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祁永超,段丽娟,张丹青

(云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650500)

黎族是海南特有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海南岛中南部山区地带。此地区丘陵起伏、群山耸立,孤悬海外的地缘特征及相对封闭的生存环境限制黎族对外交流,使其长期处于封闭隔绝状态。在漫长族群发展历史中,受本土自然生态的影响,黎族形成独具特色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其中,以万物有灵意识为基础、山地游耕农业为载体、文艺作品与习惯法规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意识,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物质生产实践中,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约束人对自然的行为,展现出海岛山地民族朴素而深刻的本土性生态智慧,时至今日仍对海南生态文明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被动适应自然而主动调适自身行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其实质是族群对自然生态的感知和理解。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意识与其所依赖的地理环境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特殊自然条件塑造出黎族以生态保护为内核的民族文化心理和行为模式。敬畏自然、保护自然的思维意识是黎族先民适应海岛山地生态系统的产物,也是其族群繁荣兴盛的“生态密码”。从民族生态学视角重新审视黎族传统文化,既凝结着黎族先民物质生态实践的经验智慧,又闪耀着其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及人与自然互动现象解释的朴素哲学思想。

(一)天人和谐的宇宙生态观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认为“不管是哪个民族,都得从他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环境中获取生命物质,去满足其生存、繁衍和世代延续的需要……而各民族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又互有区别,以至于维系各民族成员的文化,在建构与延续中必然受到其所处自然生态的制约。”(1)杨庭硕,田红.本土生态知识引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31.这是由于在人类社会早期,低下的生产力导致“人类依赖自然就像儿童依赖引绳一样。”(2)钟秋思,丁莹.佤族民间信仰中的生态智慧与实践[J].贵州民族研究,2020,41(02):142-147.思维意识和物质实践经验限制黎族先民对自然生态的理解,使其萌生出一种泛灵论观念,认为突破人类认知的超自然神秘力量是万物的主宰,创造并支配万物运行。在其之下,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动物植物以及一切尚未为人所认知的事物都具有灵魂和意志,它们同人类相伴相生,是人类的挚友。黎族以“万物有灵”和“众生平等”为核心的宇宙观全面而深刻地展现该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认知自然、理解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智慧。

黎族宇宙观以自然神灵崇拜为内容,展现其对自然生态的朴素感知。在其观念中,“人源于自然”“人神兽同源”“物质(天地)和精神(人包括其意识)同时产生、同时存在,天与地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它不是虚无的,是人和其他生灵生存的根本条件。”(3)王学萍.中国黎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8:128.黎族最著名的创世神话传说《大力神》即体现黎族先民对天地万物起源的认识。传说讲道:“古时天地相距很近,天上有七个太阳和月亮,人类深受其苦,难以生存。有个叫大力神的人……把太阳和月亮各射下了六个,为民除了害。……‘大力神’用七彩虹作扁担,从海边挑来大量沙土造山垒岭,继而又用脚踢出深溪大河,其洒下的汗水,就成了奔腾不息的河水。”此传说,一方面指出黎族最根本的神——始祖“大力神”,是物质世界中第一个拥有超自然神秘力量的实体。他后来开天辟地,为黎族人在自然中创设独特的生态序位,并成为其沟通自然的桥梁。另一方面又认为无论是天空、大地抑或是山岭、溪河等基本自然元素都源于“大力神”,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得黎族人对自然生态自觉怀揣平等和谐的意识。

概言之,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黎族在其漫长族群发展历史中,通过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成果的反思、总结和概括,形成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的认知和把握并通过“黎人”“大力神”以及“自然”三项基本元素组成的创世神话,“共同构建了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又相互依存的生态体系。人和自然在这个系统中处于平等的地位,而创世者则是维系黎人与自然的纽带。”(4)王献军,蓝达居,史振卿.黎族的历史与文化[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296-297.它反映着黎族对整个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和根本态度,是黎族自身文化创造性的具象化表现,对形塑黎族的文化认知和观念意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为其世代传承的生态环保理念的诞育和延续奠定坚实基础。

