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华，朱雅楠
中国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8
葛兰西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肯定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辩证法的解读，并沿此传统进一步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在合理的辩证法、历史的辩证法形态下，他的实践哲学内蕴着总体观的有机思想。学界既有的研究虽关注到葛兰西对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发展、探讨有机知识分子概念等，但尚未从葛兰西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本性的整体论、有机论视角来系统阐释其实践哲学的有机思想。所以，有必要揭示葛兰西实践哲学对正统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形而上学所做的批驳——“反”，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阐发，由此回归马克思的有机总体观——“返”，进而按照从一般到具体的考察思路呈现葛兰西实践哲学的有机思想，彰显其辩证本性。
葛兰西以一种新的总体思维重释了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强调自然与社会的不可分割性。这一总体思维方式和有机论立场注重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反对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致力于实现对二者的批判性超越与辩证性综合，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相互渗透、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深刻体现了实践哲学的有机思想。葛兰西意识到，马克思主义遭到以布哈林为代表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误解和以克罗齐为代表的意大利思辨唯心主义的曲解。由此，他以实践哲学指称马克思主义，确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超越，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辩证法，并把唯物辩证法称为“合理的”辩证法。(1)〔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52页。
针对以布哈林为代表的机械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葛兰西一方面指出，尽管布哈林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要素，但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机械唯物主义，由此，物质与自然被理解为自然科学中的物质概念，外部世界成为与人无关、孤立静止的永恒存在，并且忽视了人的主动性与实践活动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这就造成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
另一方面，他批评布哈林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科学的社会学，以实证主义为基础将自然科学中的统计法则、大数定律与因果律运用到社会历史中，从而“历史的辩证法被因果律和对于规则性、规范性和一致性的探求所取代”(2)③④⑤⑥⑦⑧⑨ 〔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第130、93-94、58、161、162、162、29、143页。。这导致马克思主义被当作机械的经济决定论与宿命论，从而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革命本性。显然，布哈林并不理解运动、生成与历史的概念，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体系。
针对以克罗齐为代表的意大利思辨唯心主义哲学，葛兰西认为，这种思辨唯心主义观点虽然突出人的主体性，却把哲学仅仅看作是哲学家们进行的学术研究，不能在精英阶层与普通大众之间建立融贯一致的世界观与意识形态，从而阻碍了集体意志的形成，无法有效融合社会中的不同阶层。(3)葛兰西指出：“一般的内在论哲学的最大弱点之一，在于下列事实：它们不能在上层和下层之间、普通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创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第10页)所以，这种唯心主义思想的思辨性致使其与机械唯物主义一样丢失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革命性本质。
为此，葛兰西以合理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也就是卢卡奇所说的实践辩证法)来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突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吸收，指出“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改革和一种发展；
它是一种已经从(或企图从)任何片面的和狂信的意识形态要素中解放出来的哲学。(4)③④⑤⑥⑦⑧⑨ 〔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第130、93-94、58、161、162、162、29、143页。。他试图恢复被旧唯物主义抹杀的人的自主性与精神力量，同时又不使这种自主性陷入唯我论中；
他不仅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哲学存在根本差别，使其从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中解脱出来，而且也将其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划清界限。在葛兰西看来，实践哲学既不是(旧的)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世界既不能被归结为物质，也不能被归结为精神，而是“具体历史行为中对立面的同一性(5)③④⑤⑥⑦⑧⑨ 〔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第130、93-94、58、161、162、162、29、143页。。其“独创性不仅在于它超越了先前的哲学，而且也在于，并首先在于它开辟了一条新路，从头到脚地更新了整个设想哲学本身的方式。(6)③④⑤⑥⑦⑧⑨ 〔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第130、93-94、58、161、162、162、29、143页。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葛兰西在对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双重批判的基础上，以实践为中介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物质一元论与精神一元论、唯物论与唯心论，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综合，使人的能动性在辩证的总体观下得以确认。葛兰西指出，人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是具有主体性与能动性的社会历史的参与者。人能够通过实践活动不断改变外部世界并主动参与世界历史的建构，在此过程中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能动关系。因此，人与客观世界之间是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世界的客观性必须在历史的视角下加以认识；
