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家德,曾 玲
(安徽建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和文明进程引领了一系列的风尚和革新，高度的信息化和人们认知的提高也充分带动了公益事业的发展。公益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社会制度和文化文明的产物，对民生改进、社会治理、风尚引领、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公益事业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将发展慈善事业提升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党的十九大报告均提出要支持慈善事业的发展[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2]。然而，当前我国的公益事业发展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公信力不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亟须更新和升级旧的管理模式。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电子科技形成的互通交轨、精准快速的高效职能、简化流程的整体构建等都需要依附一个新的平台。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为公益模式的更新升级注入了新的活力，二者之间的得当结合，是人与技术的交互，是旧模式转型发展上的创新，对我国公益事业的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计算机技术，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随着研究的不断成熟，学者们结合社会实际，将区块链技术与密码学[3]、社会学[4]、经济学[5]等多重学科相结合，形成多领域的应用场景。公益作为应用领域之一，也成为讨论的热点。施羽暇认为，“互联网+慈善”难以解决信用问题，依靠区块链的成本、效率与价值优势，才能促进数据在非可信的互联网环境中实现可信的传播[6]。李丹认为，可以利用区块链的公开透明、匿名保护、安全可信等特性，促进中心化账本向共享账本转变，提升公益组织的运行效率[7]。蔡明章等总结了区块链基础技术层、智能合约层、应用服务层三个层级框架，构建了区块链技术与互联网公益众筹平台进行各模块的对接及业务渗透架构[7]。而高舰等则认为，区块链作为一项新技术，其在公益领域的应用仍存在着很大挑战，区块链原本的技术优势在与公益的融合中可能会带来认可度低、应用成本高以及技术漏洞等一系列风险问题[9]。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区块链技术在公益事业发展中运用的合理性、迫切性有了较为成熟的认知，对技术应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与危机也有了充分的认识。但缺乏将区块链技术和公益事业发展有效结合的逻辑框架，对于面临的挑战与危机也未能找到恰当合理的解决思路。因此，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本文选择社会关注的热点——公益事业公信力作为研究对象，阐述区块链技术特征与公益事业发展需求之间的契合机理，利用协同共治理论构建一个相互作用、相互联结、相互监督的链上公益有机系统，以助推公益事业的良性发展。
(一)去中心化与公益事业的公开透明相契合
所谓去中心化，并非不需要中心，而是以技术手段来使每个区块都成为“中心”。在这个过程中，各个节点的信息和行为全部记录在链，流程可追踪回溯，整个公益链条完全公开透明，为公益信任危机治理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传统的公益往往以一个具有可信度的第三方中枢机构作为担保、提供信任背书。因为信任来源于中枢机构的担保，所以需要该机构保持高度的中立性与公信力。但是随着公益资助人、善款的增多，中枢机构的组织与协调成本大大提升。中枢机构作为提供信任担保的部门，当自身信用与能力存疑时，其所提供的信任背书即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去中心化机制的出现恰好能够弱化乃至消除第三方中枢机构的影响。区块链的分布式特征决定了其无需中枢机构的配合，在分布式的账本之中，清晰记录着每一笔款项的来源与去向，每一个节点都能对所有的数据交易进行查看。在链上所有的交易都公开透明并以时间顺序排列呈现，公益过程的公开透明性得到完全保证。从技术上来讲，虽然同时攻击链上51%以上的节点能够篡改链上数据[10]，但在区块链高度敏感性特征的保护下，基本不存在更改数据的可能，其安全性能够得到保障。
(二)用户匿名与公益平台的信息安全相契合
