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晶
（江苏省监狱工作协会，江苏 南京 210036）
曼德拉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最有名的囚犯，他对于27年、累积10052天的铁窗生涯的记述——《曼德拉狱中来信》，是当今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对于监狱矫正官这个职业和从业者来说，更为重要、更需谨记的是曼德拉对于监狱治理理念的贡献。2015年12月17日第7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1955年的《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修订案。这个修订案又称为“纳尔逊·曼德拉规则”。①原《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于1955年在第1届联合国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1957年7月31日第663C（XXIV）号决议和1977年5月13日第2076（ⅨⅡ）号决议予以核准。新修订的《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于2015年在第13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大会和联合国预防犯罪与刑事司法委员会第24届会议通过，并在2015年12月17日第70届联合国大会第80次全体会议通过。联合国从2010年开始启动这个规则的修订，历时5年完成。新修订的《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充分体现了50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国际刑事司法及人权保护理念的更新和进步，反映出监狱管理和罪犯人权保障的发展趋势。
我们知道，1955年通过的《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是国际上关于监狱规范管理和囚犯权利保障领域里最重要的国际文件，近50年来一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和司法改革的重要参考依据和标准指南。“这个规则对于我国推进刑事司法改革、修改完善《监狱法》、强化监狱严格公正文明规范执法等，具有重要价值。”②周勇“新修订的《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修订对照版）》”的说明。载于2018年《司法警官学界》第3期。《曼德拉规则》较之于的《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最重要的修订是对于囚犯权利的大幅度扩充，进而使得这个以保障囚犯权利为旨趣、指导世界各国（地区）的国际文件，有了新的符合社会发展的新规则、新要求、新高度。③以曼德拉来命名，是对曼德拉在监狱矫正领域贡献的最好纪念。归纳起来，《曼德拉规则》的修订具有四个特点。一是在篇幅上有了显著增加，新修订的《规则》共122条，比原《规则》增加了27条，字数由约11000字增加到约16000字。二是对基本原则、医疗和保健服务、纪律行动和惩处、获得法律代理的权利、申诉和独立检查、监狱工作人员培训等内容作了较大修改和充实丰富，如在“基本原则”部分增加了人格尊严、不歧视、个性化矫正、消除监禁弊端、照顾病残犯等原则。三是对文中过时用语进行了替换和修改。四是将新修订的《规则》称为“《纳尔逊·曼德拉规则》”，以纪念南非前总统纳尔逊·罗利拉拉·曼德拉的精神遗产，铭记其一生为努力创建一个无种族歧视、无性别歧视的民主南非而身陷囹圄27年，为全球人权、平等、民主和倡导和平文化做出的独特贡献。而曼德拉的伟大在于对于正义理想的坚持，对于暴政管控的针锋相对的抗拒，对于人生陷入低谷时的不屈与希望，对于弱者的人文关怀……，而这些就构成了伟大的“曼德拉精神”。这个精神是人类的共同价值维系和持续发展，是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追求。
