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云花，毕德广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中国古代农业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核心的农业区，而对边疆地区农业的关注相对薄弱，尤其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农业认识不足。边疆民族往往被笼统地称为游牧民族，实际上所谓的游牧民族中，有的确实以游牧为主，有的是以畜牧为主，有的则以渔猎采集为主，很少从事单一的生业方式，多数是混合型经济，而且多包含一定程度的农业成分。如公元前一千纪的东天山地区由定居农业和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变，然而即使在公元前一千纪晚期进入了游牧时代，该地区依然存在着以青稞种植为主的粗放型农业(1)任萌：《公元前一千纪东天山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田多：《公元前一千纪东天山地区的植物考古学研究：以石人子沟遗址群为中心》，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奚与契丹为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的两个族群，在唐代并称“两蕃”(2)刘昫《旧唐书》卷199《奚传》载：“万岁通天年，契丹叛后，奚众管属突厥，两国常递为表里，号曰‘两蕃’。”(中华书局，1975年，第5354页。)，世代活动在辽西地区(3)毕德广：《奚族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3-51页。。两蕃因生活在以草原、低山、丘陵、河谷平原为主要地貌的辽西地区，所以通常被认为是游牧民族，过着随逐水草、四季迁徙的游牧生活。实际上，两蕃的生业方式以畜牧为主，兼营游牧、渔猎采集和手工业等。进入唐代后，随着气候条件的变化，两蕃开始从事农业生产。
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冰芯、植物孢粉、古土壤、文献记载和考古遗存等资料，对唐代辽西地区的生态环境及其变迁进行综合分析。
(一)冰芯
冰芯的氧同位素与温度变化有着密切关系，是研究和重建古气候、古环境的重要资料。目前国内钻取的主要冰芯有敦德冰芯、古里雅冰芯、达索普冰芯、冬克玛底冰芯、马兰冰芯、唐古拉冰芯等(4)施雅风主编：《中国冰川与环境：现在、过去和未来》，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86-287页；
田立德、姚檀栋：《青藏高原冰芯高分辨率气候环境记录研究进展》，《科学通报》2016年第9期。。敦德冰芯钻取于中国柴达木盆地北侧的祁连山区的敦德冰帽顶部，地理位置为38°06′N，96°24.5′E。古里雅冰芯取自青藏高原的西昆仑山古里雅冰帽，地理位置为35.2°N，81.5°E。这两处冰芯氧同位素记录对研究大范围温度变化具有代表性(5)谢自楚、武筱舲、姚檀栋：《敦德冰岩芯古气候环境记录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89年第2期；
封国林等：《观测数据非线性时空分布理论和方法》，气象出版社，2006年，第95页。，可用于研究中国北部乃至北半球古气候的变化。
研究者对敦德冰芯δ18O的研究表明，距今3000～2900年出现过一次全新世次高温事件，此后气温呈明显的波动下降趋势，并在公元1000年左右降到最低，出现低温事件，当时温度低于全新世平均值1℃左右(6)姚檀栋、L.G.Thompson：《敦德冰芯记录与过去5Ka温度变化》，《中国科学》(B辑)1992年第10期；
姚檀栋、施雅风：《祁连山敦德冰芯记录的全新世气候变化》，载《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第206-211页。。
