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佳红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关于明代驾帖制度的研究，有学者开始注意到其在明代司法体系中的特殊作用(1)参见栾成显:《论厂卫制度》,《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紫禁城出版社1982年版；
怀效锋:《明代中叶的宦官与司法》,《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赵晓耕、时晨:《平衡与牵制:明代厂卫与法司的关系》,《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专门的研究也已经开始(2)张金奎:《明代的驾帖与精微批》,《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4期。，但是对驾帖的渊源、性质与制度设计的初旨缺少深入剖析。笔者专就这一问题粗发议论，冀可加深对驾帖及明代司法体制与政治的认识。
驾帖是明代史料中常见的一个名词。唐宋时期已经称官府文告为“帖”，明代也常以“帖子”指称各种公文，凡发出律令、文券、奏疏之类，如御帖、奏帖、传帖、札(劄)帖、票帖、印帖等，是以皇帝所发出的文书命令甚至圣旨，也可称为帖子。如靖难间赵清为建文帝守彰德：“上(成祖)兵至城下，遣人招之，清对使者言：‘殿下至京城日，但以二指许帖召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3)《明太宗实录》卷178,永乐十四年七月丁未,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941页。而“驾”即指“圣驾”，如锦衣卫之牌照称“驾牌”，皆因“锦衣卫校尉专为直驾而设”(4)《明武宗实录》卷1,弘治十八年五月壬寅,第11页。，其义类似。驾帖，则是专指皇帝之帖子。目前所见，驾帖一词最早见于史籍在永乐十年(5)参见黄佐:《南廱志》卷2《事纪二》,《续修四库全书》第7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但使用驾帖事例的记载则更早。据《立斋闲录》转录：“(永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该校尉刘通等赍帖一将科，引犯人张鸟子等男妇六名为奸恶事；
又引犯人杨文寿等男妇五百五十一名为奸恶事。”(6)宋端仪:《立斋闲录》卷2,邓士龙编:《国朝典故》卷40,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48页。校尉刘通等所取都是建文罪臣练安的姻戚，当是奉成祖旨意，取人进京治罪，其所赍之帖，即当是驾帖。
明代使用驾帖所赍者多为锦衣卫、内监等宫禁近臣，其行使与诏旨相似，驾帖行文形式也与诏旨相去无几。如广东布政使彭韶奏议云：“成化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奉到驾帖，该司礼监太监怀恩等于文华殿钦奉圣旨，恁写帖子：去说与总镇两广太监顾恒并都布按三司等官知道，彼处地方所产一应土物及各样药饵等项，递年委令精通人员，依时采取办验，真至如法造办，装盛封记，陆续差委的当人员管送来京。毋得指此为由，因而扰害下人，违者治罪不饶。钦此。钦遵。”(7)彭韶:《为陈言进贡事》,《彭惠安集》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页。奏议中所言帖子，显系彭韶所奉到的“驾帖”，“去说与……钦此。