区块链基于多节点而存在，每个节点都需要用户的加入，因而必须面对节点信息保护问题。用户匿名作为区块链特征之一，给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的解决带来重大突破。用户匿名，更准确来说是用户非实名，每位用户在链条上都以一个虚拟身份而存在，区块链技术会自动为其生成虚拟姓名。尽管身份、姓名虚拟，但该用户在区块链上的所有行为都是透明可见的，节点之间的交易无需身份公开。这一方面可以保护用户隐私，另一方面也保证用户之间相互监督。而在需要核验身份、登录使用等场景中，可以通过提供公钥的形式证明其虚拟身份，从而避免敏感身份信息的暴露，也减少了公益平台为通过验证而存储个人信息情况的发生。
(三)智能合约与公益流程的执行高效相契合
传统公益痛点的暴露使中枢机构的信任度不断降低，而智能技术的进步提升了公众对机器的信任度，技术平台替代机构、自动替代人为已是大势所趋，智能合约应运而生。智能合约的最大特征就是能自动执行约定和协议所设置的参数。公益的整个过程不乏各类合同约定，相较于传统纸类合同存在的违约风险与高执行成本，在区块链技术底层引入智能合约，将合同规定的义务与条件编程化，形成自动执行的参数，能够从技术上直接解决合同“执行难”的问题，整个执行过程无需第三方的参与即可自动完成。这一方面能减少交易成本、提高运行效率；
另一方面可减少人为参与，保证资金流转安全。智能合约设定启动条件后，规定要执行的动作，链条上的各个节点达成共识后，智能合约就可以自动执行资格认证、信息审核、社会捐赠、资金监督、资金发放等环节[11]。利用智能合约技术，资金无需多方流转，直接打入受捐人账户，项目资助完成后智能合约也自动终止。在项目实施的整个过程中，智能合约充当着执行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其自动反馈机制保障了公益项目的顺利运行。2016年，支付宝爱心捐赠平台就是通过智能合约将第一批资金自动拨付给听障儿童。整个过程中，受益儿童只需要提出捐助需求并上传个人信息，捐赠物资到位后，只需确认身份即可领取资金补助。
综上分析，区块链去中心化、用户匿名、智能合约等技术特征与功能能够保证公益系统、平台和流程的可信度，为解决互联网公益众筹领域目前存在的痛点提供了技术方案，从而解决公益不公开、不透明、用户信息泄露、执行效率低下等问题，助推公益领域的发展革新(图1)。
图1 区块链技术与公益事业发展的契合机理
(一)“区块链+公益”的初步应用场景
目前区块链技术在公益领域的应用主要有善款捐赠、追踪溯源、信用认证、协同共享四个场景。
1.善款捐赠。公益就是资源充沛方将资源予以资源匮乏方的一种捐赠行为，区块链与公益的结合不能脱离公益本身的属性而独立存在，因此善款捐赠仍是其最主要的应用场景。该场景下，链条首尾两端以及各个节点都无需对善款的安全性表示质疑。对于资助人来说，相较于传统公益捐赠模式，在区块链技术保证下的公益模式更加高效可信，整个捐赠流程清晰且高度可视化。对于不愿透露个人信息的资助单位或个人来说，用户匿名这一特征完美与之契合。对于公益组织来说，区块链技术的使用一方面扩宽了善款捐赠的渠道，吸引了更多资助者的参与；
另一方面，线上模式消除了地缘和政策限制，筹资成本降低，效率提升。2013年，支付宝爱心捐赠平台在国内首次进行了“区块链+公益”的尝试。其中，“聆天使”公益计划自立项以来，已救助300余名听障儿童，累计捐赠救助基金额度高达1 200多万元。2018年8月，爱佑慈善基金会利用区块链技术构建救助信息公示平台，所有的善款收入与支出均记录在链。平台汇总显示，短短九个月时间，通过区块链捐赠的资金高达928万元，捐赠人可在平台上随时查询善款的使用动态[12]。
2.追踪溯源。区块链分布式存储的特点使善款与物资追踪溯源变得方便可行。在线上资金捐赠方面，资金从上链开始，其来源、审核、流向以及发放，整个过程公开透明。由于区块链的每个节点对应一个用户，每个用户都能够对善款整个流向进行监督，加之区块链时间戳不可篡改的技术支持，只要资金上链，就能实现全程追踪溯源。在线下物资捐赠以及行为安抚方面，随着物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捐赠的物资以及行为的检验变得更加可视化(图2)。例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善款捐赠溯源平台“善踪”正式上线，创新了公益善款的追踪溯源模式。对于使用该平台捐赠的防疫善款和物资，平台进行所有批次的核验检查并记录在链，保证整个流程的不可篡改，实现公益全过程、全周期的追踪溯源。捐赠者能够在“善踪”平台上清晰追踪到自己捐赠物资的动态流向，公众与受捐者也能在该平台上清晰查看物资、善款的使用情况。“善踪”平台利用科技手段追溯善款流向，是科技与慈善跨界尝试的新模式[13]。
图2 资金上链前后对比
3.信用认证。安全可信的区块链技术能够为链上的所有信息提供信用背书，使得真实可信的数字化证明成为可能。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征使篡改数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技术保护加持下，链上的信息可信度高，其提供的其他证明凭证也真实可信。另外，包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捐赠组织、捐赠人等在内的各主体方都能对数据、信息的可靠性、真实性等进行核验，整个过程不必依赖第三方。数据在链上处理的过程中时刻保持同步，对其验证无需跨地区、跨部门，验证环节方便快捷，检验效率高。2015年，由联合国基金会投资的分布式组织Bitnation就通过区块链技术识别欧洲难民身份，为其建立临时电子身份，颁发Bitnation借记卡，每位难民的借记卡与电子身份都真实唯一。与正常借记卡不同的是，该借记卡利用比特币收费，卡里的所有消费与余额信息都记录在区块链里，是区块链技术应用于信用认证的典型案例[14]。
