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庆
(东莞城市学院 商学院，广东 东莞 523419)
创新生态系统概念源自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的理论框架，其将研究视域从个别企业扩大到整个企业生态圈，着眼于突破组织边界的创新资源整合，强调通过优化创新体制机制降低中小企业创新门槛、提高创新效率和创新质量。深入系统地研究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对于现阶段我国打造高水平创新创业环境和科技创新平台载体，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近年来国内有关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呈上升趋势，据知网数据统计，2000年以后与该主题相关的CSSCI期刊论文共计818篇。其中，2012年前是研究的萌芽期阶段，2013-2017年是研究的发育期阶段，2018年后至今是研究的高涨期阶段。所涉学科领域包括企业经济(315篇)、经济体制改革(169篇)、高等教育(76篇)、宏观经济管理(69篇)、工业经济(61篇)、信息经济(41篇)、科学研究管理(24篇)等。根据2021年7月29日的知网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研究方法的论文共计15篇，大多归属于经济与管理学大类，并致力于通过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对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整体或部分进行知识回溯和热点研判[1-5]。
综合而言，国内有关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①知识图谱分析侧重于介绍文献的国家分布、机构分布、期刊分布和作者分布等，忽视知识图谱背后所隐含的制度逻辑与政策启示；
②数据收集多局限于经济管理学科，强调查准率而忽视查全率，文献解读不够深入。本文运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对WoS数据库中1991-2021年间主题为“创新生态系统”的2 933篇研究文献进行共被引聚类和主题词共现分析，并通过构建知识图谱和解读里程碑文献揭示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演化背后的制度逻辑和政策启示。
1.1 研究数据
考虑到CiteSpace对中文文献的兼容性问题以及研究文献的权威性和全面性，本文以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的两个子库SCI-EXPANDED和SSCI为数据来源，选取1965年至今主题为“Innovation Ecosystem”、文献类型为“Article”的目标文献3 043篇。根据2021年7月4日WoS的检索结果，目标文献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具有典型的跨学科特征(如表1所示)。时间分布上，2010年前属于研究萌芽期，目标文献的年均发表数量低于50篇，2011-2018年属于研究发育期，目标文献的增长率基本保持在年均30%以上，近3年目标文献的发表数量更已占到总数的一半，呈现出高增长态势(见图1)。国家分布上，中国大陆学者共发表论文353篇，世界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的925篇和英国的488篇，但高于德国的268篇、意大利的245篇和法国的239篇。另根据引文报告，目标文献的H指数为109，单篇文献平均被引22.53次，进一步开展共被引分析有效可行。
表1 目标文献涉及的主要学科领域
图1 目标文献发文时间分布
1.2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版本号：5.7.R5)对3 043篇目标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操作步骤：①如表2所示，对CiteSpace进行参数选项设置并创建初始知识图谱；
②使用“引用突现”(Citation Burst)功能识别出里程碑文献84篇，并通过阅读标题、摘要及关键词从中剔除弱相关文献5篇，数据剔除率小于6%；
③利用余下的3 038篇目标文献更新知识图谱并标注聚类结果；
④阅读各聚类中排名前三的高被引文献(标题、摘要、关键词、引言和结论部分)，排除弱相关聚类2个得到最终知识图谱(见图2)，详细聚类信息见表3、表4和表5。
表2 CiteSpace参数选项设置
从CiteSpace生成的文献计量结果来看，有2943篇文献发表于1991-2021年期间，其中有效引用148 064次，占总次数的99.21%；
累计得到节点1 326个、节点连线4 436条；
计算网络模块度Q值(Modularity Q)为0.883、平均轮廓系数(Silhouette)为0.953，聚类效果良好。进一步观察图2中的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和表3、表4、表5中的详细聚类信息可以发现，国内外主题为“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文献大体可以概括为三大类。
2.1 外围研究——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起源与发展目标
如图2所示，这部分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聚类4“区域社会生态系统”(Regional Social-ecological System)、聚类15“价值共创”(Co-creating Value)和聚类6“可持续性转型”(Sustainability Transformation)，其研究重点在于探讨“创新生态系统”概念产生的条件原因、内在逻辑和发展目标。
“区域社会生态系统”是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起源，该聚类由50篇文献组成，平均发表时间为2005年，轮廓系数(Silhouette)0.991。结合主题词共现分析(见表3)，该聚类研究从区域社会生态系统的湿地多样性(Wetland Landscape)出发，强调各行业主体的生态角色(Role)定位，倡导通过组织创新(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s)提高全系统的适应性共同管理(Adaptive Co-management)能力。Ostrom[6]基于博弈论思想构建了一个“制度分析与发展”的IAD研究框架，用于剖析社会生态系统中不同行业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周围系统环境的反向影响；
Folke等[7]通过研究社会生态系统的适应性治理问题发现，合作团队是否拥有多元知识体系以及在社会网络中能否建立起共识性准则直接关系到整个系统适应性治理水平的高低，其中桥梁性组织(Bridging Organization)和法制环境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图2 目标文献的共被引知识图谱