钦遵”一语，为抄录驾帖上的全部文字，行文与诏旨已无区别。再如《弘治问刑条例》所注事例：“孙三郎系上直校尉，听候宣官赍送驾帖人数，比与上直官军，尤为紧要。”(8)黄彰健编：《明代律例汇编》卷13《兵例一·宫卫·胡琼集解附例》，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年，第617页。上直校尉即锦衣卫上直校尉，宣官即锦衣卫宣官，职事奔走奉宣。锦衣卫系内卫，所赍驾帖即“奉旨”而往。又据《皇明条法事类纂》：“宣德元年十一月初九日，该御马监太监鲁安奏：本监勇士小斯每来告，常川在里头上宿骑马，外厢兵马司又叫他坐铺巡更。奉宣宗皇帝圣旨：免他坐铺，着他上宿骑马，着锦衣卫批驾帖，说与五城兵马司知道。钦此。”(9)戴金编：《皇明条法事类纂》卷7《吏部类·禁约云南土吏不许父子兄弟相继营充》，刘海年、杨一凡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3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页。这正是《大明会典》中所言“旨意一出，即差该直校尉领驾帖，备批旨意于上”的“旨意”。(10)万历《明会典》卷178《刑部二十·伸冤》，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05页。不仅如此，驾帖到目的地后还当如诏旨一样当众开敕，宣读全文。由此可见，驾帖的行文、格式、颁宣已绝类于诏旨。
另外，从法律上对差官所赍文书的明文要求来看，也可证明驾帖实为有别于诏旨的皇帝文帖，洪武十五年定各司文移往来，有云：“凡差使人员，既有所赍公文，其差帖上止写去某处公干，不必云写圣旨。”(11)万历《明会典》卷76《吏部三十四·行移署押体式》，第445页。显然此处所赍“差帖”出自圣驾，但不写圣旨。《大明会典》又云：“凡差使人员，不许接受词状、审理罪囚，违者以不应论罪。”(12)万历《明会典》卷177《刑部十九·问拟刑名》，第901页。此“差使人员”，必有干涉提勘人犯之事，后来形成的专用于差遣办事、提人取物的“驾帖”规制，应即源于此，唯其多承皇帝派遣，不必以程序繁琐的诏旨之名下宣。
在明确了驾帖作为一种诏旨文书的前提下，试从明代诏旨颁发形式入手，进一步讨论驾帖在性质上更近于哪一种诏旨。据《大明会典》：“朝廷颁命四方，有诏书，有赦书，有敕符、丹符，有制谕、手诏。诏赦先于阙廷宣读，然后颁行；
敕符等项，则使者赍付所授官员，秘不敢发。”(13)万历《明会典》卷74《礼部三十二·开读仪》，第435页。可见明代诏令就颁宣形式分为两类，一为诏书、赦书，当宣读公开后再颁行；
而敕符、丹符、制谕、手诏则为密封下发。据谈迁所言：“先是，山东巡抚上虞李懋芳忧去，颜继祖代镇，论其侵牟坐逮。懋芳在道，缇骑先候于杭州，议开敕于藩司。右辖黄鸣俊曰：‘某宦河南，驾帖开自臬司，重在刑名也。’二司互执，竟开读佑圣观。”(14)谈迁：《枣林杂俎·佑圣观开敕》，《续修四库全书》第1134册，第772页。从这一则史料来看，驾帖为密敕，正属于前述“秘不敢发”的诏旨之类。《大明会典》还详细规定了敕符的颁布、开敕以及宣读地点、迎接礼仪等细节(15)万历《明会典》卷74《礼部三十二·迎接诏敕仪》，第436页。，而驾帖行文、格式、颁宣方式等已经与敕符极其相似。如“《传信录》言：景帝未崩时，有驾帖取楚世子入继，世子欲行，有长史伍姓者止之曰：‘事虽如此，宜待金牌敕书来，然后行未晩。’”(16)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24《史乘考误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6页。敕书即敕符，可见驾帖与敕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类似的功能，因此常被相提并论。
