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时珍
(贵州财经大学 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 贵阳 550000)
近年来，为了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政府运用了一系列政策工具鼓励企业研发和创新，其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力度不断加大，且增速最快。研究表明，税收优惠有助于企业创新，不同税收优惠的激励效果不同[1]。2021年1月1日起，制造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力度提升为100%，加大了税收优惠的力度，加计扣除政策的推出及落实，在国家减税降费的背景下，对提高企业竞争力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了研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提出要“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源泉,技术创新的源头和根基在于基础研究所产出的新知识、新原理、新定律。高校和科研机构作为开展基础研究的主要主体，存在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基础创新供给与企业的创新需求不匹配、联系较弱，而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与产业需求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企业对市场需求的敏感可以反馈到基础研究的需求中去，为后者明确方向，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让科学研究落到产业需求上。
制造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直接体现了一国的生产力水平，在经济体系中占据着基础性地位。要建设制造业强国，就必须破解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其关键就是要实现创新发展。近年，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稳步提升，但基础研究比重远低于应用研究比重，中国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普遍较低，基础研究投入更少，只有少数企业明确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强化了前瞻布局。总体而言，中国基础研发强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
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促进制造业企业开展基础研究，为技术创新取得重大突破奠定基础，有必要研究加计扣除政策的政策效果，以便政府制定政策配套措施，让企业享受到该项税收优惠政策带来的好处，从而促进制造业企业的基础研究产出的提高，并以此推动企业创新发展。
众多学者针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主要有两类观点：一类认为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创新产出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享受税收优惠越多的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更大、专利成果更多[2-3]；
另一类认为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具有有效区间和失灵区间，只有在有效区间内，税收优惠才能激励企业创新，即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具有非正向的作用；
同时，区域创新环境、人力资本投入、政策实施效果等因素也会影响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效果的显著性，税收优惠政策具有区域异质性[4]；
此外，这种激励效应还具有产业异质性。不难发现，针对企业的创新产出，现有研究主要以企业专利数量来衡量[5]，并未将焦点放在企业的基础研究产出上，也缺乏关于基础研究的专门的税收优惠政策，现有税收优惠对企业基础研究产出的促进作用有待验证。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以企业所得税优惠为主，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企业所得税优惠中的一种常见形式。因此，本文聚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分析其对高端制造企业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并探究研发人力资本投入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
研发费用对制造业企业基础研究的影响究竟如何？研发人力资本投入是否在二者之间具有中介效应？本文通过阐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研发人力资本投入、基础研究之间的理论联系，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首先，税收优惠与人力资本投入。众多研究表明，税收优惠促进企业加大研发人力资本投入。刘啟仁、赵灿[6]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能带来额外的税收激励效应，促进企业人力资本升级，技能劳动力人数也显著增加。
其次，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企业创新。优惠政策中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姚维保等[7]认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总体上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
此外，大量研究也表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作用效果因不同行业、企业性质、区域而异。李坤和陈海声[4]基于区域性差异视角对2010—2014年的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有积极影响，但存在区域差异。任海云、宋伟宸[8]研究认为，加计扣除政策对于企业的激励程度受企业异质性因素影响，对成熟期的企业激励效果最高，对处于高度市场化区域的企业激励效果较差。
最后，研发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刘晨旭等[9]研究发现本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对区域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但周边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则可能会抑制本地区创新能力的提高。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企业基础研究具有显著的影响，可以有效促进高端制造业基础研究产出的提高。
H2：研发人力资本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政策效果具有中介作用，且该中介作用的程度具有区域性差异。
H3：一定范围内，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企业基础研究的促进效应具有行业异质性。
H4：一定范围内，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企业基础研究的促进效应因不同属性的企业而异。
