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霄，刘沛东，肖尧轩
（新疆师范大学，新疆乌鲁木齐 830099）
价值取向简单地说就是价值观的确立方向，是一种站位方向，那么中国钢琴音乐的价值确立的方向在何处？习近平总书记讲道“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1]，可以衍生得知，中国钢琴音乐的独特性一定要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才可以实现其价值。
1.1 中华传统节日文化取向
山西民歌与西方钢琴的主题莫过于文化的碰撞和文化的交流，而他们之间的产物《闹元宵》的主要走向也是在山西传统文化和西方部分艺术的背景支撑下不断展演出来的。该作品在被缔造时是以传统节日文化为基础的，那么该作品被再创作时风格不论怎么变幻，自然会保持着对山西传统节日文化的自觉性，从而体现出该曲存在的价值意义。从作品前身来说钢琴曲《闹元宵》引用的就是山西民歌《闹元宵》，而这首民歌也是以山西地区特有的传统佳节——元宵节为主题基础，是元宵节当天各种传统习俗和佳节气氛作为引子来创作的一首民间小调。所以，中国钢琴作品《闹元宵》的创作是以山西传统节日文化为基础，再经过时代化的创造，“闹元宵”不管从节日方面还是音乐方面都达到了不止于陈的发展与传承的价值意义。
1.2 民族音乐形态文化取向
彭吉象认为“艺术的生产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精神生产的孕育，艺术的生产决定了艺术一定会具备形象性、主体性、审美性的特点”。那我们可以说只有艺术具有了“审美性、主体性、特殊性”，它才可以作为一种精神的生产。
从审美性方面来看，钢琴曲《闹元宵》可以说是具有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闹元宵》作为一首由山西民歌改编的钢琴曲，在整首曲子中反映的社会现象是元宵节欢快的社会氛围，表达的是作者“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独特心境。曲子在具备山西本民族独特的传统音乐民歌特点的同时，又具有通过艺术铸牢中华民族自信心的社会艺术目标，是集中个性与共性的艺术形象。
从主体性方面来看，钢琴曲《闹元宵》的创作凝结着作曲家从现实社会生活中找寻创作的动机和灵感。在曲中，艺术家在表达个人对于山西传统音乐的追求时利用西方钢琴作为载体使得音乐感情被表达出来，可以说整曲不仅表达了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还具有强烈的创造创新性。同时，《闹元宵》作品本身也具有主体性——作曲家经过创作得来的成果，曲中渗透着的是作曲家的审美体验与审美情感；
作为《闹元宵》作品的欣赏者，也具有一定的主体性，不同欣赏者对《闹元宵》的情感体验有共性也有差异，因艺术主题欣赏者存在着共性，又因个体的经历和艺术素养的不同而呈现差异。1.3优秀传统精神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精神乃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培育、继承与发展起来的。从空间层面上，意味着中华民族精神乃是全国各族人民多元一体、交织交融共同塑造与书写的。随着社会的演变，命运共同体逐渐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的事件频发，其中不光有冲突也有融合。“历史是一个整体发展过程。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这就要求我们对待历史一定要牢记经验，只有将民族精神发扬光大，才能使各民族携手共进，取得伟大成就。
“贵和尚中”的精神取向。通过钢琴曲《闹元宵》的分析可以看出，整曲以高声部作为旋律的主要线条，而低音部以和声、音程为配合，体现了在整曲创作中线性思维与立体思维的结合。作曲家为体现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的结合，将民歌自身的旋律特征与西方三部性特点相结合；
其中音调结构结合了主和弦，以商、徵、羽为基础排列，以五度三音列来进行，突出山西民歌的风格特征；
整体结合传统山西民歌的线性线条，利用分解和弦，在演奏中注重高中低旋律的层次，突出原旋律线条；
整首曲子的速度结合了山西民歌节奏大多比较豪放自由的艺术特点。由此可以看出，钢琴作品《闹元宵》充分体现了中国“贵和尚中”的重要精神，灵活地将中国传统音乐特有的旋律渐进性、呈线性及结构散性的特点与西方音乐文化中分别和对抗的特点运用起来。
“天人合一”的精神取向。作品创作基础主要来源于山西民族创造，人的生气来源于对生活的体验与感悟，生活的七情六欲使得人们有了生气。同时我们祖先认为气韵是联系世间万物的一切，这里可以理解为音乐与人是因为“气”的关系相联系。音乐是情感的表达，从音乐的要素能观察人们内心情感的变化，音乐依靠着人们内心情感的变化来维持其生命。人们赋予音乐生命，音乐因人富有生气。在钢琴曲《闹元宵》中利用注释和弦，由弱到强给听众营造了一种欢快、热烈的节日情景，利用钢琴中的前十六、后十六，锣鼓声利用了八分音符与四度音程叠加的“琵琶和弦”进行模仿，更加衬托出节日的锣鼓喧天的气息，使得“天人合一”思想被完美表达。