事实上，驾帖与诏谕圣旨的使用形式也甚为相似，部分场合两者的界限已经相当模糊。成化十九年，王恕上疏云：“祖宗时，差内臣出外公干，或赍敕书，或赍圣旨帖子，必明开所干公事缘由，或所取物件数目。”(17)王恕:《论中使扰人因乞休奏状》,《王端毅奏议》卷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7册,第550页。这里的“敕书”，是指成化十四年郭景赍敕书往安南国与钱能收受贿赂、交通外国之事；
而“圣旨帖子”即指王敬同年赍驾帖“前往常州府、苏州府采取药饵，收买书籍”，借机“拘大户，索要银两借采药饵”之事。王恕径以“圣旨帖子”一词指称驾帖，可见在明人心中，驾帖在某些场合甚至已经等同于圣旨。又据明律一条：“诈称御史，赍驾帖拿人，比依诈传诏旨律。”(18)黄彰健编:《明代律例汇编》卷末《附录》,第1055页。亦可见在当时官方意识中也早已将驾帖比于诏旨。
由此可以推见，早期“驾帖”一词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并不拘其用于提人、取物、勘事或是径作为圣旨传达圣意，不过表明其为秉承皇帝旨意的文帖。永乐时尚不为常例，似尚未有专名，称帖、帖子、驾帖者俱有。驾帖与正式诏旨有别，其所承载的事务多不关涉经纬大典，颁发形式亦从简从便，其实质系简约化的诏旨，类似于明中后期文书行政中的“手本”“札帖”等便捷文移体式。其颁发、执行与功能与敕符诏谕相似。驾帖因出令及执行的私人化及随意性，缺乏制度上的合理性和严格的规制，加之多为差遣厂卫所用，并不如诏旨具有皇帝诏书的全部威严和法律效力，这种性质为明代君臣对驾帖合法性的争论埋下了隐患。
驾帖在明代厂卫刑事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几成锦衣卫奉旨拿人的代名词，此处仅对刑事类驾帖的发展史进行专门论述。
锦衣卫奉驾帖捕人，参与刑事之始，当在成祖靖难以后。前引锦衣卫刘通赍帖事例，即为这一时期的事情。永乐时内官出使、分镇成为常态，是以驾帖开始用于内官差遣采办、出使、巡查等事务。内官承行旨意，防检较甚，因而查继佐评论宣德时“内侍犹不至如逆振时气焰也，宣庙刘宁之遣，出独制，且以宁清谨，始与御史同奉驾帖行”。(19)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15上《清介诸臣列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8页。
但是，为了有效制衡缺乏制度监管的锦衣卫，避免其脱离皇权掌控而恣行非法，开始实施六科签批驾帖制度。“凡锦衣卫奉旨提取罪犯，从本(刑)科批驾帖”(20)万历《大明会典》卷213《六科·刑科》,第1065页。刑科签批的驾帖只是关涉如决囚、捕拿、提人等刑事,如果驾帖差遣事情关乎其他情况,则相应由其他科臣负责，如事关虏获蛮夷、罪犯充军等事由兵科负责签批,关于草场、工料等事则由工科负责。，规定驾帖下发必须从刑科签批方才生效。征之《明会典》：“洪武元年，置登闻鼓于午门外，日令监察御史一人监之……后又移置于长安右门外，令六科给事中并锦衣卫官各一员，轮流直鼓，收状类进，候旨意一出，即差该直校尉，领驾帖，备批旨意于上，连状并原告押送各该衙门问理。”(21)万历《大明会典》卷178《刑部二十·伸冤》,第905页。此条规定与洪武时期最大的区别就是，驾帖兼涉锦衣卫、六科、皇帝三方，锦衣卫与六科共同预事，已略见驾帖由六科签批之制的雏形，后来驾帖拿人必须赴刑科签批的制度，应与此有相当的联系。洪武时期，凡受鼓下词状的案件，召取原告、批捕被告等，皆以六科给出的精微批作为凭据，刑部或都察院差人履行职责。