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妍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1）
老舍的代表作《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沦陷背景下，小羊圈胡同一家四代人以及这家人邻居的遭受压迫和艰难反抗的故事。全书以时间为序，从七七事变到抗战胜利，把宏观事件微观处理。小说并没有正面描绘战争的残酷，而是通过小羊圈胡同里的居民，从这些再寻常不过的市井生活中，表现出战争其实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谁都无法置身事外。这样的描写格外真实，有磅礴的力量。
本文着重从人物性格特征的角度进行小人物的典型性形象分析，由此探究大时代背景下国家、民众的出路。
小说以巨大的篇幅和宏伟的结构，给我们描绘出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将北平沦陷区市民们生活上所受的压迫、肉体上所受的摧残、精神上所受的折磨以及有着怎样的愤怒和希望、进行过什么样的反抗和斗争等全面展现在读者面前。《四世同堂》描写了41个老北京的小人物，有祁老人、祁天佑、天佑太太、小顺儿、小妞子、冠晓荷、大赤包、尤桐芳、冠高第、冠招弟、钱默吟、钱老太太、钱孟石、钱少奶奶、钱仲石、李四夫妇、长顺、马老寡妇、小崔、小崔媳妇等，这些人物可以划分为以下类型。
（一）旧式文人
诗人钱默吟，原本活在诗歌的世界里，自得其乐。然而正是这个看似柔弱的诗人，决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残酷的刑罚可以摧残他的肉体，却只能让他的心更坚强。次子的牺牲让他引以为傲，而他自己也成为抗日志士中的一员。他有个“民国诗人”的身体，有种不被世事所扰的心境。他为人处世永远是平和、淡定的。乍一看，他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亡国的时候他还躲在那个小小的房子里，紧紧的关着那扇世界的大门。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在这里，坚定地打开了那道深邃的门，跨出了他的“书香世界”。原本不为世事所扰的他开始担心国家了——其实他一直都在担心，只是不溢于言表罢了。
“只不过是一死。”他受刑时，也只是温柔地微笑，他不恨任何人，在他和平的世界里没有恨，最严重的不过是讨厌。这一点在害死他全家的冠晓荷身上也完全彰显了。当日本人无情地扇打他的时候，他不还手，也不唾骂。只是用尽全力地站立着，仿佛用尽全力地表达他不会被打倒。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传统文人气节文化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威武不能屈的理念深深扎根于他们的灵魂。
（二）进步青年
纵观作品的人物，瑞全在作家眼中是值得肯定和赞美的，虽然作者对此人物的描述不多。在作品中瑞全是爱国人士的典型代表，这主要体现在他能将这种爱国主义情怀付诸行动。在当时动荡的社会，人人都在惶恐中自保的情况下，他能勇敢放下读书生活，拿起武器同入侵者展开勇敢的斗争，这是非常可贵的。因此，作家将其作为正面人物来塑造。通过这一形象，展示了农民英雄走向成熟的曲折性、艰难性，主人公身上焕发出来的探求真理、不断斗争的热情和宁折不弯的精神，无疑对反侵略起到示范和鼓舞的作用，也表明那个时代需要千千万万个瑞全这样的人，他的形象是时代的映射。
（三）中庸市民
如祁老太爷、李四爷、韵梅、瑞宣，及小羊圈胡同的平民们，他们的思想是随波逐流，只要耕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谁也不得罪就好；
或是心中有理想、有正义感，但不敢反抗（因为家庭等因素）。这类人不可恨，大难面前人人自保乃常事。
（四）贪图享乐之流
这类人的意识还未深入到民族正义感中，只源于本能的欺软怕硬，骨子里的奴性。不论怎么说，他们丧失了作为中国人基本的气节，甘愿为奴，令人唾弃。而他们的结局死的死、逃的逃，罪有应得。更有冠晓荷者，死时仍不悔悟，还惦念日本人的“好”。冠晓荷，一个外表华丽光滑得如同玻璃珠儿般的人，内心却极度自私自利，在他的脑海里没有民族大义，没有亡国之耻，虽然口中念念有词“国家民族”，但他心中却只有他自己，为了自己的享乐安逸，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在他心里，生命就是生活。［1］
（一）“民族精神”的传承
