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丑，张倩倩
伦理既是应然的理想，亦是实然的行为；
既是探究道德真理的知识理论，亦是追求人性尊严的生活实践。不过，“翻开伦理道德的历史，虽然会看到许多美妙的理想，但遗憾的是几乎没人能做到。大多数基督徒的作为不像基督徒，大多数佛教徒没听佛陀的话，大多数儒家子弟可能会让孔子频频摇头”［1］（329）。时至今日，虽然人类业已对诸多伦理问题达成共识，但是高新科技的发展与应用、疾病大流行等带来的全球伦理问题却更加强悍地挑战甚至威胁着人类。在有些国家和地区，个人自由与人类命运甚至发生激烈冲突。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伦理的理想与行为、理论与实践、知与行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应当如何正确处理这样的问题呢？
凭直觉而论，回答此问题需要追根溯源，探寻事关人类命运的伦理密码。如果说自然奠定伦理基础，天性提供伦理可能，那么人为则是天性的展开和伦理的实践过程。或者说，伦理的形成和发展是自然、天性与人为相互支撑、共同推进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只有分别考察自然、天性、人为三个层面，思考自然、天性、人为与伦理的内在关系，才有可能破译伦理密码。
如果说伦理的根本基础在于自然，那么自然的根本意义则在于伦理。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说：“自然既是创造性的力量，又是毫无意义的毁灭性的力量……毫无意义之中的富有意义，富有意义之中的毫无意义：这就是宇宙的本质。”［2］（275）自然或宇宙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是伦理存在的自然根据。鉴于宇宙与自然的本质相同，我们把宇宙与自然作为同一意义的词汇，并以宇宙大爆炸理论作为探索伦理密码的前提。
1.原子进化为碳链
通常认为，宇宙大爆炸后，原子出现，原子聚合成分子。化学元素中，只有碳元素可以在其分子的四个方向都形成碳链（其他元素最多有三个方向），形成可以存储大量信息的三维结构。由此可见，碳元素是最为活跃的化学元素。这就为生命和生物系统的进化奠定了化学元素的信息基础。
或许，这仅仅是纯粹客观的描述。实则不然，这依然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当然也是自然自身（通过人这一自然部分）自我认识的产物。也就是说，自然本身没有价值和意义，其价值和意义来自赋予其意义者即人。亚里士多德说：“自然是一种原因，一种为了一个目的而活动的原因。”［3］（149）没有人，就没有人类所赋予的宇宙大爆炸理论为前提，自然也不可能成为具有目的的原因。没有人，一切都无从谈起，自然也就毫无意义可言。正是人的出现尤其是当代生命科学的出现，宇宙的信息才可能理性述说，DNA 进化为生物的辉煌历程才可能科学展现。
2.DNA 进化为生物
宇宙中的各种规律和物理常数创造了信息的编撰、进化发展以及适宜环境。几十亿年前，碳元素形成的化合物日趋复杂，终于形成能够进行自我复制的分子聚合物即生物系统。生物系统进化出一套精密的数字机制（DNA）。DNA 和其附加机制（包括遗传密码和核糖体成分）保存了之前的进化信息，且能够存储更高层次的分子信息。以DNA 为导向的进化产生可以感知信息的生物。这就意味着生命的诞生。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的结尾写道：“我们熟悉的我们星球上的个体不一定必然存在。只有存在于宇宙的每一个地方的不朽的复制者（基因），才是为了生命存在、兴盛而必须存在的唯一的实体。”［4］（266）宇宙不断促进信息进化，为人类的出现提供了存在的可能根据。如果宇宙没有进化出生物机制，就不可能进化出人类，因为人类是储存、携带、传递巨大信息的物种。可以说，生物的出现为人类的出场提供了强大的自然信息基础。
3.生物进化为人
