庹安写， 梁含雨， 周惠玲， 李兵， 刘友琴， 杨秀芬， 熊杏
(1.贵州医科大学 医学人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2.贵州大学 外语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3.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全科医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社交焦虑是指个体在与他人交往时担心被审视，被他人负面评价而产生的一种明显、持续的非理性恐惧[1]。社交焦虑对个体的发展至关重要，不仅会导致个体物质滥用、手机成瘾、还与自杀呈显著正相关[2-4]。研究发现，大学生群体中社交焦虑的发生比较常见，约占41.59%[5]。社交焦虑给大学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不仅影响其人际交流，而且还会对大学生身心健康造成危害[6]。因此，探讨社交焦虑的影响因素及其发生机制是很有必要的。随着互联网高普及率的背景下，欺负行为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方式——网络欺负。网络受欺负是指在网络使用过程中，反复受到其他个体或群体包括言语恐吓、侮辱谩骂以及恶意骚扰等形式在内的，使被害人受到人身攻击的个体或团体欺负行为[7]。网络受欺负作为一种不良经历，可能会造成个体的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8-9]。研究表明，受网络欺负的个体的社交能力会受到影响，受过欺负的个体会害怕主动交往，从而导致社交焦虑，个体受过欺负的频率越多，个体的社交焦虑的水平也就越高[10-11]。Cheng等[12]依据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提出负面评价恐惧(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FNE)可能是社交焦虑的前置要素。FNE是指对他人潜在的或可能的负面评价的担忧与恐惧、其作为一种自我认知，会伴随个体的社交行为而出现[13]；
同时其引起的情绪波动还会减弱个体的心理动力，从而造成一系列的身心问题[14]。有研究指出，社交焦虑的产生是由于个体害怕在与他人交往时受到他人的负面评价[15]。目前，尚未有研究探讨网络受欺负、FNE及社交焦虑三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福建某高校的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三者的关系，现将结果汇报如下。
1.1 研究对象
选取福建省某高校在校生且愿意参加调查的大学生采取线上的方式发放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471份，回收率94.2%；
471名大学生中男性138人(29.3%)、女性333人(70.7%)，年龄16～21岁、平均(18.36±0.66)岁。本研究获得了学校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2022伦审第20号)。
1.2 研究方法
1.2.1网络问卷 采用张文新等[16]修订的中文版网络问卷来测量被试3个月内被欺凌的情况。该问卷包含受欺负和欺负两个分问卷，采用该问卷测量被欺负行为的6个条目(例如“本学期以来，有人在网上恐吓威胁我”)；
采用Likert 5点计分方法，从0“从不”到4“总是”,总分越高表示个体受到的网络欺负越多；
本研究中网络受欺负的Cronbach′α系数为0.63。
1.2.2FNE量表 采用林小琴[17]修订的中文版FNE量表，该问卷共有 12 道题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方法，从1“一点也不符合”到 5“非常符合”，分数越高，表示被试更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更害怕被拒绝，在被评价的情景中焦虑感更强；
本研究中FNE量表Cronbach′α系数为0.86。
1.2.3社交焦虑量表 本研究采用Fenigstein等[18]编制的自我意识量表中的分量表社交焦虑量表。该问卷共有6个条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方法，从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总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社交焦虑越严重；
本研究中社交焦虑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67。
1.3 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 23.0和AMOS17.0整理数据，对回收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Harman单因子检验，使用Process插件进行中介分析，使用AMOS17.0根据性别将中介模型进行多群组路径分析。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根据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问卷的所有项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分析，结果发现，有5个公共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且第一个公共因子释放的变异量为29.15%，小于标准临界值40%，所以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网络受欺负、社交焦虑和FNE的性别差异
结果显示，除FNE和社交焦虑外(P>0.05)，福建省某高校不同性别大学生的网络受欺负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男>女(P<0.01，表1)。
表1 福建省某高校不同性别大学生的网络受欺负、FNE和社交焦虑分]Tab.1 Online bullying, FNE, and social anxiety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Fujian
