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灿
文学视域下的“叶韵”法及其意义
黄金灿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1400）
“叶韵”法主要用于经典韵文文本注音，有效地疏通由于古今发音演变而造成的押韵问题。“叶韵”法在经典韵文文本的吟咏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使众多经典韵文文本更流畅地讽诵于口。历代作家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表明，“叶韵”法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其文学意义有待凸现。
“叶韵”；
韵文；
朱熹；
陈第；
文学本位
近年来学界对“叶韵”法的研究逐渐摆脱前人以批判为主的观念。然而，关于“叶韵”法在文学领域的独特价值，学界研究较少。刘晓南先生曾指出：“文章家主要关注是否词能达意，言之不文则行而不远，除在庄重的场合、典雅的文体中要关注韵律的入格外，其他更多关注的则是是否口耳谐叶。”[1]汪业全先生认为：“叶音旨在恢复或追认韵谐关系。从功能上看，叶音当属于声律美学范畴。”[2]2邹其昌曾指出：“朱熹对‘叶韵’理论的缘用、研究以及在《诗集传》《楚辞集注》中的具体实施，都只是强调更好地服务于‘讽诵涵泳’。”[3]这些论述虽已涉及“叶韵”法的文学意义，但或者仅是顺带提及，或者仅是局部结论，尚未充分展开。
韵本质上不属于诗，因为古今中外有韵之诗固然很多，却也不乏无韵之诗。就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而言，诗与韵几乎密不可分，以至于不少人将韵视为诗的有机组成部分。清人胡秉虔探讨《周颂》押韵与否的问题时指出：“然此皆为《颂》言之耳，若《风》《雅》则皆诗也，天下有无韵之诗哉？”[4]42胡氏将《颂》与《风》《雅》分别对待，就是因为其中不可能存在押韵者。而在陈氏的观念中，只要是诗，就理所当然应该押韵。关于韵与诗的关系，明人陈凤梧在为《韵补》正德年间刻本作序时论证道：
盈天地间物，凡有形，必有声，乃自然之理也。仰观于天，若雷霆之号令，风雨之吹嘘；
俯察于地，若江河之冲击，鸟兽之嗥鸣，无不有声，亦无不有韵，况人灵于万物，参乎三才，其言之出自中五声，而文字又声之精者，故上古圣人制为律吕以谐五声，使咸协音韵，可以被之管弦，用之家乡邦国，其极至于动天地、感鬼神而致雍熙泰和之盛，良有以也。[5]58-59
指出自然界事物在运动过程中的节奏感与文学、音乐之声韵的相似性，由此将文学、音乐的声韵之美提升到与自然规律相契合的高度，肯定了“上古圣人制为律吕以谐五声，使咸协音韵”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及文化传统形成过程中的合理性与重要意义。许宗鲁在为《韵补》刊本作序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鲁尝闻，韵者诗之矩也，字者韵之原也。矩败则物废，原别则派乖。夫字不徒作，至理寄焉；
韵不苟叶，至龢宰焉。苟事其龢而弗基诸理，弗龢也；
基诸理而弗探其文，弗理也。[5]62
许氏的观点更为具体地说明了韵与诗密不可分。“韵者诗之矩也”，“韵不苟叶，至龢宰焉”，“基诸理而弗探其文，弗理也”，都明确地指出韵在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一旦诗歌经典不再押韵，会对古人诗歌理念带来冲击。这种冲击不仅源于阅读节奏的混乱，更源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诗、韵结合传统受到了威胁。这一冲击在语音演变剧烈的六朝、隋唐时期已开始，由此“叶韵”法作为一种调和诗歌押韵传统与语音演变的权宜之策应运而生。
