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可，王启才
《吕氏春秋》的管仲形象书写及其价值研究
张 可，王启才
（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管仲是吕不韦心目中的良相楷模，《吕氏春秋》有13则与管仲相关的历史故事，书写了管仲深谋远虑的智相、以民为本的仁相、知人善任的贤相、治国理政的能相形象，带有一定的传奇性、典范性与赞誉性。分析发现，《吕氏春秋》推崇管仲，与吕不韦、管仲等的政治思想、个人经历、撰书初衷相似有关。《吕氏春秋》的管仲形象书写，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在管仲接受史、管学研究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吕氏春秋》；
管仲；
形象；
价值
《吕氏春秋》“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1]274，是一部欲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秦国提供治国方略的百科全书。《吕氏春秋》以“春秋”命名，即有以史为鉴的特点，它特别注重借鉴学习先秦时期成功的强国之路、政治经验。“管子者，中国之最大政治家”[2]136，被誉为“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管仲“不以兵车之力”辅佐齐桓公登上春秋首霸之位，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是历史上著名的辅国名臣，自然引起《吕氏春秋》编撰者的格外关注，对他青眼有加。据统计，《吕氏春秋》160篇中，“管仲”一词出现39次，“管子”一词出现21次，“管夷吾”一词出现5次，“仲父”一词出现20次，有20篇书写管仲，在《贵公》《顺说》《勿躬》等篇目中，保存了13则与管仲相关的历史故事，对管仲与其开创的功业高度赞扬，书写了管仲近乎完美的良相形象，在管仲与《管子》的传播、接受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然而，《吕氏春秋》的管仲形象书写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除耿振东《〈管子〉学史》略有涉及、简要罗列所征引资料外，目前尚未见专文探讨。有鉴于此，特抛砖引玉，以期对管仲与《管子》研究有所助益。
《吕氏春秋》是一部带有政论性质的子书，其所征引管仲与《管子》相关的历史故事，都是为各篇论述主旨服务的，虽然它没有刻意对管仲形象进行书写，但由于资政的功用目的以及书写的具体生动，客观地显示出管仲是一位仁智贤能的相国形象。
（一）深谋远虑的智相
管仲之所以从囚徒成为“位高权重”“百官之长”[3]5的齐相，原因是多方面的，机遇与好友的推荐只是一个方面，归根结底与管仲的智慧密不可分。管仲早年的种种磨难，使他具备了成熟老练、深谋远虑的优秀品质。在“三人辅二公子”之事中，管仲的远见表现为他对齐国国情的准确判断、对三人的巧妙安排。《吕氏春秋·知接》记载了齐桓公在管仲弥留之际询问国事，充分展示了管仲长于智谋的形象。管仲嘱咐桓公一定要“远易牙、竖刁、常之巫、公子启方”[1]406，桓公遂将四人“尽逐之”[1]407。三年后，桓公违背了管仲的嘱托，说什么“仲父不亦过乎！孰谓仲父尽之乎？”[1]407又将四人召进宫中，最终导致政变发生，桓公被困宫室，此时的他只有感慨：“圣人之所见，岂不远哉！”[1]407《吕氏春秋》认为一代霸主之所以落得“虫流出于户……三月不葬”[1]407-408的下场，原因是“不卒听管仲之言也。”[1]408这则故事通过管仲对易牙等四人的精确分析、桓公的表现以及最后感慨“圣人”远见，将管仲深谋远虑的智相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贵信》还记载了齐桓公“曹柯之盟”的故事。曹刿在盟会上胁迫桓公，桓公不得已答应了鲁国“封于汶”的请求，回到齐国后，桓公并不打算履行诺言。管仲遂劝谏说：“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谓智……许之而不予，不可谓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虽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见信于天下，君犹得也。”[1]538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劝谏，对敌讲诚信，赢得了天下之信任。《吕氏春秋》赞曰：“人臣有知此论者，可以为王者佐矣。”[1]535《史记》评价管仲为政“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4]2595。管仲此举既凸显了他深谋远虑的形象，也提高了后人对诚信的重视程度，孔子将“信”定为孔门弟子的必修课，强调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5]59
