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彦芳 唐嘉楠
[提要]短视频所具有的移动化、社交化、个性化和视频化的传播特征，正使其成为展现城市生活、记录城市变迁、塑造城市形象和沉淀城市文化记忆的重要途径。本研究聚焦短视频对城市文化记忆的书写模式，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析其建构机制。研究发现，短视频作为参与城市文化记忆构建的媒介形式，不仅丰富了书写的载体形式，更因其特有的媒介特质而对城市文化记忆书写的具体表征注入了新的变化，其所折射的时空维度、极具感染力的媒介符号、不同层次相交织的文化等共同建构起了对城市文化记忆书写的基本框架。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人类的记忆建构深受所处语义符号及意义系统的影响，由语言构成的叙述记忆和由视觉影像构成的景象记忆均是人类所积累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1]。从这一点来看，短视频的快速发展，已经为城市记忆的记录与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媒介语境。短视频所具有的移动化、社交化、个性化和视频化的传播特征，正使其成为展现城市生活、记录城市变迁、塑造城市形象和沉淀城市文化记忆的重要途径。城市居民不仅得以更方便地对自己寓居其中的城市景观进行影像记录，众多“网红城市”的涌现也说明了短视频对于城市文化传播的突出意义。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34亿，占网民整体的90.5%[2]。以抖音和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的月活跃人数也分别突破了6亿和4亿①。拥有如此庞大用户规模的短视频，不仅反映出人类媒介使用习惯的演变，也折射了人类文化符号系统的深层次变革。在人人读屏的短视频时代，人们对于城市文化记忆的书写与铭刻模式已经悄然发生转变，进而推动了短视频平台上崭新城市文化风潮的涌动。因此，本研究聚焦短视频中的城市记忆影像，探讨随着媒介的变化短视频对城市文化记忆建构的特征与路径。
扬·阿斯曼最早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借以讨论人类的记忆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和文化决定的[1]。在承认了记忆具有神经的和社会的双重基础后，扬·阿斯曼在哈布瓦赫的“交往记忆”以及尼采的“纽带记忆”理论上更进一步，指出文化记忆本质上是一种对集体意义的传承[3](P.12)，既超越了交往记忆的历史纵深视界，也突破了集体记忆和连接性纽带记忆所能触及的视界[1]。通过对“热”回忆与“冷”回忆的区分[3](P.62)，扬·阿斯曼明确了文化记忆的最终目标并不仅局限于对以往的人或事物形成客观认识，而在于把过去建构成为能够支撑当下和指明未来道路的共识[4]。王蜜将“文化记忆”这一概念具体划分为时间、媒介、功能、权力与建构等五个不同维度，认为前四者共同决定了文化记忆的建构属性。文化记忆远非自然而然的状态，而是一种在权力逻辑引导下依托媒介而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的建构[5]。
“城市靠记忆而存在。”[6]考虑到城市已经日益成为人类集体生活聚居的空间，人类对于城市的记忆因此成为一种被集体不断创造、修正和重构的过程，汇集了社会群体对城市历史重要事件、人物、场所、情境等的记忆，集中展现着城市空间孕育的历史信息、文化内涵、地方关怀和人文情感[6]。与加速的城市化进程相同步，有关城市记忆的话题得到了各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关注。从城市记忆的构成要素来看，现有研究或从文献资源与实物资源等具体要素着手，对城市记忆资源储备进行剖析[7]；