(二)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观

黎族人以崇敬自然、爱护环境、捍卫生态和谐为其社群兴衰存亡的第一要务,进而形成感恩自然和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观。“众生平等”“忌杀生灵”是黎族生命伦理意识的核心,其不仅将人视作自然界的一份子,而且以谦卑敬畏感恩的心态对待自然万物,由此形成泛伦理主义情怀,并衍生出诸多保护环境的生态实践。在黎族人世代流传的传统生态观念中,维护自然生态和谐、与万物共荣共生是上天赋予的神圣职责与基本义务,任何人都必须践履,否则必将遭受严酷的惩罚。譬如,《蚊子的来历》中讲道:“‘妖蚊’,体型庞大如牛性情凶虐、喜食生肉,时时成群结队飞赴深山老林及村庄群落残害生灵,人畜深受其害。为保护家园,老寡妇家的小独孙在山神的帮助下成功将‘妖蚊’引到山洞中,并放烟火烤炙山洞,最后猖狂作恶的‘妖蚊’被烧得焦黑弱小,再也无法伤害生灵。”这则传说表面看似是在讲述动物作恶最后由大变小的故事,实则是以隐喻劝诫人们要与其他生灵和平相处,不得因一己私利而欺压残害他物,尤其是比自己弱小的生物。在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实践中,早期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思维认知能力的限制,自然居于主导地位。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演进,近代以来,人与自然地位发生转换,人类开始占据中心地位。但是,在生态问题日益频发的当代,人类开始尊重自然的平等地位,并努力谋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黎族独具特色的风物传说所流露出的“善事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抑生命的发展”(5)[德]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理论[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9.的观念意识,蕴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朴素生态理念。它使黎族人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自觉秉持感恩行善的生态道德准则,积极参与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修复,努力将个体欲求控制在自然界可承受限度内。由此,在实现族群发展的同时,客观上确保地区自然风貌的长期稳定。

(三)顺应自然的生态实践观

原始宗教自古传承的“万物有灵”“众生平等”“和谐共生”的观念意识,潜移默化地影响黎族人思维意识,使其自觉遵循自然规律思考和处理“天人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静态消极的‘主客二分’,不是外在二分的孤立定在,不是主体构造、征服、利用客体,而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积极的双向选择与生成过程,是主体间的交往、对话、共在关系”从此视角出发,黎族谨慎地与自然保持着双向互动关系,并在具体实践中明智地开展顺应自然生态的游耕农业生计实践,形成同恶劣自然环境共存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有效地指导和规范后世子孙的行为活动,客观上推动了地区生态环境保护。

黎族人顺应自然的生态实践观,既超越原始人对未知世界屈从和畏惧的“自然中心主义”,又不同于近代以来奴役、凌驾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将人与自然平等地置于同一生态位序上,以亲密友好伙伴角色协调彼此关系。黎族先民刀耕火种的游耕生计实践证明,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合理、适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就能得到自然馈赠而保持族群繁荣兴旺;
当人们因一己私利扭转人与自然关系,疯狂掠夺、索取生态资源时,大自然就会向其施以最严酷的惩罚。正如恩格斯所言:“随着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狂飙式飞跃,人类挣脱自然母体的欲望也更为强烈,试图完全占有、控制和支配自然,使自然沦为人类摆布的工具、奴役的对象,结果导致人与自然之间潜在的矛盾日益显性化、公开化。”(6)范星宏.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D].安徽大学,2013.古代海南中南部山区恶劣的自然条件迫使黎族自觉调适自身行为以顺应生态环境,并通过游耕农业实现山—粮—人三者的物质能量转换,最终构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场域。

(四)简约实用的生态消费观

黎族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崇尚节俭、讲求实用、杜绝奢靡的消费意识与消费行为,彰显其民族简约实用的生态文化,对其衣食住行等各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其中,最典型的体现是“船形屋”和“短衣筒裙”。