生物机制（由DNA、蛋白质外向信息和能控制基因表达的RNA 片段构成）是一种能够使信息处理顺畅运作的机制，其意义在于它为大脑及神经系统的各个器官的信息处理提供机制保证。就此而论，基因信息（生物信息）的进化是无意识的物理化学范畴的信息进化，同时也是有意识的进化的预备。在道金斯看来，人类和所有生物“都是基因创造的机器”［4］（2），生物机制进化到具有模式识别能力的阶段，也就意味着具有模式识别能力的人类大脑的出现，因为人类大脑的大部分活动是关于模式识别的活动。它表明，生物机制通过自然信息的进化而进化出人类这一物种的信息。如果说自然包含着“种子”，自然进化就是“种子”的不断实现自身的过程。康德说：“一种造物的所有自然禀赋都注定有朝一日完全地并且合乎目的地展开。”［5］（25）人类的自然禀赋一旦展开，人类历史进程也就真正拉开序幕，进入到有意识的自觉的阶段，伦理也将随之登上历史舞台。
从终极意义看，善恶具有共同本源——自然。黑格尔考察了人类意识历史的演进，认为善恶自在地是一回事，“既然恶与本身是善的东西是一回事，则恶恰好就不是恶，而善也就不是善了，而是两者毋宁说都被扬弃了，恶一般就是在自身内存在着的自为存在，善则是无自我的单纯性”［6］（468）。善恶根源于单纯存在，这种存在是与价值判断无关的事实，自然就是这样的事实。那么，自然如何生发出伦理呢？或者说，伦理如何在自然的基础上发端呢？
如果说自然信息进程是人类命运的“无知之幕”，那么人类大脑的形成则标志着人类命运的“无知之幕”的敞开。伦理密码潜藏在这个“无知之幕”之中，“无知之幕”的敞开就是伦理密码诞生、发展、呈现的过程。如果说“无知之幕”主要体现出人的脆弱性，“无知之幕”的敞开则主要彰显出人的坚韧性。换言之，坚韧性和脆弱性可能是人类命运的基本构成要素。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脆弱性、坚韧性专指人或人类的脆弱性、坚韧性。
以自然为基础的伦理，是自然进程中人类自我反思的道德价值。自然之“无知之幕”敞开的两个环节是人生而固有的天性（以下简称“天性”）与人生实践（以下简称“人为”）。奠定在自然基础之上的天性是自然与人为的中介或桥梁。我们拟考察古老的神话宗教，追问伦理密码的天性根源。
1.神话宗教中的天性
世界文明的各种创世说标志着人类先贤对人类天性的深刻思考。创世说的共同意义是：从天性看，人类来自一个共同始祖。始祖是完美强大、无所不知的设计大师，也是力大无穷、无所不能、充满创造力的实践智慧大师。简言之，人类始祖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存在者，是人类与其他万物的创造者。
与人类始祖相比，人类及其个体不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存在者，而是有缺陷的存在者，是茫然无知、能力有限、善恶杂糅的卑微的被创造者。柏拉图说：“在神那里，没有不公正的影子，只有公正的完满。”［7］（699）托马斯·阿奎那说：“上帝之为至善是绝对的。”［8］（90）比较而言，创始者的本质是绝对的坚韧性，人类或个体则是绝对的脆弱性。与此同时，人类来自创造者，分有创造者的坚韧性，所以具有相对坚韧性。费尔巴哈说：“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9］（38）与其他事物或人类个体相比，人类具有相对的坚韧性，也具有相对的脆弱性。
不过，人并不具有完满的绝对坚韧性。费尔巴哈认为，“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正就是人的本质”［9］（49）。虽然人类具有无限追求、崇拜始祖或上帝的自由，却永远不能达到这种绝对自由。显然，自由是人的坚韧性，不自由则是人的脆弱性。不自由、自由与上帝是何种关系呢？谢林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内在于上帝与自由并不彼此矛盾，以至于，自由，就其是自由的而言，只是在上帝之内；
不自由（unfreie），就其是不自由的而言，必然是在上帝之外。”［10］（59）问题是，上帝之外的不自由是什么呢？