或以记忆的不同维度为标尺，如：保护力度与价值[8]，记忆者、记忆途径、记忆对象以及支撑基质等[9]，对城市记忆的储备情况进行定量测算。特别是作为城市记忆的重要现实载体，包括建筑景观与文化遗产等城市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已较早地纳入了学者们的讨论视野。芒福德指出，人类最早的礼仪性汇聚地点，由于比普通生活过程更具有价值和普遍意义，因此成为城市发展的最初胚盘[10](P.6)。洛温塔尔则认为，如历史建筑和城区的保护、象征性复制品的创造、纪念碑和博物馆乃至供娱乐的街道设施、公共艺术品和历史地名等象征性符号，都成为城市记忆的证据[11]。显然，这意味着有关城市的记忆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牢固地承载于特定的记忆载体之上的，这也反映出城市记忆所固有的文化建构属性。作为一种强调地方感特性的记忆类型，城市记忆与文化记忆有着非常广阔的交集。文化记忆牢固地建立在特定的文化媒介符号之上，如文字、图画、歌曲、舞蹈乃至仪式、活动或专门建造的纪念性场馆等都是文化记忆所生成的重要依托[4]，而这些同样是城市记忆的关键构成要素。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文化属性的城市记忆可以被进一步表述为城市文化记忆，用以指代对特定城市场景下人类集体记忆的文化建构与传承。
随着符号与媒介的进化，城市文化记忆的书写方式被不断重构。扬·阿斯曼指出，在口语媒介时代，集体记忆或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加以传承，或基于权力阶层组织建设的纪念性建筑而得到铭刻。文字的出现使得记忆的储存方式由“仪式一致性”过渡到“文本一致性”，也为平民阶层将交往记忆转化为文化记忆提供了条件[3](P.87)。而在当前的数字传播时代，媒介自身及媒介生态的改变，正在重塑媒介记忆并进而影响人类记忆的建构[12]。如兰兹博格认为，图像、电波等大众媒介的出现以一种“假肢记忆”的方式为受众弥补了身体不在场的缺失[13]。短视频等碎片化图像媒介的出现，更是为城市文化记忆的传承提出了全新研究命题。孙玮指出，短视频作为数字时代的典型影像实践，凭借突出的涉身性渗透在赛博城市的肌理中，通过汇聚大众的个人印迹来共同塑造公共的城市形象[14]。一方面，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的推波助澜下，包括西安、重庆等在内的一批“网红城市”的集体涌现已经成为时下旅游及城市宣传的热点话题，短视频与城市的互动不仅迅速推动了传统城市形象的重塑[15]，由短视频爆款所传播的城市新元素更是逐渐取代传统景点并成为城市形象的全新符号[16]。但另一方面，由于短视频推动了记忆的书写主体从机构性媒体转向个体，城市文化记忆的短视频实践不可避免地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由社会公众参与保存的媒介文化记忆不仅被迫时常暴露于“自然性遗忘”或“创伤性遗忘”等个人因素的浸染之下，还深受民意博弈或商业暗箱操作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17]。另外，短视频应用的全新媒介属性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对于城市文化记忆的编码与解码模式。“单一性、碎片化问题突出”“内容分类不完善”和“无清晰城市定位”等诸多短板在短视频平台的城市形象传播过程中挥之不去[18]，包括短视频“打卡”等在内的视觉化消费行为也令原本停留在媒介世界中的视频化场景逐渐演化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本身[19]，进而模糊“表演”的城市与“书写”的城市之间的界限[14]。可见，短视频与城市的交叠并不仅仅意味着城市形象传播方式的创新，而且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于城市生活的认知与理解。此时，一个离散、便捷且去中心化的短视频媒介语境将如何推动城市文化记忆的书写与建构发生新的转向，成为探讨城市居民文化生活以及城市形象传播的前端命题。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时下用户基数最高的抖音短视频平台作为数据采集来源②。在具体样本选择上，考虑到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为“城市文化记忆”，而城市文化记忆实际上蕴藏于关于城市短视频的各个方面，为了使研究对象进一步具象化，本文在抖音平台上以话题标签“#城市记忆”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以点赞热度进行排序，进一步明确并缩小了样本范围。选择话题“#城市记忆”为关键词主要考虑了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包含该话题标签的短视频内容在抖音平台上共获得超过164.1亿次播放，传播范围较广；