（二）以民为本的仁相
管仲不仅智慧超群，而且具有仁心。管仲的仁心，不仅表现为爱国，也表现为爱民。“民本”一词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6]68，管仲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管子》记载了管仲的民本思想，如《牧民》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政之所废，在逆民心。”[7]14管仲认为人民是国之根基，处理好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满足人民的基本要求，国家才能稳步发展。《权修》云：“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7]55管仲主张爱民、利民、富民、惠民，他的民本思想，对《吕氏春秋》产生了很大影响。《吕氏春秋》进而提出了“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1]199的观点，强调要“以德得民心”[1]199，这是对管仲民本思想的发展。此外，《吕氏春秋》还书写了管仲以民为本的仁相形象，纵观全书，没有管仲率兵征战的记载，孔子认为管仲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5]154已达到了仁的境界，“如其仁，如其仁”[5]154。《吕氏春秋·精谕》记载管仲通过分析桓公“揖朝恭”“言也徐”“有惭色”等一系列外在表现，得出了取消伐卫的信息，管仲对此表示赞赏。不愿滥施征伐，显现出管仲的仁爱之心。管仲主政期间，善于听取底层人民的心声，“管子、鲍叔佐齐桓公举事，齐之东鄙人有常致苦者”[1]385。关心民之疾苦，体现出管仲爱民之仁心。《吕氏春秋》认为“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1]523。管仲虽是法家之先驱，但他治国以“义”为先，善用民之力，“得所以用之也”[1]524。《重言》记载了东郭牙通过察言观色将桓公谋攻莒国告知国民的故事，管仲得知后不仅未生气，还推荐东郭牙入仕齐国，再一次刻画了管仲的仁相形象。
（三）知人善任的贤相
管仲认为选贤任能是明君的首要任务，因为贤能之人是国家富强、社会安定的保障。《管子·五辅》云：“明王之务，在于……论贤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7]223《霸言》又言：“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王之。”[7]513管仲将人才视为国家的百年大计，所以《管子》记载了一套选贤任能的举措，《权修》云：“一年之计，莫若树谷；
十年之计，莫若树木；
终身之计，莫若树人。”[7]61《吕氏春秋》继承和发扬了这种重贤思想，《察贤》曰：“贤者之致功名也，比乎良医……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贤。”[1]585-586《期贤》曰：“凡国不徒安，名不徒显，必得贤士。”[1]587《吕氏春秋》记载了管仲荐贤的故事，向统治者说明贤人的重要性。《勿躬》记载了管仲任用宁戚、东郭牙、隰朋等五人的故事，管仲根据五人的优长安排了合适的职位，“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于管子。十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与五子之能也”[1]453。管仲为政重大局略小节，所以他在用人上，对人的缺点、短处，尽量包容。《贵公》记载了管仲病重之际，桓公请教何人可任相的故事。管仲否定鲍叔而推荐隰朋，认为隰朋为政、为人堪当重任。《吕氏春秋》以管仲病危之际仍向君主荐贤之事，旨在呼吁君主应尚贤、求贤、任贤，因为贤者可作为君民之间沟通的桥梁，“可以帮助君主平治国家”[8]208。
（四）治国理政的能相
管仲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是中国改革第一人，对内富国强兵，对外尊王攘夷，辅佐齐桓公40年，《吕氏春秋》认为他是治国理政的能相。管仲相齐后，主张先修内政，富国强兵，团结诸侯，维护周王室的正统地位。对内，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政治方面，他主张加强君权，为保证君权的有效执行，建立了一套由中央与地方结合的政治体制。经济方面，实行“四民分业”，把全国人口按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种，重视农业发展，他认为“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7]16。