2.1 变量选择与测量
2.1.1 被解释变量
目前，已有的众多文献以企业的专利数量来反映企业的研发产出，但主要是应用研究方面，基础研究指为了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本文参考张艺、孟飞荣[10]的处理方法，以企业发表的论文数量来衡量企业的基础研究产出，各个企业发表论文的数量差距较大，为了降低系统误差，对这一变量取对数处理。
2.1.2 解释变量
参考姚维保等[7]的研究方法，以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强度为自变量，探究加计扣除对企业基础研究的促进作用。2015—2018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为50%，2018年后，比例提高到75%，对于企业年报中未披露加计扣除额的企业，其加计扣除强度分别用不同的加计扣除比例计算获得。
2.1.3 中介变量
研发人力资本投入的衡量指标主要有两类，一类以研发人员占企业员工的比例来反映，另一类以研发人员的薪资衡量。鉴于被解释变量基础研究产出、解释变量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采用的是每一年的数据，因此，本文参照柳光强等[11]的做法，以企业每年为研发人员支付的薪资来反映企业研发人力资本投资。
2.1.4 控制变量
企业基础研究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为对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好地解释，控制影响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基础研究产出的其他影响因素，借鉴甘小武等[12]、杜嘉欣等[13]的研究，引入如下控制变量：企业现金流(cf)、净资产收益率(roe)、资产负债率(lev)、抵押能力(gva)、技术资产比(tar)、企业年龄(age)、企业性质。本文将企业产权性质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两类，若是国有企业则值为1，若是非国有企业则值为0。各变量具体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2.2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高端制造业主要分为航空装备行业、卫星制造以及应用行业、轨道交通设备制造行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行业、智能制造业5个领域。基于数据可得性，选取2015—2019 年A股上市高端制造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对数据进行以下处理:①剔除2015年之后上市或中途退市的企业；
②剔除ST的企业；
③剔除未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未披露研发投入(费用化)金额、没有基础研究成果等数据披露不完全的企业。最终得到282家样本企业，包括75家生物医药制造企业、53家卫星制造企业、16家轨道交通设备制造企业、13家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企业、125家智能制造企业，共1 377个观测值。
1)被解释变量：企业发表论文数量通过在知网上手动搜集获得。
2)解释变量：加计扣除额、研发费用通过查阅企业年报中披露的相关信息、国泰安数据库获得。
3)中介变量：研发人员薪资通过手动查阅企业年报获得。对于部分缺失的数据，参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平均工资水平与企业研发人员数量的乘积确定。
4)控制变量：企业现金流、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等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使用STATA16.0处理数据。
2.3 数据描述性统计
总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分别观察基础研究产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强度、研发人力资本投入(对数)的均值、极大极小值可以发现，大多数高端制造企业的基础研究产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强度较小，不同的制造企业的研发人力资本投入、加计扣除强度、基础研究产出存在着较大差距。但总体来看，样本方差普遍较小，不存在异常值，样本数据整体较为可靠。
表2 样本描述性统计
3.1 模型构建
3.1.1 基准计量模型
为考察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企业基础研究产出之间的关系，本文以线性回归模型(OLS)为基本模型：
lbrnit=β0+β1rsit+α1Cvit+eit
(1)
式中：lbrnit代表i企业在t时期该企业基础研究产出数量的对数值；
rsit表示i企业在t时期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强度；
Cvit表示i企业在t时期的控制变量；
eit为随机扰动项，回归系数的大小反映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企业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程度。
3.1.2 中介效应模型
为考察研发人力资本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企业基础研究产出之间是否具有中介效应，在模型(1)的基础上建立模型(2)、模型(3)：
lrwit=β′0+β2rsit+α1Cvit+eit
(2)
lrrnit=β″0+β3rsit+β4lrwit+α1Cvit+eit
(3)
式中：lrwit代表中介变量i企业在t时期的研发人员工资水平的对数；
eit为随机扰动项。如果模型(1)、模型(2)中的加计扣除强度(rs)系数β1和β2都显著，模型(3)中的加计扣除强度(rs)、研发人力资本(lrw)系数β3和β4也显著，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通过促进企业加大研发人力资本投入，进而提高基础研究产出；
如果β3和β4不显著，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3.2 实证结果与分析
3.2.1 主效应回归分析
构建模型(1)分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分位数回归结果见表3。第(1)列为未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2)列加入了控制变量。由基准回归结果可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强度(rs)的系数都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且回归系数都为正，表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企业基础研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强度增加1%，基础研究产出增加16.74%、15.27%。分为数回归结果见表3后3列，比较两种回归系数大小可以发现，未考虑基础研究产出滞后项的影响时，中位数回归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制造业企业基础研究的作用强度更大，但解释变量的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假说1成立。第(3)列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加计扣除对企业基础研究的影响为正，作用效果不显著，但滞后一期的基础研究产出对本期的基础研究产出有显著影响，可能是因为企业研发人员进行某方面的研究后，对该领域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有助于后续做出更多的基础研究成果。