不自由是上帝的敌对者即魔鬼或撒旦。撒旦（Satan）的希伯来文的本意就是“敌对者”［11］（268）。魔鬼或撒旦实质上就是不自由的神话代名词或宗教代名词。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认为，“魔鬼是那个分离制造者……统一和分离的事物同时诞生（光明之神马兹达与黑暗之神阿利曼是同一神的两种矛盾形象，就像上帝与撒旦）”［11］（268）。从根本上看，人类追求的绝对坚韧性（上帝等）也不是真正圆满无缺的。最大的圆满或无缺的圆满是没有矛盾动力的虚无和空洞，是一个没有世界、没有生命力的死寂状态的绝对不完满。也就是说，假定人类能够成为上帝，人类也不是无所不能的存在者，因为魔鬼就是人类自身最大的脆弱性，人类永远不能消除自身的这种脆弱性。原因在于，人类完全消除自身的脆弱性（魔鬼）的唯一途径是彻底消灭人类自身。这就意味着人类的坚韧性和脆弱性同归于尽，更遑论保存绝对坚韧性。可见，坚韧性和脆弱性是人类天性的基本构成要素。
2.天性如何
如果说宇宙是科学意义的上帝，那么上帝则是宗教意义的宇宙。宇宙与上帝类似，都是不完满的有缺陷的存在。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说：“我们这个宇宙是‘不完美’的，但不完美却是其存在的条件：完美会使宇宙成为一架拉普拉斯式的绝对决定论的机器，在那里，任何事件、任何单个存在、任何创新、任何创造都可能不再存在。”［11］（269）其实，宇宙和上帝都是人类终极来源的思想产物，一个是科学的经验根源，一个是宗教的先验根源。黑格尔谈到自然、自由和上帝的辩证关系时说：“在自然界中看到精神的一种自由反映——这就是要认识上帝，不是在精神的静观中去认识，而是在上帝的这种直接特定存在中去认识。”［12］（618）宇宙与上帝的完满性假设是人类坚韧性的理想体现，宇宙与上帝的不完满是人类命运的脆弱性的现实反映。这就是人类天性的根本所在。人类天性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柏拉图《会饮篇》的一个神话故事继续追问人之天性，以窥其端倪。《会饮篇》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有关人之天性的重要话题是，“人的真正本性以及人的变化”［7］（227）。此论涉及宇宙、上帝与人性的根本问题。阿里斯托芬（《会饮篇》假托此名，这里并不是真正的阿里斯托芬）说，人原本有四条胳膊、四条腿以及球形身体。这样的人天性强大，试图造反并威胁诸神。宙斯有一个削弱人类的办法，“既能消除动乱而又不至于把人类全部毁灭”［7］（228）。宙斯言出必行，把人劈为两半。这就是世间的人之天性。由此可见，相对于神来说，人类天性的坚韧其实是脆弱的，因为神可以轻易地削弱人类或毁灭人类。需要进一步深究的问题是：为什么诸神仅仅削弱人类却不毁灭人类？这种比人类更强大的力量（宙斯等诸神）究竟是什么呢？
（1）为什么诸神不毁灭人类而只是削弱人类？神毁灭人类带来的最为直接的后果是，神必将丧失人类的献祭和崇拜。没有献祭和崇拜，神就不再是神。实际上，人类是神的重要元素，毁灭了人类，也就毁灭了神。神不毁灭人类，把人劈为两半，人只有原来一半强大（脆弱），侍奉神的人却多了一半。所以，神不愿也不能毁灭人类。可见，神需要献祭和崇拜，因此神也是脆弱的不完美的存在。没有人类的敬畏和供奉，神的需要将得不到满足而陷入贫乏。同理，人类亦然。用阿里斯托芬的话说，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天性都只是半个人，“我们有理由感到恐惧……因此我们重要的责任是告诫我们的朋友敬畏神明”［7］（230）。如果人不敬畏神明，可能会再次被劈为两半。宙斯警告说：“如果以后再发现他们捣乱，我就把他们再劈成两半，让他们用一条腿跳着走路。”［7］（228）宙斯的这种分离的力量，其实是人性脆弱性和坚韧性的矛盾的体现。人正是有了这种力量，才意识到自身的脆弱和缺陷，才有了追求完美的理想和动力。而且，人正是有了这种遥不可及、不可把握的神秘力量，才有了畏惧与限制。这种畏惧、限制本质上是人类对自身坚韧性的畏惧和自觉限制，而畏惧、限制正是伦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比人类更强大的这种力量（宙斯等诸神）究竟是什么呢？