钢琴是西方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钢琴艺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加速发展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当中西不同文化存在于同一空间时，两者之间就产生了艺术文化的碰撞融合，我国在文化创作中也一度强调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相互融合。钢琴作品不仅要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还要包含着当地民族的心理，这些因素的存在，赋予了钢琴独特的风格。这使得更多有关学者思考，在中国钢琴作品发展中，是否具有当地的民族文化内涵才是中国钢琴音乐发展的最佳的体现，文化认同是否更加符合我国群众对于中国钢琴艺术的追求[2]。
2.1 群体文化认同
荣格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最底层不是情结，而是集体的潜意识。各民族在空间、时间方面因全球化的转变更加期待找到归属的方式，而这种所需的归属感就是认同感。
首先，钢琴曲《闹元宵》最初的创作是由人们的行为选择，选择山西民歌文化中的价值观、人文信仰等概念所形成的结果；
其次，人们选择山西民歌《闹元宵》《绣荷包》进行二次创作，说明人们对所选择的作品有着明显且明确的文化与身份认同；
最后，通过演奏者的努力进而形成了作曲家与听众之间的联系，将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情景与人物感情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钢琴作品《闹元宵》成为一种文化上的集体身份[3]。
《闹元宵》的产生是由于山西民众对自身民族音乐的构成结果有着特有的思想方式、态度和信仰。人们通过对创作音乐演奏的深入体会，甚至作为听众都可以带入自己的情感，以此为基础形成自身接受的文化与身份的认同。钢琴演奏者的身份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钢琴曲《闹元宵》就是中国民族音乐，即使对山西文化不够了解，也可以依据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中含蓄、中庸、群体化的特点进行演奏。在演奏者演奏的环境中，无论演奏者还是听众的精神世界都是不约而同地被带入一个可以实现文化融合、身份认同、情感交流的境界，从而不知不觉地产生强烈的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认同感。
2.2 地域文化认同
地域文化主要展现在人们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当中。山西地区历史悠久，名人辈出，最主要的是地理位置被称为中华文明主要发源地之一，因此，从古至今山西地区的地理位置对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传承文明都有着奠基作用。
地域文化可以说是一个地域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础，特定区域的文明表现形式具有不同特色，一个地区的人们只有经历对地域特定文化从认识到理解、从认可到爱护才会认同自己的家乡，从而对祖国的文化有认同感[4]。当进行音乐创作时，以同一地区的独特性创作出来的音乐都会具有地域的共性，它反映了以地区文化为题材的创新。
钢琴作品《闹元宵》在音乐中具有地域观念和地域感情。作曲家熟知地域文化的背景，并将其运用到作品的音乐主题，通过音乐结构反映社会生活。在山西地区，有着“三大精神”：吕梁精神、太行精神和右玉精神。还有五大传统文化：诚信文化、廉政文化、德孝文化、关公文化、农耕文化。这些精神与文化的存在使得山西传统文化具有独特性，充分展示出山西民族忠诚担当、乐观向上、不畏艰难、勇于追求美好生活的自信精神，这种精神植根于内心深处的依托和自信，反映到具体实物之中。
钢琴作品《闹元宵》是1991年创作出的《炎黄风情——中国民歌主题24首管弦乐曲》太行春秋中的一首，在此之后山西整体进入逐步发展的环境。在山西民歌《闹元宵》中，不仅体现了节日欢快的情景，也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遐想、大家团团圆圆的憧憬。
从自然财富上来看，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平坦土地显得十分珍贵，人们多数会选择山坡平地相结合处居住，间接导致语言中带有粗犷狂野的气质。在钢琴曲《闹元宵》中的B段，采用的五声调式，不仅传承了中华音乐文化，也表现了山西民族音乐中的粗犷且婉转的语言特点。它采用民歌中男女对唱的表达方式高低声部来回转换，使得听众更能接收到细腻的情感，在社会稳定的大环境下，儿女情长是如此美好。从创造财富上来说，山西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历史责任感，使得山西人民从中找寻到了以节日与音乐为载体来宣传山西传统文化的方式，因此创作出的劳动成果——山西民歌《闹元宵》让更多的人知道山西、了解山西，也为鲍元恺改编创造出钢琴作品《闹元宵》奠定了基础[5]。
2.3 民俗文化认同