物质与自然只有被纳入人类生产与实践的范围内，其意义与价值才能得以体现。因为“物质本身并不是我们的主题，成为主题的是如何为了生产而把它社会地历史地组织起来。(7)③④⑤⑥⑦⑧⑨ 〔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第130、93-94、58、161、162、162、29、143页。“自然所提供的机会，并不是对于预先存在的力量——对物质的预先存在的性质——的发现和发明，而是同社会兴趣、同生产力的发展和进一步发展的必然性紧密相连的‘创造’”。(8)③④⑤⑥⑦⑧⑨ 〔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第130、93-94、58、161、162、162、29、143页。
第二，在葛兰西看来，只有实践哲学才能使哲学前进一步，因为实践哲学在超越旧哲学的基础上强烈关照现实与革命，注重哲学理论与革命实践之间的有机统一。他指出，哲学不是脱离历史与远离大众的纯粹思辨，而是在系统批判文化史、哲学史与大众日常生活基础上形成且随着社会历史的演变不断发展的；
真正的哲学是行动中的历史，是无产阶级以实践为基础展开的现实的历史活动，即是说，哲学与历史有机统一。“一个历史时代的哲学，无非是那个时代本身的‘历史’，无非是领导集团成功地加诸于从以往承受下来的现实的大量变动。”(10)② 〔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第27、50页。每一种哲学的产生都有其现实性与合理性，因此，我们必须在历史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去把握一个时代的哲学。
基于哲学与社会现实的密切统一性，葛兰西提出，实践哲学在历史中执行着两个重要任务：一是打破仅仅属于精英阶层的思想文化，使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也有属于自己的历史集团；
二是教育那些在文化上还处于中世纪水平的人民大众。这两个任务强调从一种思想文化转化为一种实践活动的行动标准，使哲学成为具有物质性力量的革命实践。实践哲学不提倡社会中存在一般的哲学形态，认为人们只是在不同的哲学中做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因此，倡导“人人都是哲学家”，以彰显哲学的社会化、大众化与实践化。其意义在于，变革人们已有的世界观，创造并传播新文化，促使集体意志逐步形成，消解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对立。在哲学与历史相统一的基础上，集体意志的达成会促进集体行动，成为改变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从而造就历史。
在哲学与历史、哲学与大众、哲学与政治等有机融合过程中，理论变成一种特定行动与革命力量。“人们可以在特定的实践的基础上去建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和实践本身的决定性要素相一致和同一，所以能够加速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使得实践在其一切要素上都更为同质、更为融贯、更加有效。(11)② 〔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第27、50页。由此，哲学不再是充满着学究气的纯粹思辨。安德森曾高度评价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是“由一位工人阶级的革命领袖而不是一位专业哲学家所写的”(12)〔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机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共同弊端在于，脱离一定的社会历史进程来讨论问题。葛兰西在恢复马克思主义辩证本性的基础上，立足实践哲学与历史性批判，回到具体的社会历史领域分析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历史，重新阐发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社会历史看作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动态有机体。
(一)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交汇贯通
从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出发，葛兰西认识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文化霸权对维持国家稳定性发挥着重要作用。为突显意识形态与文化力量对历史进程的促进作用，他将市民社会归于上层建筑领域，认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共同构成完整的国家，二者相互协调维持政权的持久与稳定，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呈现为相互配合的有机统一体。
在葛兰西看来，东西方国家的统治形式有明显差异。东方国家主要是通过单纯的暴力机构来维持国家统治的，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多是通过学校、教会等私人民间组织的温和教化手段使民众在心理上服从其统治，呈现出组织化特征。资产阶级把自身看作是处于动态过程中的有机体，且能够同化与吸收被统治阶级，“国家的职能因此得到彻底改变，成为一个‘教化者’”(13)〔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5页。。强制性统治只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外表”，在更深层次上，它依靠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力量来维持政权的稳定和持久，思想文化领域的上层建筑转变为资产阶级国家维持统治的重要支撑。
所以，西方国家有两种不同的上层建筑领域：一是负责传播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民间机构和组织，即市民社会；
二是由国家暴力机构所组成的政治社会。这二者有机地构成了“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大差异，但在职能上有重合之处。政治社会除了行使强制性的统治作用外，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教育职能，表现为约束被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及意识形态使其适应经济与政治的规范；
而市民社会机构与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政治社会为主，设置不同层次的市民社会机构，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互为有机补充，形成总体性统治。随着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强制性力量在整个社会的统治中逐渐变小，国家越来越依赖民间的领导权机构和市民社会，借助文化价值观等非强制性因素来维持运行。