古里雅冰芯δ18O记录表明，过去2000年间温度整体上呈波动性逐渐上升趋势，但在距今1100年前后出现一个气候变化的转折点。此前，气候呈冷暖波动，以寒冷和少雨为主。此后，温度在冷暖交替中上升，降水增多(7)姚檀栋：《古里雅冰芯近2000年来气候环境变化记录》，《第四纪研究》1997年第1期；
姚檀栋、杨梅学、康兴成：《从古里雅冰芯与祁连山树轮记录看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第四纪研究》2001年第6期。。
姚檀栋依据古里雅冰芯高分辨率连续记录的气候环境变化，建立了近2000年来的气候变化序列，可显示以百年为时间尺度的冷暖与干湿变化，其中：601～700年，气候湿冷；
701～800年，气候温暖，先湿而后干旱；
801～900年，气候干冷(8)姚檀栋：《古里雅冰芯近2000年来气候环境变化记录》，《第四纪研究》1997年第1期。。据此可知，唐代的气候冷暖交替，但多数时间里气候以寒冷、干旱为主，并在唐末辽初温度降至最低，形成一个低温期。
(二)植物孢粉
植物孢粉经过产生、扩散和沉积，最终被从地层中提取出来，通过鉴定和分析，划分出孢粉组合带，可用以研究古代植被和生态环境的变化。
好鲁库剖面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好鲁库种羊场附近。剖面厚274厘米，划分为7个孢粉组合带，其中孢粉带HLKp-Ⅶ深23～0厘米，年代为距今2300～700年。该孢粉组合的花粉类型少，蒿类花粉占绝对优势。这说明距今2300～700年间，西拉木伦河流域的气候逐渐变干，森林植被减少，草原面积增加(9)刘鸿雁：《第四纪生态学与全球变化》，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60-162页。。
小牛场剖面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好鲁库种羊场小牛场附近。剖面划分为6个孢粉组合带，最上面的孢粉带XNCp-Ⅵ显示距今3000年以来，剖面所在地的水体消失，被沙覆盖(10)刘鸿雁：《第四纪生态学与全球变化》，第164页。。说明该时段内西拉木伦河流域降水减少，气候干燥，局部草皮退化。
麦里泥炭剖面位于科尔沁沙地东南缘的西马莲河支流河谷中。麦里剖面可划分成5个孢粉带(11)任国玉、张兰生：《科尔沁沙地麦里地区晚全新世植被演化》，《植物学报》1997年第4期。。唐代所属的C带，整体特征是乔木类花粉含量降低，草本植物花粉普遍增加，尤其是蒿属和藜科植物发达，说明该时段的西辽河流域气候趋向干燥寒冷，降水减少，沙地活动频繁，沙丘面积不断扩大，森林植被进一步退化，草原是主要植被景观。
牧场泥炭剖面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查日苏乡，可分为5个孢粉组合带(12)张小咏、李永化、刘耕年、尹怀宁：《辽西北地区全新世中期以来环境变迁》，《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2004年第4期。。C带测年为距今2750～1090年，约相当于西周晚期至隋唐时期，气候整体以干冷为主，冷暖、干湿交替。C带仍可以分段，剖面深125～120厘米阶段对应年代为公元667～853年，相当于唐代中晚期。这一阶段木本植物花粉含量锐减，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显著增加，说明森林植被退化，降水减少，气候趋向干旱化。
上述植物孢粉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与敦德冰芯等资料的分析结果相符。
(三)古土壤
半拉山剖面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西拉木伦河北岸二级台地上。从半拉山西剖面各层位所含有机质的百分比看，距今3000年和距今1000年前后，有机质含量高达1.65%，为全剖面之最。该剖面的孢粉组合也显示，距今1000年时西拉木伦河流域属于偏湿的草原环境，说明这个时期该地区降水量充足，地下水含量增多，植被发育良好。植被茂盛，尤其是草本植物发达，在地层中产生大量的腐殖质，促使了古土壤的发育(13)武吉华、郑新生：《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赤峰市沙区)8000年来土壤和植被演变初探》，载《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全新世环境演变及预测》，地质出版社，1992年，第55-70页。。
