蒋介石消灭红一、四方面军图谋的基本失败
1933年10月至1934年9月中旬，四川军阀刘湘策动六路围攻，妄图将红四方面军消灭在川陕地区。红四方面军奋战10个月，击退六路围攻。面对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的发展，刘湘请求蒋介石协助进行“川陕会剿”，妄图“剿灭”红四方面军。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川陕会剿”，徐向前提出川陕甘计划，进攻甘南地区。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发动强渡嘉陵江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围歼红四方面军的阴谋，同时保障了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转移，为两军会师提供了重要条件。由于张国焘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得出“与其被敌人赶走，不如主动撤走”的逃跑主义结论，将所有军政机关陆续撤离至嘉陵江以西，擅自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徐向前只好放弃进攻甘南的计划。
1934年10月至12月初，红一方面军连续突破蒋介石设置的四道防线，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将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的图谋。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组成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为代表的新的军事领导集体。1935年1月20日，红军总司令部在下达的《渡江作战计划》中提出：“由黔北地区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地区协同红四方面军实行总反攻的方针。”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电告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准备自泸江上游渡江进入川西地区，指示红四方面军向西线进发。1935年5月12日，会理会议召开，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应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懋功会师后，红一方面军得到充分的休整，战斗力得到提升。两军会师后，中革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部队休整的部署，要求各部队到达规定地区后“一律休息3天”。休息期间应：“1．进行人员、武器检查并擦枪。2．实行射击、刺枪、抛手榴弹及散开教练各一次，并加紧新兵教育。3．剃头、洗衣，并进行卫生检查。4．休息时节食，出发前须带足5天至7天粮食。5．每人打草鞋两双。6．各团须调剂存布，补足帽子。”在军队训练方面，红一方面军得到充分的训练，尤其是新兵的训练与教育有条件得以开展，军队战斗力得到提升；
在粮食补充方面，军委纵队在懋功休整期间累计筹粮5．8万斤，军队粮食得到很大程度上的补充。在政治生活方面，“1．开干部会，报告与四方面军会合赤化川陕甘的战略意义及今后战斗任务，并开各连队军人会进行解释。2．以团为单位开同乐会。3．各团政治处应进行连队的支部工作检查。4．每团各连队应进行扩红竞赛。5．每一军团应就地组成一游击队。6．以团为单位集中各连队战士送四方面军的礼物。7．各连队应于没收土豪物件中，分送给夷（彝）番人”。一系列干部会、同乐会的开展，使得中央的战略得到了进一步的传达与解读，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政治思想得到进一步提升。
懋功会师后，红一、四方面军加强交流，促进了广大指战员之间的团结与友爱。“‘坦克’（红一方面军某部代号）看见了四方面军，立即发起慰劳运动，在一声号召之下，马上募集了790余元，没有一个不参加的。‘太阳’纵队（红一方面军某部代号）在政治处的号召之下，募了700多元来慰劳百战百胜的四方面军，也是没有一个不捐的，特别是三科和野战医院为最多，刘光省同志一个人就捐了20元。”“6月21日，‘太阳’纵队在懋功召开了干部同乐会，红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干部全都来参加。6月23日下午，‘太阳’篮球队与红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篮球队举行了友爱比赛。”为适应新的革命斗争需要，陈昌浩、徐向前建议从红四方面军抽调部队补充红一方面军，从红一方面军抽调军政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开展政治工作。经中央批准，从红四方面军抽调三个建制团、一个师直属队共计3700余人补充到红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兵力得到增强。从红一方面军调来的干部在红四方面军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职位。这些党政干部的到来，对加强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经过充分休整的红一、四方面军兵力、弹药、粮草得到补充，整体实力得到提升。1935年8月底，红一、四方面军分为左右路军攻克包座地区，红军北上的通道被完全打开，蒋介石消灭红一、四方面军的图谋基本破产。
（二）懋功会师标志着毛泽东灵活的军事路线取得初步胜利
长征初期，博古等中共中央主要决策层采取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对当时中央红军的任务、转移目的地等基本问题秘而不宣。虽然提出战略转移，但又命令红军死打硬拼，没有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
对于整个红一方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行动没有进行及时、充分的思想动员；
在战略转移上进行大搬家式的转移，携带了大量的笨重机器和大批的辎重物资，严重影响了红军的行军速度，红军把握战机的能力遭到严重削弱；
没有抓住时机从阵地战转入运动战，采取退却逃跑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致使红军蒙受重大损失。
1934年12月12日，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放弃原定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前进”的主张，得到党内大部分领导认可。通道会议毛泽东的正确提议虽然没有被博古、李德所采纳，但党内大部分领导人开始意识到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重要性，为黎平会议的召开做了充分的铺垫。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的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在川黔边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议》重申：“目前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是不合时宜的，红军应该前往遵义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会后，中央军委立即转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这一新的决定，红一方面军开始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地区行进。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猴场召开。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前奏，会议做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的军事指挥思想，使红军摆脱了“左”倾军事思想的干扰。猴场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方针，重申黎平会议的决议，并决定强渡乌江，攻占遵义。遵义会议后，在新的红军领导集体领导下，中央红军开始采用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迅速扭转了长征初期被动挨打的局面，中央红军全军面貌焕然一新。