“叶韵”之“叶”有时被写作“协”字。“叶韵”与“协韵”都有押韵和谐、合适之意，虽然使用者自有偏好，但若将二者置于同一语境下，其内涵并无明显不同。江永《古韵标准·例言》所言：“叶韵六朝人谓之协句。颜师古注《汉书》谓之合韵。叶即协也，合也。犹俗语言押韵。”[6]10《汉书》载韦孟《谏诗》有“明明群司，执宪靡顾”之句，师古曰：“顾读如古，协韵。”[7]3104又有“我王如何，曾不斯览”之句，师古曰：“览，视也，叶韵音滥。”[7]3105同卷又载韦玄成自劾诗一首，其中有“惟我节侯，显德遐闻”之句，师古曰：“闻，合韵音问。”[7]3111师古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叶韵”“协韵”与“合韵”的。
颜师古在注《汉书》时除使用“叶韵”与“协韵”各1次外，主要使用“合韵”。据笔者翻检，“合韵”一词在颜注中共出现73次。“合韵”后来主要用于指押韵时使用读音相近的韵部，但在颜师古时代并未产生如此区分，其时的“合韵”仍以从江永之说视为“叶韵”的同义词为宜。在唐人注文中，除《汉书》颜注外，《文选》六臣注，《后汉书》李贤注也大量使用“叶韵”注音方法。其中六臣注《文选》使用“叶韵”35次，使用“协韵”70次，合105次；
李贤注《后汉书》使用“叶韵”6次，使用“协韵”33次，合39次。在这些用例中，“叶韵”方法几乎都是用于诗、赋等韵文的注音。不妨以唐代《文选》六臣注、《汉书》颜师古注与《后汉书》李贤注为例，分析“叶韵”在为具体的诗、赋等韵文注音时的使用情况，借以说明其天然的文学功能（表1）：
表1 《文选》《汉书》《后汉书》注“叶韵”情况
由表1可见，在三部文史经典的唐人注解中，共有124篇作品使用了“叶韵”注音方法，合计达219次。
“叶韵”方法主要用于为诗、赋、颂、赞等韵文注音。即便是被统计入“其他”类中的《吊魏武帝文》《祭颜光禄文》《封禅书》等并非以韵文为主的作品，“叶韵”方法的使用也是为了给诸文中的韵文部分注音。表1中所统计的与“叶韵”法如影随形的众多韵文，在创作之初基本都符合当时押韵规律，但唐人读来已与其时押韵惯例不合。从这些“叶韵”用例可以看出，注家之所以频繁使用这一方法，是由于它具有辅助韵文文本阅读的重要功能，即它能够有效地疏通由于古今发音的演变而造成的押韵窒碍。例如，袁阳源《效曹子建乐府白马篇》中有：
义分明于霜，信行直如弦。
交欢池阳下，留宴汾阴西。
一朝许人诺，何能坐相捐。[8]584
在诗人创作之初，这几句诗是押韵的。然而不仅今人读之已不再押韵，就是唐人读之亦不押韵。按照《广韵》韵部划分，“弦”字属先部，“捐”字属仙部，先仙二部规定可通用，此二字唐人读之押韵尚不成问题。而处在“弦”与“捐”二韵脚字之间的“西”字属齐韵，是一个与先仙二韵无关的韵部。六臣在“西”下注曰：“音先，叶韵。”如此一来三个韵脚字即可和谐押韵。同样，屈原《湘夫人》中的“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鸟萃兮中，罾何为兮木上”诸句，也本该押韵，然而“张”字在《广韵》中属平声阳韵，与同属去声漾韵的“望”“上”二韵脚字不押。六臣在“张”下注曰：“去声，叶韵。”如此一来，“张”字在声调上就和谐了，况且阳韵与漾韵同属宕摄，也几乎是押韵的了。但也有一些注音用这种方法无法解释。例如张衡《东京赋》有如下一节：
桃弧棘矢，所发无臬。
飞砾雨散，刚瘅必毙。[8]77
按照《广韵》韵部划分，“臬”字属屑韵。“毙”属祭韵。屑韵与祭韵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韵部。六臣注释时采取的处理方式是在“臬”字后面注上“音刈，叶韵”。“刈”字属废韵，而屑韵与废韵并不通用，也就是说用《广韵》的韵部划分规则无法解释这一用例。可能他们把“刈”字读成了与韵书不同的口语音。如此一来就颇有自乱体例的嫌疑。正是因为唐人注音存在类似的随意性，才使得“叶韵”法在后世引起不满。例如，陈第《屈宋古音义自序》指出：
自唐颜师古、太子贤注两汉书，于长卿、子云、孟坚、平子诸赋，音有与时乖者，直以合韵、叶音当之，后儒相缘，不复致思。故自《毛诗》《易·象》《楚辞》、汉赋，与凡古音有韵之篇，悉委于叶之一字矣。颜师古、太子贤岂不称博雅之士？但未尝力稽于往古，合并乎群书，是以一时之误，而阶千载之愦愦耳。[9]175
陈氏对唐人运用“叶韵”法时出现的随意性与绝对化的倾向加以批评，是合理的。但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首先陈氏断定“叶韵”法的缺陷源于颜师古、李贤“未尝力稽于往古，合并乎群书”，不够确切。颜、李的注文基本是直接注某字叶某音，不易得知他们是否采用前人观点，不过《文选》六臣注尚留有征引他书的痕迹。例如，王僧达《祭颜光禄文》有“义穷几彖，文蔽班扬”之句，注云：“扬音盈，协韵；