好鲁库北沙丘剖面同样位于西拉木伦河上游，距今1000年前后该剖面在风沙土层上也发育了一期古土壤，应该与半拉山剖面发育古土壤属于同一过程(14)武吉华、郑新生：《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赤峰市沙区)8000年来土壤和植被演变初探》，载《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全新世环境演变及预测》，第55-70页。。
裘善文对科尔沁沙地中不同质剖面进行分析，如科尔沁中部白音塔拉泥炭剖面、科左后旗新艾里沙丘剖面和奈曼旗巴布里合黄土剖面等，认为科尔沁沙地发育过三期古土壤，分别是在距今5000年、距今3000～2000年和距今1000年前后(15)裘善文等：《中国东北西部沙地与沙漠化》，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42页。。夏玉梅则认为科尔沁沙地共发育过四期古土壤，最后一期为距今1600～1000年(16)夏玉梅等：《东北全新世温暖期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载《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一)，海洋出版社，1993年，第296-315页。。
距今1000年前后，西拉木伦河流域广泛发育了一期古土壤，这在考古上也可得到证实。西辽河流域大量辽代遗址和墓葬都位于黑土(黑沙土)层中，如通辽二林场辽代墓葬开口于黑沙土层(17)张柏忠：《内蒙古通辽县二林场辽墓》，《文物》1985年第3期。，又如科左后旗呼斯淖契丹墓葬开口于约2米厚的黑沙土层上部(18)张柏忠：《科左后旗呼斯淖契丹墓》，《文物》1983年第9期。。奈曼旗查明的辽代遗址共80余处，其中有33处埋藏在黑土层中，占总数的41.3%(19)韩茂莉：《辽代西辽河流域气候变化及其环境特征》，《地理科学》2004年第5期。。
古土壤的发育需要气候温润，降水丰富，植被繁茂。而风沙层则表明气候干燥，降水量低，植被稀疏。距今1000年前后发育的古土壤是在风沙层上发育起来的，说明这期古土壤发育前(包括唐代在内)，辽西地区仍处在气候干旱时期。事实上，距今1000年前后古土壤的发育，应该是接续冰芯、孢粉等资料显示的距今1000年左右出现的低温事件而来的，因为低温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全球范围的中世纪小暖期。换言之，中世纪小暖期促使了这期古土壤的发育。
(四)文献记载
竺可桢利用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主要从物候学角度对中国近5000年来古气候变迁进行系统的探讨，可视为中国古气候学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式研究成果。作者认为6世纪末至10世纪初的隋唐时期是古代的一个温暖期，温度可能要高于现代(20)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满志敏利用文献记载中的物候、冷暖事件等信息，重新讨论了唐代气候冷暖的问题。他认为：“唐代不是一个稳定的温暖期。从百年以上的尺度来看，以8世纪中叶为界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期的气候尚缺少坚实的证据，无法确定寒暖的程度，从一些已有的记载，估计与现代相差不大，但后期气候明显转寒，寒冷顶峰时的程度可与明清小冰期相比较。”(21)满志敏：《关于唐代气候冷暖问题的讨论》，《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8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寒冷期。