第二，包含该话题标签的短视频多数由抖音用户自主上传，能够集中反映短视频使用者对于城市生活的个体感受与回忆情况。在剔除广告宣传等不相关内容后，本文选取点赞热度排名前100条的包含“#城市记忆”话题标签的短视频作为研究样本，其中热度最高的短视频共获得858003次点赞、46335条评论以及116485次用户分享，第100条短视频获得49813次点赞、12007条评论以及7282次转发。按点赞热度筛选前100名作为样本的方法，可以帮助本文迅速确定受众认可程度最高的研究样本，也可以为下文质性研究明确可接受的样本规模。
(二)扎根理论研究方法
任何信息的传播实际上都隐含着特定的语义框架。因此，对样本短视频内在表达框架的剖析，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理解短视频对于城市文化记忆的书写与建构机制。本文选择以质化扎根理论作为分析的主要方法，具体操作步骤为：首先，系统收集保存样本短视频素材，并对100条短视频样本的标题、解说词等进行人工抄录，以此作为扎根理论的主要文字编码材料；
其次，通过人工编码的方式严格识别短视频画面中所出现的所有图像内容以及时间、城市空间等信息并进行分类抄录；
再次，分别将相应材料汇入分析编码软件，基于扎根理论的编码步骤，对视频文本内容和图像内容素材进行开放性编码，然后通过不断地比较、分析，将初始编码提炼为概念并建立相应的范畴化理论，梳理不同范畴之间的理论逻辑，最终目的是获得全面且完整的“短视频对城市文化记忆的建构模型”。
(三)扎根理论研究过程
通过对样本短视频所呈现的主要内容类型进行扎根编码与概念类属提取，我们得到了短视频对城市文化记忆进行书写的内容类属表(见表1)。
首先，对短视频文本内容和图像内容资料进行初始编码，进行基础的命名和分类工作以从中发现概念、属性和类别，并用类属编码标识出来。例如，通过初始编码，我们将“骑自行车的市民”“过马路的行人”等标记为“普通市民”，将“早餐店店长”“警察”“医务工作者”等标记为“工作职业”，并将二者统一归入“人物形象”这一类属编码范畴。最终，在这一步共提炼出包括“人物形象”“人物行为”“交通工具”等在内的27个抽象程度较高的类属编码范畴。
其次，在主轴性编码阶段，通过演绎和归纳，不断比较以便将近似的开放性编码聚合在一起。例如，“人物形象”和“人物行为”等两个类属编码，由于都描写了城市居民的形象特征或客观生活状态，因此被一起归入“人物符号”这一主轴性编码范畴；
而“交通工具”和“生活用品”等则由于从各个侧面展现了非生命体的形象风貌，因此被归入“事物符号”这一范畴。最终，我们共获得包括“人物符号”“事物符号”等在内的9个与短视频对城市文化记忆书写直接相关的主轴性编码范畴。
最后，在选择性编码阶段，通过更高维度的整合与凝练，对不同类属之间的概念进行逻辑归类，初步勾勒出即将浮出的理论主线。不难发现，经过提炼而形成的短视频对城市文化记忆书写的内容类属，可以被归类为“时空维度”“媒介符号”与“功能实现”三个主要维度，它们组成了短视频对城市文化记忆书写的主要模式。“时空维度”主要指短视频内容所体现的时间刻度以及所处的城市位置，它们组成了城市文化记忆的基本时空特征。“媒介符号”主要指在短视频画面中出现的各类客体媒介符号，包括人物、事物以及景观等具体类别，是城市文化记忆的直观表达。这些城市符号要素在既往的研究中常常体现为文献资源与实物资源等具体形式[7]，但较少获得媒介化维度的阐释，“功能实现”则反映了主体通过拍摄及传播短视频最终想要实现的目的，这一点与阿莱达·阿斯曼所谓的“功能记忆”——即为群体提供身份认同以及为当下提供合法性[5]——不谋而合，也因此为城市文化记忆注入了特定的思考与希冀。
表1 短视频对城市文化记忆书写的内容类属表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由于资料搜集与概念类属提取的工作要一直持续到范畴里的资料达到理论饱和为止，本研究采取重复验证的方式进行理论饱和检验。首先在已获得的短视频文本材料中随机抽取20份素材，并额外搜索20条与“城市记忆”有关的短视频材料，对这些材料进行编码和比对后发现，新的材料无法为已有理论类属提供新的性质，且没有发现新类属。这意味着添加新的分析材料对于完善本研究已生成的理论类属没有必要，本研究的类属已经达到理论饱和。
