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润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 100871）
北魏平城时代中期包括文成帝时期（452—465年）、献文帝时期（466—471年），以及孝文帝早期。献文帝退位为太上皇时期（471—476年）与孝文帝延兴（471—476年）、承明（476年）年间重合，且献文帝对孝文帝的影响可延续到太和四年（480年），故可将471—480年作为孝文帝早期的范围。在北魏平城时代中期这近30年中，平城墓葬文化的演变受到两条发展线索的影响。一条是墓葬文化自身的发展趋势，作为汉唐墓葬发展长链条上的一部分，正处于“北魏制”向“晋制”转变的过渡期中。另一条是新兴的佛教因素广泛渗入墓葬文化的诸方面，异彩纷呈。这两条线索的交织作用，赋予了这时期平城墓葬文化特有的内涵。
在北魏平城时代早期（道武帝至太武帝时期），经过道武帝、太武帝的先后努力，终于在太武帝时期确立了符合王朝统治需要的墓葬文化新制度，可谓之“北魏制”。其主要特征包括：出现了整齐划一的坐东朝西的墓群。土洞墓平面呈纵长梯形、纵长方形或刀形，墓道或是斜坡式，或是竖井式；
长斜坡墓道砖室墓的平面偏向宽体长方形。在单室砖墓的空间里，形成一套比较固定的壁画模式，其核心是出现在墓室后壁正中的墓主夫妇并坐宴饮图；
墓室一侧壁绘车马出行图或山林狩猎图，另一侧壁绘野宴庖厨图；
墓室前壁在甬道口两侧各绘武士或力士；
甬道壁画内容出现过伏羲、女娲、青龙、白虎或侍女等不同题材，易变化。葬具漆棺的前、后挡板，左、右侧板的绘画内容与墓葬壁画模式一致。出现以平沿罐、盘口罐、平沿壶为代表的新式陶器，平沿陶器的沿部宽展，完全水平，纹饰少而简。墓主人姓名、身份、葬年等信息的记录方式多样，既有砖、石墓志，也见于葬具等其他载体上。进入平城时代中期后，墓葬特征开始向着“晋制”逐渐转变。
在墓地布局和墓向方面，墓向由统一朝西向朝南转变。在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原本分为东、西两大片墓地，中间以较宽的空地作为间隔，墓葬皆为东西向，绝大部分西向，少量东向。南向墓葬进来后，填补了两片墓地间的空地。部分南向墓葬还侵占了两侧墓地中的间隙。M141、M162、M38、M39、M42、M43、M65、M66、M6、M8、M45、M46、M48侵入西侧墓地，M42的墓室还打破了朝西的M41的墓道。M246、M233、M207、M206、M199、M183则侵入东侧墓地（图1）。[1]（图二）文成帝太安三年（457年）尉迟定州墓、[2]文成帝和平二年（461年）梁拔胡墓[3]年代相近，但墓向却截然不同，前者坐东朝西，后者坐北朝南。这表明在平城时代中期的头十年间，墓葬文化已发生新、旧特征的明显交替。
图1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的布局