4.协同共享。区块链的共识机制以及开放性、去中心化等特征，使信息具有开放、共享、即时同步的特性。保证信息安全、透明是区块链技术的天然优势，在此基础上，信息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操作运转，链上各用户及机构职责明确，避免出现交叉冗余信息，减少信息数据的重复报送，机构间互通有无，运营效率高，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实现了公益的共治共享。腾讯公司上线的“公益寻人链”平台就是协同共享场景的典型案例。失联家庭只需要在链上的任意一个寻人平台发布信息，就会自动同步到链上的每一个平台机构，并对后续的动向进行实时同步，解决了传统寻人启事需单独发布于每一个寻人平台的问题，信息由平台自享转变为协同共享，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15]。另外，2016年成立的阳光公益联盟链以“轻松筹”为依托，打造了一个信息共治共享的平台，在区块链技术支持下，链上超过180家公益组织、医院都能够对数据进行实时查看，保证了机构间信息数据的畅通[16]。
(二)“区块链+公益”的发展掣肘
区块链技术在公益领域虽已有较多应用，但是由于区块链技术本身还处于起步阶段，属于新兴的互联网技术，因此在公益领域的深入应用还存在一些潜在制约因素。
1.缺乏配套的法律制度。配套法律制度不健全是区块链应用落地的一大掣肘。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监管主体多元化的特性使得责任主体分散且繁多，一旦发生风险，之后的问责将变得更加困难。区块链技术在公益领域能否应用、如何应用，应用中隐私监管、数据安全等都成为区块链技术落地的现实问题，而处于摸索阶段的法律系统显然难以满足其发展需求。要保障区块链技术在公益领域合规运行并促使其良性发展，就需要完善配套法律制度，使得区块链技术的运行与监管有法可依，保证其安全性与有效性。
2.链下信息的真实性难以保证。区块链赋能公益领域，其捐赠流程与过去别无二致，只是为公益过程提供技术支持与安全保障，因此整个公益链条的首端仍然是受捐者向公益组织提出申请，将其基本信息公布于链上。这种情况下如何避免恶意用户利用虚假信息骗捐现象的发生依旧是难点。此外，在区块链技术的加持下，虽然链上信息的真实性与安全性能得到高度保证，但也正因其不可篡改的特性，对前置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要求也就更高[17]。因此，对受捐方的信息在上链前就要进行全方位的核查，而信息的核查由何方进行、何方提供背书、核查标准的制定、核查的真实性与效力是否值得信赖等都是信息上链前要考虑的问题。因此，要解决公益事业的发展痛点，解决链下数据核查问题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3.线下物资与行为参与难以验证。公益参与的形式不仅仅是资金的捐赠，还包括物资捐赠、爱心优抚、心理咨询等参与方式。在区块链技术的支持下，资金捐赠的追溯与监督变得公开透明，安全能够得到保证。虽然随着物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应用，物资捐赠与行为帮扶的可视化程度也大大提高，但相对而言，其可靠性在多方流转以及线下的不透明环境中，真实性和有效性难免会打折扣。对于这两类公益参与方式的过程和结果如何进行识别验证，是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公益事业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4.“完全去中心化”难以实现。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征为公益治理提供了无需第三方技术的约束与管制，但在当前层级制的国家治理体系下，想要完全替代现有法律、行政管理，缺乏成熟的配套理论与实践支持。因此，合理衡量去中心化的“度”，在相对去中心化的管理模式下构建一个多元的利益与协作主体，在充分发挥各自治理优势的同时又能由相对中心者来进行宏观指导与管制，是区块链技术赋能公益事业发展要探讨的关键一步。
5.其他技术难题。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推广使用，上链组织与用户数量递增，其在各场景运用中的隐患和技术难题也随之暴露。搭建区块链平台需要高额成本、技术投入和专业人才，这对于缺乏资源的公益慈善平台来说是一大难题。当前，区块链技术的研发主要是由大型金融机构或科技公司来主导，如何使这些研发主体为公益慈善组织提供优惠的价格、成熟的技术和人才储备，并由慈善组织自身主导慈善走向，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发展的公益慈善组织关注的重点。