曼德拉是因为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而获罪的。曼德拉在服刑期间，依然坚持正义的立场，继续在反对种族隔离，争取民族平等（白人和黑人，白人与有色人种）事业上争取自由平等问题上与白人政府反抗、武装斗争、谈判，直至彻底胜利。这些光辉的思想，反应在曼德拉27年的牢狱生活里就是曼德拉多次写信给家人、朋友；
监狱、警方、司法部；
以及相关的国际组织，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妥协过。
曼德拉在1967年10月23日写给司法部清算人的信件中写道“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各个领域破除白人至上思想建立一个民主政府，让所有南非人不管地位、肤色或政治信仰为何，都能和谐地共同生活……我的思想、政治信仰和政治活动都受到一个抱负的左右，那就是打破白人至上的神话，夺回我们的国家”。［1］在1969年4月写给司法部长的信件中，曼德拉强调：“反抗种族主义政策和不公平法律的渴望激励着我们，这些政策与法律违反了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原则，而那正是民主政府的基础。”［1］72
1962年，曼德拉被判定两项罪名“成立”之后，他在被告席上发表了长篇演讲，他说道：“不管你们如何宣判，请放心，到服刑期满的那一天，我仍将保持着对种族歧视的憎恶，也将继续和不公正现象做斗争，直到永远消除它们。”［1］4曼德拉坚信“身体上的镣铐往往是思想的翅膀”这句话，也相信“只有伟大的目标才能激发巨大的能量”［1］153。这封信里，曼德拉还热忱的鼓励重病中的温妮“你的每块骨头、每块肌肉和每一滴血，你的整个人都如同花岗岩一般坚实，任何困难（包括病痛）都无法熄灭你心中燃烧的火。站起来！去尽你的本分！我的爱和忠诚是你的盔甲，自由南非的理想是你的旗帜。”［1］154
作为囚犯尤其是作为政治犯，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坚守自己的信念，更需要意志的坚守。曼德拉在《漫漫自由路》里写到：“对每一位囚犯的挑战，特别是对政治犯的挑战，是如何完好地在监狱里生存下来，如何完整地从监狱里走出来，并如何保持甚至加强自己的信仰。为了应对这个挑战，我要完成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做一些为了生存而必须做的事情。为此，你必须知道敌人的目的，然后再采取策略去破坏敌人的图谋。监狱就是要摧毁你的精神和决心，为此目的，监狱当局企图利用你的每一个弱点推毁你的所有念头、消灭你的全部个性。他们就是想扑灭我们每个人保持人性和本来面目的火花。”［2］甚至，包括曼德拉在监狱的隔离关押3天（禁闭）时间里的一日三餐只有米汤的情况下，曼德拉依然十分顽强：“我发现，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十分顽强，就是在身体经受考验的时候，他也能承受不能承受的极限。坚定的信仰是经受住挨的秘诀，即使是腹中无食，精神也仍然是饱满的。”［2］354
曼德拉把自己的不自由升华到黑人的不自由，并进而投身到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之中。“后来我慢慢地发现，不仅我没有自由，而且我的兄弟姐妹也没有自由。我发现，不仅我的自由被剥夺，而且像我一样的每个人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对自己自由的渴望转变成了对人民自由的更大的渴望。［1］525
在曼德拉关押期间，时任南非总统的博塔试图让曼德拉以放弃暴力来换取自由，换取黑人进入议会的名额。曼德拉敏锐的识破了博塔的分化瓦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企图，断然拒绝了博塔的“好意”。1985年初南非当局“在过去10年中，这是政府第六次提出有条件释放我的建议。”这种“有条件释放”在曼德拉看来，是南非当局默认：曼德拉受监禁的理由是曼德拉本身的错误和责任。因此，被曼德拉当然的拒绝。