齐国为“海王之国”[7]1376，管仲实施“盐铁专卖”的政策，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军事方面，管仲创立了“作内政而寓君令”[7]456的体制，“参其国而伍其鄙”[7]441，把国中的军事组织与居民组织相对应，以保证齐国的军事力量。对外，他制定了远交近攻的策略，举“尊王攘夷”之大旗，号令诸侯。管仲相齐的政治举措，不仅使齐国成为中原的经济大国，也确立了齐国的霸主地位，管仲治国理政的杰出才能，深得吕不韦的赞赏与肯定。《吕氏春秋·任数》记载了“有司请事，以告仲父”的故事：有司遇事凡三次请示齐桓公，齐桓公均让其“告仲父”，去征求管仲意见，有司感慨道：“易哉为君！”[1]447这不仅表现出桓公对管仲的信任，也显现出管仲在治国理政方面超强的能力，有管仲在，桓公做事“大易”[1]447。管仲治国理政之才通过有司与桓公的对话充分表露出来。
此外，《达郁》记载了管仲借饮酒之机，向桓公谏言耽于享乐的危害，“夫厚于味者薄于德，沉于乐者反于忧。壮而怠则失时，老而解则无名。”[1]564-565管仲相齐后，鞠躬尽瘁，将全部心血投入齐国的称霸中，《吕氏春秋》无意中书写的管仲良相形象深受后人推崇，一代贤相诸葛亮曾“自比于管仲、乐毅”[9]911，可见，其对后世影响之大。管仲的功绩彪炳千古、名留青史，并成为千古良相之楷模，这与《吕氏春秋》的传播与再造，有一定的关系。
管仲是吕不韦心目中的良相楷模，《吕氏春秋》对管仲形象近乎完美的书写，就是对管仲的充分肯定，该书中的管仲从囚徒一跃成为齐相，颇具传奇性、典范性、赞誉性等特点。
（一）传奇性
据《管子》《史记》等记载，管仲相齐之前的经历十分丰富，先后有商人、圉人、士兵、说客等多种身份，坎坷的经历与失败的种种磨难，为管仲日后成为良相奠定了基础。《吕氏春秋》有多篇记载了管仲的传奇经历，如《不广》记载了“三人辅二公子”的故事：“鲍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与定齐国……鲍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纠所。”[1]383《贵卒》有管仲“扜弓射主”的描写：“管仲扜弓射公子小白，中钩。鲍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为小白死，告公子纠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1]598《顺说》有“差役唱和”的故事：“管子得于鲁，鲁束缚而槛之，使役人载而送之齐，其讴歌而引……其所唱适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1]381管仲一生中，从辅佐公子纠到辅佐公子小白是一个转折点。僖公后期，齐国发生动乱，管仲分析当时形势后，劝鲍叔牙服从安排辅佐公子小白，自己和召忽辅佐公子纠，为日后相齐奠定了基础。双方各事其主，在争夺齐国君之位时，管仲扜弓射杀公子小白，小白十分痛恨管仲，欲杀之而后快，后在鲍叔牙的劝说下派人将“束缚在鲁”的管仲接回齐国。在返回齐国的路途中，管仲担心被追杀，与差人唱和，以尽快到齐国。返齐后，鲍叔牙多次向桓公推荐管仲，齐桓公终以社稷为重，抛弃私人恩怨，接纳管仲。“桓公使人以朝车迎之，祓以爟火，釁以牺猳焉，生与之如国，命有司除庙筵几而荐之。”[1]645管仲再次入仕齐国，逐渐走向权力中心。
相齐后，《吕氏春秋》对管仲的传奇性书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他对内强国富民，对外亲睦邻国。管仲借宋国内乱之机，签订“北杏盟约”，初步显示了桓公的霸主之气。《贵信》记载了管仲进谏桓公遵守“曹柯之盟”的约定，此举使得桓公“信著乎天下”[10]152，“夫九合之而合，一匡之而听，从此生矣”[1]538，此一奇也；
管仲辅佐桓公对外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横行海内，天下莫之能禁”[1]185，此二奇也；
帮助弱小的国家，存邢救卫，“中山亡邢，狄人灭卫，桓公更立邢于夷仪，更立卫于楚丘”[1]185，此三奇也。桓公称霸中原数十年，建立了不朽的功业，皆管仲之功也。
总之，《吕氏春秋》书写了管仲从鲁之囚到用“朝车之礼迎之”[1]645，从齐相、“仲父”到辅佐桓公建不朽功业，凸显了其一生身份地位的传奇性。相齐40年，使得齐国称霸中原，这是其功业的传奇性。
（二）典范性
管仲相齐40年，被尊为“仲父”，有丰富的从政智慧与治国理政经验，吕不韦任庄襄王相、大权独揽时，秦王嬴政才13岁，那时吕不韦刚从商界转行从政，管仲自然是其学习的典范，他也号为“仲父”，用意有二：一则效法管仲，用叔父身份训导嬴政；
二则学习管仲“一匡天下”，早日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的秦帝国。
