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俊林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鸟与梦飞行》是当代先锋小说家墨白先生的一部散文集。[1]这个名字自然是借用的，它原是一部由法、德、意、瑞士、西班牙等几个欧洲国家联合拍摄的讲述候鸟迁徙的大型纪录片。著名制片人兼导演雅克·贝汉为此不惜走遍世界，追踪了大约三十多种候鸟的飞行轨迹。影片《鸟与梦飞行》详细地展示了各种候鸟们南迁北徙的轨迹，以及它们如何在大风沙的极端天气中辨别方向，在冰天雪地的恶劣环境中保护自己和幼雏。这些候鸟们的辗转途程，历尽种种艰险，只是为了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栖身之处。我相信墨白先生在借用这部纪录片的名字来给自己的散文集命名时，一定是包含着他自己的深刻用意的。那些不惮万里长途飞行的候鸟们努力与一切不利的外在条件抗衡，从而追求自己更为自由而美好的生存环境。它们的如此壮举，不能不给人以深刻的警醒：鸟类尚且如此，何况身为万物之灵的我们人类，难道人不如鸟乎？
“鸟与梦飞行”，这个充满诗意的名称，也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在富于飞跃灵动之致的同时，还包含着追求自由的深厚内蕴。众所周知，鸟是物质性的存在，梦则是精神性的存在，这看似不搭界的两者之所以能被串联在一起，完全是因为它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本质：飞翔的自由。而自由便是解放，是对于现实中面临种种束缚的一种超越。这使我不禁想起了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那首《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首填写于一千多年前的优秀词作，在境界上与《鸟与梦飞行》的命意似乎颇为接近，都写到了梦，写到了鸟，也写到了它们的共同特征——飞行，因为那里是无限的美与无量的自由的象征，可谓是墨白先生这本书的遥远的先声。
现在，当我们打开《鸟与梦飞行》这本书，仔细阅读这部由几十篇散文组成的集子时，就会发现，正是源于对鸟与梦的倾慕，对飞翔的憧憬，对自由的渴望，所以书的字里行间有几个频繁闪现的关键词语，那就是风、阳光、河流与歌声。它们都是流动的、飞翔的、开放的；
虽然前三者都是源自自然的力量，而最后者则是出于对前面这几种自然力量的由衷致意。
在作为开篇的《迁徙的村庄》一文里，我们首先感受到了来自内蒙古一个偏远的自然村温都不令的风的凌厉：“那么任性，那么惨烈，那么持久，总是从西边的山坡上吹过来，村里的树，杨树和榆树，枝条总是朝向东方飞扬着。”风当然是野蛮的，非理性的，是一种来自洪荒上古的原始的自然力量。它注定是要在个体生命有限的时间段落里留下印痕的，也是注定要在人类大群体无限的时间段落中扫除一切记忆的。这股来自内蒙古高原的风，也刮到了中原大地，在博爱县境内的天宁寺里，“带着洛河注入黄河时的水腥从略偏东南的方向吹过来，用它浑浊的手臂摇动着三圣塔檐上的铃铛”。(《风铃的孤独》)它还刮到了威尼斯的水巷，那些肤色各异的陌生游客，“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又要到何处去，他们像从亚德里亚海吹过来的带有一丝咸味的海风一样，以一个模糊的图像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威尼斯的忧伤》)更刮到了法国巴黎斯德岛的洛森宅邸，著名诗人波德莱尔150多年前在这里完成了《恶之花》中的大部分诗作，“风从闪耀着阳光的河面上吹过来，拂动着老人灰白色的长胡子，他那像罗丹一样的长胡子”。风像是一个隐藏的主角，它无孔不入，也无远弗届，在暗中默默地主宰着世间的沧海桑田与星移物换。