墓葬形制方面，土洞墓原有的形制继续延续，同时一部分墓室较以前变得宽大起来，出现较多平面呈宽梯形、横长方形或近方形的长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七里村北魏墓群M36的墓室平面为宽梯形，长2.6m、宽 2.23-2.97m（图 2a）。[4]迎宾大道北魏墓群M70天安元年（466年）叱干渴侯墓（图2b）、[5]智家堡北魏石椁壁画墓（图2c），[6]墓室平面均呈横长方形。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28的墓室平面近方形，长2.5m、宽2.45m（图2d）。[1](P351-355)长斜坡墓道单室砖墓也呈现出相同的演变趋势，墓室的长、宽比值较以往缩小，平面趋近方形，如尉迟定州墓（图3a）、梁拔胡墓、太和元年（477年）宋绍祖墓、[7](P71-76)太和元年（477年）贾宝墓[8]等。其中宋绍祖墓的墓室南北最长4.13m、东西最宽4.24m，已基本上是弧边正方形（图3b）。另外，还出现了长斜坡墓道的一主室带一耳室砖墓和前、后双室砖墓。前者如雁北师院北魏墓群M52，主室东侧开一耳室，二室平面均呈弧边方形（图3c）。[7](P27-30)后者如大同县湖东北魏一号墓，前、后室平面均呈弧边方形（图3d）。[9]
图2 平城时代中期长斜坡墓道土洞墓形制举例
图3 平城时代中期长斜坡墓道砖室墓形制举例
墓葬壁画方面，“北魏制”模式趋向简化与衰退。梁拔胡墓墓室四壁、甬道侧壁的壁画仍保持着“北魏制”的内容与布局，但人物、动物、树木、山川河流、屋舍、车辆等都画得比原来大，画面变得疏朗，密度变小，细节构成简化了很多。到智家堡石椁壁画墓时，已没有墓室壁画，而是在石椁内绘壁画。北壁中央绘男、女墓主人并坐于榻上，东壁正中绘男侍四人，西壁正中绘女侍四人，南壁正中绘对面站立的两侍女，两侧各有鞍马、牛车。此壁画仅保留了“北魏制”壁画模式后壁以墓主人为中心的内容。太安四年（458年）解兴墓石堂内壁壁画也是如此。[10](P233-249)再到宋绍祖墓时，石椁上壁画的模式已经解体，其内部北壁正中绘两位男性奏乐人物，西壁南板、北板各绘三位和两位男性舞蹈人物，东壁壁画漫漶不清，所有画面的内容都只是表达了简单的乐舞场景，没有墓主人形象出现。[7](P128-130)整个平城时代中期，墓葬壁画始终处于消退的过程中。
与壁画衰退相对应的是陶俑及相关明器组合的日趋完善和流行。大同县湖东北魏墓M11里，有出行仪仗组合，包括男侍俑、女侍俑、牛，但缺牛车；
还有家居庖厨组合，包括劳作俑（烧火俑）、模型明器（灶、磨、碓）、禽畜动物（猪、狗、羊）。[11]田村北魏墓里，出现镇墓组合，有镇墓武士俑，缺镇墓兽；
出行仪仗组合包括站立侍俑、牛车、骆驼；
家居庖厨组合，包括劳作俑（跽坐俑）、模型明器（井、磨、碓、灶、箕）、禽畜动物（狗）。[12]宋绍祖墓里，有镇墓组合，包括镇墓武士、镇墓兽；
侍从仪仗组合，以牛车、鞍马为中心，还包括甲骑具装俑、鸡冠帽骑马鼓吹乐俑、仪仗俑、步兵俑、男侍俑、女侍俑、胡人伎乐俑、驼、驴；
家居庖厨组合，包括模型明器（碓、井、灶、磨）、禽畜动物（猪、狗、羊）。[7](P130-160)至此，平城俑群组合已经完全恢复了西晋墓葬那样的组合形式，而且俑的种类比西晋丰富很多，数量也大大增加。
出土陶器方面，常见器型有平沿壶、平沿罐、盘口罐、直领罐等。相比“北魏制”，平沿壶、平沿罐口沿的变化最为突出，由完全水平变得向外倾斜，具有时代指示性。通过比较平沿陶器口沿是否水平，并结合墓向是朝西还是朝南，可以辨识具有早、晚混合特征的无纪年墓葬应属于平城时代中期。例如在大同南郊北魏墓群中，M38墓向为坐北朝南，且出有宽口沿向外倾斜的平沿壶，都属于较晚的特征；