曼德拉的理想是建立完全自由、公正的国家。因而，他斗争的敌人不仅是南非当局，甚至也包括自己的亲人。1980年，曼德拉的侄子K.D.马叹兹玛作为布兰斯凯的首相罢黜了泰姆布的最高首领巴塔·达林迪叶波的国王地位。曼德拉没有因为私情支持侄子，而是反对侄子“非法地、厚颜无耻地篡夺国王权力的行为”。他的侄子试图通过“家庭事务”的由头来探视曼德拉，以让外界传达曼德拉支持他的行为，被曼德拉识破并断然拒绝了侄子的探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无私胸襟。
这正如曼德拉在就任南非总统时的演讲那样：“我们终于获得了政治解放。我们决心把我们所有的人民都从贫穷、被剥夺、痛苦、性别歧视及其他歧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决不能让这个美丽的国家再次发生一伙人压迫另一伙人的悲剧，决不能！决不能！……太阳将永远照耀在这个辉煌的人类成就之上。自由主宰一切，上帝保佑非洲！［2］522
曼德拉最后被判处的刑罚是终身监禁。这是一个“以死为生”、“向死而生”的“目标”，①终身监禁这个刑罚，在当时的南非，一般服刑15年左右，即可以释放。在种族隔离的背景下，把根本就没有走出监狱成为自由人的希望。这种处境，特别考验一个人的极限意志。而在曼德拉的信件里，只要涉及到讨论人生的问题，他都会以“希望”“胜利”作为精神武器，以“活着就是生活”的理念，不断激励自己，淬练自己钢铁般的意志。在1969年4月2日曼德拉写给妻子温妮的信中，他引用美国心理学家皮尔的观点：“身体上的伤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待伤残的态度。如果一个人说：我将征服病痛，快乐生活，那么他已经迈上了通往胜利的道路。在你的天赋之中，最吸引我的是你的勇气和决心。这些特质使你在人群中昂头挺胸，并将最终为你带来很高的成就。一定要始终牢记这一点。”曼德拉还鼓励温妮：“记住，即便失去了其他的一切，希望仍是最有利的武器。”［1］68那时的温妮重病住院。曼德拉鼓励温妮要蔑视病痛，振奋精神，克服身体病痛。因为，还有更为重要的民族自由事业在等待着他们。
1969年6月23日致温妮的信中，曼德拉再次强调了“希望”并写下一大段的关于理想、关于苦难、关于斗争、关于梦想的文字。整个信件慷慨陈词、语重心长、感人至深。“目前，你更应该牢记，希望是一种强大的武器，是地球上任何强权都无法从你身上夺走的……。赢得新世界的绝不会是袖手旁观者，而是那些置身舞台中央，任暴风雨撕扯衣衫，不惜在斗争中遍体鳞伤的人。光荣属于在黑暗与阴郁中都不曾放弃真理的人，属于不懈奋斗的人，他们绝不会因为诽谤、屈辱甚至失败而失去勇气。有史以来，人类就尊崇勇敢与真诚的人——就像你这样的人。”［1］851970年3月6日，在曼德拉写给亲戚泰利·曼德拉的信中，曼德拉写到：“现在，你看到了世界更光明的一面，这令我喜不自胜。那才是正确的情绪。有句话说得很对：当你开怀大笑时，整个世界都与你同展颜，而当你哭泣时，只能形单影只。牢记这句话！”［1］139
1970年8月1日的信中，曼德拉一方面安慰温妮重病会尽快康复，同时鼓励温妮：“我坚信，个人的不幸绝不会压垮坚定的革命者，伴随着悲剧的苦难遭遇也决不能令他室息。希望之于自由战士，正如救生圈之于游泳者——它能保证人们不致沉没，远离危险。亲爱的，我知道，如果将你胸中饱含的希望与勇气比作财富（这一想法是从你那里得到的）你无疑是一位百万富翁。永远记住这一点！”［1］160
曼德拉说自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的乐观，让他战胜了黑暗和悲观。“我基本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说不清这种乐观主义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起来的。这种乐观部分地来自迎着太阳勇往直前的勇气。有许多黑暗的时刻，人道主义信仰一时经受了痛苦的考验，但是，我将不会也不可能会向悲观低头。向悲观低头就意味着失败和死亡。”［2］324曼德拉有一个很强大的内心，是因为他觉得“英雄就是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仍然不屈服的男子汉”。［2］378这正如曼德拉在狱内致信“联合民主阵线大会”的公开信一样，曼德拉的对于未来的信心是坚定的，尽管那时的曼德拉还无法预计自己将在何时获得自由：“当我和你们，我的人还没有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不能也不会提供任何承诺。你们的自由和我的自由是分不开的。我会回来的。”［2］427