这一观点与前面冰芯、植物孢粉等重建的唐代气候状况是吻合的，尤其与姚檀栋等人依据古里雅冰芯δ18O建立的近2000年以来气候冷暖与干湿变化序列可相互印证。古里雅冰芯序列表明：601～700年是一个冷期，但从干湿序列看，这个时段的降水尚可，属于一个湿期。701～800年是一个暖期，干湿序列却显示720年前属于湿期，此后气候开始变得干燥，这个变化大致与满志敏提出的8世纪中叶气候发生变化相吻合。801～900年，气候干冷，与满志敏的寒冷期完全一致。葛全胜等利用文献资料等资料重建了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序列，分辨率达到10～30年(22)葛全胜等：《过去2000a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序列重建及初步分析》，《地学前缘》2002年第1期。。他们认为780’s～920’s是一个寒冷期，也与满志敏提出的8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为寒冷期的观点大致相符。
从文献中能找到反映唐代辽西地区气候状况的间接记载。张九龄草诏《敕突厥可汗书》云：“然两蕃既归国家，亦即不合侵伐。朕既与儿无间，终不以此为怀。契丹及奚，诸蕃穷者，土地不足以放牧，羊马不足以贪求。”(23)(唐)张九龄：《曲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0页。这段话中的“土地不足以放牧，羊马不足以贪求”，是唐玄宗规劝突厥不要攻伐两蕃的说辞，意在说明两蕃贫穷，不值攻伐。虽有夸大其词之嫌，但并非胡诌，全无根据。两蕃居地相对于突厥疆域而言，狭小贫瘠，山地较多，沙漠化较严重，不是最理想的放牧地，故言其“土地不足以放牧”。除此之外，也可能与此时的两蕃居地生态环境恶劣有关。如果气候干旱，草地发育不良，其地的确“不足以”放牧。这道诏书写于唐玄宗开元后期，恰与古里雅冰芯δ18O显示的720年以后气候变得干燥相吻合。
崔灏作《辽西》一诗，云：“燕郊芳岁晚，残雪冻边城。四月青草合，辽阳春水生。”(24)万竞君：《崔颢诗注崔国辅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页。“燕郊”“辽阳”是指战国时燕国边区、辽河北岸一带，在唐代大致为营州北界，与契丹、奚等接壤。该诗描写的是唐天宝年间(742～756)的历史状况。从诗中描述景物来看，这一时期辽西地区春天来得较晚，要到四月份才草生水涨。无独有偶。开元二十一年闰三月癸酉，郭英杰、吴克勤等率唐军与契丹战于榆关都山，全军覆灭。张九龄制《敕薛泰书》，命安东都护薛泰和河东节度副使王忠嗣合击契丹与叛奚。书中曰：“气候渐暖，卿及将士已下，并得如宜。”(25)(唐)张九龄：《曲江集》，第55页。此敕书写作时间自然晚于闰三月癸酉日，相当于农历四月上旬。此时气候才逐渐转暖，与崔灏《辽西》一诗所反映的情况相同。这种现象显然与当时大气候偏冷有关，也与古里雅冰芯δ18O等显示的8世纪中期以后气候变冷相符。
《资治通鉴》载唐天复三年(903)，“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习知契丹情伪，常选将练兵，乘秋深入，逾摘星岭击之，契丹畏之。每霜降，仁恭辄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常以良马赂仁恭买牧地。”胡三省注曰：“北荒寒早，至秋，草先枯死。近塞差暖，霜降草犹未尽衰，故契丹南并塞放牧；
焚其野草，则马无所食而饥死。”(2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4《唐纪八十》，中华书局，1956年，第8623页。契丹人游牧的辽西地区纬度高于今北京地区，故入秋后天气早寒，今亦如此。然“草先枯死”，除了天气早寒的原因外，似乎还与唐末大范围的气候环境有关。上文通过冰芯、孢粉、古土壤与物候等资料得出8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是一个寒冷期。气候寒冷导致了一年内低温天数的增多，秋至则气温已经降到很低，草木才会较早枯死。