从内涵来看，一个民族的精神包括了文化、信仰等方面的内容，是经过岁月洗礼而沉淀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华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沧桑岁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精神体系，包括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而爱国主义是其核心，成为炎黄子孙最重要的精神信仰。民族精神随时体现在每一个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之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读《四世同堂》可以感受到它强劲的生命张力，而这种张力正在于它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所反映出的民族精神。［2］如祁家大爷瑞宣，文质彬彬的一介书生，心思绵密的一名勇士，胸怀家国的一位知识分子。由于家庭的责任，他不能逃出去抗日，但他设计帮助三弟瑞全随同王排长顺利出城，参加了抗日队伍。“五四”新文学开创的启蒙的现代话语，提供了闰土、祥林嫂和阿Q这一类愚昧麻木而善良的农民形象系列［3］，但通过对作品的探究，我们分析祁瑞全这个人物时不能流于表面的理解，作家的人物塑造背后其实是为了预示在民间的乡土世界存在一个极其强大生命力的群体，这一群体具有宝贵的民族精神，在国家和民族遭受侵害时，会勇敢拿起武器进行斗争，祁瑞全作为这一类典型的代表，象征着可被启蒙的“新人”形象，意义非凡。
（二）自立自强，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
1908年鲁迅先生发表的《文化偏至论》就提出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的先进思想。“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下，……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4］鲁迅先生站在时代巨人的肩膀上分析中国的社会情况提出的治国良方，在今天对于我国的国民素质建设仍然有相当大的启示作用。
老舍的作品中，韵梅是祁老人的大孙媳妇，祁瑞宣的女人。她是千万无知而单纯的中国旧时代妇女的代表，她们像拉磨的骡子，绕着家人这口磨不停地转啊转啊。她们看见了家国破碎，看见了硝烟战火，可她们只关心如何让家人吃上一口饭，如何让家人不饿肚子。为了这个目标，她们可以冒着战火去找口粮，可以不怕皮鞭的抽打，可以早起去抢“共和面”。她们的天地就是自己的家。我们不能去责备和鄙视她们，因为这样的她们，才支撑起了一个大环境，这个大环境让祁瑞全有条件出走，让祁瑞宣有条件觉醒。她们有着最淳朴的可爱，世上有那么多去做家国大事的人，总要有人来安小家，守好小家也得有智慧和勇气，她们即便愚昧无知，却有着可敬之处。
老舍笔法直入人的生命意识层面，灌注了作家先进的人文主义关怀；
透过文本画卷般的描述，读者在看到沦陷区真实的生活面貌的基础上，充分感受到生命意识，这成了小说精神内核一个主流，这种“大义”精神内核在任何一个时代或国家地区永远是宝贵的文化资源，无论社会文明发达到何种程度，精神文明永不缺席；
更重要的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艺术的伟大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四世同堂》作为一个独立、丰富的艺术整体，以民族灵魂式的主题的笔法、女性悲剧视角构筑出一个可以引起全民性反思的精神世界，这也是作品的价值所在。
战争胜利了！可小羊圈胡同的人们未必圆满。李四爷死在日本人的暴打中；
小妞子拒绝共和面在胜利前夕饿死；
巷子油漆剥落，气氛凄惨，人们骨瘦如柴，硬撑着参加祁老太爷盼望的八十大寿。此时翻翻开头，真要叹一句“世事多变、浮生若梦”。似乎不符合“圆满”定律，如何理解作家的安排？老舍先生如此安排结尾，主要想告诉人们，中国社会需要千千万万的有志青年来拯救。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气节：悲壮、骄傲、顽强地胜利，风吹雨打都无所畏惧，沦陷八年岁月，能够摧残人的身体，打不破中华儿女如钢铁般的意志！连小妞子都拒绝“共和面”，宁愿饿死也不吃。作者没有渲染大时代的背景，而是借着小胡同众人对胜利的表现让人联想，从现象看本质。