作为现代科技硬技术与传统慈善软实力碰撞的产物，“区块链+公益”在助推公益变革、促进公益事业良性发展方面具有广阔的前景和应用市场。目前，区块链技术赋能公益事业发展还处于初步探索试点阶段，要实现其在公益领域的真正落地，还需要不断进行创新。
(一)完善法律保障体系，搭建监管平台协同共建
强化问责与监管，保障区块链落地的安全性、稳定性。立法方面，可以在公益领域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进行调整更新，将区块链技术引入其中，出台区块链应用于公益领域的配套法规并开展试点先行，在实践中发现不足并加以完善[18]。监管方面，对各监管主体在区块链上的行为与活动应有相应的法律制度进行规范，明确各方主体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对现行制度的完善以及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为区块链的落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与法律保障，从而促进公益组织的良性发展。另外还可利用区块链技术搭建监管平台，各主体相互联结共同监管，用更大的“放”、更好的“管”、更优的“服”，充分释放区块链技术在公益领域的发展效能。
(二)加大大数据建设步伐，推动数据信息协同共享
数字化建设不仅仅是区块链技术推广使用的需要，更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需要。在推进数字化建设的过程中，公益源头信息的真实性是公益治理的重要一环。链上信息因有区块链技术的支持而安全不可篡改，因此更要加强对前置信息真实性的治理。通过数据信息的协同共享，可以有效缓解治理过程中信息孤岛、数据信任缺失等问题。在“区块链+公益”的流程首端，要加入信息核验机制。可以参考乡村振兴与精准脱贫系统的第三方评估模式，对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判断和后续监督。此外，鉴于公益对象往往是伤残、大病、无劳动能力等群体，可以与国家全民健康信息平台、防返贫监测大数据管理平台等建立连接，将各自碎片化的信息进行动态整合，形成动态信息网络体系，精准评估受捐人源头信息的真实性，从而确保后续运行结果的科学性。
(三)积极应用物联网技术，创新物资调配协同参与
相较于区块链上的信息、资金追溯与监督的安全快捷，线下物资的配送情况更为复杂。除去少部分个人捐赠的物资外，大多数的公益物资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型企业、组织，其特点是数量大、运输时间长、损耗大。因此，如何在传统的信息链、资金链的基础上，将物流链也纳入区块链之中，实现三方交互认证，是当下要考虑的问题。创新物资调配协同参与，将助推这一问题的解决。利用区块链技术的追踪溯源特性，建立各城市之间、组织之间、医疗机构之间的物资调配联动机制，实现物资流转全程公开透明；
通过治理主体的相互配合、协同参与，提高各方统筹协调的能力，保证物资配送的安全可靠。另外，可以利用区块链的分布式记账特征，在捐赠组织、个人、政府部门、物流公司等参与主体的配合下，将运送物资的类别、数量、价值等全部记录在链，实现物资配送各主体、各环节的协同参与。
(四)淡化中心管理理念，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区块链赋能公益领域，虽难以实现“完全去中心化”，但必将淡化过去的单中心管理理念，促进公益治理中多元主体间协同共治的实现。通过建立一个可信的多元利益主体协作系统，各机构间达成共识，组成公益联盟。由政府部门牵头设立链上信息的共享范围，其他不同的组织、部门以及志愿者团队的具体职责权限都能够进行动态化的设定与调整。对于无组织的志愿者，将其完成公益的行为与时间记录在链，设立成果奖励机制，充分激发各利益主体的优势，发挥治理效能。各组织与部门在权责明晰的情况下，基于共同的目标和使命各自完成任务，并保证治理进度和方法一致，充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五)重构基础技术管理模式，强化区块链思维
区块链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虽在诸多领域已有应用，但仍存在待解决的算力、存储带宽、安全漏洞、错误修复等技术难题。因此，要实现区块链技术在公益领域的落地，必须重构基础技术管理模式，强化区块链思维。一是要加强核心技术的研发。通过与大型科研机构以及支付平台的合作，搭建公益联盟链。同时重视区块链技术核心人员的培养，成立“区块链+公益”技术攻关小组，为其落地提供良好的技术环境与人才支撑。二是转变治理模式。原有的公益组织将不再成为信息、数据、资金等管控的中心，而是逐步将重点转向链下，其职责由中心管理者向服务提供者转变，主要负责攻克区块链公益的链下数据信息真实性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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