到了永乐时，直鼓下为锦衣校尉与六科官，捕人则为校尉以驾帖而行，可见驾帖已渐用于处理刑事事务。至迟到正统时，刑科在驾帖的使用程式中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如正统元年规定：“凡击登闻鼓诉冤、并锦衣卫等衙门捉获人犯、三法司处决罪囚奉钦依者，俱该锦衣卫直日官，将原给驾帖，填写缘由并人犯姓名。除鼓下词状从各科直鼓官批送外，其余俱送本(刑)科，列名批钤，以凭送问处决。”(22)万历《明会典》卷213《六科·刑科》，第1064页这是对永乐时登闻鼓受状的补充，驾帖已经可用于送问“锦衣卫等衙门捉获人犯”及“处决罪囚”。这一条例在实际上承认了长久以来驾帖专用于刑事事务的事实。
自正统以后，厂卫在刑事事务中的话语权剧增，事关厂卫逮治提拿等刑事的驾帖大量见于史籍，为人熟习。锦衣卫甚或无视法司不请驾帖径行逮捕，驾帖作为厂卫行事的主要法理依据，成为了明代朝野诟病的焦点。文官集团开始尝试对驾帖进行规范，冀图通过严格的制度化措施来防范驾帖的滥用、伪用。
成化时汪直捕拿兵部武选司主事仕伟，竟“不用驾帖，令数较(校)捽仕伟至，拷掠如之，即捉掠其妻孥”。(23)何乔远:《名山藏》卷95《宦者杂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584页。大学士商辂劾奏西厂“事皆出于风闻，暮夜搜捡家财，不见有无驾帖”，而中官“自言亲承密旨，得专予夺，百官进退，尽在掌握，擅作威福，虚张声势”，为害深远，因此强调“旨意必经于六科，防将来之假冒”，并请求革去西厂。(24)商辂:《请革西厂疏》,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卷38,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4—295页。商辂的上疏促成了刑科签批驾帖制度的规范化，他的制度依据即是将驾帖视为“圣旨”，强调六科在诏旨下达程序中的封驳职能。
成化十三年，云南巡抚王恕劾奏云南镇守太监钱能等人与郭景勾通安南事有牵连，都察院复奏后，随即差刑部郎中钟蕃等前往云南，逮捕钱能等人还京治罪。五天后云南中卫百户汪清又“来自京师赍捧驾帖”前往干涉，前后事体相悖，王恕上疏质疑道：“伏见五府六部都察院行移天下公文，及给批差官公干或提取犯人，俱于所在官司比号相同，然后行事。又闻驾帖下各衙门，则用司礼监印信，该科挂号，皇城各门印照出关防，所以防诈伪也，今赍来驾帖，既无监科印信字号，又无各门关防，此臣之不能无疑者。”(25)王恕:《驾帖不可无印信疏》,《王端毅奏议》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7册,第507页。在这一事件中，王恕借机讨论长久以来驾帖伪滥，惊扰官民朘削地方的时弊，还严申驾帖必须由各科签批，强调“不可无印信”，以防止内官矫命。
王恕所说的给批，即后来所称的“精微批”，全称“精微印信勘合批文”，实系明代勘合的一种，因系司礼监精微科职理，盖精微印，故名。(26)伍跃认为，精微勘合与精微批文是为两种文书，参见伍跃：《关于明代勘合形制的再探讨》，《史学集刊》2021年第2期。但《大明会典》详述精微簿的使用，有勘合字号，在无更多证据的情况下，本文仍将精微批视为勘合文书。洪武二十六年以前已规定，一部分特殊案件由刑科或都察院给批差人提取犯人。(27)分见《诸司职掌》之《刑部·问拟刑名》及《都察院·问拟刑名》，《续修四库全书》第748册，第735、768—769页。永乐十九年，明成祖诏敕强调了精微批文的使用：“今后五府六部等衙门差人出外干办公事，务要办验有精微印信勘合，方许奉行。若无精微印信勘合，即系诈伪，所在官司就便擒挐赴京。”(28)傅凤翔编：《皇明诏令》卷4《成祖文皇帝上·殿灾宽恤诏》，刘海年、杨一凡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3册，第176页。