揭示出神的脆弱性也就等于剥去了造物主神秘的面纱。造物主这种巨大的力量本质上是人与非人所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比人强大，能够削弱甚至毁灭人类。然而，如果毁灭人类，这个完整的世界就不存在了。如果不毁灭人类，人类就会持续不断地改造世界，甚至威胁世界。强悍霸道的世界必须依靠人类，而人类却不是世界的绝对忠诚、绝对可靠的物种。人类不是这个世界的奴隶，绝不甘于被奴役，而是竭尽所能地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甚至具有奴役世界的冲动。人的天性如此，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办法。只有人类对此世界的敬畏、回馈等，才能有限地维系这个世界。这就是此世界的脆弱性，也是人类的坚韧性。可见，坚韧性和脆弱性的矛盾就是人类天性的本质。
如果说坚韧性和脆弱性是人类天性的基本构成要素，那么坚韧性和脆弱性的矛盾则是人类天性的本质。自然基础上的人类天性是人生历程的前提，人生历程则是人类天性的实现和展开。伦理密码就呈现在人为的实践历程中。
如前所述，“自然—天性—人为”构成伦理实践的壮阔历程。我们可以从人生实践的三大环节（命运抗争、生死追问和善恶博弈）中探寻伦理密码。
1.命运抗争
茫茫宇宙中，生命与人的出场意味着命运抗争的发端。作为生命的高级形态，人具有精神的生命，而“精神是从自然界发展出来的”［12］（617）。人类命运只能以自然为无机身体，建构人与自然相和谐的信息系统。这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命运抗争。
人具有坚韧性，并借此抗争残酷的命运。这是因为“人是体现共性、进行思维的动物，他有广阔的天地，能把每个事物都当作他的无机自然界，当作他的知识对象”［12］（542）。人与其他一切生命都在残杀、吞食其他一些生命，“生命极其痛苦地对抗着世界的残酷，并无比顽强地与自身的残酷做着斗争”［11］（270）。为了维系自身的生存发展，人类竭尽全力地抗击、抵制、消除所有危害，运用一切手段与自然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黑格尔说：“人的理性的狡计使他能用其他自然事物抵御自然力量。”［12］（7）尽管如此，人的坚韧性只是相对的，而其脆弱性却是绝对的。
绝对脆弱性必然导致命运抗争的悲剧。人注定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存在，因为“生命本身就包含着缺陷”［12］（539）。不过，缺陷的扬弃只是相对的、暂时的，而缺陷本身却是人类永恒的脆弱性。虽然人是自然之中的精神主体，但是人终归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个物种。马克思说：“人靠自然界生活。”［13］（52）在强大的自然力量和必然规律的控制之下，人类抵御自然的方式“并不能征服自然本身”［12］（7）。归根结底，缺陷来自并归结为人类的绝对脆弱性。人类的绝对脆弱性深陷双重的生死循环之中。人类赖以存在的生态系统是物种的生死循环，也是人类不可逃脱的外在循环——人类作为物种的生死循环。人类个体作为有生命的身体系统，也不可逃脱自身的内在循环——人类个体的生死循环。这种双重的生死循环就是宿命般的绝对脆弱性，它决定着人类的终极命运，也决定着人类个体的终极命运。作为有理性的动物，人类不能不对关乎个体命运和人类物种的生死问题发出震古烁今的千古追问。
2.生死追问
生死作为生命程序的本质信息，贯穿所有生命（包括人类）始终，也是人类命运的根本要素。无知之幕中的人类生死信息本身并无意义，因为它和其他生命的生死信息并无不同。不过，其他生命不会思考生死问题，更不会赋予生死以意义，只是任由生死信息封闭在无知之幕中。与其他生命不同，人类试图抗争命运、把握命运，赋予实践过程中的生死以价值意义。
