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宇 薛求理 王晓俊
20世纪80年代逐渐浮现的城市史(Urban History)研究将传统的空间营造领域史学研究推向了多学科整合[1]92-122[2]vi-viii。在这样的脉络下，建筑史家科斯托夫(S.Kostof)[3]、风景园林史家柯南(M.Conan)[4]1-16都曾指出历史写作跨学科的重要性。因此建筑史、风景园林史等以空间及其营造过程为对象的历史写作，在论述范式转型之下如何看待空间与其他学科的关联，是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
研究选取的波士顿公园体系在公园体系发展史上最具影响力与代表性，它成型于美国社会急剧变化的19世纪，而这也是美国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关键时期[5]，其时的社会变迁与波士顿公园体系的形态演变之间的关联是本文着力研究的对象。国内对波士顿公园体系的研究并不在少数，其中相对早期的研究对波士顿公园体系进行了细致的空间描述[6-7]；
近期的研究则立足于公园体系与城市空间的关系而展开[8-10]。这些研究都有其重要性，但都甚少涉及其时的社会变迁，也缺乏对空间脉络的清晰交代。比如，波士顿公园体系何以成为体系而非大尺度城市公园？它如何在19世纪的社会脉络中逐渐成形？奥姆斯特德在这个空间生产的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对城市空间的历史写作而言，艺术史家所建立的静态写作方法不宜继续被采用，而需要强调空间与历史进程的动态关系[11]26-29。这就为城市形态学(Urban Morphology)空间形态演变视角的切入提供了契机，因为正是对“进程”(Process)的强调，才使得城市形态学研究常常具备史学特征，而这也可以理解成对空间营造领域里静态历史写作的反思[12-13]。即便如此，也还需要认识到，城市形态学源自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知识传统。虽然在它的观照下，城市空间成为流动而非固定的研究对象，但它仍将空间当作一种外在于社会与文化的“物”，这使得它在分析上强调实际建成的物理空间而忽视空间建构的社会与文化脉络[14]。
从空间自身去理解社会与文化并非历史研究的妥当方式，而应该从社会与文化的脉络中理解空间[3][15]302-305。因此，运用城市形态学的基本方法研究波士顿公园体系，需要辅以侧重社会与文化脉络的分析性视角，只有这样，历史写作的意义建构才能更为丰满。
19世纪后期，奥姆斯特德确实为波士顿公园体系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因此，许多学术论述，尤其是中文语境的论述，都将奥姆斯特德作为波士顿公园体系的支配性角色。事实上，奥姆斯特德1878年着手波士顿公园体系的工作之前，至少有如图1所示的诸个早期方案已被提议。
图1 1878年以前被提议过的波士顿公园系统方案(作者整理自注释①)
这说明，波士顿公园体系的规划建设在奥姆斯特德着手之前就进行过广泛的前期探索。图1的诸方案中，最接近后来实施方案的是1876年波士顿公园委员会(Boston Park Commission)的方案。虽然该方案在公布之前其委员会成员达尔顿(C.H.Dalton)曾咨询过奥姆斯特德，但即便奥姆斯特德本人都未将这个概念的提出视作自己的功劳②。
为何很多论述仍然将奥姆斯特德视作波士顿公园体系的缔造者呢？这需要从史学论述的构造进行分析。空间营造领域的历史写作，尤其是18世纪以来形成的建筑史，是与艺术史共享知识基础，并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引领下进行写作的。这种史学论述的构造方式，使得空间营造的规划设计师等同于画家、雕塑家，空间营造由此成为规划设计师的个人创作。空间营造领域的历史写作以规划设计师为支配性角色，是空间营造领域史学论述需要警惕的方法论预设，这种预设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的批判已经逐渐失去其正当性[16]15-35；
182-187。当然，这绝不是说空间营造领域的历史写作应该忽略规划设计师，而是认为规划设计师在空间生产的脉络中，只应作为某个节点而获得其重要性。这是由空间之作为空间的特性所决定的——空间是不同利益导向的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之间竞争意义的角逐之地。这也是社科领域的空间研究带来的启示，事实上，城市形态学研究的哲学基础确实与福柯(M.Foucault)、列斐伏尔(H.Lefebvre)等社科领域的空间研究关系密切[17]。
2.1 空间范围