“船形屋”是黎族人为适应海南岛热带高温多雨、长夏无冬气候条件而创造出的一种特色民居建筑,是黎族简约实用绿色家园的房屋样式,兼有居住、仓储、畜养等多种功能。此种房屋为“干栏式”结构,选材用料比较简单,主要是自然界的木、竹、藤、麻、草、泥等物质。对于前述建材,黎族人总是经过数年随机收集储备,从不大规模破坏自然。待到材料齐全后,通过“鸡卜”的形式选定吉日,再邀请亲朋好友及村寨成员共同帮忙,一日即可建成。房屋建成后,中层住人、下层畜养、顶层存储粮食或堆放杂物。为保证人畜安全,黎族人每隔三年更换一次屋顶茅草,八年更换一次梁柱,若遇火灾则易地而居。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云:“结茅为屋,状如覆盆,上为闲以居人,下畜牛豕。”(7)张宝元.《桂海虞衡志》所涉黎族文化生态解读[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7,9(04):16-24.清人张庆长《黎歧纪闻》亦云:“居室形似覆舟,编茅为之,或被以葵或藤叶,随所便也。门依脊而开,穴其扁以为壅牖。”(8)王献军,蓝达居,史振卿.黎族的历史与文化[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117.黎族船形屋,既是黎族适应海南岛山地自然生态的生产实践,又是其民族简约实用的文化心理的具象体现。在造屋过程中,黎族人较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推动本区生态环境的保护。

在黎族璀璨的民族文化中,以黎锦为衣料制成的特色服饰无疑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黎锦主要利用海南岛特有的木棉、家种棉花、野生麻质纤维(如藤麻、木麻等)和蚕丝经过“纺染织绣”四大工艺反复多次而成。据历史文献记载,古代黎族先民受本土炎热气候影响形成喜穿短衣、筒裙的习惯。黎锦织成后,巧手的黎族妇女便用针线、剪刀等工具将其裁剪成合身的短衣筒裙,男女亦然。宋人赵汝适在《诸藩志》提到海南黎族:“下裳男子用布缦,女子用裙。”(9)(宋)赵汝适.诸藩志[M].杨博文校释,上海:中华书局,1996:217.清人顾炎武也在《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明代黎族“男子著短衫,名为黎桶(筒),腰前后两幅,掩不至膝,两腿俱露。妇女亦著筒裙,下围花缦”(10)(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2册)[M].济南:齐鲁书社,1996:604.。在高温多雨的自然环境下,穿短衣和裙子,能够起到散热防暑的效果。不仅如此,此种服饰也利于其开展农事生产和狩猎活动。故而,受特定自然生态条件影响而形成的黎族服饰,是黎族人适应自然环境的表现,反映着简约实用的生态消费观。

概言之,在漫长历史岁月里,通过同本土自然生态的亲密互动,黎族在认知、理解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天人和谐的宇宙生态观、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观、顺应自然的生态实践观以及简约实用的生态消费观,并受其指导产生诸多保护自然环境的具体实践,有效地维持地区生态稳定,为其实现与自然的共荣共生,创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物质精神文明奠定坚实基础。

黎族先民基于海岛山地生态地缘特征,创造出适应本土自然规律的游耕农业文化,使其在获取物质资源的同时也保证地区生态稳定,并最终创设出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和谐生态环境。黎族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蕴含“节制”“持续”意味的特色文化,体现为以自然生态为基础的人与万物和谐统一的生命伦理意识,其核心是对自然的感恩与崇敬以及由此衍生的悦纳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实践。

(一)黎族传统精神文化中的生态环保思想

原始宗教主导下的图腾崇拜、自然崇拜、鬼魂和祖先崇拜历经时代变迁,成为黎族人的精神印迹和民族基因而根植于其血脉深处,对其社会经济发展及生产生活产生重大影响。黎族原始宗教的万物有灵意识使其对自然万物产生膜拜敬畏情结,从而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得人对自然生态保护的“道德行为不能出于爱好,只能出于责任”(11)[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4.,这在客观层面上明确黎族人对自然万物的道德义务,对自然生态的良性循环产生积极影响,反映着黎族“天人之辨”的朴素哲思。