内府六科廊存有印有特殊字号与骑缝印章的精微批文底薄，一式两份，一份分送各省府州县，一份由府部院等在京衙门向六科关领，领批者由此领相应事务的勘合批文后，该科签批，赴司礼监盖精微印，根据差遣内容赴目的地，比对勘合字号无误后方得行事，事毕后还需在期限内将批文送科回销，一应程式，俱有明文。(29)万历《明会典》卷206《工部二十六·杂行》，第1029页。精微批与驾帖在职能上均为出京公干之“差帖”，由六科给出，区别在于精微批为政府部门之公差所用，而驾帖为厂卫、中官等皇帝差遣所用，王恕将二者相提并论，为弘治年间对精微批与驾帖的讨论提供了先例。
弘治元年，刑部尚书何乔新就此上言：“旧制，提人勘事所遣人员，必赍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比号相符，然后行事，所司仍具由回奏，有不同者执送京师，此祖宗防微杜渐之深意也。而京城内外提人，乃用驾帖，既不合符，真伪莫辨，倘有奸人矫命，谁则拒之？请自今遣官出外，仍给批文以防奸伪。”(30)《明孝宗实录》卷18，弘治元年九月壬午，第437—438页。内官、校尉以驾帖出遣外地，多借此沿途需索，扰害地方，如天顺二年，李贤谈到锦衣卫官校“一出于外，如狼如虎，贪财无厌”，英宗遂下令“今后非大故重事不遣”(31)李贤：《天顺日录》卷2，《续修四库全书》第433册，第 204页。，但积习已成，始终未能矫正。何乔新正因驾帖易于作伪，遂援引故事，请今后凡差人出京办事，无论提人取物，悉以精微批代替。
何乔新要求锦衣卫在京可用驾帖，在外则必须与府部衙门一样同赍精微批，一则确保其秉承圣意，一则使其与法司相衡。但他所说的“旧制”，并无故事可援，如前文王恕认为驾帖出京当有京师城门关防印记，并不提及“驾帖不出京”。何乔新所据当是成化十九年议定事例：“两京各衙门斟酌，事重路远的，给与精微批文；
事轻的，不拘远近，只给与札帖。”由于精微批制度过于繁琐，文移往来牵涉多方，繁琐不便，故在实际行政程序中，亦多不给批，径以札付、手本、帖下等简易公文代替之。(32)戴金编：《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1《吏部类·制书有违》，第464页。何乔新将驾帖比于“札帖”等简便公文，以为驾帖出京拿人“事重路远”，必须以精微批代替。
何乔新的建议得到孝宗的支持，他当即敕令，今后提人勘事“所司其如例行之，应给批时，毋得稽误”。(33)《明孝宗实录》卷18，弘治元年九月壬午，第437—438页。自此以后，“驾帖不出京”这一制度通例屡被后人援用。然而驾帖捕人，由来已久，已难遽改。故而这道诏令发布以后，旗校提人，仍旧“率赍驾帖”。(34)《明史》卷94《刑法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12页。弘治十一年，五府六部等应诏言事又强调：“今后差官给精微批，锦衣卫官校不许仍赍驾帖，为害非细。”(35)《明孝宗实录》卷18，弘治元年九月壬午，第437—438页。十三年，五府六部条陈再次言及驾帖伪命：“近年以来，官校差出，止赍驾帖，少有给批目。”(36)《明孝宗实录》卷162，弘治十三年五月丁卯，第2925页。可见，弘治初年的敕令执行并不顺畅。另外，驾帖以简便高效为胜，兼具诏旨的权威，本身难以受公共法律约束。弘治十四年，五府六部提议：“今后叛逆等事，方差锦衣卫官校赍驾帖。其余俱下法司转行巡抚、巡按官勘问，有应解京者，就彼差官押解。”(37)《明孝宗实录》卷175，弘治十四年六月丙午，第3202页。该提议准许在特定情况下使用驾帖勘事，相对于先前的规定已经有一定松动，且已经不再提及精微批。孝宗以此议关涉地方，令地方“具奏定夺”，未能准行。