通过上文的质化扎根编码分析，我们将短视频对城市文化记忆书写的典型类属划分为“时空维度”“媒介符号”以及“功能实现”三大板块。三者间存在着一定的理论逻辑关联：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制作主体借助短视频应用，拍摄、传播与分享特定的城市媒介符号，最终实现主体的主观功能诉求，这一过程成为人们构建城市文化记忆的最主要基础。据此我们构建出“短视频对城市文化记忆的建构模型”(见图1)。其中，时空维度、媒介符号与功能实现都在短视频内容文本中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而制作主体作为短视频的主要使用者与消费者，则是以一种潜在在场的模式积极参与到城市文化记忆的短视频书写实践中。
图1 短视频对城市文化记忆的建构模型
(一)时空维度：短视频特性折射城市文化记忆的书写范围
哈布瓦赫指出：“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具有一定时空边界的群体支持。”[20](P.68-112)显然，作为集体记忆进阶的城市文化记忆，决不能脱离具体的时空语境，短视频时代所体现的“时空维度”不仅折射出短视频媒介符号的主要特征，也赋予了短视频对特定事件、特定记忆的书写可能。从时间维度来看，文字、短视频等媒介技术的演进令人类的交往记忆得以突破个人口述记忆所能达到的极限[1]，从而大大拓展了城市文化记忆的生命尺度；
而从空间维度来看，差异化的城市发展阶段，则在事实上影响了城市文化记忆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书写实践。
1.立足当下的时间轴视野
从本研究选择的短视频样本来看，有72条短视频拍摄者拍摄视频的时间与上传视频的时间都立足于当下，短视频中所呈现的事件也往往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25条短视频所讨论的内容涉及到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距今100年内)，而只有3条短视频将所关注的视野投射到100年前的城市历史、文化或传说事件中。可见，无论是时间跨度还是具体时间节点指向，样本短视频对于城市文化记忆的书写都以当下为核心。某种程度上，这应该归因于人类较短暂的图像技术发展历程：自法国人达盖尔发明卤化银照相术(1839年)至今尚不足200年历史，而短视频应用更是兴起不久，因此短视频用户很难在平台上传播距今过于久远的视频素材。在样本短视频中零星出现的古代内容，也更多地依托于神话、传说等间接素材而非一手视频材料。而短视频产品可单手操作的良好操作体验，以及即拍、即传的媒介特征，都大大强化了短视频应用对于周遭世界的即时表现能力，这一切都使得短视频对于城市文化记忆的时间轴建构立足于当下和眼前。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短视频碎片化、去逻辑线的观看特征，可能令人们对于当下的城市文化记忆建构更趋于断裂而非延续，使得人们对于逝去城市生活的回忆更趋于片段拼贴而非完整复现。但无论如何，短视频即时浏览、广域传播与永续存储的特征，都简化了复杂时间线内容之间的融通难度，并为人们实现城市文化记忆的最终目标——将与城市有关的每一个过去建构成能够支撑当下和指明未来城市生活道路的共识，提供了更大的便利[4]。
2.与城市化进程相依的空间指向
短视频用户对于城市文化记忆的地理空间书写，与客观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呈现出紧密关联。首先，一线、新一线城市及特别行政区等少数相对发达的城市在样本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占比55.2%；