黎族传统文学艺术的本质是万物平等共生,其渗透到形态各异的作品中,润物无声地熏染族群成员的观念意识,形塑价值取向,使其在不自觉间接受先辈传承的文化心理。黎族经常使用神话故事、风物传说、俗语箴言等影响幼儿,使之从小养成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其中,以万物有灵意识为内核的原始宗教,常常将自然物质神秘化、人格化,使之具备超自然力量主宰万物运行。譬如关于天地星辰、雷公、山鬼等自然神话以及龙图腾、鸟图腾、蛙图腾、狗图腾等图腾神话,反映出黎族先民对自然生态的感知和理解以及对万物有灵意识的笃信。长达1544行的《黎族祖先歌》从“序歌”“天狗下凡”“五指参天”“布谷传种”“雷公传情”“海边相遇”“成家立业”“男大当婚”“分姓分支”及“尾歌”十个部分,清晰详尽地诉说天地诞育、万物创生、人类繁衍的全过程,传达出黎族人对自然的感恩及对万物的热爱。《琼黎风俗画》《琼州海黎图》及《琼黎一览图》所载录的《采香图》,则通过对人们选香、采香、运木等诸环节的描绘,呈现出天下闻名的海南沉香因肆意采伐及人为干预加速消失,造成鼎盛一时的采香业由此衰落殆尽的历史事实,劝诫后人要节制欲望,自觉将个体行为控制在自然界可承受限度内,否则生态破坏将无法挽回。正是受这些关照自然、热爱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的观念意识的影响,才使得黎族在天长日久间始终坚守和谐共生价值,践行生态环保理念,维护绿色美丽家园。

(二)黎族传统物质文化中的生态保护思想

海南岛中南部广阔的山区丘陵地带,为黎族生存繁衍提供适宜场所,黎族先民根据地区生态特点,在谋求族群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出一种控制人类对自然的破坏,积极发挥生态自我修复能力,在适度节制中实现人与自然动态平衡的刀耕火种游耕生计方式。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黎族“砍山栏”的游耕农业,源于其先民的土地崇拜意识。在黎族原始民间信仰中,“神山圣境”由“山鬼”和“地鬼”掌管,人类到山林中从事一切同“砍山栏”“种山栏”相关的农事活动,都必须征得其许可,否则可能没有收成。在盛行“合亩制”的杞方言黎族地区,每逢春节、禾节、牛节等岁时节日,黎族人都要向“山鬼”“地鬼”举行敬祭仪式以祈求其保佑生产丰收。在此种虔诚敬畏意识的影响下,黎族人在利用河流、港湾附近的山冈、台地开展刀耕火种农业生计时,自觉秉持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在社会生活的早期,低下的生产力限制黎族对山地资源的开发,其通常用自制的石斧、石锛等磨制农具砍倒林木,将其与杂草一同晒干,通过原始“钻木取火”之法焚烧树木杂草,待到枯枝败叶灰烬渗入表土后,再用中空的竹棍进行戳穴播种,此后直至作物收获均不再管理土地。随着时代进步和黎族人口规模的扩大,原始阶段粗糙利用及管理土地的方式逐渐不适应社会发展。至此,黎族人开始实行“休闲制”耕作制度。此种耕种方式,是黎族人适应海南山区环境形成的一种科学利用自然的绿色生计实践,隐含着人类与生态的有机统一。每年正月,在“山鬼”“地鬼”敬祭仪式结束后,黎族人就会到山林间选择植被繁茂、土质松软肥沃的山地预备“砍山栏”;
二月,整理土地,砍伐晾晒预选山地上的林木、杂草;
三月、四月,待雨水自然将植株灰烬冲刷渗入土层后,即进行干播、掺插;
五月至八月,精细管理农作物生长,通过“间苗”、拔除杂草等方式提高产量;
九月、十月农作物成熟收获后,将土地抛弃撂荒,并重新选择山地。待12年或13年,有时甚至是20年后,此地植被恢复原貌再次进行耕种。

黎族刀耕火种的生计制度,看似对生态环境危害极大。但事实上,这种轮耕与休耕并行的耕种方式能及使土地时迅速地通过自身的肥力调节机制和再生能力恢复地力,让其得到充足的休息和养护,从而最大限度弥补刀耕火种造成的自然破坏。正是凭借这种人与自然有机互动的特色耕作方式,才使得黎族在实现族群繁衍壮大的同时,又有效地保持地区生态稳定。