“价值共创”是创新生态系统的内在逻辑，该聚类由18篇文献组成，平均发表时间为2007年，轮廓系数(Silhouette)0.968——结合主题词共现分析来看(见表3)，该聚类研究基于不同技术间的相依性(Technological Interdependence)提出，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cosystem)的内部结构(Structure)对于催生新技术(New Technology Generations)、提升企业绩效(Firm Performance)具有重要作用。Teece[8]指出，开放型经济下的产品创新迭代加速、创新资源与制造能力在地理上呈分散化分布，这都对企业的“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y)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迫使企业家们通过内部革新与外部协作更好地适应并改造自身所处的生态系统。
“可持续性转型”是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目标，该聚类由34篇文献组成，平均发表时间为2010年，轮廓系数(Silhouette)0.979。结合主题词共现分析来看(见表3)，该聚类研究从创新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发展路径(Adaptation Pathways)出发，强调考虑复杂性(Taking Complexity)和跨学科分析(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致力于通过全生态融合式创新(Convergent Innovation)促进经济可持续性增长(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Arthur[9]从技术演化的角度指出，任何新技术都是对已有技术的重新整合，它们来源于自然现象且必须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Westley等[10]提出要通过选择性培育、推广优质创新成果避免走入发展的死胡同，同时还要注意削弱行业垄断力量、寻求替代性解决方案和细分市场。Folke等[11]认为韧性(Resilience)、适应性(Adaptability)和可转换性(Transformability)是影响复杂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演化方式的关键因素，而渐变相对于突变来说更有利于维护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2.2 衍生研究——创新生态系统的案例实践与模式应用
如图2所示，这部分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聚类2“应用程序开发者”(App Developer)、聚类3“服务生态系统”(Service Ecosystem)和聚类7“数字服务化”(Digital Servitization)，其研究目的在于跟踪创新生态系统的案例实践、模式演化和前沿应用。
表3 外围研究聚类的详细信息
表4 衍生研究聚类的详细信息
“应用程序开发者”是创新生态系统的案例实践，该聚类由87篇文献组成，平均发表时间为2011年，轮廓系数(Silhouette)0.925。结合主题词共现分析来看(见表4)，该聚类研究考察了信息科技领域(Information Technology)中创业生态系统(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的形成机制和典型案例，也即应用程序开发者参与(Participation)平台供应商(Platform Provider)合作网络(Networks)进而共同构建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s)的过程。Ceccagnoli等[1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小型独立软件供应商(ISVs)通过加入平台生态有助于提高营收和IPO机会，特别是对拥有核心知识产权和下游控制权的企业而言更是如此。Boudreau[13]进一步指出，平台生态中App开发者的数量和种类越多、专业化程度越高，生态系统的创新激励就越强，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也就越丰富，反之则反。
“服务生态系统”是创新生态系统的模式演化，该聚类由81篇文献组成，平均发表时间为2014年，轮廓系数(Silhouette)0.943。结合主题词共现分析来看(见表4)，该聚类研究从服务生态系统(Service Ecosystem)视角出发，剖析了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s)和制度变革(Institutional Change)在践行“服务主导逻辑”(Service-dominant Logic)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并探索通过共享服务中心(Shared Service Centers)建设构建可持续发展战略联盟(Sustainable Strategic Alliance)。Vargo等[14]在分析社会实践、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与价值创造(创新)之间的关系后指出，制度的存续、破坏和变迁是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的关键核心；
为此，Vargo和Lusch[15]聚焦于研究组织机构和制度安排在价值共创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以此洞悉服务生态系统中的合作协调机制。Lusch和Nambisan[16]指出，服务生态系统、服务平台与价值共创三个部分组成了“服务创新”(Service Innovation)的实施框架，而IT技术在其中既是对象性资源(Operand Resources)又是操作性资源(Operant Resources)。
“数字服务化”是创新生态系统的前沿应用，该聚类由30篇文献组成，平均发表时间为2016年，轮廓系数(Silhouette)0.997。结合主题词共现分析来看(见表4)，该聚类研究致力于探索制造企业和独立分销商(Independent Distributors)的服务化转型(Servitization)路径，并强调要通过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y)提高企业的建设服务能力(Service Capability Development)和生态系统管理(Managing Ecosystem)能力。Sjodin等[17]认为，数字化(Digitalization)、海量个性化服务(Mass Service Customization)、协作网络管理(Network Management)和服务建设(Service Development)是影响制造企业供给高端服务的核心能力。Cenamor等[18]则致力于探讨平台化战略(Platform Approach)在通过数字和信息技术帮助企业提供高端服务，以及解决服务个性化与运营效率化矛盾方面的优势。Sklyar等[19]通过分析生态系统的组织变革过程发现，企业的集中管理模式和资源整合能力对于推动数字服务化转型意义重大，而只有树立以服务为中心的理念才能充分享受数字服务化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和便利。