还出有宽口沿完全水平的平沿壶、平沿罐，则是较早的特征。[1](P36-39)M110墓向坐东朝西是较早的特征，所出釉陶壶、釉陶罐的宽平沿都向外倾斜则是较晚的特征；
[1](P74-76)M246墓向坐北朝南是较晚的特征，所出平沿壶、平沿罐的宽口沿却完全水平又是较早的特征。[1](P125-126)田村北魏墓墓向为坐东朝西，陶器既有宽口沿完全水平的平沿壶，又有宽口沿向外倾斜的平沿罐，也是早、晚特征的混合。
墓主信息记录方面，文成帝时期仍保留着“北魏制”那种多样化的记录。太安三年（457年）尉迟定州墓的墓主题记刻在石椁的封门上，并使用了买地券的常用套语。和平二年（461年）梁拔胡墓在甬道东壁壁画的旁边书写朱书题记，内容是标准的墓志铭格式，但没有书写在墓志上。此后，墓主信息就向砖、石专用墓志集中，有长方形砖志、长方形高框边石志、近方形石志、碑形石志几种形制，不再出现在其他载体上。天安元年（466年）叱干渴侯墓志（图4a）、太和元年（477年）宋绍祖墓志（图4b）都是长方形砖志，太和元年（477年）贾宝墓志是带底座的碑形石墓志（图4c）。[8]
图4 平城时代中期墓志举例
墓葬转为南向，长斜坡墓道土洞墓或砖室墓成为主流墓葬形制，墓室多为单室，多不过双室，墓室平面近方形。墓葬壁画衰落，俑群组合兴起，恢复到西晋式的组合。墓主信息专归到砖、石墓志上。这些特征都与西晋洛阳地区墓葬的特征一致。很明显，平城时代中期，平城墓葬正由“北魏制”向“晋制”转变。北魏转向“晋制”，是试图从正面跟南朝的刘宋争夺正统地位，以标榜自己是西晋的真正继承者。
与此同时，在经历太武灭佛后，文成、献文二帝都致力于恢复和振兴佛教。依据《魏书·释老志》的相关记载，我们了解到文成帝与佛教达成了妥协，僧人首领师贤、昙曜“尊皇帝为如来”，照着文成帝的样子建造石佛像，还铸造5尊释迦铜立像和在武州塞开凿5座大像石窟以对应道武帝以来的5位皇帝。文成帝则答应了昙曜设置“僧祇户”“僧祇粟”“佛图户”的请求，由国家出资把佛教尊养起来。献文帝则亲力亲为，修习佛法，试图亲身实践皇帝就是当世如来，在发展佛教上多有创举。[13](卷114《释老志》,P3036-3038)在皇帝和僧人的积极合力之下，佛教在平城大为兴盛，浸染到整个社会生活之中，墓葬也不例外。
太武帝时期，佛教因素只见于墓葬壁画、漆木棺。到了平城时代中期，佛教因素全面渗透到墓葬的各要素中，墓葬壁画、各类葬具（漆木棺、石椁、木椁、石棺床、木棺床）及其附件，还有陶器、陶俑、石灯、铜饰件、漆盘等诸多类型的器物上都能见到。佛教因素的具体表现是忍冬纹、莲花纹和佛教人物三类。忍冬纹最突出，应用最为广泛，有独立忍冬纹、连续波状忍冬纹、连续桃形忍冬纹等多种形态。莲花纹有忍冬叶莲花、团莲花、覆莲纹、仰莲纹等。佛教人物有化生童子、莲花佛像，以及成组的佛像、菩萨、飞天与供养人等。
（一）墓葬壁画
此前太武帝时期的墓葬壁画中已出现佛教因素。大同云波里路北魏壁画墓中，后壁（东壁）、两侧壁（南、北壁）主画面的上、下均绘连续波状忍冬纹带，后壁所绘男墓主人的外披大氅上有网状结构的连续桃形忍冬纹，前壁（西壁）南侧部分的北端边缘绘纵向单枝并列忍冬纹带，甬道南壁的东侧边缘绘连续环状忍冬纹带。而且前壁（西壁）南侧部分的中部绘一披帛力士，赤足裸腿，两足之间有一朵盛开的忍冬叶莲花。[14]这时佛教因素的表达已经富于变化。进入平城时代中期，墓葬壁画布局趋向疏朗，忍冬纹获得更大的表现空间，不再只作为边饰，而可参与到主画面之中。梁拔胡墓甬道东、西壁壁画的怪兽身旁（图5a），以及墓室南壁东、西两侧壁画的武士周边（图5b），都绘有大枝的独立忍冬花相伴。