《管子》对管仲治国理政的记载为吕不韦树立了典范。郭丽《简帛文献与<管子>研究》一书[11]据出土文献认定《管子》多数篇章的流传早于《吕氏春秋》。《管子》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农业、文化等方面，是一部巨著，在战国后期流传甚广，据《韩非子》记载：“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12]493管仲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吕不韦身居相位，欲汲取治国理政之经验，管仲与《管子》自然是最好的老师与“教科书”。从《吕氏春秋》一书看，吕不韦学习、借鉴《管子》之处，确实很多，如该书的“十二纪”明显受到了《管子·四时》的影响。《四时》云：“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此三者，圣王所以合于天地之行也。”[7]927-945《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篇也旨在沟通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探寻三者的共同规律，以便为行政、教化、施事建立一个可靠的根据，即“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管子》主张应建立一套由中央到地方较为开明的君主官僚政体，同时制定“俗之所欲，因而予之；
俗之所否，因而去之”[4]2595的决策原则以保证人民权益。《吕氏春秋》赞同《管子》这种开明的君主政体，反对君主专独，认为“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专独位危”[1]573，主张限制君权，提倡贤者与君主共治天下。《吕氏春秋》效法《管子》，对其法治思想、治军思想、德育思想、农学思想等都有所借鉴，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胪列。
总之，春秋初、战国末天下大势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前后两位相国同称“仲父”，绝非偶然。吕不韦是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他处处学习管仲、多从《管子》汲取治国理政智慧与经验，一方面是管仲与《管子》的强国理论具有指导性与典范性，另一方面，也是吕不韦迫于客观需求，主动学习、自觉选择的结果。
（三）赞誉性
历史上对管仲的评价，有褒有贬，褒贬不一，《吕氏春秋》以褒扬为主，几乎看不到贬责之语。管仲的历史功业，赢得了吕不韦及《吕氏春秋》的赞赏。《吕氏春秋》在评价管仲时多用“管子”“仲父”等敬称，如在“三人辅二公子”之事说“管子之虑近之矣”[1]383，对“差役唱和”中的管仲，评价说“管子可谓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己亦得其所欲”[1]381-382，在《知接》中，借桓公之口称赞管仲为“圣人”。
《吕氏春秋》在叙述中常把管仲与伊尹、吕尚、百里奚等治国贤相相提并论。《尊师》列举了“十圣人、六贤者”的事例，将管仲的功业与周公、吕尚等人并提。“管仲既任齐相……通货积财，富国强兵……贵轻重，慎权衡”[4]2595，管仲“霸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4]3587。该书认为，管仲与伊尹等人均是“霸王者之船骥”[1]458，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骥也”[1]458。又说：“管夷吾、百里奚听，而天下知齐、秦之霸也，岂特船骥哉！”[1]459管仲与商鞅均是法家的先驱，《吕氏春秋》认为“能治可为管、商之师，说义听行，其能致主霸王”[1]272。管仲在齐改革，成就了齐国的霸业，且以其出色的政绩，“卒为齐国良工，泽及子孙”[1]385。由此可见，《吕氏春秋》对管仲推崇备至。
《吕氏春秋》推崇管仲与《管子》，正面书写管仲形象，与吕不韦及其门客、管仲及其学派政治思想相似、吕不韦与管仲传奇经历相似、撰书初衷相似等，是密切相关的。
（一）政治思想相似
《吕氏春秋》是战国晚末的一部政论书，管仲是春秋早期著名的政治家、贤相，《管子》是记载管仲治国理政经验智慧的政治书，春秋争霸、七雄纷争相似的历史大势，富国强兵共同的现实需求，决定了吕不韦与管仲，《吕氏春秋》与《管子》政治思想、观念主张的一致性。《吕氏春秋•贵因》曰：“夫审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时，因也……故因则功，专则拙，因者无敌。”[1]389-390特别强调顺应客观规律、利用既有条件与经验智慧，《管子·霸形》云：“犹飞鸿之有羽翼也，若济大水有舟楫也。”[7]499在《吕氏春秋》看来，管仲就是“霸王者之船骥”，可以直接拿来利用，以到达富国强兵、统一六国的彼岸。
管仲为富国强兵在齐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在政治方面，他将安四民放在首要地位，“处士也，使就闲燕；
处工，就官府；
处商，就市井；
处农，就田野”[13]226；
在经济方面，“官山海”增加税收，建立赏罚制度，“赏罚皆有充实，则民无不用矣”[1]524；