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三月，于人文奉旨出使回鹘，雍陶作《送于中丞使北蕃》诗，云：“朔将引双旌，山遥碛雪平。经年通国信，计日得蕃情。野次依泉宿，沙中望火行。远雕秋有力，寒马夜无声。看猎临胡帐，思乡见汉城。来春拥边骑，新草满归程。”(27)(清)彭定求等校点：《全唐诗》第15册，中华书局，1960年，第5917页。回鹘牙帐在今蒙古国境内，于人文从长安出发一路向北，沿途回鹘境内的天寒地冻，在诗人的笔下如同亲临其境。顾非熊作《送于中丞入回鹘》(28)(清)彭定求等校点：《全唐诗》第15册，第5787页。，诗中有“风沙万里行”“春深草未生”之句，回鹘境内气候干冷，风沙肆虐，由此可见一斑。回鹘帝国疆域地跨整个蒙古高原，其东侧正是西辽河流域的两蕃。从大的气候环境来讲，两蕃居地的气候应该与回鹘境内气候基本相同，即气候干冷，多风沙。
唐代的西辽河流域，气候冷暖，干湿交替，植被以森林草原或疏林草原、沙地灌木等为主，适合牧业和渔猎采集业的发展，但交替出现的温湿期使得从事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成为可能。
两蕃农业便是在上述唐代辽西地区的气候条件中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当然，两蕃农业的兴起，除了气候条件外，还与二者的人口增长、粮食危机等社会问题有关。
(一)奚人农业的兴起
史籍没有记载奚人农业开始的具体时间。奚人从事农耕的最早史实发生于唐代开元年间。樊衡的《为幽州长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载：“二十七日次于乌鹊都山。前后大小三十一阵，……所焚爇车帐、农具、器械、储粮、老小，灰熸烬者不知涯极。”(29)(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579页。此役发生在开元二十一年四月，地点在乌鹊都山，即今河北青龙县西北的都山，处在唐中期奚人活动范围内。在此役中，奚人因随契丹叛唐，自然也是唐朝讨伐的对象。故此役所焚烧之农具可能与奚人有着密切关系。据新、旧《唐书》记载，开元二十六年(738)幽州节度使张守珪裨将赵堪、白真陀罗等假借守珪之令，逼迫乌知义讨伐奚人。乌知义率军渡湟水，“践其禾稼”(30)(五代)刘昫等：《旧唐书》卷103《张守珪传》，第3195页。(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卷133《张守珪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549页。。湟水，又称潢水，即今西拉木伦河。由此可见，唐玄宗开元年间，奚人已经在西拉木伦河中上游一带种植庄稼。这一记载与开元二十一年都山之战焚烧农具的记载不谋而合，说明不晚于开元年间奚人已经从事农业生产了。
奚人自见诸于史书起，一直活动在西辽河中上游一带，并逐渐南移。隋代，奚人徙居长城以北、滦河流域，但时间比较短暂，随着唐王朝对辽西地区控制的加强，奚人又退回了西辽河流域。唐代中期，奚人再次迁徙至长城以北、滦河流域，甚至一度控制了南至长城、北抵西拉木伦河中上游的广大地区。自此以后，奚人活动南界几乎不再改变，直至辽晚期奚境被契丹彻底吞并。奚人迁居至长城以北、燕山山地，为其从事农业生产带来了契机和创造了条件。
首先，奚人居地的生态环境较脆弱，粮草一直是困扰族群发展的大问题。与契丹争斗，不断侵扰中原王朝边界，都是掠夺粮食等生存物资的体现。奚人南迁燕北山地，失去了可大规模放牧的草原，单纯依靠畜牧和渔猎应该难以维持整个族群的生存。粮食危机空前加剧，种植庄稼就成为维持族群生存的新选择。在新的聚居区内，河流阶地和山间谷地比较发达，水系纵横，在气候条件上也相对接近长城以南的农耕区，为从事一定程度的农耕种植提供了可能。其次，奚人居地已经完全与长城以南的农业区相邻，有利于奚人接触和学习中原地区的先进农耕技术。再次，两蕃不时地骚扰边境，除了掠夺物资外，也会俘虏农业人口。少数农业人口因避战乱而迁居奚境内。农业人口迁至奚境后，应该仍以种植农作物为生计，这对奚人学习和从事农耕是一个推动。最后，虽然唐代是一个气候波动期，但唐中期属于气候温暖期，而古里雅冰芯序列表明8世纪初的唐朝仍处于气候湿润期，降水相对充足，这为奚人发展农业提供了适宜的气候条件。