2.3 网络受欺负、FNE和社交焦虑的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网络受欺负分别与FNE(r=0.12,P<0.01)、社交焦虑(r=0.12,P<0.05)之间呈正相关，FNE与社交焦虑(r=0.55,P<0.01)之间呈正相关。
2.4 FNE的中介效应
以网络受欺负作为自变量，社交焦虑作为因变量，FNE作为中介变量，对进行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样本量选择5 000，设置95%可信区间；
网络受欺负能显著正向预FNE(β=0.59,t=2.52,P<0.05)，FNE能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焦虑(β=0.28,t=14.15,P<0.001)，网络受欺负无法预测社交焦虑(β=0.13,t=1.32,P>0.05),提示FNE在网络受欺负与社交焦虑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表2)；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FNE在网络受欺负与社交焦虑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56.67%(表3)。
表2 福建省某高校大学生FNE中介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Tab.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 relationship in FNE mediation model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Fujian province
表3 福建省某高校大学生FNE中介效应、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分解Tab.3 Decomposition of FNE mediation effect, direct effect, and total effect in university students of Fujian Province
2.5 中介模型在性别间的差异
鉴于网络受欺负的性别差异，本研究还根据男女将中介模型进行了重新运行。各路径系数结果显示，网络受欺负对男生社交焦虑的路径系数不显著(β=0.27，P>0.05)，对男生FNE的路径系数显著(β=0.64，P<0.05)，FNE对男生社交焦虑的路径系数显著(β=0.24，P<0.001)；
网络受欺负对女生社交焦虑的路径系数不显著(β=0.04，P>0.05)，对女生FNE的路径系数显著(β=0.79，P<0.05)，FNE对女生社交焦虑的路径系数显著(β=0.29，P<0.001)；
模型在男女生群体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β=0.04，P>0.05)。结果表明，男女大学生群体中FNE在网络受欺负和社交焦虑间都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男女生在网络受欺负问卷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在网络受欺负得分上显著高于女生。由于社会文化要求、性别角色认同和生理等方面因素，男生更加的外向、冲动，而女生则相对更加内敛、含蓄[19]。例如，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男生的欺负行为常常被认为是勇敢或者有力量，女生表现出过多的欺负行为则容易被认为是刻薄或缺乏教养[20]。当女生实施网络欺负时，其内疚感更强，因此男生比女生更倾向于采取欺负的方式解决人际冲突，与此同时男生也面临着更多的被欺负[21]。研究表明，男生上网时间长于女生，网络成瘾比例也高于女生，因此网络受欺负的风险相对来说也较高[22]。
本研究中介效应的结果表明，网络受欺负可以通过FNE的完全中介作用对个体的社交焦虑水平产生影响。由于智能手机等移动上网设备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发展，以及网络的覆盖面广、去中心化、匿名性、跨时间和传播速度快等特点，网络欺负行为更加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些特点可能导致欺负行为的负面影响扩大化[23]。大学生处于社交敏感期，在遭遇网络欺负之后，被欺负的个体会产生很多负面情绪，例如挫败感、羞耻感，从而导致其FNE增加，这种长期的负面情绪会阻碍大学生的社会发展和人际关系的维持，并导致其社交退缩的行为[24]。研究显示，网络受欺负者在受到欺负后可能会对实施欺负者产生恐惧感，害怕受到欺负者的否定评价从而使自身再次受到欺负[25]；
认知心理学认为，FNE源于消极的自我表征和消极图式，并伴随着焦虑和恐惧等情绪体验[26]；
也有研究表明，社交焦虑部分来源于FNE，社交焦虑与FNE密切相关。这可能是因为负面评价的预期会导致个体生理、认知和行为的焦虑体验，焦虑体验又导致外表、行为自我心理表征的降低，由此造成适应不良的负性反馈回路[27]。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的数据仅来源于福建某高校，代表性不足，研究结果是否能推广到其他年龄阶段和其他地区的群体当中还有待检验；
其次，本研究采用自评量表，可能存在一定的社会赞许性，因此后续研究可以通过老师、同学或父母的评价问卷来进行测量；
最后，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无法进一步推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后续研究可以采用纵向研究，利用跨时中介进一步检验三者之间的关系。
综上，网络受欺负可以通过影响FNE来对社交焦虑产生影响，当个体网络受欺负的频率增加时，其FNE水平升高，从而使个体的社交焦虑水平也升高；
当个体的网络受欺负频率减少时，其FNE水平下降，而社交焦虑水平也随之降低。因此，提示社会不仅应该关注中学生的校园欺凌，也应当对大学生受到的欺凌予以关注。子女上大学以后，父母与子女的关联不像初高中那么紧密，家长应当更加关注子女的动态，多与子女沟通，聆听子女的心声；
学校应当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大学生的心理素质；
社会也应当多普及网络防范知识，提高大学生的防范意识，从而减少网络欺凌与被欺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