尽管精微批在两京府部衙门和厂卫之间的推行都遭到了阻力，朝官们仍旧坚持用精微批来取代驾帖。正德元年，六科给事中陈言再次重申弘治旧例，请“自今差人出外，止如旧例，以精微批给之。”(38)《明武宗实录》卷9，正德元年正月乙巳，第287页。然而武宗屡屡纵容宗室借用驾帖捕杀庄佃，已是滥逾前代。内阁大学士刘健即上疏言：“皇亲家人，妄奏畿民侵占田土，辄为出给驾帖，提解来京。镇抚司鞫问，俱与原奏不同，未免仍解本处官司问理。”(39)刘健：《再具自劾疏》，《皇明经世文编》卷52《刘文靖公奏疏二》，第413页。嘉靖以后，世宗乾纲独断，使得驾帖逐渐朝向“突从内降”的中旨发展。嘉靖二年，栾州民赵纪向东厂讦告临洮府知府郭九皋，世宗遂差官校解拿郭九皋至京，陕西御史刘翀言，“东厂之设，专主缉访在京奸伪，无受理词状、远差官拿人之例”，六科及御史亦言其非法(40)《明世宗实录》卷32，嘉靖二年十月甲辰，第836—837页。，刑科左给事中汪思援引故事上疏曰：“朝廷成法，谓东厂不得受状，驾帖不得出京，郭九皋不可提问也。”(41)汪思：《容狂直广听纳疏》，孙旬辑：《皇明疏钞》卷35，《续修四库全书》第464册，第137页。世宗不听，并严斥科道官多事。可见弘治以来“驾帖不出京”的制度已经被皇帝破坏了。
综上，弘治时期驾帖的制度化是在孝宗有意弹压厂卫的背景下进行的(42)《锦衣志》云：“帝(孝宗)仁圣，委法秋官、御史台、廷尉，尝曰：‘与我共天下者，三公九卿也。’以故缇骑逆自敛，不敢有所为。”王世贞：《锦衣志》，《续修四库全书》第749册，第665页。，官员提出以精微批代驾帖，其意是以恢复“祖制”为名，通过驾帖行用的规范化来限制厂卫。然对驾帖的限制亦限制了皇权，王恕在首次提出针对驾帖的各类关防限制时，其实已有借此限制明宪宗依靠镇守内官在外肆意掠夺的用意。弘治十八年，孝宗违反常例，给驾帖特遣锦衣卫赴南京勘事，引起举朝震动。科道官及刑部奏请停止以驾帖差遣勘事，孝宗反命“锦衣卫仍查累朝有无用驾帖出外提人事例以闻”。这预示了成化以来对驾帖制度化尝试的失败。
嘉靖时，驾帖滥用的状况愈加严重，使得驾帖逐渐朝“突从内降”的中旨发展。(43)中旨是一种不经内阁六科抄发而径自从禁中下发执行的旨意。“夫所谓中旨者,必其纤毫无与于外廷,而突从内降者也。”李应昇:《落落斋集》,《丛书集成续编》第148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445页。驾帖的中旨化，表现为其非但用于差遣执法，更可秉承皇帝意志裁断案件，干涉司法程序。这种趋势在正德年间就已显现，马文升指出：“累朝刑政，移于厂卫多矣，以顾命老臣及部院之九卿，不能得之圣天子之转圜，一武弁安知国法？往往窃之内降之旨，而能使人生，能使人死，为法司者，不亦难乎？”(44)尹守衡：《明史窃》卷13《刑法志》，《四库禁毁书丛刊》第6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其中已隐含着对皇帝以旨意参与法司事务的委婉批评。
明代君臣在驾帖问题上的矛盾在嘉靖朝愈加突显。嘉靖二年，礼科给事中张翀借灾异言事，指出监局以诏旨干涉政务，且“驾帖批钤，坏累朝旧规，而不计真赝”(45)张翀：《严天戒以保治安疏》，贾三近辑：《皇明两朝疏钞》卷6，《续修四库全书》第465册，第197页。，其所谓“不计真赝”实即暗指驾帖批钤不遵轨式，径出皇帝独制而不与有司相闻。嘉靖二年发生的李阳凤案则直接将法司与驾帖的冲突推上了前台。中官崔文家人李阳凤犯法被捕，崔文竟请得驾帖直接从法司取人至镇抚司鞫问，在朝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时任刑部尚书林俊强争之，以为锦衣卫夺法司之守，为越轨行为，拒绝承认驾帖的合法性，世宗不听，反以“违旨”之名究问林俊等人。明臣抗论其事，都将驾帖以“中旨”称之，并掀起了对中旨大规模的批评。