如果冠晓荷、蓝东阳之流是天生的流氓胚子，那么祁瑞丰成为汉奸则更值得人深思。“汉奸”像一个巨大的污点，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中。为什么那样一个特殊时期，出现了那样一个特殊群体呢？偷生，有时不免要苟且。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不仅在于其经济是否发达、武器是否先进，而更取决于该民族的文化和普遍的社会心态。［5］因此，诚如作者所想，偷生就是自取灭亡。国破家亡之际，我们在缓慢痛苦中艰难的觉醒，只盼四世同堂式的家庭不要只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看客。
通过塑造这类形象，不仅是对小人物的同情，更重要的是让文学创作的方向舵开始转向聚焦生命个体意识的觉醒。
细读文本，我们不能忽视这类女性的形象，桐芳是冠晓荷的姨太太，她被拐卖受辱，学鼓书卖艺，风尘媚态，但是她非常善良。她会同情车夫小崔；
虽然与冠太太大赤包不和，却真心关心高第；
她有骨气，在冠晓荷和大赤包向日本人谄媚时，她不屑和愤怒，虽不至于到民族大义的高度，但是她知道东三省受日本人蹂躏，日本人是敌人；
她勇敢，她最早鼓动高第出走，离开冠家；
她受钱先生的指点，多次计划刺杀日本人，最终为了保护若霞，在钱先生的刺杀行动中死亡。桐芳是看似低贱却又无比高尚的人，社会地位与内心世界形成极端对比，老舍先生并没有给她太多笔墨，因为她的存在本来就容易让人记住。高第是冠晓荷和大赤包的大女儿，与妹妹招弟相比，她没有被父母家庭的沾染而失去良知。她喜欢钱先生车夫的儿子，在心上人为刺杀日本人死后，翻墙去给钱先生报信，她是勇敢的。父母想让她成为谋权谋钱的棋子，她温柔而坚定的对抗，她是有骨气的。她最终走到了钱先生的队伍，和瑞全志同道合，算是一个幸运的女性，这是老舍先生对她这类出淤泥而不染的女性的温柔。
作品中作家多次强调的概念——苦难，又该如何理解其深层的意蕴？我们不妨先看一下老舍笔下的祥子。祥子进城后有三起三落，最初进城拉车能养活自己，生命力与意志力蓬勃向上，而当自己的洋车与辛苦钱遭受轮番抢掠后，毅力渐渐消磨殆尽，逐渐变成一具行尸走肉。［6］陈思和教授在其《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里分析到，祥子悲剧的原因之一是没有保持原有民间社会赋予的顽强生命力，而保持的途径之一就是对苦难的回忆。换言之，回忆苦难其实就是营造精神家园，寻找与保持顽强的生命力以应对生活挑战。这样理解下去，长篇小说《古船》的主人公隋抱朴在磨房自审长达十年之久，最后将所有问题、困惑归于一个思考：“谁来救救我，谁来救救人？”答案则是：“没有。人靠人自救。”［6］17这意味着强大的精神存在是需要经过长期的苦思冥想和残酷修炼，灵魂才能获得超越、升华，成为某种人文价值的化身。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上帝作为解脱苦难的载体了：人只有自救，哪怕臆想一个神。
但结局如何呢？在小说中，他们最后纷纷支持瑞全等人的抗日力量。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都很丰满，即使是小崔太太、马老寡妇、小文太太、陈野求这样的“配角”，甚至是只出现了两三次的日本妇人，都让人感到无比真实。
瑞宣、瑞丰、瑞全三兄弟，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人生：瑞宣为了一家大小忍辱负重，身为知识分子却无法对民族解放做出任何实质贡献，最终也没能保住父亲与女儿的生命，在自责与愧疚中寝食难安；
瑞丰自私贪婪，与胖菊子一起恣意挥霍，为一己私利不惜做日本人的走狗，在大哥瑞宣下狱时只求自保，落魄时却恬不知耻地回到家中，最终却又被自己视为父母的日本人杀了；
抗战之初，瑞全在大哥瑞宣的劝告下离开北平，到国家需要他的地方去，孤身一人闯荡，成为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英雄，也明白了世界并不是只有小羊圈胡同。
《四世同堂》并不是一幅桑榆之乐的图画，而是一部歌颂伟大民族的史诗。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十四年里，中华大地上上演了无数个《四世同堂》的故事：无数平民百姓在战争中流离失所；
无数人沦为汉奸特务，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还有无数仁人志士走向战场，直面敌人，成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种种“小人物”，展示社会矛盾冲突，行为的荒诞色彩也深化了“小人物”的冲击与感悟，给后人留下无限的思考空间，唤醒了埋没在恐怖镇压下的人类尊严，力图让人民可以冲破传统的束缚，试图开出救人的“药方”，让小人物可以走出一条全新的人生之路，这就是最重要的现实意义。［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