我们也感受到了阳光的温暖，那是来自法国印象派绘画大师莫奈的天才笔触：“莫奈的一生都在追求着对阳光的表达……他看到绿色的睡莲在霞光里变成了红色或者灰红色。从清晨到黄昏，在不同的环境和气候里，莫奈都在努力捕捉着飞逝的阳光和瞬间的色彩感觉。”(《精神的家园》)这阳光也照射在泌阳县铜山湖的湖面上，“平静的湖面仿佛一面巨大的镜子，默默地映照着时光的变幻……远远地看上去，那水天相接的地方，就像浮动着一条粉色的纱”。(《铜山湖记》)这游移不定的阳光里，包含着作者对于往昔故乡的温馨记忆，“回想着童年的往事，真的十分怀念那些坐在街头黄昏的光线里看小人书的时光”。(《梦中之梦》)而在巴黎的街边，作者亲眼看到了一位开车回家的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因为不忍心打扰停车位上一对接吻的年轻恋人，而将车慢慢停到距离他们五米左右的地方，坐在车里默默地等待，只等这对恋人离开后，她才发动车子驶入车位。“那一刻，突然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感动，代替了我心中的伤感。是的，在任何一个被文明的阳光普照的地方，都会有爱存在着，都会有美好存在着。”(《在巴黎过中秋节》)从自然之光到文明之光，从蒙昧的幽暗微光到神圣的理性之光，作者敏锐地把握住每一个生活的细节，仔细观察那些摇荡于我们心海深处的微澜，从而俯拾日常中那些不经意间的感动。
在总题为《旅欧散记》一组散文里，作者先后为我们展示了巴黎的塞纳河，威尼斯的水巷，阿姆斯特丹的运河，还有奥地利的那条美丽的萨尔察赫河，“我不知道这条终年流淌着阿尔卑斯山上雪水的河流，给莫扎特带来了多少创作的灵感”。在荷兰，在阿姆斯特丹的运河两岸，作者看到当地布满了画廊与工艺品商店以及以艺术家命名的广场、博物馆等，看到了当地老百姓对于艺术的由衷热爱，因而感慨：“在我们国家，在我们的每一个城市，什么时候才能把文学艺术看得比权势和金钱更重要呢？”是的，毕竟物质只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前提，而精神才是一个民族递嬗无穷的根本。这种精神的感召力量是无可言喻的，它使记忆的丝缕时刻牵系着已逝的时光和那些被时光覆盖的所有物质载体，譬如那条令作者魂牵梦萦的颍河，“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孤独，在寂静的乡路上，我有时走得更远一些，有时到那条河边去，那条后来常常出现在我的小说里的颍河边去”。这使得即使作者一个人在巴黎市郊漫步的时候，看着塞纳河汹涌的激流，也会发生由此及彼的联想：“那一刻，我想起了儿时躺在家乡颍河大堤上看秋的情景。”正如作者自己在《颍河镇地图》里所言：“我生命里的颍河镇也就是我文学里的颍河镇，颍河镇对我来说，是什么都不能代替的。”
跟随着作者的引领，我们已经充分地领略了风的呼吸、阳光的普照与河流的澎湃，现在则开始体验那包含着不同境界的各种歌声。这其中既有著名老作家何南丁先生那浑厚的《我的太阳》，“从胸腔里涌出的具有金属质感并略带沙哑的男中音，音色宽厚带有自然的美感，就像从颍河，不，是从流经蚌埠的淮河里生出的混合了船工号子的风声。那具有穿透力的风声就此使我难以忘怀”。也有大哥孙方友在一家人陷入困境后进了当地豫剧团的独特唱腔，“大哥演过《白毛女》里面的穆仁智、《沙家浜》里面的刘副官、《智取威虎山》里的小炉匠。而使他红遍我们那一带的角色是《红灯记》里面的鸠山，大哥头上戴着一个用猪尿泡做成的光头道具，几乎演遍了我们那一带所有的村庄”。还有作者乘坐巴士穿行在阿尔卑斯山脉之间时，那个长得像黑手党的意大利司机所播放的美国黑人歌手雷·查尔斯的爵士乐曲，“那从生命力流淌出来的声音……查尔斯，你在无边的黑暗里，用歌声来呼唤生命里的阳光，来照亮你生活的道路，歌声使你变成了一只鸟，自由地飞向蓝色的天空”。(《自由的永恒》)更是作者在奥地利一个教堂里所听到的唱诗班的歌声，对此，作者不吝笔墨，生动地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理感受：“这个时候，有音乐声从主圣坛一边的楼阁上响起，接着，是站在主圣坛两边的唱诗班的合唱声。这种情景，我曾经在许多电影里看到过，可是当我身临其境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我的眼睛湿润了。一直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那一刻我是被什么感动的，是神圣的上帝还是神圣的音乐？”(《音乐之乡》)庄子曾在《齐物论》里借南郭子綦之口说：“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2]其实不论是天籁、地籁还是人籁，都是源于内在的蕴蓄至极遂致喷薄而出，包含着一种经历了长时期的深沉渊默之后不能自已的爆发性力量。