如表1所示，从波士顿公地延伸至富兰克林公园的“绿翡翠项链”(Emerald Necklace)并不是波士顿公园体系的全部，而只是其主体部分，它还包括3个附属部分。其中主体部分与波士顿19世纪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关联更为密切，而从目前能够掌握的历史材料来看，也是主体部分最具备深入研究的可能。
表1 波士顿公园体系各组成部分
2.2 形态演变历程
通过对1806—1908年的19份历史地图进行整合研究，笔者绘制出图2。由图2大致可以看出，19世纪初至1850年，只有波士顿公地和公共花园面向公众开放，这期间后湾被人工大坝封闭，铁路建设也已经进入了后湾区域；
1850—1880年的30年间，后湾东侧部分被持续填平，联邦大道绿轴陆续建成，牙买加水库南部向公众开放；
在1880年之后，后湾沼泽、浑河、牙买加水库、阿诺德植物园、富兰克林公园及相应公园道相继被设计、改造、建设并向公众开放。
图2 19世纪波士顿及“绿翡翠项链”的形态演变(作者绘)
2.2.1 1850年以前
波士顿在1818年开始建设米尔坝(MillDam)封闭后湾，并以交叉坝(Cross Dam)将其分隔成溢水盆地(Full Basin)和受水盆地(Receiving Basin)两部分，希望以此利用潮汐水能发展工业，但实际效果不佳。1834年波士顿人又建设了2条交叉铁路(Boston and Albany Railroad)[18]15-19。
1830年，波士顿公地上牧场和林场等生产性功能被彻底禁止而成为纯粹的游憩空间。为此，原来的饮马池(Horse Pond)被填平，火库山(Powder House Hill)也被挖平以填充积水的洼地，补种了200余棵树，以更好地服务于游憩功能[19]64-67。公地西侧的土地在1827年之前是滩涂，1835年前后成为公共花园，此时公共花园的平面呈梯形。波士顿市政府希望借助州政府对后湾的开发，将这里也开发成住宅获取利益③，但遭州政府反对。1856年波士顿市放弃了住宅计划并利用州政府给予的楔形土地，将公共花园的平面整合成矩形，南北战争之后按照建筑师米查姆(G.F.Meacham)的方案建成新的公共花园[20]64-71。
2.2.2 1850—1880年
自19世纪50年代起，波士顿开始了大规模填海，后湾成为填海工程的主战场。建筑师吉尔曼(A.D.Gilman)的规划方案被采纳，原来的米尔坝(Mill Dam)被用作贝肯街(Beacon Street)的路基，新建道路平行或垂直于贝肯街形成方格路网，并从中部留出200英尺宽的空间用作联邦大道绿轴。后湾填海工程自东向西持续了约30年，从公共花园西侧到碎石角(Gravel Point)的整个受水盆地全部被填平，形成了联邦大道绿轴。
这期间，牙买加水库(Jamaica Pond)逐渐具备了公众游憩功能。1848年之前，牙买加水库一直都是波士顿唯一的淡水水源④。19世纪50年代，水库在冬季开始有一些冰上游憩活动。但至19世纪70年代，水库对公众开放的区域仍只有水库南部一隅[21]86-89。
2.2.3 1880年之后
1880年，后湾填海接近尾声。由于受水盆地被填平，碎石角西侧的溢水盆地也失去了利用潮汐的能力，逐渐成为承接附近下水道的排污区[22]174-199。根据奥姆斯特德1880年的描述，溢水盆地“涨潮时候是一大片水面，退潮之后是腐臭泥滩上的一条小溪”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程师戴维斯(J.P.Davis)拟采用工程挡土墙对后湾沼泽(Back Bay Fens)进行围合，这个方案令奥姆斯特德难以接受并且也没有被政府采纳。1880年，由他们联合制定的新方案被采纳，新方案以自然蜿蜒的水系与盐生湿地植物相结合[19]55；
153，最终在1895年建成。浑河的改造也采用类似的湿地方式进行，同样将卫生改善放在设计中最重要的地位上⑥。
牙买加水库在此期间已完全开放。公园委员会采纳了奥姆斯特德1892年的方案，对现状的改动非常小以保留其自然特征。此外，还增设了环绕水库的园路，并将对公众开放的部分从南部一隅扩展到整体的水库周边[21]87-88。
阿诺德植物园于1872年成立，1878—1879年由奥姆斯特德和萨金特(C.S.Sargent)共同设计，并于1882年正式开放⑦。富兰克林公园(Franklin Park)是整个公园体系中的核心部分，1896年基本建完。建设前，开阔疏朗的场地就已经很好地体现了新英格兰地区的景观风貌。建成后，近2/3的土地被规划为“乡村公园”(Country Park)——“纯粹用来欣赏田园风景……”“不要任何的装饰特征，不要任何种植和构筑……”⑧。
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赫(M.Bloch)认为价值判断只有与相应的规范联系时才有意义，而这些规范实际上难以把握。因此，历史研究应该注重“理解”而非评价[23]101-105。建筑史家塔夫里(M.Tafuri)则更为精准地认为立足于设计评价的“操作性批评”不可避免地将现代标准加诸过去，而历史研究需要将对形式的分析改变到对其形成脉络的分析上来[24][25]11-78。