总之，在上述各种条件和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奚人于唐开元年间前后(约8世纪初)开始了农业生产，应该是可信的。
(二)契丹农业的兴起
唐代奚人的活动范围紧邻长城以南的农耕区，而契丹人的活动范围相对偏北，不如奚人接触和学习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那么便利。但契丹南界常与营州(今辽宁朝阳)境毗邻，营州居民以汉人为主，农业比较发达，所以契丹尚可从营州接触到农耕文化的影响。张九龄所制《敕契丹都督涅礼书》云：“往者，屈突干凶恶，无心忧矜百姓，背叛于我，终日自防，丁壮不得耕耘，牛马不得生养。”(31)(唐)张九龄：《曲江集》，第62页。《敕契丹知兵马中郎李过折书》云：“且顷者携叛，又甚崎岖，羊马不保于孳生，田畴不安于耕种。”(32)(唐)张九龄：《曲江集》，第78页。《敕契丹王据埒可突于等书》云：“百姓之间，不失耕种，丰草美水，畜牧随之，更无外虞，且知上策。”(33)(唐)张九龄：《曲江集》，第60页。均透露出在唐开元年间契丹人就已经从事农耕。《辽史》载：“辽始祖涅里究心农工之事”(34)(元)脱脱等：《辽史》卷46《百官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730页。，又载：“自涅里教耕织，而后盐铁诸利日以滋殖”(35)(元)脱脱等：《辽史》卷48《百官志四》，第822页。。涅里即《旧唐书》所载之泥礼(36)《辽史·世表一》载：“泥礼，耶律俨辽史书为涅里，陈大任书为雅里，盖辽太祖之始祖也。”(中华书局，1974年，第955页。)，为唐开元至天宝年间之人(37)《辽史·营卫志中》载：“当唐开元、天宝间，大贺氏既微，辽始祖涅里立迪辇祖里为阻午可汗。”(中华书局，1974年，第380页。)涅里之事迹在《旧唐书·契丹传》《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张九龄《曲江集·贺破突厥状》及《曲江集·敕奚都督李归国书》中亦有记载。。故知契丹自唐开元、天宝年间开始接触农耕，与奚人开始农耕同时或略晚。但此阶段的契丹农业应该处在萌芽状态，落后于奚人农业。这可能与契丹居地范围多数时间里以西拉木伦河为中心有关，尤其至唐中晚期奚人居地的核心区域南迁至老哈河上游至滦河流域，契丹基本上占据了西辽河流域。这一流域水系纵横，湖泊众多，疏林、草原面积相对辽阔，非常适合畜牧业和渔猎采集业，可以提供契丹人生存所需的各种资源。契丹人生存资源的压力远小于奚人，故在发展农业上的紧迫性也远小于奚人。
唐晚期，契丹开始崛起，所占据的土地和人口剧增，本族人口数量应该也有所增长。畜牧业和渔猎业可能已无法满足契丹人及其所统治人口的生存需要，以及对外扩张所需钱财粮草等，发展农业便成为解决粮食等问题的重要途径。《辽史·太祖纪》载：“懿祖生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善畜牧，国以殷富，是为玄祖。”(38)(元)脱脱等：《辽史》卷2《太祖纪下》，第24页。《辽史·食货志》亦载：“初，皇祖匀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39)(元)脱脱等：《辽史》卷59《食货志上》，第923页。史籍没有记载均德实生卒年，但载均德实生撒剌的，是为德祖，德祖生辽太祖耶律阿保机(40)(元)脱脱等：《辽史》卷2《太祖纪下》，第24页。。阿保机生于唐咸通十三年(872)。唐天复三年(903)，“德祖俘奚七千户，徙饶乐之清河，至是创为奚迭剌部，分十三县。”(41)(元)脱脱等：《辽史》卷2《太祖纪下》，第2页。太祖时年31岁，而德祖尚能征战立功，故其年龄当在五十余岁，即德祖大约出生于9世纪中叶，其父玄祖均德实则大致出生于9世纪初。虽然自涅里时期契丹人已经接触农耕，但较大规模地学稼穑、习耕种应始自均德实时期。契丹农业开始于8世纪上半叶。9世纪以来才逐渐发展起来，整体发展水平要落后于奚人农业。
在契丹早期墓葬(42)毕德广、魏坚：《契丹早期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16年第2期。中发现与契丹农业有关的遗物。呼斯淖墓位于内蒙古通辽市科左后旗甘旗卡镇(43)张柏忠：《科左后旗呼斯淖契丹墓》，《文物》1983年第9期。。该墓出土的瓜棱壶、盘口壶等陶器带有典型的契丹传统文化特征，年代应为契丹建辽前。墓中出土1件铁臿，上窄下宽，略呈梯形，带安装木柄的长方形銎孔；