表3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高端制造业基础研究产出(全样本)
3.2.2 中介效应回归分析
表4中模型(2)为中介变量作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结果。结果表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强度对企业研发人力资本的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加计扣除强度增加1%，企业研发人力资本投入增加31.62%。
表4中模型(3)为加入中介变量后，加计扣除强度对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强度、研发人力资本投入的系数都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且系数都为正，加计扣除强度与研发人力资本投入对企业基础研究都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表4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研发人力资本投入与基础研究产出回归结果
通过分析表4的结果可知，研发人力资本投入在加计扣除对企业基础研究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也就是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一税收优惠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刺激企业加大研发人力资本投入，进而提高企业的基础研究产出。假说2成立。
3.3 异质性分析
为验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企业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是否具有行业、区域等异质性，分别分析加计扣除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特性的高端制造企业的作用效果。
3.3.1 分行业影响机制检测结果分析
尽管加计扣除税收优惠对高端制造业基础研究产出整体上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针对不同的高端制造企业，激励效果不同。表5为模型(1)各个行业的回归结果。由表5可知，生物医药制造业、轨道交通设备制造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系数为正，分别为13.8、28.7、200，并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说明加计扣除能显著增加生物医药制造业、轨道交通设备制造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的基础研究产出，且加计扣除对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基础研究产出的激励效果更显著；
航空装备制造业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企业享受加计扣除反而降低了企业的基础研究产出；
智能制造业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加计扣除对智能制造业的基础研究产出没有显著影响。
表5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企业基础研究产出回归结果(分行业)
生物医药制造业是知识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基础研究成果是生物医药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根基，生物医药行业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率在其他重点制造行业中居首位，科技含量在生物医药领域尤为重要[14]。因此，相比于其他制造企业，生物医药制造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所带来的私人收益更高，生物医药制造企业会倾向于将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节省的成本(资金)更多地投入基础研究，从而提高基础研究成果。对于智能制造行业，鉴于其较强的实践性，应用研究的重要性高于基础研究，基础研究的基本属性是公共性的，应用研究的基本属性是私人性、商业性的[15]。由于基础研究成果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智能制造企业的基础研究成果外溢，企业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节省的成本将会更多地用于应用研究，对基础研究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对于轨道交通设备制造行业，吕铁等[15]呼吁高校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前沿研究，但同时也指出，应用基础研究、尤其是铁路工程技术基础研究，从理论源头到知识应用，都必须与实际工程紧密结合。强调了轨道交通设备制造企业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对于航空装备制造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加计扣除强度的系数很大(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原因可能是样本数据较少，从而导致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较大。
3.3.2 分地区影响机制检测结果分析
通过表6可知，加计扣除对华东、华南地区制造企业基础研究产出的激励作用较强。
不同地区的区域创新环境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执行效果的作用不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能显著促进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华东、华南地区是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区域创新环境也较好，加计扣除对高端制造业基础研究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华北地区、西部地区)创新环境略差，政策执行效果更弱，加计扣除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甚至抑制企业基础研究产出的增加。
表6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研发人力资本与基础研究产出回归结果(分地区)
3.3.3 分企业属性影响机制检测结果分析
由表7可知，国企模型(1)中的加计扣除强度系数不显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国有企业基础研究产出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民营企业模型(1)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国有高端制造企业基础研究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但会显著地激励民营高端制造企业基础研究。民营企业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军，而基础研究在企业技术研发、取得重大突破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鉴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对民营企业基础研究的促进作用，应给予民营企业适当的政策倾斜。