无论是外在的自然环境，还是内心的情感抒发，都关乎着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生存只是一个必要的起点，并非是最终的目的，否则便无异于苟活。人立足于世，只有立足于最基本的尊严之上，才有余力追求最高贵的价值。最让我动容的是，作者写到了在威尼斯海边广场上的一位以乞讨为生的行为艺术家，她将自己浑身涂成银色，手拿鹅毛笔，扮演成著名作家但丁的模样。作者感慨道，“她是在用文学遗产和行为艺术来乞讨的，时刻不失自己的尊严；
而在我们的街头，你看到的是一些席地而卧把头伏在地上的乞讨者，在乞讨的时候，他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人格放在别人脚下”。一个人如果穷途末路到了极致，做了乞丐，也要保留作为人自身的起码尊严。因为只有习惯了在潦倒的时候不被别人践踏的人，才不会在自己得意的时候去践踏别人；
而一个懂得自爱自重的人，自然也就不会自轻自贱。对于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早在一百多年前新文学作家已就此做出了十分精辟的论述：“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3]11
人类生存的最基本价值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它不因国别、种族、文化、性别的差异而发生改变。正如南宋著名理学家陆九渊所言：“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作者的思想自由地穿梭于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之中。他的笔触转换自如，衔接自然，而不露一丝刻意的痕迹，“在靠近埃菲尔铁塔的塞纳河边，我意外地看到了泡桐，那种生长在我们兰考县沙地里因为焦裕禄而出名的植物。这使我感到格外的亲切”。同样，当墨白漫步在奥地利北部城市萨尔斯堡的街头，看见巍峨高耸的哥特式大教堂时，自然也会想到自己的祖国遍布各地的庙宇。但两者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教堂是尘世劳碌的人们在自己心神疲惫的时候前来经受洗涤的所在，是对于过往言行的严格审视；
而庙宇里更多的是香火旺盛，烟气缭绕，是用来祈福的场所，寄予了人们对于未来的美好期待。一个指向过去，一个着眼未来。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微妙差异以及包含于其中的民族性格之鲜明区别，确实引人深思。
墨白早年学绘画出身，也曾写过一段时间的诗，这些阅历就不可避免地渗透进了他的笔触。所以在这部散文集里，我们随处都可见到这样灵动而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字：“风，摇动铃铛的声音，穿过春日的某个清晨在长寿寺塔壁上喘息的露珠，穿过某个夏日的中午在大云寺塔檐上低语的细雨，穿过秋日某个傍晚洒在天宁寺三圣塔铁铸刹顶上的霞光，穿过无数星光灿烂的夜色，终于来到了我的耳边。”“在我的感觉里，巴黎就是一个体态丰腴的贵妇。那纵横百千的街道就是她的骨骼。那终年流淌着的河流就是她的血液。那各种风格的建筑就是她的肌肉。那众多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就是她的灵魂。