一个人有人性，总是最宝贵的。无论囚犯而言，还是对为矫正官的管理者而言。曼德拉在自传里这样写到：“即使是在监狱里那些最冷酷无情的日子里，我也会从某个狱警身上看到若隐若现的人性，可能仅仅是一秒钟，但是，它却足以使我恢复信心并坚持下去。人的善良就像是一条可以隐藏但绝对不会熄灭的火焰。”［2］524
在27年的囚禁生活中，支持他的最重要的信念是“希望”。曼德拉的外甥女写到：“最令人心碎的是，外公在给外婆和孩子们的许多信中表现出充满渴望的乐观精神：‘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和‘有一天我们将……’对我的外公外婆、母亲、阿姨和舅舅们来说，‘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那一天始终没有到来。孩子们遭受了最大的困难，最终，为了理想而丧失稳定的家庭生活，正是外公不得不做出的牺牲。”［2］1
对于曼德拉来说，囚禁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曼德拉在1970年8月1日写给前同事、朋友，参议员道格拉斯·卢赫勒的信中，这样说：“精神上的武器可能非常有力，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往往很难体会到它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武器使囚犯变成了自由人，将平民变成君王，尘士化作真金。关在高墙之内的，只是我的身体。我的眼界、思想都如雄鹰般自由。我的所有梦想，都立足于全人类的共同智慧。我比以前更多地受到这一信念的影响：社会平等是人类幸福的唯一基础。”［1］162
被监禁后的六年里，曼德拉几乎没有任何自由。即便是收发信件都是奢侈的愿望，他因此与律师在罗本岛会面，列出了“当局不合理为难行径”的例子。他说，对个人通信的干扰“说明政府的意图及策略就是切断我与外界的联系，让我与世隔绝，打击我的信心，令我绝望并最终崩溃”。［1］1从1962年8月5日到1990年2月11日的牢狱生活中，他写了数百封信件，可是并非所有信件都能到达目的地。有些信件被过度删节，以至于无法理解信件内容，一些信件则毫无理由地拖延寄送，甚至完全没有寄出。在狱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曼德拉被迫写信给许多政府部门，包括警察和司法部，竭尽全力保护妻子。从曼德拉入狱到获释，温妮一直是这个种族隔离国家持续迫害活动的目标。曼德拉只能通过她寄达的一些信件、律师以及后来的媒体，获得妻子遭到袭击、监禁、生病的消息。当他无力帮助她时，心中充满无助感。
更令他焦虑的是孩子们的安全问题。曼德拉是一位革命家、政治家，也是一位父亲。他因为被监禁而不能尽到一个作为长辈的责任。他为此非常懊恼，也非常歉意。他常常在心中流露出这样的情绪。但是，更多的是，曼德拉在只有有限的通信权利和探视权利的情况下，通过信件来教育他的儿子、女儿以及孙辈的孩子，鼓励他们认真学习，提高成绩，为他们未来的工作、发展，以商量的口气，把他们当朋友，提出建议，尽最大可能的提供帮助。
曼德拉作为一个伟人，在刚毅坚强的背后，并不必然排斥曼德拉作为一个常人的儿女情长、柔肠百转。1970年温妮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曼德拉身陷囹圄，唯一能做到的是通过并不顺畅（曼德拉的信件面临很可能发不出的风险）的通信安慰。在8月1日的信件中，曼德拉写到：“我觉得自己全身上下、血肉、骨头和灵魂里都饱含屈辱，苦难使我变得全然无力，不能在你面对艰苦、猛烈的考验时伸出援手。亲爱的，如果我们能够相见，对于你的健康与精神、我无法摆脱的忧虑和紧张，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