(三)黎族传统习惯法中的生态保护思想

从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看,黎族“与自然签约,与自然立法”的观念意识,使其族人世代践履保护自然的生态伦理责任,并在具体物质实践中领悟,“自由是对自然法则的遵从,受自然法则的约束,善待自然,对自然尊重与平等,便会有好的回报;
如果贪婪与放纵,违背与‘自然所立的神圣法则’,就会招来灾难。”(12)艾兵有.佤族伦理道德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06.受此种认知影响,黎族先民订立许多习惯法,促使族人对自然法则的尊崇成为其内心的道德准则,利用自然又保护自然,主动与自然为友,始终同自然保持亲密友好的伙伴关系。譬如,习惯法中规定,黎族人生活的基本社会单元是黎峒,“峒”与“峒”之间以山岭河流等自然地理标志为界线,并立碑、砌石、植树、种竹及立木板、埋牛角等做峒界标记,任何人都不得越界从事“砍山栏”、伐木采藤、打猎捕鱼等活动,否则就要遭受相应惩罚。此种划界而居的习惯法法规,一定程度上限制黎族人的活动空间,使其对自然生态的开发利用保持在适度范围,间接减缓资源消耗速度,公共山林、险峻地带的自然生态得以保存延续。而在峒内公有土地生长的各种树苗上,使用茅草打结或用刀在树干“插星”做记号的方式,则在确保财物归属的同时,又使树木拥有者承担起养护植株的义务,其他人不得采摘或砍伐以保证树木的自由生长。此外,根据林木稀缺程度、生长年份、科目属性、作用价值等诸多标准,对山林植被实行的轮封、半封、全封的“封山育林”习惯法及对未经允许随意砍伐林木、毁坏森林行为实施的严厉惩罚,也以明确的律令促进山林生态的保护。

凭借世代相承的习惯法,黎族建立起适应海南本土生态的行为规范,将族群的物质实践控制在自然可承受范围内。由此,在满足族群生计需求的同时,又保证地区生态的良性运行。这是黎族崇敬自然、爱护生态、保护环境的生态伦理道德意识借助不成文的规范意识在其日常生活中的凸显,表征着黎族独特的道德意识与民族文化心理。

新时代,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海南生态治理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率先建成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打造美丽中国海南样板,为其经济发展注入不竭的绿色动力。然而,地区生态治理修复毕竟不是一朝一夕即可完成,人民群众长期形成的先破坏后治理观念认知也不会轻易转变。在此背景下,要实现“自贸港+生态岛”建设目标,抓住海南绿色发展新机遇,除了依靠法律强制干预、经济利益引导以及行政权力约束外,还需要从本土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生态智慧,激活群众血脉深处的生态基因,形成深沉稳定的环保意志,进而实现思维认知转换,树立利于环境保护的生态伦理观,将被动的环保行为提升为主动的生态实践,最终形成适应海南生态岛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全新生活方式。就此层面而言,作为在海南繁衍生息数千年的本土少数民族,黎族依托海岛生态系统形成的传统生态文化,能够为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治理提供助力。

(一)促进物种资源存续

对于广袤无垠的物质世界而言,“所有生物、文化和语言都是生命多样性的表现形式”(13)王冀萍,何俊.云南省民族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J].西部林业科学,2021,50(05):124-128.,各要素因自身所处生态位序差异而发挥不同价值。其中,作为物质世界基石的生物多样性维持着万物的平稳运行,而作为物质世界“润滑剂”的文化多样性则保障着物种资源的存续兴衰。故而,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大自然丰富多彩的面貌需要人类文明增色,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样需要生物多样性所提供物质基础。就此而言,作为人类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海南黎族文化所蕴含的生态环保理念对于推进地区物种资源存续具有积极正向的价值。

海南黎族传统生态文化建立在认知自然、爱护环境、节制开发利用资源的泛伦理主义情结之上。黎族依托海岛山地生态系统形成和发展的物质精神文化,彰显着其崇敬自然、努力与自然为友的价值取向。生物多样性是物质世界发展的基石,也是人类社会持续繁荣的前提条件。“人源于自然”“人神兽同源”的原始观念助成黎族珍视万物、关爱生命的民族文化心理。其渗透在黎族对自然的崇拜之中,引发其对自然的炽烈情绪与无限热忱。随着文明演进,万物有灵意识主导下的自然崇拜隐于幕后,成为平等对待自然,与自然共荣共生价值取向的思想源泉,对海南岛山区地带珍奇异兽与奇花异草的保护产生重要影响,也对各物种资源的繁荣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在推进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今天,《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指出,要“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行动计划,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加强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和原生动植物种质资源拯救保护。”(1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9(15):16-25.这是对黎族传统生态文化所蕴含的保护生物多样性智慧的认可,也是其当代价值的具象化表现。因此,新时代提升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水平,实现全岛物种资源存续,需要进一步传承和创新黎族传统生态智慧。