善同；
翰注，郭璞《三仓解诂》曰：‘扬音盈，协韵’。”[8]1125所引《三仓解诂》的作者郭璞乃东晋时人，可见六臣注《文选》时的确采纳了前人观点。而同为唐人的颜师古、李贤亦不可能完全凭主观臆断。其次，唐人更习惯于使用的“协（叶）韵”一词，被陈氏表述为“叶音”，这两个词所指内容虽无太大差别，但亦颇有“散言则通，对言则异”的色彩。“叶韵”侧重说明韵文作品的押韵情况，“叶音”则更侧重展现语料之间的语音关系，后者是在古音学逐渐兴起的宋代才逐渐被与前者混用。这也能说明唐人使用“协韵”方法的目的并不是进行古音研究，而是为了疏通韵文押韵时的窒碍。
陈第指责颜师古、李贤“于长卿、子云、孟坚、平子诸赋，音有与时乖者，直以合韵、叶音当之”，后儒承袭此法，遂使“自《毛诗》《易·象》《楚辞》、汉赋，与凡古音有韵之篇，悉委于叶之一字矣”[9]175。这些批评从古音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但同时说明，在这些唐贤与后儒心目中，如何使经典韵文文本更流畅地讽诵于人口，在社会中形成传播，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作为经验丰富的注家，他们已经认识到“叶韵”法在经典韵文文本的讽诵涵泳中所发挥的作用。在陈氏所论及的采用唐人“叶韵”之说为《毛诗》《楚辞》注音的“后儒”中，朱熹是典型的代表。不仅其所撰《诗集传》《楚辞集注》大量使用“叶韵”法，《朱子语类》也收录不少他论述“叶韵”法的谈话，例如：
器之问《诗》叶韵之义。曰：“只要音韵相叶，好吟哦讽诵，易见道理，亦无甚要紧。今且要将七分工夫理会义理，三二分工夫理会这般去处。若只管留心此处，而于《诗》之义却见不得，亦何益也！”[10]2079
问：“《诗》叶韵，有何所据而言？”曰：“《叶韵》乃吴才老所作，某又续添减之。盖古人作诗皆押韵，与今人歌曲一般。今人信口读之，全失古人咏歌之意。”[10]2081
器之问《诗》。曰：“古人情意温厚宽和，道得言语自恁地好。当时叶韵，只是要便于讽咏而已……”[10]2081
先生因言，看《诗》，须并叶韵读，便见得他语自整齐。又更略知叶韵所由来，甚善。[10]2083
朱子以上诸论说明文学视域下的“叶韵”法在经典文本接受过程中确有“权宜之妙”。其中后三则所论和第一则的意思大致相近，都是在强调“叶韵”在文本讽诵中的作用。其中“只要音韵相叶，好吟哦讽诵，易见道理，亦无甚要紧”的倾向性更是十分明显，至于“今人信口读之，全失古人咏歌之意”之语也是在提醒人们若于古人押韵之处不加留意，也难以深入体会经典文本的精妙之处。
据统计，在《诗集传》中，“叶音”一词使用93次，“叶（协）韵”一词使用10次，合103次，直接注音“叶某某反”的达1 300余次；
在《楚辞集注》中，“叶音”一词使用140次，“叶韵”一词使用3次，直接注音“叶某某反”的有300余次。汪业全先生《古代叶音基本情况表》对二书的统计包含了“隐性”的“叶音”，故而数量更多于此。由于二书都是诗集，且收录篇目众多，所以是“叶韵”使用的典型。这些“叶韵”注音在人们讽诵诗歌文本时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楚辞·山鬼》篇：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即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貍，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来，叶音釐）。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下，叶音户）。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留灵脩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予，叶音与）。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山中人兮若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柏叶音博）。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萧叶音搜，《文苑》作搜；