图5 北魏梁拔胡墓壁画的忍冬纹
（二）葬具
在漆木棺、石椁、木椁、石棺床、木棺床等葬具上出现佛教因素。
太武帝时期墓葬中表现佛教因素的另一种载体是漆木棺。大同沙岭太延元年（435年）北魏壁画墓所出彩绘漆棺的侧板上，边饰是纵向连续桃形忍冬纹带。[15]进入平城时代中期，漆木棺上的忍冬纹也如墓葬壁画一样扩展了表现空间，不再只是边饰。大同湖东北魏一号墓漆木棺的左侧板全部、后挡板边缘、棺盖前沿圭面都绘有相切联珠圈纹，圈内或圈纹之间绘有化生童子和忍冬纹；
棺床露白处绘连续波状忍冬纹带。另外，有些木棺配有铺首衔环式的棺环，在兽面头顶之上、两角之间挺立一枝一主叶、四侧叶的五瓣式忍冬花，例见仝家湾M7（图6a）、[3]湖东北魏一号墓（图6b）、大同南郊墓群M116（图6c）、[1](P243-249)大同贾宝墓（图6d）等所出的棺环。
图6 平城时代中期的铺首衔环
智家堡石椁壁画墓的石椁内壁绘有莲花；
东壁男侍4人、西壁女侍4人手中皆各持一莲蕾作供养状，外侧人的身旁也绘有莲蕾；
南壁内面正中绘相对站立的2侍女，2人头顶上方是一枝巨大的独立忍冬花，身后各点缀两朵忍冬花（图7a）。石椁封门两侧石板的外表面，石椁顶部的三角形梁、脊梁，都绘有连续波状忍冬纹。椁顶南、北坡内面各绘东西并列的三簇忍冬叶莲花（图7b）。大同富乔发电厂献文帝皇兴三年（469年）邢合姜墓石椁的四壁及顶部满绘佛教形象，包括佛像、菩萨、夜叉、婆薮仙、飞天、神兽、胡僧、供养人、香炉和莲花等，[16][17](P156、160、161)将墓葬营造成了石窟的意境。太和元年（477年）宋绍祖墓石椁的内壁绘有多个舞蹈人物，其中有几人头戴侧面呈三瓣的莲花冠，长柄立灯的炳中部也有莲花形装饰（图8）；
椁板外壁有成组的高浮雕铺首衔环，有的在兽面额顶的正中饰一束独立忍冬花；
前廊额枋、人字形斗栱、檐枋、一斗三升斗栱上绘有忍冬纹，门楣处雕刻5枚莲花门簪；
石椁前廊排列4件柱础，顶部都环绕一周浮雕覆莲（图9）；
石椁的底座是一具石棺床，三面立板上浮雕连续波状忍冬纹和水波纹，东南侧面立板的北足雕刻竖向忍冬花，前立面的中足雕刻一兽面，其额顶正中饰一束忍冬花。[7](P78-130)
图7 大同智家堡北魏石椁壁画墓石椁壁画
图8 北魏宋绍祖墓石椁内壁壁画
图9 北魏宋绍祖墓石椁前廊柱础
木椁是石椁的替代品。大同贾宝墓墓室中部出土一座房形木椁，前廊后室，前廊横梁绘有两条连续波状忍冬纹带；
廊下两角各有一个石柱础，其顶面外围和立面中部各环雕一周覆莲纹，立面下部雕刻连续波状忍冬纹。
石、木棺床是石椁或木椁的简化形式。田村北魏墓石棺床的前立面由两块浮雕石板组成，最上层横向雕连续波状忍冬纹，下雕水波纹，两侧足各雕一竖向忍冬花，中间足雕兽面（图10）。棺床立面四角各嵌一枚铁环，用以插支撑幔帐的木杆，木帐杆上彩绘纵向连续桃形忍冬纹。大同七里村M37墓室中部设一方形木棺床，棺床东南角放一石帐座，顶面雕刻莲花，下半部方座的四角上各雕刻一束忍冬花。[4]
图10 大同田村北魏墓石棺床
（三）陶器