针对以上空间形态演变历程的描述，笔者并不以规划设计立场进行脱离脉络的评价，而是尝试理解空间演变历程是如何在特定脉络下发生的。需要说明的是，所有历史叙事都包含难以消除的阐释成分[26]55-87，以下分析也是立足于笔者的理解而进行的阐释。
3.1 文化与精英政治的影响
19世纪前，美国基本上是农业社会，阶层差距不极端，休闲与劳动也没有十分明确的区分。因此，波士顿公地中的休闲和劳作活动是共存的。至19世纪，富庶的波士顿精英阶层开始形成了独特的品位与规范。在他们的理想中，有绅士品味的人应该像欧洲贵族那样居住在森林附近。独立战争结束后，人口快速增长，他们在半岛东北部的生活环境品质明显下降。因此，1795年政府将公地东侧的土地出售时，他们很快向南转移到公地附近。波士顿精英对自身绅士化身份的想象是外部视角的——接近自然而不涉入其生产功能，如波士顿精英爱默生(R.W.Emerson)所言：“如果劳工正在田野里费劲地挖坑，你不可能自由地欣赏这处高贵的风景。[19]36”
19世纪20年代之前，精英阶层多次对公地中采石、放牧、挤奶等生产功能表示抗议，因为这会带来噪声和动物排泄物。但此前，波士顿的行政体制是基于议会制的，他们的提议无法在市镇议会(Town Meeting)中击败人口占多数的劳工阶层。独立战争之后，波士顿人口快速增长，这使得只适用于小规模人口的议会制难以为继。1822年2月，波士顿开始采用代议制(Representative System)，精英阶层由此更方便地实现对于城市事务的控制。脱离了议会制的制约，精英阶层终于在公地中实现了他们的绅士化想象，将生产功能彻底逐出公地[19]64-74。前文所述1830年后公地的空间形态向休闲功能的转变(图3)，就在这样的社会脉络中发生。
图3 1780年(3-1)与1851年(3-2)的波士顿公地[19]66
此外，联邦大道的形成及后湾的形态演变也与波士顿精英阶层的价值观有明显关联。后湾区域的规划方案最明显的形态特征有2点：1)平行或垂直于原米尔坝此设置方格状路网；
2)240英尺(约73.15m)宽的联邦大道作为中央绿轴。至少有3个原因促成了这样的形态特征。首先，采用了方格网式布局以便居住于此的精英阶层能便捷地对原市中心进行管理和控制。其次，联邦大道这样类似于同时期法国林荫大道的空间形态及周边第二帝国风格的建筑，再现了波士顿精英将其城市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的雄心。最后，为了营造更好的精英化居住环境，后湾规划了大量开放空间⑨，联邦大道更是由200英尺扩展到240英尺，以更好地为将居住在后湾的精英阶层提供优雅的环境意向[11]73[27]114-115[28]15。这3个原因都反映了波士顿精英阶层的需求，而事实上在1852年，与填海相关的政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填海工程的服务对象是“健康和成功的人们及商业”，要给税款来源的精英阶层提供新的居住空间⑩。
此外，19世纪中后期，波士顿的政治氛围与纽约不同，其重要的城市事务依然被精英阶层所掌控，他们认为在公园建设方面落后“不仅不光彩，而且有损商业繁荣”⑪。19世纪70年代末，在纽约的平民政治中精疲力竭的奥姆斯特德来到波士顿参与其公园体系的相关工作，而主管波士顿公园体系规划的3位公园委员会成员，都是颇具背景的波士顿精英。早在1870年，奥姆斯特德就在美国社会科学学会(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的邀请下于波士顿洛沃协会(Lowell Institute)宣读了《公园与城镇的扩张》一文⑫。这时的奥姆斯特德就已经与波士顿精英阶层产生很多价值共鸣，而洛沃协会本身就是他们所掌握的基金会[27]151-152。可以说，奥姆斯特德在波士顿基本顺遂的实践过程与精英阶层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3.2 地理与地质条件的影响
布罗代尔(F.Braudel)认为地理所塑造的历史进程虽然缓慢，却深刻地左右着社会与文化实践[29]3-18。冰川纪之前，波士顿地区的基岩多由相对软质的粘板岩、火山灰构成。数十万年冰川的积压，使得该区域的软质基岩下沉，并在冰川融化后形成现在的波士顿盆地(Boston Basin)。随着冰川融化，其中夹杂的冰积物形成了该地区的许多鼓丘。同时，盆地外围硬质花岗岩高地上的水流也汇聚到盆地内的低洼处形成河谷与河流[30]1-3。在图4中可以看到，浑河、后湾沼泽、联邦大道、公共花园和波士顿公地等面积较小的部分大致都位于查尔斯河谷的软质基岩上，其中牙买加水库、阿诺德植物园和富兰克林公园等均位于地势相对较高的硬质基岩上，而这恰是整个主体部分里面积最大的3个部分。