在无知之幕敞开的历程中，人类奋力发出有关生死的深刻追问。文明灿然的轴心时代，释迦牟尼、耶稣基督、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先哲都对生死发出了理性拷问。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杀戮征战的血雨腥风，催生了中华文化拷问生死命运诸问题的百家争鸣。可以说，死（脆弱性）与生（坚韧性）是人类必须面对的共同命运，也因此被人类赋予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价值和意义。就此而言，生死是人类命运的根本要素。
生命源自无生命，因为生命的最原始状态是无生命。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弗洛伊德认为，生命内在地具有走向死亡的本能，死本能是生命固有的内在要素。一切生物毫无例外地走向死亡即转化为无机物，“一切生命的最终目标乃是死亡”［14］（42）。与死本能相对的是生本能，即自我保存的本能、自我肯定的本能以及主宰的本能。死本能是原始本能，由死本能派生出生本能。值得注意的是，生死本能的先后只是逻辑上的先后，时间上并无先后之别。当然，生死本能已经是人类（通过弗洛伊德等）自觉把握到的信息，已经获得了认知和实践的价值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生死矛盾是生命信息的必然与偶然（遗传与变异）的矛盾在人类命运中的尖锐冲突，是因果律与自由律的激烈较量。这是因为生死服从因果律，却又遵循自由律。在生死之人类共同命运中，脱离肉体的灵魂不朽或天国的永恒观念是生死的思想对抗，长生不死的追求则是生死的终极对决。现实世界的死亡选择（如安乐死）是对自然死亡的反抗或自由选择，未来数字世界的长生愿景则成为实践领域的另一种生死较量。相对而言，数字世界的生死对抗比超验世界的永生不朽更具科学现实性，比现实世界的安乐死更具理想超越性。这是生的坚韧性与死的脆弱性的高水平较量的未来图景。
生是人类的相对坚韧性，死是人类的绝对脆弱性。这是因为人确定要死，但人不能确定地知道自己何时死、如何死。本真的存在是“一种生存上的向死亡存在”［15］（269）。死亡不是生命的简单终结，也不是彼岸的上帝之城的再生，而是人的生命程序的内在本质规定，是人最本真的可能性，是生的否定。永生不死的绝对坚韧性并不存在，而个体必死与人类必死的绝对脆弱性是确定无疑的。可见，死作为脆弱性是绝对的，生作为坚韧性是相对的。就是说，脆弱性有绝对的脆弱性，也有相对脆弱性；
坚韧性只有相对坚韧性，没有绝对坚韧性。
在生死博弈之漫漫征途中，人类对生死的沉思在人类历史的各个层面展开，这就是生死实践的善恶博弈。
3.善恶博弈
伦理密码蕴含在人类直面死生、承担死生甚至规划死生的人生实践之中。生死实践蕴含、创造着基本价值：平等或不平等。设若没有生死，也就没有生命及其坚韧性与脆弱性，也不可能出现善恶（伦理）。甚至可以说，“一切生命为了对抗死亡，都通过纳入死亡来繁衍再生”［11］（271）。就此而言，“死之恶被用于生之善，然而终竟为死之恶”［11］（271）。死之恶体现的绝对平等和生之善所体现的不平等，是生死的原初伦理价值。
人人死而平等（绝对平等）是原恶。人人死而平等（恶）、绝对脆弱（死）构成绝对平等价值的存在根基。死亡是所有人的绝对脆弱性，人必有一死的绝对平等理念构成人类的底线价值。自然之中，人与人总体上是平等的。霍布斯说：“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16］（92）即使不采取任何行动，自然也规定着每个人终有一死，这甚至是所有人拥有的唯一的绝对平等。绝对平等（原恶）奠定在绝对脆弱性（死）的基础上。
人人生而不平等是原善。不平等（原善）奠定在相对坚韧性与相对脆弱性（生）的基础上。生的相对坚韧性与相对脆弱性带来财富、资源、地位等方面的差异。虽然这种差异并不能否定死亡的绝对平等（绝对脆弱性），但是却能够使生命质量、寿命长短等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不平等由此出现。一般而言，快乐、理性、健康、节制等指向生的坚韧，而痛苦、非理性、疾病、放任等则指向死的脆弱。当然，特殊条件下，情况也可能相反。一般而言，强者（如富有者、资源多者等）与弱者（如贫穷者、资源缺乏者等）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主要是寿命、健康、愉快、理性等方面的差异（也有例外）。无论何种情况，与绝对平等相比，这种原初的不平等属于生之善的范畴。就是说，不平等带来的是生之善。与此不同，绝对平等则是死之恶。