若如字，则忧叶于骄反）。[11]
在此篇中，朱子共使用五次“叶韵”注音法，皆是宋人已觉得与上文或下文不再押韵之处。例如“来”与“旗”“思”不押韵，叶“釐”就押韵了，因为三字在《广韵》中同属之部；
“下”“雨”“予”三字各不押韵，“下”叶音“户”，“予”叶音“与”后，三字就几乎押韵了，因为三字在《广韵》中同属上声遇摄。朱子采用“叶韵”法将它们加以疏通后，连今人读起来都朗朗上口，它们给宋人阅读时提供的便利可想而知。当然，若“叶韵”法使用得过于普遍，也有其弊端。例如《诗集传》中的《商颂·烈祖》：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锡无疆，及尔斯所。既载清酤（叶候五反），赉我思成（叶音常）。亦有和羹（叶音郎），既戒既平（叶音旁）。假无言（叶音昂），时靡有争（叶音章）。绥我眉寿，黄耉无疆。约軧错衡（叶户郎反），八鸾鸧鸧。以假以享（叶虚良反），我受命溥将。自天降康，丰年穰穰。来假来飨（叶虚良反），降福无疆。顾予烝尝，汤孙之将。[12]370
本诗共22句，采用“叶韵”法注音的有9句，近半数的韵字在读诵时都要临时改变读音，这是一种较大的阅读障碍。更何况，像“羹”叶音“郎”，“言”叶音“昂”之类，即便有前人成说可据或有充分的文献佐证，由于其所叶之音与人们习见的读音差别较大，依旧会或多或少令阅读者产生不适。当然，这种不适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过去的时代既已过去，后人无论如何想方设法调和这种差异，也难以避免违和感。即便是使用科学的方法将这些韵字全部还原成古音，这种违和感也难以避免。
王力先生的《诗经韵读》和《楚辞韵读》即是采用科学的古音学研究方法将《诗经》《楚辞》这两部诗歌经典的所有韵字全部还原为古音的典范之作。但对于它们在读诵时可能产生的困难，王力先生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诗〉韵总论》中指出：
这一部《诗经韵读》的目的，就是把《诗经》入韵的字都注出古音，使读者明白《诗经》的韵是和谐的。当然我们并不要大家用古音来读《诗经》，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其所以不可能，因为如果要按古音来读，那就应该全书的字都按古音，那就太难了。其所以不必要，是因为我们读《诗经》主要是了解它的诗意，不是学习它的用韵，所以仍旧可以用今音去读，不过要心知其意，不要误认为无韵就好了。[13]9
王力先生在此明确指出“我们并不要大家用古音来读《诗经》，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个中缘由也给予了明确解答，首先，“其所以不可能，因为如果要按古音来读，那就应该全书的字都按古音，那就太难了”；
其次，“其所以不必要，是因为我们读《诗经》主要是了解它的诗意，不是学习它的用韵”。对于前者，即便是给《诗经》等古代韵文全部标上古音，由于古今发音习惯的差别，有些字音，今人也很难和古人读得一样，更何况若全篇都读古音，对阅读者的古音知识和发音能力都是考验。对于后者我们却不能完全同意，正是由于“读《诗经》主要是了解它的诗意”，所以决不能满足于只“用今音去读”（尤其是押韵的地方），因为正如朱子所言，“盖古人作诗皆押韵，与今人歌曲一般。今人信口读之，全失古人咏歌之意”，若果真如此，一旦把押韵的字读得不押韵，就很难深入地“了解它的诗意”。