在军事方面，不仅发展军队，提高战斗力，还积极对外战争。管仲主政期间，分别对蔡、楚、周、山戎、燕等国发动了战争。齐国伐楚，是因为楚国“不入贡于周室”[4]2595，齐国伐燕，是为了帮助燕国修“召公之政”[4]2595-2596。吕不韦任相国期间，重视贤才、识别贤才，广招天下士人，致食客三千，其中就有李斯等人，为秦国储备了大量人才。农为邦本，《吕氏春秋》的《尚农》《任地》《辩土》《审时》等表现了吕不韦对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他还借鉴管仲的改革举措，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1]686《史记》记载秦伐赵魏后，将善于冶铁的卓氏、孔氏分别迁于临邛、南阳，卓氏“富至僮千人”[4]3976，孔氏“家致富数千金”[4]3977，秦国出现如此多的巨贾，无疑是吕不韦鼓励发展工商业的结果。吕不韦积极对外用兵，《战国策·秦策》记载：“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使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而燕太子丹质于秦……赵王立割五城以广河间。”[14]458-460《史记·秦本纪》记载了吕不韦率兵消灭东周之事，“庄襄王元年……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4]275，从而把秦的统一大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可见时代大势、思想观点相似，使吕不韦与《吕氏春秋》把管仲与《管子》作为楷模、知音，爱而赞之，信而行之。
（二）传奇经历相似
纵观管仲一生，经历十分传奇：《史记》记载管仲“尝三战三走”[4]2594，是战场逃兵。《说苑》记载：“吾尝与鲍子负贩于南阳……鲍子尝与我有所说王者……鲍子尝与我临财分货。”[15]132《管子》记载，管仲入仕前曾为“圉人”。管仲早年曾当过战场逃兵，做过圉人、说客，是失败的商贩，被多次逐官，地位低贱，历经坎坷。仕齐后，与召忽、鲍叔牙分侍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且通过分析国人对公子小白及其母的看法，认为齐国君继承人未必是公子纠，首次展现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后在鲍叔牙的力荐下辅助齐桓公，尊为“仲父”，留下了“尊王攘夷”“一匡天下”的美名。
据《史记》记载，吕不韦在为秦相前地位较低，是阳翟“往来贩贱卖贵”[4]3041之商人。多年游历与商人善于投机的特点，使他看人、做事有独到之处。吕不韦在邯郸经商时遇公子楚，即认为“此奇货也，不可失”[1]1，于是投机政治，带着大量的珍宝游说华阳夫人，对其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夫人大喜……立楚为适嗣……使不韦傅之”[1]1。太子楚即秦庄襄王，吕不韦从一巨商跃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太子政即位后，又“尊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1]2。吕不韦相秦近13年，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传奇的是，他让宾客编了一本奇书《吕氏春秋》，继而又以“一字千金”奇特的方式公之于众。
再者，管仲与吕不韦都是做大事、重大局、略小节的人。相似经历更容易使人共情，也更易产生自我认同，这是吕不韦与《吕氏春秋》称引、赞美管仲与《管子》的心理原因。
（三）撰书初衷相似
《管子》因管仲而得名，两汉之前，韩非子、司马迁、班固等认为《管子》为管仲所作，自西晋傅玄提出异议以来，历代学者对管仲著《管子》多持质疑态度。总的来看，《管子》既非一人之作，也非一时之作，包含了春秋时期齐国史官及管仲的门人弟子，以及崇尚管仲学说的稷下学士的论著。《管子》一书虽非管仲所作，但比较真实地反映与记录了管仲的思想与言行。管仲身为相国，被尊为“仲父”，当时已是闻名天下的公众人物，他的言论与思想，与齐国的法令、治国、改革等军国大事关系密切，自然是齐国“官学”所讲授的主要内容，也是时人学习、研究和传授的内容。《淮南子·要略》记载：“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16]863由此可见，《管子》的成书旨在为后世富国强兵提供借鉴，它是强国“奇方”，“管子学是一门拨乱反正、安邦理民、富国强兵、平治天下的经世致用之学”[17]166。
关于《吕氏春秋》编撰的动因，《史记》记载战国四君子“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4]3046，吕不韦执政期间，秦国力逐渐强大，“羞不如，亦招致士……使其客人著所闻……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4]3046。司马迁认为吕不韦欲与战国四公子相媲美，“立言”不朽，遂编是书。陈澔在《礼记集说》中认为吕不韦大集群儒编书，是“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18]95。其实，吕不韦编撰此书主要目的有二：一是为即将到来的统一帝国奠定理论基础；