2.3 主干研究——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延伸与前沿热点
如图2所示，这部分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聚类5“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聚类18“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和聚类0“创业生态系统”(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其研究价值在于拓展延伸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视角，同时聚焦前沿热点。
“开放式创新”是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先导，该聚类由39篇文献构成，平均发表时间为2014年，轮廓系数(Silhouette)0.931。结合主题词共现分析来看(见表5)，该聚类研究旨在从一个生态系统的视角(Ecosystem Perspective)探讨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体系中的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问题，并主张广大中小企业(SMEs)通过探索、拓展组织间关系打造一批跨界型组织(Boundary-spanning organisations)。Chesbrough和Boger[20]指出，“开放式创新”可以被定义为一个跨越组织边界的分布式创新过程，其目的在于利用商业机制促进知识在不同组织之间的有效流动。West和Boger[21]进一步将引入外部创新资源并投入商业化运营的开放式创新过程细分为“内向型”(Outside-in)和“耦合型”(Coupled)两种模式，且总结出二者都要经历的“外部获取-内部整合-商业化应用-组织间互动”四个阶段。Gawer和Cusumano[22]则通过文献研究分别介绍了企业平台和产业平台在管理企业内外部创新、应对技术与市场挑战方面的机制设计、管理战略和经验案例等内容。
表5 主干研究聚类的详细信息
“创业型大学”是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延伸，该聚类由16篇文献组成，平均发表时间为2013年，轮廓系数(Silhouette)0.993。结合主题词共现分析来看(见表5)，该聚类研究立足于大学的“第三使命”(Third-mission Policy Goals)，剖析了“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的激励机制(Incentives)改革和市场化(Marketization)转型过程，及其对于边缘区域创新系统(Peripheral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和战略网络(Strategic Nets)的影响。Carayannis和Rakhmatullin[23]基于区域创新的智能专业化战略(Regional Innovation Smart Specialisation Strategies)和四重/五重螺旋的创新理论 (Quadruple/Quintuple Innovation Helixes)，分析了精明增长(Smart Growth)、可持续增长(Sustainable Growth)与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相关理论、政策与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Perkmann等[24]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学习投入”(Academic Engagement)和“商业化”(Commercialisation)两种产学知识转移类型发生的条件和影响，前者包括合作研究、委托研究、技术咨询和非正式信息交流等传统活动，后者则被定义为IP创造和学术创业(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等新行为。Brown和Mason[25]在归纳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典型特征(规模小、发展快、市场化、欠研发、缺IP、融资难等)后提出，公共科技政策应适时调整以满足当地创业者的实际需求，并尽可能地为多数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精准支持。
“创业生态系统”是创新生态系统的前沿拓展，该聚类由229篇文献组成，平均发表时间为2016年，轮廓系数(Silhouette)0.940。结合主题词共现分析来看(见表5)，该聚类研究致力于透过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Approach)探讨平台生态系统的治理问题(Platform Ecosystem Governance)，旨在优化间接创新管理机制(Indirect Innovation Management)和提升创业生态系统(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的整体双元创新能力(Collective Ambidexterity)。Adner[26]指出，创业生态系统实际上是一个由多边合作伙伴组成的支持性结构(Alignment Structure)，其目的在于促进成员间互动从而实现彼此共同的价值主张(Value Proposition)。Jacobides等[27]通过对比市场、联盟、供应链等商业治理结构发现，创业生态系统之所以能够形成并有效运行的核心关键在于模块化合作、互补性相依和通用型规则。Stam[28]指出，“创业生态系统”的提出标志着公共政策的重心开始由支持创业型企业(Entrepreneurial Actor)向培育创业型经济体(Entrepreneurial Economy)转型，且前者和后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Spigel[29]认为，创业生态系统的三个维度十项特质是解释区域之间创业活力差异性的重要考量，它们之间不仅相互联系且互为因果，同时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地方的创业能力和创业便利化水平。Autio等[30]则致力于探讨“创业型创新”这一新兴概念(Entrepreneurial Innovation)的理论影响、管理意涵和政策启示，并重点分析了工业技术、政策制度与组织、社会、时间、空间等环境因素对创业型创新活动及结果的影响。