1935年1月29日至3月22日，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使国民党军队疲于奔命。国民党主力追击部队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曾抱怨：“共军转个弯，我们跑断腿”。高度灵活的运动战使蒋介石集团被红军牵着鼻子走，国民党军队被来回调动，疲惫不堪。毛泽东倡导的高度灵活的运动战获得胜利，红一方面军变被动为主动。“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是肖华上将《长征组歌·四渡赤水出奇兵》中对毛泽东运动战的高度评价。四渡赤水后，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佯攻贵阳，西出云南；
威逼昆明，进而直袭金沙江。至此，红一方面军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后经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大渡河战役，翻越夹金山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西懋功地区。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是毛泽东灵活军事路线在党内得到认可后的初步胜利。同时，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
（三）懋功会师后南下北上之争日趋激烈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三省后开始逐步蚕食华北地区。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事变，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继续贯彻党的北上抗日政策已经成为当时工农红军的迫切需要。
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张国焘无视中共中央提出的向东向北发展的正确革命路线，一意孤行地实施其向西向南的退却逃跑主义路线。张国焘认为，国民党军已经对红军北上有所防备，且川西北一带的地形、给养都不利于大部队的行进，应该向西发展，占领青海、新疆。对于两河口会议后作出的正确决定，张国焘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由拒不执行，并拖延部队的行动，挑拨红一、四方面军关系。1935年7月2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他开始凭借红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向中央要权。同年9月，在危害党中央未遂后，张国焘电令第四军、第三十军回师准备南下。9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上，他公开将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北上正确的革命道路污蔑、丑化为“机会主义”“右倾逃跑主义”，将其错误的南下路线美化为“进攻路线”，并策动一些人威逼朱德、刘伯承等接受南下主张。9月1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中国革命道路之争日趋激烈。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公然另立党中央，成立所谓“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等一系列机构，自封为“主席”，并作出“组织决议”，要求取消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为核心的党中央。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达到顶峰，中国革命道路之争达到高潮。
1935年9月17日，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明确指出：“张国焘与党中央争论的实质是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边界退却。”徐向前后来指出：“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党所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使党和红军真正成为全民族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和坚强支柱这一基本目的出发，确定北进川陕甘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进而发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势，是完全正确的。”
南下初期，在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奋勇作战下，南下红军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张国焘南下战略方针的错误，使南下红军很快陷入困境。11月19日，四川军阀刘湘集结优势兵力，进攻红军的百丈关阵地。红军苦战七昼夜，最终不敌四川军阀，被迫转移到九顶山至莲花山一带，转入战略防御。百丈关战役是南下红军由起初的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南下战略受挫。1935年12月5日，张国焘以“党团中央”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彭德怀等，要求中共中央停止使用党中央、中央政府等名义发布文件，改称北方局、北路军。张国焘的电报内容，反映出他公然对抗党中央、妄图取代党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图谋。针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行为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并责令其放弃第二‘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国际代表张浩电告张国焘表示，共产国际认可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并认为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是胜利的。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规劝张国焘维护党内的统一，放弃伪中央，可成立西南局并直属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至于与党中央在原则上的争论，可以提交国际解决。但是，张国焘丝毫没有悔悟。他复电张浩、张闻天，提出“党中央此时最好能在白区、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等一系列无理要求，拒绝取消伪中央，坚持其南下退却逃跑的错误道路。
由于张国焘南下的战略错误，红四方面军被薛岳部和川军主力包围，处于粮草、兵员、弹药缺乏的危险境地。南下红军无法与敌长期周旋，只能向西康东北地区转移，经由懋功继而进占甘孜地区。红四方面军已由南下时的八万多人减至不足四万人，但张国焘仍然对其南下错误路线执迷不悟。在《关于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中，他继续坚持、宣传错误路线，攻击中共中央的北上路线，压制党内民主，鼓吹“南下是胜利了，达到了预期目的”，攻击中共中央是“不顾一切的分裂红军和向北逃跑”。