那近郊或远郊的农庄、田野和森林，就是她随风舞动的衣衫。”还有诸如：“我的故乡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镇子，太多民间传说像夏日的地气一样，在阳光里不停地摇晃，就像一些不散的灵魂，常常聚集在你的身边，你赶都赶不走。”“如果说罗浮宫是巴黎的正史的话，那么散步在巴黎各处的咖啡馆，则是巴黎的野史。”他的笔触涉及电影、绘画与音乐等多个方面，虽枝蔓丛生而并不觉其芜累，在充分体现了作者张弛有度的笔致的同时，也显示了他对于艺术与美的推崇以及对于自由的无限热爱。
在文章的开头，我曾经谈到过鸟与梦的共通之处：鸟儿有翅膀，能飞翔，天空是它们的领地。《庄子·逍遥游》里的大鹏鸟，可以抟扶摇而上九万里。六朝时期的古诗作者发出“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的期盼。青年时期的李白也曾向往：“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以天空为领地的鸟儿，是背负着一个沉重肉身并且双足无法离开地面的人所倾慕的对象。人没有翅膀，不会飞翔，但人会做梦，而梦是另外一种飞翔，是思想的飞翔，是精神的自由舒展，更是灵魂的无限放松。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摆脱了现实的禁锢，而实现了对于空间的突破或时间的超越。但现在，我觉得我一开始所说的话，其实是不完全正确的。鸟儿固然有飞翔的自由，但自由的同时就包含着风险。飞在高空的鸟儿，将自己完全暴露了出来，成了一些心怀叵测者们手中弓箭与弹丸的目标。而人即使在做梦的时候，也不能做到随心所欲、任性而行。因为有美梦，自然也就会有噩梦，甚至会经常在梦中陷于困窘而难以解脱，更无法实现终极的自由。所以无论是李白的“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还是李煜的“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乃至于苏轼的“夜来幽梦忽还乡”，都是无奈于冰冷现实时的一种短暂逃避。既然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便只有在梦境里去寻求；
但梦境毕竟是虚空的，不现实的。梦醒之后，依然要面对惨淡经营的现实。近代大学者王国维有一首词就描绘了这种凄惨的境地：“天末彤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宵欢宴胜平时。”在一个相对封闭而又沉滞的环境中，围绕着有限资源的争夺，展开着一次次惊心动魄的零和游戏，孤雁丧生，欢宴尤盛，这边已然灯火阑珊，那边开始华灯璀璨，一方的失意恰恰成就了另一方的辉煌。
虽然生命是如此的不尽如人意，大多时候是寥落萧瑟的晦暗，有时甚至是鲜血淋漓的残酷，但它并不妨碍我们每一个人在极为有限的时间段里对于自由与真理的热烈向往，对于美与艺术的挚意追求，如飞蛾扑火一般，虽焚身殒命亦在所不辞。也许这就是人不同于普通动物的独特之处，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并生生不息的意义所在。墨白先生当然是深悟于此的，如他在《颍河镇地图》一文里，从凡·高的艺术经历中所得到的启示：“一个艺术家，如果不把自己的生命融进自己的作品，那么他就很难使我们感动。同样，如果我们在一个作家的作品里看不到他强烈的生命气息，那么这样的作品也就很难打动我们。”《鸟与梦飞行》一书中也处处体现了这种对于生命律动的强烈关怀，那是作者性灵的自然流露，蒸腾着生命的鲜活气息。墨白自言要始终坚持用自己的文字“去探寻时间的深度或者生命的奥秘”，要“用自己的话语权力建造圣洁的领地和人生的境界，以此来关照人生和自我”。这是一个多年来“生活在社会的最下层”的作家的真诚话语，也是作为一个优秀的人文主义工作者的基本立场。所以只要生命不息，这种探寻便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