韵文必须通过讽诵来品味其意，这是中国古典诗歌优秀的传统。陈振孙曰：“古之为《诗》学者，多以讽诵。”[14]92杨贞一曰：“夫古人于《书》云读，而于《诗》云诵，明乎可歌可咏。要之理性慎而声调未谐，意味何有？”[15]1许宗鲁曰：“余少授《诗》于家庭，诵而不协，窃自疑，谓《诗》者，宫徵之所谐也，管弦之所被也，岂宜乖剌若是？”[5]61即便是对“叶韵”法颇有微词的古音学研究者也承认这一传统。例如焦竑《题屈宋古音义》云：“陈子季立既葺《毛诗古音考》，盛行于时，至是谓《毛诗》之后，莫古于《离骚》，其音读之一与《诗》同，而诵者往往失之。岂复成音节哉！”[9]174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亦云：“夫《诗》，以声教也，取其可歌、可咏、可长言嗟叹，至手足舞蹈而不自知，以感竦其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之心；
且将从容以䌷绎夫鸟兽草木之名义，斯其所以为《诗》也。”[16]7古音研究者探寻《诗经》《楚辞》的本音，试图使这些经典文本广播人口。
然而，正如王力先生所言，后人“用古音来读《诗经》，那是不可能的”，然而古往今来，人们讽诵经典的诉求却从未消灭，尤其在吟诵热潮逐渐兴起的当下，“叶韵”法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叶韵”在经典文学文本讽诵上的独特价值应该得到重视。对于如何正确看待“叶韵”法在诵读上的意义，前人也有可资借鉴的经验：
叶韵者，《诗》中之末事，朱子取《韵补》释《诗》，所以便学者诵读，意不在辨古音，故“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昼尔于茅，宵尔索绹”，“其桐其椅，其实离离。岂弟君子，莫不令仪”，此类今音可读则不复加叶音。今书意在辨古音，此类势不得复仍旧贯。凡吴氏之叶音，《集传》从之而不安者，亦不得不行改正，书之体宜尔。且朱子于经书既得其大者，古韵一事不暇辨析毫厘，亦何损于朱子？笃信先儒，固不在此区区也。[6]11-12
江永《古韵标准·例言》中的这段话，不仅道出朱子在《诗集传》中采用“叶韵”方法的目的在于“便学者诵读”，还指出朱子“意不在辨古音”，由此明确将“叶韵”法在经典文本诵读与古音学研究中的不同地位区分开来。采用“叶韵”法使《诗经》“便学者诵读”，使读者也能于经书“得其大者”，这是“叶韵”法在经典文本诵读中的作用。若是“意在辨古音”，则“叶韵”法中正确成分自可吸收，错误成分“亦不得不行改正”，直至辨析毫厘，分毫不爽。总的来说，江氏的处理方式是甚为客观的。
“叶韵”法之所以被逐渐否定，是因为存在理论缺陷。明人焦竑即较早地意识到其不足：“诗必有韵，夫人而知之。至以今韵读古诗，有不合，辄归之于叶，习而不察，所从来久矣。”[16]6陈第也对“叶韵”法有质疑。陈氏先是在其《毛诗古音考序》中质疑：“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入，于是悉委之叶。夫其果出于叶也？”[16]7又在其《屈宋古音义序》《读诗拙言》等文中反复论证，最终得出“凡今所称叶韵，皆即古人之本音，非随意改读，辗转迁就”（《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二）的科学结论。
由于陈第在古音研究上观点正确，方法科学，对清代学者的音韵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也得到当代学者的肯定。例如王力先生即指出：“后来顾炎武写了一部《诗本音》，就是根据陈第的理论写成的。陈第、顾炎武所定的古读虽然还不够科学，但是他们排斥叶音，主张每字只有一个古音，不须改读，则是完全正确的。”[13]10出于对历史的、唯物的科学研究方法的推崇，王力先生在《〈诗〉韵总论》一文中，专辟“对叶韵说的批判”一节，指出“叶韵”法“是缺乏历史观点”的，“是唯心主义的虚构，必须予以批判”[13]10-11。王力先生从理论方法上对“叶韵”法加以指斥，有积极意义。但亦有将其彻底否定的倾向，并不适用于某些具体情况的分析。例如，即便古人的主观认识错误，其成果的客观作用也不一定完全消极。此外，王力先生不仅否定“叶韵”法在古音研究领域中的价值，还反对古典文学研究中采用“叶音”说，他认为：
清代有许多古音学家，他们研究古韵有很好的成绩。但是许多研究古典文学的人不懂古音，直到解放以后还采用叶音说。因此，有必要提出来再批判，以肃清唯心主义的影响。[13]11