综上所述，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内核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强化机构组织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即旨在鼓励价值共创活动以提高创新效率和创新水平，并最终实现适应性治理下的系统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具体到操作层面，创新生态系统的实践场景则大多与信息化、数字化有关，且主要强调服务主导逻辑(Service Dominant)、提倡服务创新(Service Innovaton)。换句话说，能否帮助生态成员拓宽组织边界、释放组织活力，以及促进多元创新资源的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是评价一个创新生态系统是否有效的关键所在。有鉴于此，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3.1 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任务是支持创业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创新和创业是创新生态系统生存发展的根本动力。无论是“创新型创业”(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还是“创业型创新”(Entrepreneurial Innovation)都旨在通过引入新产品、新技术或新模式为创新生态系统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和发展空间，同时推动整个产业生态和价值链条的演化与重组。然而我国现行的很多科技政策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创新和创业的“两张皮”现象，即没有认识到创新与创业之间的天然联系和内在耦合性，以至于在推动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忽视了服务广大中小企业这个初心，进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激励不相容”(Incentive incompatibility)等问题掣肘，最终难以打通科技创新与商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解决这类问题的核心政策思路在于推动高校、科研院所的数字化、服务化转型，同时以满足企业创新创业需求、提升区域创新效率和创新质量为导向转变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具体来说，也即是要让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创新活动围绕客户企业的创业需求展开，通过突出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价值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并有机融合。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可以参考“迈科技MetaLab”，其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生态化发展为理念、智能化管理为依托推动区域技术交易市场向一站式技术创新服务平台转型，为创新供需的高效对接和创新成果的顺利落地牵线搭桥、保驾护航。
3.2 创新生态系统的内在逻辑是引导生态链模块化、规则化和数字化转型
创新生态系统的异质性和多样性是发展互补合作关系的前提，而生态系统的模块化结构则为不同资源要素之间的对接与融合提供了便利。值得注意的是，个性专用化模块在保持生态多元性及开放性的同时提高了各方合作的成本与难度，而高效通用化模块则反之会使开放式创新生态向封闭式供应链蜕变。在此背景下，构建开放、公平、透明、便捷的数字化平台显得尤为重要。但在现实生活中，规则意识缺失、数字赋能不足仍然是制约我国创新生态功能充分发挥的关键短板和薄弱环节，这客观上导致了创新门槛的提高和知识传播效率的下降，使得相当一部分科技创新平台与载体沦为自我封闭的“孤岛”或流于形式的“花架子”。
解决这类问题的核心政策思路在于打造共享规范的数字化平台和开放灵活的模块化结构，同时凝聚发展共识推动生态治理和运行向规范化、制度化转型，激发创新活力、挖掘创新潜力。一方面帮助生态成员找准自身定位，避免搞“大而全小而全”和“重复发明轮子”；
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合作行为准则降低创新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可以参考小米“以手机为中心连接一切智能设备”的IoT物联网平台，其通过“投资+孵化”模式为生态链企业提供了包括技术标准、品牌营销、渠道管理、金融创投在内的一揽子整体解决方案，使小米智能硬件产品得以迅速占领市场并成为业界标杆。
3.3 创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保障是适应性自组织能力建设
竞合共生是创新生态系统适应环境变化、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基础，而系统自组织能力建设则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并深刻影响到创新生态系统的演进方向和结果。具体来说，过度依赖政府扶持将导致创新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能力退化，从而失去内生动力；
而片面强调市场化运作又很容易使创新生态系统的自组织逻辑陷入“重应用轻基础”“重引进轻自主”的惯性循环。例如，国内一部分科技创新载体和平台长期依赖政府补贴和政策支持，以至于服务功能低下、造血功能薄弱，最终形同虚设；
另一部分市场化运作的科技寡头则一味凭借其平台垄断优势不断追求商业模式创新和市场规模扩大，却在关键核心技术及“卡脖子”领域建树寥寥、难堪大用。
解决这类问题的核心政策思路在于平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优化提升自组织能力建设为创新生态系统的适应性演化和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一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入市场化、社会化机制，激发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鼓励实现独立性、自主性；
另一方面打破平台企业的“垄断情结”，使之坚守创业精神并重视源头创新、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始终杜绝短视化和功利化倾向。这方面的代表案例可以参考华为的危机管理案例，其出于应对美国高科技遏制考虑，在存量上通过软件生态战略降低企业全链条对硬件性能的依赖，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同时因势利导改善组织效能；
在增量上通过引入华为云服务和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等新元素、新业态拓展企业原生态的边界和范围，推动全组织数字化、服务化水平进一步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