原恶与原善并无时间先后，而是人为或人生实践的双重价值。在必定死亡的残酷法则下，所有价值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虚无，平等的价值追求与绝对平等的坚定信念似乎也只是理性的美好虚幻。在死亡的绝对命令下，绝对脆弱性横行霸道，相对坚韧性不堪一击，一切价值都可能烟消云散。然而，在生活世界中，虽然人人都要死亡，但是应对死亡的形式、过程和结果大不相同。人类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生死对决的人为进程：人们视死如归地挑战死亡、追求长生不老，同时也是相对不平等（善）锲而不舍地扬弃绝对平等（恶）的求善祛恶的伦理进程。可见，相对不平等是对绝对平等的否定，是对死之恶的扬弃，同时也是生之善的肇始。在相对坚韧性（不平等的原善）扬弃绝对脆弱性（绝对平等的原恶）的历程中，求善弃恶的伦理之舟劈波斩浪，慷慨英勇地开辟人类历史的自由航程。伦理密码也随之水落石出。
人人生而不平等（元善）对人人死而平等（元恶）的挑战，既是相对坚韧性挑战绝对脆弱性的道德行动，亦是求善祛恶的伦理实践。在“自然—天性—人为”共同推进的伦理实践中，伦理密码以自然为基础，以天性为种子，在人为中显现自身、实现自身。
那么，伦理密码是什么呢？如果说脆弱性是伦理必要性的密码，坚韧性是伦理可能性的密码，那么脆弱性与坚韧性的矛盾则是伦理现实性的密码。由于现实性是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实现，所以伦理密码本质上就是脆弱性与坚韧性的矛盾。伦理密码在其历史进程中呈现或展开为三大层面：（1）个体之坚韧性扬弃脆弱性，构成个体求善祛恶的伦理——道德主体之伦理；
（2）共同体之坚韧性扬弃脆弱性，构成社会整体求善祛恶的伦理——伦理实体之伦理；
（3）人类之坚韧性扬弃脆弱性（相对于非人的其他物种、环境等所构成的狭义自然的脆弱性），构成人类求善祛恶的伦理生态——伦理生态（人类）之伦理。道德主体、伦理实体与伦理生态构成伦理体系的基本结构。
脆弱性与坚韧性的矛盾是人类自身的内在矛盾，也是伦理自身的内在根据。在伦理体系中，脆弱性具有相对脆弱性和绝对脆弱性两个层面，坚韧性只有相对坚韧性（而无绝对坚韧性）。虽然坚韧性是相对的，但是相对坚韧性依然追求绝对坚韧性的至善（全善或圆满的善），与此同时受到绝对脆弱性（如死亡等）和相对脆弱性的双重限制，也受到相对坚韧性自身的限制。这是理想与现实不断接近却始终存在差距的伦理密码，也是伦理的理想与行为、理论与实践、知与行之间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明乎此，一方面，应当理性把握、应对和解决伦理的理想与行为、理论与实践、知与行之间的差距，认可并尊重这种差距：既要避免混淆理想与行为、理论与实践、知与行（如道德相对论、道德同一论、道德乌托邦等），又要防止割裂理想与行为、理论与实践、知与行（如道德绝对论、极端道德后果论、极端道德动机论等）。另一方面，直面高新科技的发展与应用、疾病大流行等带来的诸多全球伦理问题，秉持脆弱性优先于坚韧性的基本原则。当个人自由与人类命运发生冲突时，避免死亡（脆弱性）优先于个人自由（坚韧性），或者说，在避免死亡的前提下，保障个人自由。要言之，探索伦理密码的基本意义是，立足“自然—天性—人为”相统一的坚实基础，准确把握坚韧性的限度（不危害脆弱性），正确处理坚韧性与脆弱性的矛盾关系，自觉自愿地敬畏自然，真诚关切每一个人的天性和人生实践，切实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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