二是训导秦王政。《吕氏春秋·序意》写道：“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1]274“治乱”指社会而言，“存亡”指国家而言，“寿夭吉凶”针对君主而言。又写道：“天曰顺，顺维生；
地曰固，固维宁；
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1]274上揆天理，下合地宜，中顺人心，此乃吕不韦为秦准备的治国方略。吕不韦深知嬴政生性暴虐，刚愎自用，所以在《序意》中借“黄帝诲颛顼”之事以训导秦王。吕不韦看到秦统一天下已是必然趋势，又深知“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1]362，所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编撰《吕氏春秋》，以期强国富民、维护秦的统治。
既然二书编纂都在于富国强兵、治国理政，总结经验、经世致用，宗旨大体一致，那么后出者效法、借鉴前者，推崇与赞美也在情理之中了。其实，《吕氏春秋》所书写的管仲，不就是吕不韦的缩影吗？这么看来，《吕氏春秋》也像一部“当代的《管子》”。
《吕氏春秋》是首部杂家著作，它在先秦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总的来说，《吕氏春秋》对历史人物能“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基本态度还是比较客观的”[8]307。《吕氏春秋》对管仲偏爱有加，多持赞美之词，对管仲的书写与评价在管仲接受史上具有颇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文献价值
《吕氏春秋》成书于公元前239年左右，成书年代的确定对考察书中与管仲相关的历史故事极为重要。学者根据出土文献考证，《管子》在春秋末年已基本成书，《吕氏春秋》为吕不韦门客编纂，这些门客分属不同学派，或多或少地保存了与管仲有关的材料，他们把与管仲有关的历史故事、《管子》治国理政的思想等根据各篇的宗旨，有所删改地编入书中。《吕氏春秋》记载了13则管仲的故事，其中“桓公问疾”（《贵公》《知接》）、“四人饮酒”（《直谏》）、“三人辅二公子”（《不广》）、“桓公伐莒”（《重言》）、“鲍叔荐管”（《赞能》）、“管仲荐贤”（《勿躬》）等7则故事来源于《管子》，这对于考证《管子》相关篇目的流传很有参考价值。还有一些是首见的材料，如“谏言桓公守信”（《贵信》）、“差役唱和”（《顺说》）、“管仲扜弓射小白”（《贵卒》）、“有司请事桓公”（《任数》）等。特别是“管仲觞桓公”（《达郁》）、“桓公伐卫”（《精谕》）2则故事仅见于《吕氏春秋》，这些资料弥足珍贵。清人汪中认为“先哲之话言，前古之佚事，赖以此传于后世”[19]95，《吕氏春秋》对管仲的书写为考察、还原历史上真实的管仲，以及分析先秦两汉时期管仲形象的演变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二）独特之处
与先秦两汉其他著作相比，《吕氏春秋》对管仲的评价、定位有独到之处。先秦两汉其他著作对管仲历史故事的记载与评价侧重点不一，总的来说，褒者赞其功业，贬者斥其违礼。《吕氏春秋》对管仲的书写，均持肯定态度，这是较为特殊的现象。如《当染》将管仲与伊尹、太公望等人并列，评价极高；
《尊师》将管仲与姜尚、周公旦并称，皆是桓公的老师；
《知度》评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等四人，是“霸王者之船骥”；
《正名》认为管仲善于“辨名实审”，所以桓公才能称霸；
《顺说》认为以管仲之才，辅佐君主成就霸业，之所以未能成就王业，是因为“桓公则难于往也”[1]382，这是对孟子批评管仲辅助桓公而不能成就王业的有力回应。《吕氏春秋》对管仲评价之好、定位之高、诠释之新，对后世管仲形象的传播影响较大。两汉时期对管仲的书写与评价，大多从《吕氏春秋》中汲取了营养。
（三）对后世的影响
继《吕氏春秋》之后，又一部杂家巨著《淮南子》应时而生。《淮南子》不仅征引《吕氏春秋》，而且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深受其影响。如《泰族训》说：“文王举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举贤以立功也。”[16]831《谬称训》说：“管夷吾、百里奚经而成之，齐桓、秦穆受而听之。”[16]400《淮南子》在论及管仲时，常与百里奚、晏婴、商鞅等并提，显然是受到了《吕氏春秋》的影响。司马迁《史记》对管仲评价极高：“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4]2593，并认为管仲是“世所谓贤臣”[4]2599。