二线及以下城市尽管人口更多、地理空间更加广袤，但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所获得的关注度总体偏低，占比44.8%。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城市化程度更高的地区拥有更加壮观、完善的城市景观建筑，因此更能满足其他地区人民对于繁华城市生活的向往和期待。此外，城市化程度愈高的地区，所聚集的高文化程度人口以及面向本地的商业自媒体也会愈多。具备更高文化程度的城市居民在短视频应用的操作以及镜头拍摄技巧的学习上都会更加娴熟，也更容易成为商业自媒体的消费客户，这些都强化了相应地区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媒介形象传播力度。再次，有创作者上传了与外国城市相关的16条短视频，温哥华(视频8)、阿布扎比(视频16)、纽约(视频31)等海外城市的出镜，反映出如今中国对外交往愈发频繁、紧密的实际情况，对海外城市留存记忆也已经成为许多中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媒介符号：短视频的表达优势激活城市文化记忆的感染力
扬·阿斯曼指出，文化记忆并不仅仅是一堆抽象的概念，而是建构在包括“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等文化符号的基础上。伴随着文字等媒介符号系统的出现，文本一致性逐渐取代仪式一致性，成为人们重复与解释记忆的主要方式。[3](P.88)短视频直观、便捷的媒介特征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生活状态与城市形象等显性城市文化记忆的建构，其对于历史影像资料的无损呈现以及更具渲染性的艺术手法，令城市历史与城市文化等隐性城市文化要素以一种“记忆场”的模式长久地在互联网空间中获得传播。
1.对城市生活景观的显性记述
城市居民或寻常或特殊的生活状态，以及包括人物符号、事物符号、景观符号等在内的城市形象符号，都是短视频城市文化记忆中最常见的意象，这也契合了芒福德[10](P.6)以及洛温塔尔[11]有关城市记忆象征性符号的论述。不同于文字等书写工具，短视频所营造的在场感、直播感和互动性等独特优势，对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俯仰可见景观的记述，无疑更写实也更便于用户使用，并能在更广阔的历史维度上与不同时空、不同文化背景的他人展开交互。此外，短视频所特有的碎片化影像拼贴特性以及竖屏化内容呈现方式，还为城市生活景观的记录与呈现提供了别具一格的全新媒介语法逻辑。而如文化景点、地标性建筑以及商业楼宇等在传统上被人们视作城市典型名片的“城市圣地”[10](P.5)，则在短视频的协助下构成了一种空间化的“记忆场域”要素——它们在涉及集体和文化的记忆实践中被媒介符号化了[3](P.60)。本来，如“框架”“场所”“定位”等空间化概念便在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中承担着重要的记忆职能，而由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时时刻刻都围绕着这些记忆空间要素而展开，人们通过短视频应用对于城市记忆的文化建构与回望也无法脱离这些空间符号，这因此使得城市文化记忆被牢固地固定在这些富含符号意义的空间场景中，形成了短视频城市文化记忆有别于其他类型文化记忆的关键特征。
2.对城市文化要素的隐性传播
在显性的城市生活景观之外，短视频还传播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历史或文化精神。文化记忆的核心，在于为已经发生的事件建立起内在的集体意义关联(如短视频37号拍摄的全国首座抗疫主题天桥所构建的对驰援英雄们的集体记忆)。对所寓居城市沧海桑田历史的回顾以及对本地独特文化氛围的感知，尽管未必总是依托于固定的实体符号意象，却常常体现在短视频城市文化记忆书写的方方面面。城市的历史演变本身就体现了地方文化的发展原型，而如地方民俗、区域性活动以及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文化要素，又在居民生活、劳动者工作日常以及社会好人好事等城市居民的显性生活片段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充分说明人的主体性地位已经在短视频对城市文化记忆的建构过程中得到了积极承认。同样，这也高度契合了扬·阿斯曼对于集体成员生活认同建构的论述——集体文化多元性的形成推动“文化意识”的产生，进而影响了对于集体文化的更高维度反思以及对于共同生活规范、价值体系和公理的认同[10](P.149)。城市聚人而建、因人而兴的人本主义特征在短视频语境下得到了有效凸显，也使得城市文化要素的传播具有了更显著的人性特征和一体化感染力。