在平沿陶壶、平沿陶罐、盘口陶罐、直领陶罐等常见陶器上，除弦纹、竖向暗纹、网状暗纹之外，主要纹饰是模印连续波状忍冬纹带、复线水波纹带。忍冬纹带饰于这些陶器的颈部、肩部或腹部，夹在上、下弦纹之间。连续波状忍冬纹带有单周、两周、三周、三周以上多种表现形式，多数情况单独使用，也会与复线水波纹带搭配使用。单周连续波状忍冬纹带，例如大同南郊117：9平沿罐（图11a）、[1](P388-389)雁北师院M2：62盘口罐（图11b）。[7](P61-63)两周连续波状忍冬纹带，例如大同南郊 M175：4平沿壶（图 11c）、[1](P357-360)云波路M10：20盘口罐（图11d）、[18]大同南郊M23：2盘口罐（图11e）。[1](P158-159)三周连续波状忍冬纹带，例如大同南郊M134：10平沿壶（图11f）、[1](P259-262)梁拔胡墓M9：1平沿罐（图11g）、沙岭新村M19：2盘口罐（图11h）、[19]雁北师院M3：5盘口罐（图11i）、[7](P26-27)雁北师院M7：3直口罐（图11j）。[7](P5-7)三周以上连续波状忍冬纹带，例如迎宾大道M75：4平沿壶（图11k）。[5]连续波状忍冬纹带与复线水波纹带搭配，例如韩法容墓11DHAM13：3平沿壶（图 11l）、[20]大同南郊 M14：2平沿罐（图11m）、[1](P138-140)雁北师院 M52：10盘口罐（图11n）、[7](P31-33)七里村M14：1直口罐（图11o）。[4]
图11 平城时代中期陶器的忍冬纹
另外，还有少量的陶器装饰莲花纹，采取了两种方式。一种是在陶器的颈、肩交接处贴塑莲花，产生浮雕的效果。梁拔胡墓黄褐釉平沿陶壶M9：3（图12a）、七里村M36：3黄釉盘口陶罐（图12b）、七里村M1：10红陶直口罐，[4]颈、肩交接处都贴塑一周覆莲纹。贾宝墓M13：5灰陶直口罐，通体施朱红色，颈肩交接处贴塑七朵团莲花（图12c）。另一种是在无釉陶壶器表上彩绘莲花纹。雁北师院M2：74平沿陶壶的上腹部绘双层覆莲纹，腹中部绘倒三角纹，下腹部绘忍冬花，覆盖在原有的模印纹饰上（图12d）。[7](P62-63)
图12 平城时代中期陶器的莲花纹
（四）其他遗物
平城中期墓葬出土陶马的障泥上绘有忍冬纹。宋绍祖墓中，陶马M5：143的障泥中部绘橘红色连续桃形忍冬纹（图13a），陶障泥M5：14边框内绘红色连续波状忍冬纹（图13b），陶障泥M5：16中部的每个菱形格内各绘一朵橘黄色忍冬花（图13c）。[7](P150-152)
图13 宋绍祖墓陶马障泥上的忍冬纹
豆形石灯上也雕有莲花、忍冬纹等。韩法容墓11DHAM13：2石灯的底座上部周边刻覆莲纹。贾宝墓M13：2灯盘外壁雕刻双层仰莲纹（图14a）；
八棱形灯柱的上部八面分别刻纵向二方连续的桃形忍冬纹（图14b），中部为高浮雕束莲瓣，下部八面分刻乐舞人物。
图14 北魏贾宝墓石灯的纹饰
另外，湖东北魏一号墓出土一件莲花佛像铜饰件87SDHM 1：3，中部为一尊佛像，周边饰10组双瓣莲叶。七里村M14出土一件圆形残漆盘，盘中心装饰联珠纹、间断忍冬花、小鸟纹等。[4]
除了上述墓葬内部的佛教因素，到平城时代中期的末尾，孝文帝创新性地将佛寺引入帝后陵墓的地上建筑群，成为又一种墓葬表现佛教因素的新形式。在献文帝死后的数年间，孝文帝连续启动建造建明、思远、报德三寺。建明寺为献文帝所建，思远寺、报德寺则是为冯太后所建。从思远寺配套永固陵的情况看，建明寺应当也是献文帝的陵寺，而且是第一个佛寺入墓的例子。但从考古资料看，目前还只了解永固陵的思远佛寺遗址。该寺出土遗物包括北魏时期的莲瓣纹瓦当、莲瓣联珠纹瓦当、莲瓣空心联珠纹瓦当、莲瓣化生童子瓦当、莲瓣绳纹化生童子瓦当，以及彩色佛教塑像等。[21]