王力先生的论断，有利于更正那些不了解“叶韵”法的非科学因素而盲目因循前人错误观点的做法，但也容易使那些不太了解“叶韵”法的科学因素的人产生笼统否定之的倾向。赵长征先生点校的朱熹《诗集传》是近年来该领域的最新成果。但遗憾的是，对于“叶韵”法，赵先生依然持否定态度。他在该书《前言》中指出：
朱熹受到吴棫的叶韵说的影响，用这个方法来为《诗经》注音，把一个字临时改变读音，以求押韵。从今天来看，这个方法是不科学的。但是考虑到当时音韵学只发展到那个阶段，我们也不必对此过多苛责。[12]3
赵先生对朱熹的“叶韵”方法存疑，体现了古籍整理者应有的审慎态度。但对其语音学上的正确因素和文学上的独特意义都未加以强调，这似乎也不利于读者在阅读《诗集传》时对其中的“叶韵”注音进行客观对待；
更有甚者，可能会使一些读者将其视为《诗集传》的一个严重缺点，进而对朱熹此书整体的学术价值产生怀疑。
明人焦竑、陈第已对“叶韵”法不满，其实明清时期对其持批评态度的学者颇多，例如：
（近世之人）或时于赋颂用韵，止以意转，小注一叶字，问其音解，瞠然不能答也。是不以为钩深致远之渊而以为御穷副急之府也。岂非宋人之说误之哉？（杨慎《答李仁夫论转注书》）[17]11-12
窃怪今人赋诗高自矜诩，独于用韵则茫无考稽，固陋自安，妄言转叶，虽当代通儒不免焉。（李因笃子李德甫语）[18]2
杨慎、李德甫从音学角度出发，指出了文人创作因过度运用“叶韵”法而产生的流弊，比较符合实际，但其中流露出一概否定之的倾向，亦有不妥之处。“叶韵”法既然会被不少文人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一定有其原因，应该正视这一现象并探求之，而不是一味地加以斥责。相较而言，清人杨传第指出：
夫声音之学，自有专家，缀词属文，事殊考据，然欲拟古人之作而袭今人之音，纵能肖其情文，实已违其节奏，故用韵之界限尤词人所当究心者也。[18]3-4（《重刊李氏古今韵考序》）
的确，音学研究与诗文创作目的不同、方法迥异，音学研究者应当明白“缀词属文”毕竟“事殊考据”，而“词人”在创作时也当“究心”于“用韵之界限”，虽不必因刻意拟古而全袭古人之音，但也不能完全无视音学原理，单凭主观臆断。
唐宋以降的诗歌创作实践表明，“叶韵”法不仅被许多诗人运用到诗歌创作中，还逐渐受到批评家的关注。这使它业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学现象。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模仿经典音注的方式来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进行押韵的情形？实际上，这与中国古代诗坛长期流行的好古、拟古思潮密不可分。韩愈、欧阳修、苏诗、苏辙等人都曾用“古韵”进行创作。陈第在《毛诗古音考自序》中即承认：“唐宋名儒，博学好古，间用古韵，以炫异耀奇，则诚有之。”[16]7四库馆臣在评价吴棫《韵补》时亦曰：“此书则泛取旁搜，无所持择，所引书五十种中，下逮欧阳修、苏轼、苏辙诸作，与张商英之伪《三坟》，旁及《黄庭经》《道藏》诸歌，故参错冗杂，漫无体例。”[19]360吴棫在研究古音时将宋人的作品用为佐证，说明宋人在诗歌创作中模仿古人用韵的现象较为普遍。
在这一风潮流行过程中，韩愈起到较为关键的作用。因为仿古用韵正是韩诗押韵的一大特点。胡震亨指出：“韩愈最重字学，诗多用古韵，如《元和圣德》及《此日足可惜》诗，全篇一韵，皆古叶兼用。”[20]90方世举在评《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诗时也说：“此篇用韵，全以《三百篇》为法……此诗用东、冬、江、阳、庚、青六韵，盖古韵本然耳。”[21]38可见韩诗“多用古韵”是历来公认的看法。然而，古韵就是古韵，为什么说是仿古呢？原来所谓古韵，一般指用周秦时代的语音押韵，从文学作品角度讲，主要就是指用《诗经》《楚辞》所代表的语音系统来押韵。韩愈虽然号称精通字学，但也并不能对古音研究得十分精透，有时候他本人甚至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是古音，实际可能只是“叶韵”或者是单纯对《诗经》《楚辞》韵脚字的机械模仿。这样押出来的韵，有一部分既不是完完全全的古音，又与唐代流行韵书规定的部类不同，故而只能称之为仿古。