如果我能紧紧地和你站在一起，或者哪怕通过分隔我们的密实铁丝网，向你投去一瞥，一切都不一样了。温柔的感情纽带是婚姻制度的基础，男人与妻子通过它组建家庭，比起对这种纽带的践踏，身体上的疾患都不算什么了。这是我们生命中一个骇人的时刻，是对我们所珍视信念的挑战，也是对我们决心的严峻考验。”［1］159
曼德拉被囚禁的27年里，他的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母亲去世，大儿子25岁遭遇车祸死亡、遗留下两个孙子，妻子重病住院、多次遭遇逮捕、监禁、流放（温妮甚至听不懂那里的塞索托语），被曼德拉称之为“家”的奥兰多西8115号的房子被人故意烧毁，儿子、女儿面临学习和无人管教的危机，住所被秘密警察不断的骚扰，一家人从原来居住的房屋驱逐、赶至乡下等等不确定的困难，让曼德拉十分的懊恼。然而，这不仅没有动摇曼德拉的意志，反而更坚定了他的信念。
曼德拉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甚至常常表现的非常可爱。在1989年5月10日写给致表亲E·N·姆贝克尼夫人的信中，他描述了这么一个细节：“顺便说一句，就在探视结束、与你们告别之后，我走进浴室，捡到了一张5兰特的钞票，你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很高兴。我把钞票装进一个信封里，锁在手提箱里，以求好运重来。”［1］481
在曼德拉看来，“作为一名自由战士和政治犯，我们有责任提高和加强我们自己，而学习是提高和加强我们自己的为数不多的方式之一。”［2］342曼德拉的学习刻苦、执着、顽强，直到70岁拿到了本科的毕业证。在曼德拉的信件里，有多封信是写给监狱当局、英国教育部门、相关大学等多个地方的。信件的内容涉及关于学习考试、获取教材的困难、不能及时参加考试等等问题，而作的说明，或者请求。
民主作风，是曼德拉包容最典型的个性品质。这是他作为伟人最为可贵、最亮丽的地方。无论是曼德拉的战略思考、大政方针，还是关联到他和同志、同事间的沟通与交流，曼德拉都充分尊重别人的意见，理解他们的态度，而不是以非国大领导人和“民族之矛”的总司令自居。即便监狱当局为了隔断曼德拉与同志的联系，迫使曼德拉多次转移关押地点，甚至单独监禁的情况下，他也想尽办法、创造条件去征求他们的意见。1987年，博塔政府当局准备与曼德拉谈判，便专门设立了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曼德拉想办法向管理他的高级官员提出了会见“同事”的要求，他充分与同事交换意见，即便他们的意见与曼德拉相左，曼德拉也没有武断的拒绝，而是认真沟通，使他们消除误解（如他们担心甚至怀疑曼德拉会不会“背叛”）。
在南非，曼德拉作为政治犯一直是监狱管控的重点对象，各种处遇都受到了严格的规制：他被划分在D级。这是关押的囚犯权利最小的级别：每6个月只能接受一次探视，写一封最多500字的信。并且，曼德拉所有写出的信件都必须审查之后，才能发出。而事实上，曼德拉的很多信件没有通过审查，也没有发出；
而外界寄给曼德拉的信件，也同样进行严格的审查，没有通过审查的信件，不会转交给曼德拉。很多的信件，曼德拉收到时，已经被涂抹、裁剪，甚至难以理解信件内容的意思。但是，曼德拉依然在愤怒中坚持和忍受。
作为身陷囹圄的人，对监狱当局严格限制自己自由时，依然表示宽容和理解，是需要超凡气度和博大胸襟的，而曼德拉做到了。在1976年7月写给监狱署长的信件中，曼德拉写道：“在我过去被囚的14年中，只要不损害我的原则，对于上到监狱署长、下到监区看守的所有官员，我都尽全力与之合作。在监狱内外，我一生中都从未将任何人看作我的上级，这种合作基于一种信念：此类做法能够促进囚犯与看守之间的和谐关系，有利于我们所有人的总体福利。①2019年5月30日，成都司法局在南京大学举办培训班。我那次讲座的题目是“准确定位囚犯，确立新型警囚关系”。在“警囚关系的建构”中，我提出了警囚关系的“该当关系”理论，我的核心观点是：在怀疑中建构信任，在信任中建构尊重，在对抗中建构合作，在合作中建构和谐。我对人们的尊重不是基于肤色或者权势，而完全是基于他们的美德。”［1］262在这封信的最后，曼德拉坦率的说：“我不赞成您所执掌部门的政策。我厌恶白人至上论，将以手中的所有武器与之斗争。但即便在你我之间的冲突最为极端的时候，我仍然希望这是一场原则与观念之争，没有个人的仇视。”