图4 波士顿地质分布图[30]4-5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巧合。在19世纪60—70年代，骄傲的波士顿人开始广泛讨论公园建设，但却没有像纽约那样建设大型中央公园，这是由于地形条件和精英美学的双重限制所导致。软质基岩下沉，冰积物中的碎石、砂砾随冰川滚落其上，形成市内崎岖的地形条件(图5-1)。今天来看这并非建设公园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在当时的精英们看来，公园必须是开阔疏朗、如画般的。奥姆斯特德就曾特地把后湾公园(Back Bay Park)改名为后湾沼泽(Back Bay Fens)，因为他坚信“Park”必须是如画式的，而后湾沼泽的空间形态无法承载“Park”的真实内涵[21]57。这种观念使得波士顿人认为他们无法像纽约那样在市内建立中央公园。加之市内可利用的开放空间本来也不多，因此克利夫兰(H.W.S.Cleveland)1869年认为“波士顿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中央公园”，而应该对周边乡村进行系统提升⑬[18]35。1872年，科普兰德也认为“建设一系列小公园要比一个大公园更合适”⑭。1874年，官方也认可了城市地形带来的限制，认为需要“因地制宜地设置一系列各种尺度和形态的公园，然后用道路连起来”⑮。这样，大规模的公园就被设置到了郊外的硬质沉积岩地带，那里开阔疏朗(图5-2)，是精英观念中“Park”的理想选址。
图5 波士顿软质基岩的市内与硬质基岩的郊外空间形态对比(5-1引自参考文献[18]120；
5-2引自参考文献[21]67)
对波士顿的公园营造而言，自然地质状况不仅仅是关于“物”的，还关系到相应的文化实践。地理学家阿普兰顿(J.Appleton)已经提醒过风景园林史研究者，来自英格兰的如画式美学是内在于特定地质结构中的，雷普顿(H.Repton)的作品就几乎全都位于英格兰东侧相对舒缓的硬质沉积岩地质区域内，而明显不是西侧地形起伏较大的变质岩地质区域内[31]。奥姆斯特德曾坦言自己受到英国如画式风景园开拓者的影响⑯，波士顿郊外硬质沉积岩地带所蕴含的潜能激发了他如画式的美学实践，使得地理地质状况对文化实践产生影响，成就了郊外阿诺德植物园、富兰克林公园中精英式的如画美学与空间形态。
3.3 环境与卫生问题的影响
19世纪的新英格兰地区，快速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化逐渐带来严重的城市卫生问题。1850年，波士顿政治家莱缪尔·沙塔可(L.Shattuck)领衔完成了美国公共健康史上里程碑意义的沙塔可报告(Shattuck Report)，明确提及城镇和村庄布局应当考虑通风、阳光、水源及下水道系统等[32]59-64。此后半个世纪，美国各级政府逐渐开始关注居住区及城市的清洁消毒工作。世纪末的进步主义运动之后，卫生改革更是美国城市政策的重要内容。这种卫生改革推动了其时美国城市规划理念的转变，足够的公园和树木、良好的排水系统等都被认为是提升城市公共卫生的重要途径[33]。
19世纪70年代，受水盆地面积持续缩小使得倒灌浑河的水流逐渐腐臭不堪⑰。即便这样，波士顿公园委员会于1877年为建设后湾公园购地而首次提议的贷款也没有在议会通过。因为后湾区域东北、原市中心的议会代表并不支持在远离他们自己选区的位置建设仅以休闲为目的的公园⑱。只有后来将后湾公园地区当作整个城市排水系统的一部分，市议会才通过贷款[34]。不可否认奥姆斯特德在接触后湾项目以前就对公共卫生有卓越见识，但相比其作为设计师的个人洞见，购地资金的来源途径或许更结构性地解释了他在设计后湾公园的过程中何以将排水和卫生问题放在设计的核心逻辑上，何以将原本的空间形态转变为能够净化水体的自然缓坡与盐生湿地沼泽。
波士顿公园体系中并不只有后湾部分才与改善城市卫生有关。根据Boston Daily Advertiser的统计，1875年为公园法案(Public Park Bill)举行的全市投票中，赞成率超过70%的选区(Ward)几乎都在查尔斯河畔或原市中心[34]，这些选区的基本特征就是卫生状况差、居住密度高且空间拥挤。1876年6月，在关于建设公园体系的公众听证会上，代表波士顿各阶层的10位发言人中，有8位发言人的支持理由都涉及卫生、健康相关内容⑲。这说明当时波士顿民众对建设公园系统并以此提升城市卫生状况抱有相当程度的期待。
首先，通过对波士顿公园体系在19世纪百年间的空间演变历程进行展示，可以看到绿地空间演变与城市空间之间的关联。更重要的是需要认识到这种关联所涉及的波士顿文化政治、地理地质、卫生改革等形塑空间的脉络，这是范式转型之后历史研究跨学科进行的关键，也是历史研究建构意义面对当下的重要途径。
其次，无论是分析文化政治、地理地质还是卫生改革所带来的影响，都旨在说明规划设计是建立于结构性、既定的空间意义基础上的象征性表现。规划设计师的远见卓识在象征性表现上获得其重要性，而并不在空间意义的基础性建构上起支配性作用。