在当今现有的音乐类别中，民族音乐承载的传统文化是最多的。山西民歌《闹元宵》《绣荷包》中的歌词所写主题主要是社会、民情，从它们的歌词中都可以体会到爱情、节日的愉悦心情。因此钢琴作品《闹元宵》在创作过程中沿着这一方向，曲子整体韵律饱满、高大明亮、豪放粗犷、柔和有力、刚柔并蓄。
从作品总体来说，山西民歌具有欢快、明亮的特点，在钢琴音乐作品中体现了跳音的特征，以至于山西民歌与钢琴的结合更加使音乐的整体结构性得到有效提升。通过对于山西民歌中人与自然、风俗和社会风情的挖掘，展现出山西的独特山野风味，钢琴与山西文化之间的交融创作出了拥有地域特色的钢琴作品《闹元宵》。它的出现并未让山西地区音乐的独有色彩消失，反而使这种独有色彩广泛流传，因此获得了山西人们的喜爱与认可，也进一步推动了近现代钢琴艺术的发展。在钢琴作品《闹元宵》中，音符代表的是民歌的歌词，节奏代表的是山西语言的语音语调，旋律就是根据文字的语调所谱写，而文字所体现的音乐性也是由节奏和旋律相结合呈现的。人们的内心律动和身体规律随着音乐的节律准确地反映出来，使最客观的情感表达出来[6]。在钢琴作品《闹元宵》的创作中，对山西民俗民风的研究，不仅有利于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还肯定了民族音乐创作的方向和价值观，有助于更深层次地理解民族心理共性、民族伦理道德，钢琴作品《闹元宵》内含的山西文化有着明显的融合性和特殊性。
现今在这个经济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环境下，文化相互交融、碰撞，传统的传播方式已不再被新一代的青年人所接纳，导致很多优秀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极有可能被埋没、走向消亡，而这时就需要我们进行传统音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7]。
从钢琴作品《闹元宵》的创作者鲍元恺先生对中国传统优秀音乐文化的坚定选择可以看出，我们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定要注重音乐本身的民族性，坚守我国文化的独特性，并有文化自信的心理才能真正地向大众展示我国音乐创新文化的魅力。但是在极力凸显我国传统音乐民族性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只有真正理解传统音乐创作时的审美，才能明白不同的音乐有着不同的特色、不同的音乐风格、情感有着不同的演奏技巧，只有把演奏技巧融入钢琴艺术中，才能真正体现出我国本民族音乐的独特性。
钢琴作品《闹元宵》沿用了《闹元宵》《绣荷包》的部分主题旋律。例如，山西民歌《绣荷包》主题旋律在钢琴作品《闹元宵》中总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73—80小节，在“琵琶和弦”的衬托下出现对《绣荷包》主题旋律完美复刻，音乐婉转优美；
第二次，81—88小节，由低声部重复《绣荷包》主题旋律转到高声部继续进行重复同时又加入了分解和弦，增加了旋律的流动性；
第三次，116—134小节，在旋律方面钢琴作品《闹元宵》以《绣荷包》的旋律为基础加了变奏加花的形式展现，节奏变得更加紧密。
《闹元宵》中融入山西传统乐器的音乐色彩，如锣鼓声等，在调式调性中以中国五声调式为基础，对于复调的写作、织体的编写及装饰音都是作曲家运用了两首山西民歌特色进行的创作，使得音乐在塑造传统山西音乐的形象时还可以和钢琴很好地进行融合，体现出钢琴民族化的价值体现。钢琴作品《闹元宵》的创作给现代钢琴作曲家对于中国传统音乐作品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方向，不仅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得以发扬，还使其更加娱乐化、流行化，加快了中国传统音乐艺术文化的传播速度。整首作品大多是在表达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对于钢琴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也是时代要求坚守的重任[8]。但在这个迅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不仅要坚守中华传统文化，更要传扬现有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观，展现中国的大国风范。
本文在研究中国钢琴音乐作品《闹元宵》的价值取向与文化认同中发现，钢琴作品《闹元宵》在创作过程中，其自身的价值取向是吸收了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才得以体现出本民族对于《闹元宵》的认同感。因此，笔者认为，中国钢琴音乐的创新与发展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同时也需始终保持着中华本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才能实现大众对于中国钢琴音乐艺术的认同，以至未来越来越多创新出来的中国钢琴音乐艺术作品实现文化的认同，向世界展现中国音乐艺术的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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