仿古的具体方式很多，例如从立意上仿古或从章法、句式上仿古等。这些方法在韩愈的诗作里都有体现；
而通过有意地押“古韵”，来强化诗作“古”的意味，也是韩愈常用的手法。由于韩愈笔力超群，追求浩荡的气势，所以押“古韵”往往使其作品“古劲”的风格特点得到强化。对于这种方法在文学创作中的使用，前人并未一概否定。例如清乾隆《御制叶韵汇辑序》曰：“因于几暇指授儒臣，博考经史诸子以及唐宋大家之文所用古韵，举而列之，疏其所出，次于今韵之后，临文索句就考焉。可以恢见闻，可以益思致。”[22]181乾隆看出了“唐宋大家之文所用古韵”数量较多，并特别强调了其“可以恢见闻，可以益思致”的积极意义，比较可取。
“叶韵”法在唐、宋时期日渐盛行。唐六臣注《文选》，颜师古注《汉书》，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皆多次采用这一方法。自两宋之际的吴棫在《韵补》《毛诗补音》诸书中倡言之，南宋朱熹复颇采吴氏之说以注《诗经》《楚辞》，遂使这种在为先秦韵文注音时所采用的改读字音的方法日渐风靡。但是自明人陈第指出这一学说的理论缺陷后，后世音韵学家踵尔辨之，愈演愈烈，又使其最终走上了几乎被彻底否定的道路。以致一段时期以来，有些文学研究者在接触到“叶韵”法时也慑于语音学的权威结论而对其文学意义持存疑态度。其实，“叶韵”法不仅在语音学领域具有其合理因素，若以文学为本位来审视之，其意义亦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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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e Yun” Theory and Its Literary Significance
HUANG Jin-c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1400, China）
“Xie Yun” theory was mainly used for the phonetic transcription of classical rhyme text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its birth. It can solve the rhyme problem caused by the different pronunciations of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Furthermore, it can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lassic texts chanting. The author’s creative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lso show that, as a unique literary phenomenon, the literary significance of “Xie yun” theory remains to be highlighted.
“Xie Yun”, rhyme works, Zhu Xi, Chen Di, literature proper
2021-07-28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历代韵书型类书研究”（2020M672665）
黄金灿（1988-），男，安徽凤台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韵学与诗学。E-mail: jincan1122@163.com
H113.6
A
1001 - 5124（2022）04 - 0071 - 08
（责任编辑 夏登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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