曼德拉清楚地记得，审讯的最后一天（1962年11月7日），公诉人D·J·博施（曼德拉担任律师的时候便与他熟识）是如何来到牢房，为要求法院判他有罪道歉的：“当时，他拥抱了我并亲吻我的脸颊，然后说‘今天，我真不想去法庭，因为到法庭上请求判定你有罪，是令我心烦的事情’。我对他表示了感谢。”［1］3
1994年5月9日，在南非首次的多种族大选结果揭晓后，曼德拉成为南非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曼德拉在就职典礼时，邀请了他服刑时的看管他的三个“狱警”。曼德拉说，能够来这么多人自己很荣幸，但是更荣幸的是看押自己27年的三位狱警也来到现场了。接着他向人们介绍这三位狱警。曼德拉向他们表示感谢，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性子很急，脾气暴躁，正是在狱中学会了控制情绪才活了下来。他的牢狱岁月给了他时间与激励，使他学会了如何处理自己遭遇苦难的痛苦。他说，感恩与宽容经常是源自痛苦与磨难的，必须以极大的毅力来训练。这三位“狱警”都感动落下了眼泪。仪式结束后，曼德拉再次走到了格列高和两位狱警的身边，平静地说：“我今天之所以邀请你们出席我的总统就职仪式，就是想要告诉你们，在我走出囚室经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那一刻，我已经清楚，如果自己不能把悲伤和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我现在已经放下了，请你们也放下！”听了曼德拉的话，罗本岛的监狱看守格列高忍不住泪流满面。那一刻他终于明白，告别仇恨的最佳方式是宽恕。胸襟博大的人，思想绝不会被禁锢在狭小的怨恨之中。原谅他人，其实是在升华自己。［3］
正如曼德拉所说，离开牢房走向通往自由之路时，应该把仇恨和痛苦留在身后，否则将永远生活在囚禁之中。包容合作的品质，在曼德拉的人生里，也包括了对南非其他黑人组织的尊重。在黑人产生矛盾甚至发生冲突时，“担当起协调员的职责”，以面对“共同的敌人”。［2］406对此，《漫漫自由路》里有清晰完整的叙述。如第80节，曼德拉就完整的叙述了1976年因为反抗南非政府出台的——中学生接受教育时使用白人语言的规定而酿成的全国骚乱。其中，一部分带头的骨干——“黑人觉悟”组织的头目也被判刑投送到了罗本岛服刑。一个叫“恐怖”的政治犯意图参加曼德拉领导的“国民大会”，而被一同关押的另外的一个黑人组织的人所袭击。曼德拉以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韬略，劝说“恐怖”反对监狱当局诉讼那个“袭击者”的责任，并拒绝承认遭到过他们的袭击，以此更好的团结“黑人”，建立统一战线，而不是被监狱当局来分化黑人的群体力量。同时，非常低调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在狱中对于监狱方面对抗的正义行动，也不主张他们加入曼德拉领导的“国民大会”。曼德拉的考虑是“我想让这些年轻人知道，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就像一个巨大的‘帐篷’，能够容纳许多持不同观点和不同身份的人。”让所有人的行动“统一到解放斗争的最好的愿望”里来。［2］405
正如《曼德拉传》一书所评价的：曼德拉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他敢于有超乎寻常之举，经受得住朋友的批评，向敌人伸出和解之手，以及尊敬那些卑微之人。……他在追求平等、正义和自由的历程中，如何修复了一个分裂国家的受伤之心。”［4］
在当下，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境界。这个判断完全适用于反推逻辑：当一个人没有人性时，这不仅是可怕的，也是危险的。