(二)推进全域生态岛建设

黎族传统生态文化是黎族对历史上南方海岛游耕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顺应海南岛自然生态演化规律形成的民族与特殊地域环境互濡的特色生态智慧。古代黎族人长期在山地游耕农业经营过程中,根据族群物质实践,总结出一系列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保护热带雨林、节制资源开发利用对维持族群繁衍的重要意义,并由此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牢固树立及践履生态环保理念。

在海岛山地生态系统的天然生存场域中,黎族人尊重、顺应自然规律,并将其渗透到思维意识、文艺作品、物质实践及禁忌习俗等诸多方面,形成许多利于动植物保护、自然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生活习惯和风俗礼仪。其中,禁杀、禁食图腾崇拜物,适度采伐各类热带植株的禁忌习惯法,尤其对维持海南中部山区自然面貌的长期稳定作出重要贡献。“建设生态文明,关系民生福祉。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6-7.海南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一带一路”国际交流合作的主要平台,其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美丽中国建设进程。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时,也指出:“海南要坚持生态立省不动摇,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对热带雨林实行严格保护,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16)本报记者.守护生态,为绿色发展铺就最亮丽的底色[N].海南日报,2022-04-18(A01).因此,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发展要求,推进全域生态岛建设,应当立足海南本土生态实际,积极传承创新黎族在长期物质实践中形成的生态环保理念、禁忌习俗与习惯法,尽量减少对海岛生态系统的干预和破坏,节制利用全岛资源,努力将海南建设成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陆海统筹的全域生态岛”。同时,要积极传承黎族“砍山栏”所蕴含的发挥自然生态自我修复能力的理念,并赋予其新的内涵特质,使之同人工干预相结合,从而提升生态治理成效,在加速构建全域生态岛的进程中打造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三)打造绿色自由贸易港

黎族传统生态文化是黎族对海岛原始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的确能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家园建设提供重要动力的特色文化。传统黎族社群在与自然生态的长期交往互动中,提炼出大量既满足族群繁衍需求,又避免环境破坏的经验智慧。其中,依托黎族生存繁衍形成的特色生态文化,是其先民在海南复杂山地生态系统中认识、理解、运用自然规律而做出的一种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在自然生态演化的历程中助推着热带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其所蕴含的“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243.的朴素环保理念,能够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注入绵绵不绝的绿色动力,从而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有机转换。

“良好的自然生态是海南最大的本钱,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是海南最大的机会。”(18)陆娅楠.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顺利开局[N].人民日报,2021-04-13(002).“海南省近年来坚持将生态文明理念贯穿自贸港建设全过程,用绿色发展为自贸港建设添动力。”(19)周元,陈雪怡,陈蔚林.走好“赶考路”当好“答卷人”[N].海南日报,2021-11-15(A01).因此,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相关要求,完成《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打造生态环境世界一流的自贸港,既需要在自由贸易港建设中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好,又需要不断汲取黎族等本土特有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中所蕴含的坚持人与自然伙伴关系,积极主动规范人对自然的行为,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生态智慧与环保理念,以此转变人民群众思想观念,更好参与海南绿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综上所述,在漫长历史岁月中积淀形成的黎族传统生态文化所凝结的认知自然、爱护环境、主动与生态为友、努力维持天人和谐的精神意蕴与价值取向,是在长期物质实践中锤炼锻造的适应本土生态环境及族群发展需求的文化财富,是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不可或缺的精神养分。加大对其文化意蕴与价值理性的挖掘、运用,可为构筑海疆生态屏障,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提供重要助益。当然,应当认识到,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产物的黎族传统生态文化,必然有蒙昧落后的元素有待剔除,也有需要根据时代发展进行转型升级的部分。但是,就现实而言,黎族传统生态文化所内涵的价值功效仍对当前生态建设具有推动作用。因此,在具体运用黎族传统生态文化资源助力环境保护实践时,应着力提炼其精神内核,为其提供新的载体和内容,使之在同现代科技的紧密融合中突破地域与时空的限制,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推广意义的价值意识。最终以其引导人们的思维意识和生活方式,为人们开展绿色可持续的生态实践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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