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融资更加容易，企业资金相对充足，因此，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额对国企的影响较小，这一税收优惠节省的成本不足以促使国企加大研发、基础研究投入。但对民营企业而言，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加计扣除这一税收优惠降低了民营企业成本，使得民营企业有更加充裕的资金扩大生产、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开展研发活动、增加基础研究成果。
表7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研发人力资本与基础研究产出回归结果(不同企业属性)
3.4 稳健性检验
鉴于结论可能会受到取值方法的影响，本文采用更换自变量的方法对上述检测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额的对数(lre)替代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额占总资产比重(rs)为衡量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强度的指标。依然采用OLS方法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8。
表8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基础研究产出回归结果
从表8可以看出，改变自变量的衡量指标后，依然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验证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基础研究产出具有显著影响的稳健性。
4.1 结论
大国之间的竞争，科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实施的目的之一就是促进企业研发、创新，而科技的进步是以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为支撑的。因此，研究研发税收优惠对高端制造企业基础研究的作用至关重要。基于已有的文献研究，利用2015—2019年高端制造上市企业相关数据信息，采用最小二乘法分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企业基础研究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研发人力资本投入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得出以下结论：①从样本检测结果看，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研发人力资本投入激励企业基础研究产出的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强度在适当的范围内，对基础研究产出的作用效果更强。②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生物医药制造业、轨道交通设备制造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基础研究的激励效应显著，对航空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业基础研究的激励效应不明显。③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华东、华南地区制造企业的基础研究激励效应显著，对华北、西部地区的企业基础研究的激励效应不显著。④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民营制造企业的基础研究激励效应显著，对国有企业基础研究的激励效应不显著。
4.2 建议
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1)虽然政府政策有效激励了企业 R&D支出，但是不同政策工具对于不同类型 R&D 支出的效果并不一致。研发税收优惠和其他优惠政策组合有不同的激励效应，可制定配套的组合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基础研发创新。此外，政府在制定鼓励企业研发投入政策时应更具有针对性，加计扣除是影响企业基础研究的重要因素。但加计扣除是一项普惠性的税收优惠政策，为更好地促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政府可以制定一项针对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优惠政策，细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相关规定，强化监管机制。针对存在争议研发项目认定周期较长、政策不明晰的问题，应由科技部门、财政部门和税务部门共同协作，出台具体的规章制度确定争议项目的鉴定程序、时间、方式、标准，提高争议解决效率，保证过程公正、公开、公平。
2)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基础研究的促进作用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差距。应根据不同的企业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政府可以给予需重点扶持行业、中小企业适当的政策倾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风险。与此同时，鉴于众多企业对研发税收优惠了解不够深入的情况，政府可以建立相关的政策咨询平台，为企业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答疑解惑，明确政策的实施细则，降低企业的税务风险，提升政策的执行效率，让加计扣除的作用发挥到实处。
3)各地区的产业环境、资源禀赋等使得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为促进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创新发展，鉴于加计扣除政策效果的的区域，政府可以给予中西部等不发达地区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优化资源配置，制定差别化的加计扣除政策，促进企业的创新发展，提升其核心竞争力，最终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
4)民营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基础研究的激励效应较高，应适当提高民营制造企业的研发加计扣除比例，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此外，由于民营企业融资较困难，可将加计扣除政策与其他税收优惠、财政政策配合实施，与金融市场相结合，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利用大数据解决融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民营企业融资的难度，促使企业有充裕的资金开展研发、基础研究。
5)重视研发人员的培养，与科研院校合作进行基础研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研发投入的衡量标准之一是研发人员的投入，研发人员在企业取得创新发展成果方面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研发人力资本投入也会促进企业基础研究成果的提高，研发人力资本的投入的衡量标准不仅在于研发人员的薪资水平，另一标准就在于研发人员的数量方面，企业应结合自身情况加大研发人员投入占比，积极与科研院校合作，加快研发人员的引进步伐。其次也要注重研发人力资本投入的质量，提高引进的研发人员质量，对研发人员进行更加专业化的培训，提升企业研发成果转化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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