曼德拉对其他罪犯的帮助。当其他囚犯受到了监狱方面的不公正对待，曼德拉就会站出来维权，直到问题的解决。如狱友“甘亚”遭受了一名狱警的殴打，曼德拉就以律师的身份致函监狱长，提出“抗议”，并要求狱方把打人者“赶出罗本岛”。［2］339同时，曼德拉是囚犯中知名的维权者，只要有外界人士到监狱访问、调查，囚犯都推举曼德拉作为他们的发言者。尽管，多数的发言，都很少发挥作用。曼德拉在自传里说，“每周我都要花费许多时间为其他囚犯写申诉书”，“南非法律没有给辩护人进行法律陈述的权利，由于缺少这种陈述，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穷人被关进了监狱。很少有非洲人能雇得起律师，他们绝大多数除了接受法院的判决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普通犯人监禁区的许多人都是没有辩护就被判了刑。有的人找我为他们写申诉书，他们大多数都是第一次与律师接触。”［2］389“我为能通过这种方式保持自己的法律知识不被荒废而感到高兴。在我帮助申诉的几个案件中，有的判决被推翻，有的被减了刑。这些小小的胜利令人感到欣慰和满意。”［2］390“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斗争，其中包括争取太阳镜、争取长裤子、争取学习权利和争取伙食平等的斗争，是我们在监狱外长期进行斗争的必然结果。为改善监狱中的生活条件而进行的斗争，本身就是反对种族歧视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斗争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在哪里看到不公平，就在哪里进行斗争，不管这种不公平是大是小，我们反对不公平，以保留我们自己的人性。”［2］337
27年的牢狱，曼德拉失去了肉身的自由，却获得了心灵真正的解放。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一次又一次地选择宽恕和仁爱，而拒绝苦毒与仇恨。他说“在那漫长而孤独的（被囚）岁月中，我对自己的人民获得自由的渴望变成了一种对所有人，包括白人和黑人，都获得自由的渴望”。在他的长达27年漫长的牢狱生涯中，他以人类的慈爱面对他遇到的一切不同的人，包括折磨与虐待他的那些看守、警察与监狱管理人员。他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样需要获得解放，夺走别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他被偏见和短视的铁栅囚禁着”。认为他们做出这样非人道的行为，他们也是一种思想文化的受害者，因为他们被偏见与歧视及短见的铁栅囚禁着。因此，曼德拉在牢狱里的27年时间里，用同情、理解的心胸对待残酷迫害过他的人。曼德拉最令人景仰的地方，是他对过去曾经迫害过他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宽容。27年漫长的牢狱给他的身心带来严重的伤害，白人看守即使在他高龄时，也依然像对待一般的年轻犯人一样虐待他。以常人之心推测，曼德拉肯定会有仇必报的。可是，曼德拉没有在心中埋下仇恨的种子，他没有向过去的仇敌和曾经逼迫他的人报复。
对于监狱囚犯的关心和体恤思想，是曼德拉经常考虑的问题。这当然与曼德拉27年的牢狱生活中体验到的不公正的待遇有关。我认为，这是曼德拉伟大之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更是曼德拉一贯秉持的平等、自由精神的最可贵之处。为此曼德拉谆谆教诲：“有一种说法，即没有在监狱呆过的人不能真正了解一个国家。要评判一个国家，不应该看它如何对待其高层的公民，而应该看他如何对待其最下层的公民。”[5]曼德拉1998年对南非监狱工作人员的讲话时，语重心长的再次要求：监狱可让一个国家的犯罪率不断下降，同时监狱的贡献还在于他们对待罪犯的方式。我们要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是监狱管理的专业化，一个是对人权的尊重。[5]
曼德拉不仅与自己的“对手”白人专制政府大局“和解”，还与自己的“敌人”和解。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还记述到曼德拉的一个细节：有一次曼德拉“还同当年在里沃尼亚审判中审过自己的波西·尤塔共进晚餐，后者正是当年许多人的批评对象，因为他违反惯例力主判处曼德拉死刑。”与自己的“敌人”和解，这也许就是后来人们称曼德拉为圣人的原因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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