(46)关于此事的梳理，参见唐佳红：《诏法之争与嘉靖初年政治——以李阳凤案为中心的考察》，《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皇帝以诏旨之威加于国法之上，使得法司进退失据，无怪乎林俊感慨朝臣处境“奉诏则废法，守法则违诏。悬命利刃，无复存身之地”云云。(47)林俊：《乞寝内降以正法守疏》，《见素集·奏议》卷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7册，第434—435页。驾帖得到皇权庇护，在与法司对抗时有恃无恐。嘉靖七年，刑部尚书胡世宁上疏指出“差官校赍驾帖出外，所过地方无不惊扰”，请“今后官民有犯，在内责之法司，在外责之抚按、按察司等官，作急提问完报，不许淹滞。遇有事体重大，合提在外关人犯到京问理者，行令各该巡按御史严限责差的当人员提解来京，以凭问理。非有事干机密，十分紧急重情，近在畿甸地方，不须再差官校”，世宗以“自有酌处”为名敷衍回应。(48)胡世宁：《应制陈言以弭灾变疏》，《胡端敏奏议》卷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8册，第 686页。
随着世宗取得“大礼议”的胜利，“朝廷之大事，皆出于中旨”的政治格局基本形成(49)毛纪：《乞休疏》，《皇明经世文编》卷129《毛石二公集》，第1239页。，驾帖的专制色彩得到空前加强。刘最以劾奏内监崔文得罪，世宗命校尉逮下镇抚司，刑科给事中刘济直接指出当朝士大夫“缉执于宦寺之门，锻炼于武夫之手，裁决于内降之旨”的不合理现象(50)《明史》卷94《刑法志二》，第2332页。，将驾帖、厂卫与法司之间的关系对立了起来。嘉靖六年，南京礼部右侍郎顾清再次上疏请停差遣：“锦衣职侍卫，祖宗朝非机密不遣。正德间，营差四出，海内骚然，陛下所亲见。近乃遣千户勘扬州高瀹争私财事，囚其女归，惨毒备加，请自今悉付所司，停旗校无遣。”(51)《明史》卷182《顾清传》，第4889页。朝臣多次面折廷争，仍旧无法改变厂卫以驾帖参预行政事务的现状。
万历时，矿监税使四出，借驾帖肆意征敛，诬指良善，以至“谤书一闻，驾帖立下”。(52)《明史》卷237《王正志传》，第6180页。迨至天启、崇祯两朝，获罪者多，驾帖轻出四方，甚或不请径行(53)李应昇：《朝廷纲纪不可不惜谨据法以祈圣断疏》，《落落斋集》，《丛书集成续编》第148册，第445页。，驾帖在史料中的使用记录达到了顶峰，甚至成为中官奸法谋私的工具，以至“此辈一捧驾帖，不知如何索诈，如何惊扰”。(54)汪楫：《崇祯长编》卷32，崇祯三年三月癸卯，第 1885页。大珰甚至“风影诏狱，于是矫旨，缇骑四出”(55)朱长祚：《玉镜新谭》卷6《缇骑》，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8页。，权宦借用“不经内阁之票拟”的驾帖大兴党狱，造成了“缇骑遍天下”的局面。(56)毛奇龄：《西河集》卷76《明左都御史蕺山刘先生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0册，第699页。驾帖使用之滥、校尉差遣之烦，已远过于先朝。天启四年，内阁中书汪文言及东林党人以参劾魏党被逮下诏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掀起了针对魏忠贤及其附党的弹劾，其中即以宦官借厂卫专擅司法为一大罪，“片语违忤，驾帖立下”，逮捕汪文言等人之驾帖也“不从阁票，不令阁知，不理阁救”，在刑事司法领域对魏忠贤借驾帖倾轧异党进行了批判。(57)杨涟：《二十四大罪疏》，《皇明经世文编》卷496，第5495页。南京工科给事中徐宪卿也上疏声援：“驾帖之佥，北司之拷，非所以示天下公，宜以罪犯付法司，内外章奏还内阁职掌，无使辅臣失职。”