(三)功能实现：短视频的传播优势交织着对城市文化记忆的“热”认知与“冷”思考
扬·阿斯曼对文化记忆进行了“冷回忆”与“热回忆”的区分。在他看来，“冷”回忆并不重视社会本身的变化，而是将以往的人和事视为循环往复的过程。相反，“热”回忆直接面对当下变动不居的世界，从已经发生的生活中汲取继续前进所需的经验和动力。[3](P.62)显然，这涉及到主体对于现象世界的不同认知：世界是变化的，还是凝固不动的？在短视频的帮助下，城市主体既表达了对周遭城市生活的“热”认知，也在更富有哲学意义的维度上传达出对城市生活观念的“冷”思考。
1.“热”认知：记录城市日常生活片段
对城市形象的宣传展现、对周遭事件的随手记录以及对相关知识的传播普及，体现了城市主体对于所生活城市环境的现实认知，也直接建立在主体当下的城市生活基础之上。虽然，作为个体的短视频使用者并不总是具有历史与社会的宏观视野，对于自身记忆的书写与表达也大都围绕个人生活而展开，但城市的集体记忆却恰恰由分散且原子化的个体记忆而组成，每一个个体对于现实的鲜活认知，既满足了对自身存在感的建构，也在同构的时空中汇聚成城市共同体的集体文化记忆。此外，兰兹博格的“假肢记忆”理论进一步指出，媒介的介入弥补了观者“身体”不在场的缺失，使那些人们未能亲身体验的生活以一种“假肢”的记忆形态被穿戴在身上。[13]也就是说，短视频不仅为观看者提供了直接可感的视觉影像，还通过对过往城市生活的媒介化再现能动地为受众营造感官记忆。这种推动个人对文化记忆产生更切身体验的机制同样构成了城市文化记忆在短视频平台上不断延伸、传播并再生产的核心前提。
2.“冷”思考：塑造城市主体观念认同
主体对于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等更抽象的个体观念意识形态的表达，通过对城市文化记忆的短视频书写而不自觉流露。这些抽象价值观念，深深地扎根于主体的城市生活中，本身具有坚实的城市物质性基础，也折射了城市的生产关系、文化氛围以及居民居住条件等相对稳定的现实要素。扬·阿斯曼通过对列维-斯特劳斯“冷社会”与“热社会”理论的阐释，明确了“冷”文化往往附着在“反复回归和有规律的事物上”，且“其重要作用是冻结变迁”。[3](P.66)作为“冷”文化的一种突出表现形式，抽象的价值观念即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往往可以被视作群体社会交往关系总和的产物，也因此成为人们回顾历史发展脉络、梳理特定时期城市文化思潮的重要依据。历史是不断前进的，对当下的观念表达终将在历史的视野中与未来相连接，短视频将当下时空中形成的特定思想认知与历史时空进行结合，使得城市的现在、过去乃至未来通过集体记忆的连续叙事而得以整合，也使得城市的未来被牢固地凝固在每一刻当下。
(四)权力归属：短视频的易用性与商业性推动城市文化记忆书写权重新分配
如康纳顿所指出的那样，记忆的主体总是处于不同的权力结构情景中，这进而导致了主流话语与边缘话语对记忆操控权的不均匀分配。[21](P.4)福柯则进一步指出，记忆实际上是一种统治结构下的产物，权力阶层通过精巧地控制集体记忆来操控大众对过去的感知。[22](P.89)这引出了有关城市文化记忆建构权归属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谁拥有媒介，谁就拥有了文化记忆的书写权。在前现代社会，对城市记忆的建构往往依托于方尖碑等城市建筑奇观或文字等具有一定使用门槛的媒介物，但伴随着短视频等数字化媒体的出现，对城市文化记忆的书写权分配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1.由官方主导转向平民话语
在前现代社会，统治阶层基本掌握着城市文化记忆的书写权。无论是组织建设城市仪典性建筑，还是组织编写地方志等历史文献，都离不开统治阶层的组织与调度，但这无疑促使了集体记忆逐步成为社会权力阶层控制下的产物。比如在统治阶层的指挥下，城市神圣领地往往会发生由仪典中心向控制中心的转化[10](P.64)，包括博物馆或街道名称等在内的城市文化意象都在潜移默化间演变成为城市统治阶层贯彻其思想意志的工具。尽管人类早已发明文字，但普遍偏低的民众识字率依然令文化记忆的书写权牢牢掌握在精英统治阶层手中。