平城时代中期，平城墓葬中很有特点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出现了石葬具，以石椁最为突出。从太安三年（457年）尉迟定州墓、太安四年（458年）解兴墓、和平元年（460年）毛德祖妻张智朗墓，[22][23](P507-512)到皇兴三年（469年）邢合姜墓、太和元年（477年）宋绍祖墓，连续不断的纪年墓石椁贯穿了整个平城时代中期。
制作石椁，需要开采石料，又非偶然之举，就得有比较稳定的石料来源。这些石料还会用于制作石柱础、石灯等。从时间点看，石椁最晚出现于太安三年（457年）。而在此前后，平城恰好进入造像、开窟的新时期。兴安元年（452年），文成帝“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兴安二年（453年），昙曜向文成帝提出在“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是北魏朝廷出资建造大型石佛像。不仅如此，还开展了铸造铜佛像的工程。兴光元年（454年）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至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13](卷114《释老志》,P3036-3037)西域胡僧带来了佛像新样本，平城照之修造，也不外乎石雕、铜铸。但无论是哪种方式，原料消耗都极大。武州塞大型石窟的开凿，一方面可依崖造像，另一方面产出了大量的石料，既可用于修造独体的石佛像，也为制作石椁等石质随葬品创造了有利条件。
石窟开凿产出的石料可以有多种用途，不是必须用作随葬品，却被人们想到用来制作葬具石椁，则与“晋制”的影响有关。“晋制”墓葬以薄葬为理念，破除了东汉时期将人的发展置于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价值体系下的厚葬观念，转而重视人的肉体本身及其现世价值，看淡了对死后升仙的追求。因此，“晋制”墓葬的形制规格骤降，不再使用东汉贵族高官常用的前、后三主室配多耳室，而是以单主室为主，顶多前、后双主室，耳室日趋消失；
墓葬壁画基本消失；
陶俑群和模型明器组合形式简练，数量也少；
金银珠宝等贵重随葬品少见。但是有一点现象为以往研究所忽视，就是没有关注葬具。这是因为西晋墓葬的葬具为漆木棺，基本没能保存下来。可是从《晋书》的记载看，西晋朝廷对葬具十分重视，每每对死去的贵族高官赐以“东园秘器”，次数相当频繁。王祥、羊祜、裴秀、王沈、贾充、山涛、郑袤、安平王司马孚、汝南王司马亮等均享受了这种高规格待遇。所以，在薄葬环境下的西晋墓葬中，葬具可能制作得相当精良，以突出对墓主本身的尊重。这与薄葬的本质目的是一致的。秘器制度随着道武帝灭后燕传入北魏，《魏书》记载明元帝分别赐给建平王王洛儿[13]（卷34《王洛儿传》,P799-800）、安城王叔孙俊[13]（卷29《叔孙俊传》，P706）、阳平王元熙[13]（卷16《阳平王熙传》，P391）温明秘器。沙岭壁画墓中的精美漆木棺，应该就是秘器。进入文成帝时期后，精美的漆木棺开始被石椁所替代。