1936年3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在询问党中央后，决定接受张国焘前往西康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共同北上的命令。红二、六军团放弃在江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意图，北渡金沙江。6月底7月初，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一）中国革命力量重新凝结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红军力量得到增强，广大红军战士深受鼓舞。张国焘虽同意取消他在卓木碉时成立的伪中央，但他尚未彻底放弃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后，张国焘都派人去散布反对中央的言论，散发宣传张国焘、诋毁中央的小册子，但收效甚微。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国焘企图拉拢王震，壮大自己的力量，王震当即拒绝，并表示：“他只执行中央指示，拥护毛泽东代表的党中央，”并下令将张国焘的小册子烧掉。在会师期间，朱德、刘伯承也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朱德同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进行谈话，将两河口会议以来张国焘分裂活动进行了详细介绍。朱德说：“同张国焘既要坚持原则，敢于斗争；
还要讲究策略方法，顾全大局，不能冒火，操之过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针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也进行了斗争。任弼时与红四方面军领导进行交谈，同时还营救被张国焘关押的廖承志等人。在开庆祝大会时，张国焘作为红军总政委坐在主席台上准备讲话，贺龙半玩笑地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结果，张国焘硬是没敢讲不利于团结的话。在广大指战员的努力下，张国焘的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得到充分的抵制，红二、四方面军团结的局面得到维护。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中央的这一决策，将红二方面军置于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有利于同张国焘开展斗争。1936年7月初，甘孜会议召开。会上，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等明确表态北上是正确的革命道路，支持党中央北上的决定，反对张国焘南下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道路。留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等也明确表示支持党中央北上的正确道路，张国焘南下的主张遭到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共同抵制。由于坚持北上正确革命道路力量的壮大，会议决定采取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随后，红二、四方面军混编为左、中、右路军共同北上，张国焘南下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逃跑战略彻底失败。
（二）甘孜会师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前奏，中国革命力量转移到北方
红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地区的甘孜胜利会师后，朱德、任弼时、贺龙等红二、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审时度势，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南下战略，决定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实现红军大会师。
为阻止红二、四方面军由川西北地区继续北上，蒋介石调集五个师的兵力在甘南地区仓促布防。1936年8月5日，中共西北局（193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在救济寺召开会议，会议制定《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红二、四方面军分为三个纵队，在敌人未集结完毕前，迅速占领岷州、洮州、西固地区。”红四方面军于9月7日攻克通渭，岷洮西战役胜利结束，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在即。
张国焘不甘心自己南下战略失败，提出建立甘南革命根据地，再次反对北上。他命令红四方面军各部按兵不动，致使国民党军毛炳文部未能被歼灭。9月21日，张国焘在漳县召开红四方面军干部会议，策动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反对北上，污蔑北上是“断送红军”。是日，张国焘致电中革军委和红二方面军要求红军停止北进，改向西进占领青海、甘北地区，并声称要“打通国际路线”，从兰州以西的永靖、循化地区西渡黄河，翻越祁连山，进入甘西北地区。但是，甘孜会师后的红二、四方面军已经深明北上才是正确的道路，张国焘的西进战略是退却逃跑的错误路线。朱德总司令将张国焘阻止北上、改向西进的行为报告党中央，并表明自己坚持主张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态度。同时，他通知西北局委员星夜兼程赶到漳县，继续讨论行动计划。会上，红四方面军领导干部徐向前、陈昌浩、傅钟、李卓然等，明确表示拥护朱德总司令的意见，张国焘的西进路线得不到党内、红四方面军内干部的支持，只好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1936年10月8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红二方面军向通渭转移的过程中被敌军堵截，伤亡巨大。几经辗转，红二方面军于10月22日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西北将台堡胜利会师，伟大的红军长征至此结束，中国革命中心转移到北方。
川西北地区是红军长征中会议召开最多、停留时间最长、战斗最频繁的地区，在红军长征路线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在通道会议、黎城会议、猴场会议后，毛泽东机动灵活的军事斗争策略在党内逐步得到认可和贯彻，最终迎来川西北地区的懋功会师，打破了蒋介石彻底消灭党和红军的图谋。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南下路线失败后，在党中央正确指引下，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甘孜地区胜利会师。甘孜会师后，广大红军指战员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国焘南下、西进的错误路线得到充分的抵制。甘孜会师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前奏，中国革命中心逐步转移至北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国红军革命力量大部分转移至陕甘宁地区，标志着中国革命的中心由南方转移到了北方。1935年年初，日本策动“华北事变”，妄图蚕食华北，鲸吞中国。国共两党的阶级矛盾事实上已经让位于中日两国的民族矛盾，国内抗日的呼声日益强烈。顺应时代的要求，红军的革命任务逐步由“反蒋”向抗日转变，红军的革命斗争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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