当前，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大降低了平民阶层对文化记忆的书写门槛。通过梳理本研究的短视频样本制作主体，发现个人用户占22%，专业自媒体占76%，主流媒体占2%(见表2)。虽然专业自媒体所从事的具体业务领域各不相同，但往往都与普通居民的城市生活密切相关。可见，短视频的出现，一方面再次降低了城市居民对媒介符号的使用难度，原本需要“绞尽脑汁”才能流利掌握的文字表达被更便捷的短视频“录制-上传”活动所取代，另一方面也使以视频影像为基础的形象思维能力逐渐取代原本以文字符号为基础的抽象思维能力，“眼见为实”成为当下人们进行交流的核心关键词。此时，原本由官方垄断的城市文化记忆书写职能至少是在日常生活意义上被让渡给市民阶层——也即一种由功能性媒介记忆向储存性媒介记忆的让渡[17]，大量由城市居民自主拍摄的城市生活碎片充盈于短视频空间中，也构成了城市文化记忆留存的最主要素材。官方媒体则在城市形象宣传、城市正史编写等领域继续保有其较强的传统职能。
表2 样本短视频制作主体的类型区分
2.由平民话语转向专业逻辑
短视频的出现令原本由官方主导的城市文化记忆书写权转向市民阶层。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也有学者强调了短视频城市影像的大众生产属性[14]或公众记忆的载体职能[17]。但通过本文对短视频样本的传播效果分析可以发现，纯粹由个人用户所创作的城市文化记忆短视频较少获得广泛传播，而具有商业诉求的专业自媒体则表现活跃。显然，这意味着城市文化记忆的短视频建构权呈现由储存性媒介记忆向功能性媒介记忆的回返：视频拍摄技术、个人时间精力乃至粉丝基数上的短板，都限制了用户自主拍摄的城市文化记忆短视频在平台上获得广泛传播，而一批由资本逻辑驱动的、立足于城市本地域的专业自媒体(如城市探店、旅游摄影等)以及有着更强媒介素养或粉丝号召力的艺术家开始积极介入这一领域，在追逐新媒体商业红利的同时，也实现了对于城市文化记忆的建构。事实上，这也是近年来短视频“网红城市”不断涌现的重要原因。不过，这种以商业诉求为主要目标的城市文化记忆书写模式，无疑也包含了对于城市文化的曲解可能：短视频自媒体对于城市形象的过度美化或在内容呈现的真实性上把关不严，不仅可能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较大差距，也会令未曾到访本地的人对其产生“美丽的误会”。因此，专业逻辑下城市文化记忆的建构，受经济等社会要素影响的程度更深，也更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结语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短视频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具有极强传播力、参与性、互动性和碎片化的视频表达形式，也是当前最为活跃的影像表达手段。因此，城市文化记忆的主要书写媒介不可避免地转向了短视频，“网红城市”的出现即是二者的结缘表现之一。短视频作为参与城市文化记忆建构的媒介形式，不仅丰富了书写的载体形式，更因其不同于其他媒介的特质而对城市文化记忆书写的具体表征注入了新的变化，其所折射的时空维度、极具感染力的媒介符号、不同层次相交织的文化等共同建构起了对城市文化记忆书写的基本框架。短视频背后的制作主体身份及权力变迁绘制了书写者的力量分布，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机制也潜移默化地推动城市文化记忆的纽带从地缘关系转向了社交与兴趣的链接，从而促使城市文化记忆的功能在留存文化记忆的基础上不断强化其生活化、社交化和商业化色彩。这些终将促使城市文化记忆的版图呈现出新的传播格局。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启示录》，QuestMobile研究院，http://test.questmobile.cn/research/report/291/，2021年9月。
②数据采集时间为2022年6月5日至6月10日，采集平台为抖音第三方数据平台新抖，对所采集视频的筛选保留标准为是否与“城市记忆”这一主题相关。在剔除广告宣传等不相关内容后，选取了点赞热度排名前100条包含“#城市记忆”话题标签的短视频作为研究样本。采集的视频最早发布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最晚发布时间为2022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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