石椁实际上是秘器的新形制。石椁通常做成房屋的形状，有的还设有前廊，占据了墓室的大部分空间，显示了对墓主藏身之所的重视。石椁空间大、方便规划，正是其与漆木棺相比的优势。因而，在墓室壁画衰退的过程中，用石椁替代漆木棺，有利于壁画转移到比较理想的空间。让壁画脱离墓室四壁，是薄葬之举。将壁画移到石椁四壁，则是重视墓主。石椁内的壁画简化了内容和布局，但墓主人的形象却得到更多的强调。总之，利用石椁进行壁画的空间转移，巧妙地呼应了“晋制”的多重需求。
石椁的出现，既利用了开凿佛教石窟产出的石料，又满足了墓葬文化制度变化的需要，有机地将平城时代中期墓葬发展的两条线索汇聚到一起。这种联系便成为石窟装饰风格影响墓葬的渠道之一，以致于有人想将墓葬营造成纯粹的石窟。献文帝时期，出现了完整宣扬佛教主题的邢合姜墓石椁。这座石椁以佛教形象替代墓葬壁画构成，正壁的墓主夫妇换成二佛并坐，男女侍者换成佛教供养人，左右侧壁的车马出行等内容换成坐佛和供养人行列，以礼佛的方式祭祀亡灵，寄托了往生净土的佛教愿望。[17](P156)
从墓葬文化特征看，文成帝时期平城墓葬开始由“北魏制”向“晋制”逐渐转变。按照“晋制”的薄葬精神，平城墓葬本将一路从简。然而，由于佛教因素的兴起和广泛介入，使墓葬文化面貌显得丰富多样，抵消了墓室壁画消退后显露出的简朴、空寂的感觉。平城时代中期墓葬在这两条线索的交织作用下，反而成为墓葬文化的繁荣期。
进入平城时代晚期，也就是孝文帝中、晚期时，孝文帝减少了对平城佛教过度的物质供给，上至皇家、下到民间都严禁建寺，转而引导高僧们讲经说法，研修义理，追求精神上的满足感。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还制定了管理僧人的专门法规，“诏立《僧制》四十七条”，[13](卷114《释老志》,P3039)实现了对佛教的依法治理。这一系列举措，有效削弱和限制了佛教对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影响力。随着佛教因素对墓葬的影响趋微，“晋制”路线才得以在平城墓葬中全面贯彻。
猜你喜欢 平城墓葬壁画 敦煌壁画中的消暑妙招读者·原创版(2022年8期)2022-11-09敦煌壁画中的消暑妙招读者·原创版(2022年8期)2022-08-17北魏明堂建设与孝文帝礼制改革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3期)2022-04-07北朝至隋代墓葬文化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2期)2022-03-16平城， 辉煌从那一年开始小品文选刊·印象大同(2021年3期)2021-07-13河南渑池发现42座春秋戎人墓葬 形制与陆浑戎王墓基本一致文物鉴定与鉴赏(2021年6期)2021-05-19撒哈拉沙漠壁画之秘华人时刊(2019年19期)2020-01-06北魏孝文帝迁都环境因素考论中州学刊(2018年10期)2018-01-12河南洛阳发现曹魏时期大型墓葬学苑创造·C版(2017年2期)2017-01-19“飞蛾”修复壁画忙科学启蒙(2016年10期)2016-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