刘向《新序》中有4则关于管仲的故事，其中“管仲言齐桓公曰”“桓公与管仲、鲍叔、宁戚饮酒”“管仲傅齐公子纠”3则故事引自《吕氏春秋》。王充一方面批评管仲，另一方面也认为“管仲之功，偶于周公”[20]931-932，这明显受到了《吕氏春秋》的影响。唐宋以来，文学作品对管仲形象的接受更加全面。唐人不仅赞扬管仲的功业，也倾慕管鲍的纯真友谊，如李白曾感言：“管鲍久已死，何人继其踪。”[21]307宋诗中的管仲形象有22种之多，邵雍、范仲淹、苏轼、张耒、李纲等人常把管仲与其他历史名物相提并论，受《吕氏春秋》的间接影响也是明显的，“如‘管乐’‘管晏’‘狐管’‘伊管’之类的称呼，这可看作管子本身的文化意蕴的扩展与延伸”[22]136，至于滕珙、陈襄、吴海等理学家用儒家虚悬的“王道”标准否定管仲，则是一种反常的文化现象。明清以来，文人不仅高度评价管仲事功，也积极吸收管仲经世济民的思想。沈炼赞扬管仲曰：“大哉管夷吾，匡世日月悬”[23]71，傅山认为《管子》“修身经世，无所不备”[24]208。
以上就《吕氏春秋》管仲形象书写的特点与价值作了梳理，通过归纳总结可以发现，《吕氏春秋》对管仲故事的记载，虽然数量上少于《管子》《韩非子》，但具有特别的价值与意义，它保存了珍贵的管仲史料，在管仲文献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它树立了以大视角、大格局接受与评价管仲的范例，基本形塑了管仲良相的形象，且对后世管仲接受与管学研究影响较大，如说“《管子》是外王的最好教材”[25]35，等等，所以《吕氏春秋》书写的管仲形象，为后世接受管仲其人其书提供了评价的立场、依据与借鉴的视角，在管仲接受史与管学研究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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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 Zhong’s Image and Its Value in
ZHANG Ke，WANG Qi-ca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 Anhui)
Guan Zhong was a good model that Lv Buwei looked up to. There are 13 historical stories related to Guan Zhong in, which describe Guan Zhong’s image of foresight, humanness, benevolence, as well as his ability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with certain legendary, exemplary and laudable characteristic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aise of Guan Zhong inis related to the similarity of Lv Buwei"s and Guan Zhong"s political thought,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original intention in compiling the book.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on Guan Zhong’s writing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Guan Zhong’s acceptance and management study.
; Guan zhong; image; value
10.14096/j.cnki.cn34-1333/c.2022.03.05
I206
A
2096-9333（2022）03-0030-07
2022-02-16
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宋以降文献征引《吕氏春秋》研究”（16YJA751023）；
2019年度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项目“‘淮河文化论坛’名栏建设研究（SK2019A0304）；
安徽省高校协同创新项目“‘淮河文化论坛’特色栏目可持续发展与集成传播研究”（GXXT-2020-039）。
张可，安徽亳州人，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
王启才，男，安徽阜阳人，阜阳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后，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