出土铁铲2件，锈蚀严重，只残存銎部和少量铲身。赤峰市红山区西水地墓也出土了2件带銎孔铁铲(44)于海燕：《赤峰市红山区西水地发现一座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第1期。。从该墓出土瓜棱壶等器物看，其年代可能早至建辽前。臿和铲都是农业生产工具，尤其是缺乏牛耕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掘土或破土工具。它们在唐代晚期契丹墓葬中出土，可证实这一时期契丹已经存在农业生产活动，而且应该属于比较粗放的手耕农业。
哈喇海沟墓(45)马凤磊等：《赤峰市哈喇海沟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2008年第2期。出土有黍类种籽。黍类作物适宜气候较干旱、土地较为贫瘠的地区种植。赤峰恰好位于半干旱半湿润地带，在唐晚期又处在一个干冷气候期内。所以该墓出土的黍类种籽，有可能就是唐代契丹人自己种植的农作物。
契丹早期墓葬所包含的农业文化因素极少，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唐晚期契丹已经存在农业生产，可印证《辽史》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这一时期契丹农业发展水平较低，在其生业结构中并不占重要地位。
唐代奚人农业的发展水平略高。《新五代史》载：“去诸之族，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穄，秋熟则来获，窖之山下，人莫知其处。爨以平底瓦鼎，煮穄为粥，以寒水解之而饮。”(46)(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第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909页。《五代会要》亦载：“(奚人)爨以平底瓦鼎，煮穄为粥，既飪，以寒冰解之而食。每春借边民之荒地种穄。秋熟仍来，持获毕，则窖于山下，人莫知其处所。”(47)(宋)王溥：《五代会要》，中华书局，1998年，第345页。去诸乃奚别部之首领，因不满契丹统治，于唐末率部西迁妫州北山，即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与北京市延庆县以北的燕山南麓一带，时间大致为901～906年(48)毕德广：《奚族文化研究》，第36～37页。。从“颇知耕种”来看，去诸所部奚人显然不是西迁妫州之后才接触和学习农业种植的，而是在此之前包括去诸一部在内的奚人已经掌握了较高的农业种植技术。
目前尚未发现可反映唐代奚人农业发展状况的考古遗存，但在内蒙古宁城县发现的辽初“大王记结亲事碑”可作为唐代奚人农业发展水平的参照物。该碑刻于辽天赞二年(923)，“碑文记录了奚王家族的婚聘、买卖交易活动。各项活动均涉及到羊马牛，且数量很大。农作物只提到糜子，表明辽初奚族农作物种类单一，农业在经济生活中还不占主要地位，仍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业。但从碑文记载奚王一次能用糜子买到二十或三十头牛来看，糜子产量很大，说明辽初奚族农业生产达到较高发展水平。”(49)毕德广：《奚族文化研究》，第168页。唐晚期奚人农业发展水平应该不会太低，只有达到了一定的发展水平，辽初奚人农业才能出现“大王记结亲事碑”所描述的状况。
唐末奚人以种植适合半干旱地区生长的穄(即糜子)为主。穄是一种黍类作物，可印证哈喇海沟契丹墓所出土的黍类种籽，同时说明唐代两蕃农业属于粗放型农业。这一方面与两蕃初步接触到农耕有关，一方面与唐代气候冷暖交替有关。唐代两蕃农业发展水平尚低，但仍为中古时期燕北山地和西辽河流域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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