最后，研究将城市空间视为社会建构，将规划设计师置于空间生产脉络的某个节点而非支配性地位上。这有助于改变规划设计师的理想主义(Idealism)色彩，更有利于理解当下空间生产的现实状况，因为左右当下实践的观念就来自对历史的思辨与阐释。
注释：
① a)于1856年由R.M.Copeland与H.W.S.Cleveland合作完成，图片来自https://backbayhouses.org/；
b)于1869年由U.H.Crocker完成，图片来自参考文献[21]，36页; c)于1872年由R.M.Copeland完成，图片来自Norman B.Leventhal Map Center Collection；
d)于1874年由E.W.Bowditch完成，图片来自 Boston Daily Advertiser，1874年6月24日；
e)于1875年由E.W.Bowditch完成，来自Norman B.Leventhal Map Center Collection；
f)于1876年由Boston Park Commission公布，来自 Documents of the City of Boston，1876年，卷2，第42号；
此外，1869年Copeland R M还规划过一版无图方案，只有文字描述。
② 他在一份提交给波士顿公园委员会报告中写道：“The Park system for Boston,advised by your Commission(由贵委员会所提议的波士顿公园系统)……”见1882年第16号波士顿城市文档(Documents of the City of Boston)。文献来源于https://catalog.hathitrust.org/。
③ 1850年第18号波士顿城市文档。
④ F.S.Drake在1878年所著的《The Town of Roxbury: Its Memorable Persons and Places,Its History and Antiquities,with Numerous Illustrations of Its Old Landmarks and Noted Personages》，第405-406页。
⑤ 1880年第15号波士顿城市档案。
⑥ 1884年第9号波士顿城市档案；
1885年第7号波士顿城市档案。
⑦ 详见参考文献[21]，第60页。
⑧ Notes on the plan of Franklin Park and related matters，《奥姆斯特德书信集》(Papers of Frederick Law Olmsted)，增补系列卷1，460-534页，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⑨ 其中有43%的土地被用作街道和公园、9%被用作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剩下不到一半的土地作为私人地产开发，见参考文献[37]。
⑩ 1852年第45号马萨诸塞州参议院档案(Mass Senate Document)，资料来源于http://archives.lib.state.ma.us。
⑪ 1859年第63号波士顿城市档案。
⑫ 奥姆斯特德书信集，增补系列卷1，第171-205页。
⑬ Cleveland H W S在1869年所著的《The Public Grounds of Chicago: How to Give Them Character and Expression》,Charles D.Lakey出版。
⑭ R.M.Copeland在1872年所著的《The Most Beautiful City in America.Essay and Pla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ity of Boston》[With a Map]，Lee & Shepard出版，第35-36页。
⑮ 1874年第105号波士顿城市文档。
⑯ 奥姆斯特德书信集，卷1，第101页。
⑰ 1881年第12号波士顿城市档案。
⑱ 1877年7月19日及1877年7月12日波士顿市议会会议记录(City council minutes)。
⑲ Parks for the People Proceedings of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Faneuil Hall,June 7,1876.Boston: Franklin Press: Rand,Avery,&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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