(58)嘉庆《太仓州志》卷27《人物》，《续修四库全书》第697册，第450页。首辅叶向高亦上疏曰：“驾帖之拿人，渐不可长。”(59)蒋平阶：《东林始末》，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版，第42页。福建道御史李应昇疏请“敕谕内监，钤束驾帖，金吾职掌，毋听内使纵横”。(60)李应昇：《朝廷纲纪不可不惜谨据法以祈圣断疏》，《落落斋集》，《丛书集成续编》第148册，第445页。这次轰轰烈烈的反魏斗争最后以东林党人被削职禁锢而告终，一些主要人物则以驾帖被逮系诏狱，可见驾帖已经成为权宦打击异己的专权工具，而六科及内阁已经无法对其产生制衡力。
崇祯三年，户科给事中许世荩再次借“公法”之名上疏请“停驾帖”(61)《崇祯实录》卷3，崇祯三年正月戊申，第86页。，未被采纳。思宗在位期间，反而十分热衷派遣锦衣卫使用驾帖捕拿人犯，刑科签批稍迟，甚而获罪降谪(62)《明熹宗实录》卷21，天启二年四月丙寅，第1041页。，至于科臣，对签批驾帖“仅作承行”。(63)李清：《三垣笔记》，《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9册，第 338页。崇祯五年，思宗从提督司房内监所请，下令“自后驾帖径发锦衣卫，若就近密速拿人，不必候科签”(64)汪楫：《崇祯长编》卷62，崇祯五年八月丁丑，第3572页。，成化以来确认的驾帖与六科相衡的制度被彻底废止，驾帖遂成名副其实不与外廷相涉、径自断自宸衷的“中旨”“内降”。至于明季北兵起，明廷偏安南京时，马士英倾轧异党，仍以驾帖付校尉逮问复社党人，然而“驾帖未出而南都亡”(65)徐鼒：《小腆纪传》卷53《儒林一》，《续修四库全书》第333册，第124页。，驾帖也随着明朝的覆亡而成为了历史的陈迹。
明代驾帖的设计，一为皇权的制度延伸，表达的是皇权意志，厂卫治狱皆“取诏行，得毋经法曹”(66)王世贞：《锦衣志》，《续修四库全书》第749册，第661页。，这是驾帖“私”的因素；
一为司法权的平衡维制，是明初皇帝针对锦衣卫的关防之制，又经过历代朝臣不断法制化、规范化，这是驾帖“公”的因素。驾帖所具有的这两种性质，取决于皇帝的态度和皇权意志。在明代中后期，由于宦官得势和皇帝有意识地袒护，法司在与厂卫的博弈中落败，驾帖已经起不到平衡二者的作用，反而成为内监和厂卫济私自肥的工具。
从厂卫的司法权发展的角度看来，自锦衣卫与宦官互相倚重后，竟称“表里衙门”。明代朝臣试图将驾帖进行法制化，以作为限制厂卫权力的制度措施，但在皇权肆意表达的背景下，驾帖反而逐渐演变为皇权合法控制国家司法的工具，驾帖的中旨化，便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晚明公共政治意识的兴起，掀起了对驾帖合法性的批评，驾帖所具有的“公”的色彩渐渐为明臣所重，他们试图借此将旗校内官差遣纳入国家行政体系之内，这是对锦衣卫参与司法的制度规范。驾帖的中旨化，体现了制度规范对皇权“法外用刑”的约束是有限的，宦官等近臣更得借此分享皇权，以私夺公。崇祯十五年廷对，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对厂卫司法提出了批判：“厂卫不可轻信，是朝廷有私刑也。”崇祯帝反问：“东厂、锦衣卫俱为朝廷问刑，何公何私？”(67)《崇祯实录》卷15，崇祯十五年十一月甲子，第456页。可见对皇帝而言，厂卫与法司本无所谓公私，为皇帝问刑即为朝廷问刑，也是传统帝制中国“朕即国家”君主理念下司法生态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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