这样一来，葛兰西就把市民社会从经济领域中分离出去，使社会中各个领域之间形成动态的有机互动关系。市民社会在整个社会的运行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经济领域中的变动与发展不再直接对政治领域产生影响，而是借助于市民社会这个重要的中介来实现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引导，这是一种较为温和与民主的方式；
第二，政治对经济的作用不再是必然和强制性的，而是通过市民社会来指引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由此，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逐渐显现，传统国家的功能与统治方式被持续改变。
(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互动
市民社会在社会各个领域间的调节与中介作用，以及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危害，启发葛兰西在辩证总体观下重新思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二者不再是机械的线性决定关系，而是呈现为交互作用的新样态，在发展过程中形成辩证互动的有机统一体。
第二国际理论家受当时实证主义的影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了机械式解读，认为上层建筑中的变化是由于经济基础发生了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尤其是经济危机会促使资本主义自行覆灭，并且他们把这一趋势性的社会规律当作完全正确的自然科学规律。在葛兰西看来，在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上层建筑是优先于经济基础的，客观的经济因素并不能决定历史进程，但他同时并不否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复杂的、矛盾的和不一致的上层建筑的总和是社会生产关系总和的反映”(14)〔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第52页。。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历史的集团”，前者作为物质力量是社会历史的内容，后者作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历史的形式，它们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此外，葛兰西还分析了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以此来阐释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第一个层次是“可以用精确科学或物理科学的体系来计量”(15)〔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第143页。、与经济因素联系最为紧密的客观社会力量对比关系；
第二个层次是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代表不同社会阶级和行业所达到的组织化程度。在此阶段，人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社团利益在现在与未来的发展中将超越纯粹经济领域的制约。这是最纯粹的政治阶段，标志着从经济基础向上层建筑领域的关键性过渡；
第三个层次是军事力量对比关系，在进展上可区分为军事(狭义的)阶段和政治军事阶段，通常表现为政治力量的继续。基于此，葛兰西提出社会历史的复杂演进是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最后过渡到军事层面的过程。
(三)社会有机体的总体性与历史生成性
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历史表现为不同领域的融合与有机统一，社会运行结构已转变为以市民社会为中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交融，这个辩证互动的过程不是自发实现的，而是在人的劳动与实践基础上不断形成的。
一方面，人与自然界之间统一的中介是实践，“统一是由人和物质(自然——物质的生产力)之间矛盾的辩证发展达成的。”(16)②③④⑥ 〔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第91、38、91、47、64页。这种辩证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始终以自然界为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时刻与外部自然界保持互动。人“不是孤立的，而是充满着由其他人和由物的世界提供给他的可能性的。(17)②③④⑥ 〔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第91、38、91、47、64页。第二，人并不是自然界的旁观者或被动地作为自然的附属物，而是通过劳动、技术与工业对自然界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而进入自然，并与自然界保持互动和交融。这样，葛兰西不仅承认自在自然的先在性，也肯定由人类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物质基础与前提。
另一方面，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有机统一的中介也是实践，“在哲学中，统一的中心是实践，就是说，是人的意志(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18)②③④⑥ 〔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第91、38、91、47、64页。人在已有的物质生产力的基础上通过劳动和实践持续与自然界和他人发生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的上层建筑。通过人对自然界与外部世界的改造这一辩证过程，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和第二本性，“人的‘本性’不是在个人内部，而是在人和物质力量的统一中(19)②③④⑥ 〔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第91、38、91、47、64页。。因而，人呈现为生成的过程。共时态地看，人是一切现存关系的总和，即与其所处的客观物质世界以及与他人之间关系的总和；
历时态地看，人是以往全部关系的总和。同时，人类所面对的世界是劳动与实践所改造过的自然界，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化发展。
在以实践为基础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辩证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特定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通过政治社会的强制性力量与市民社会温和的教化作用积极引导人类的劳动与实践。社会要素之间不再是单向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而是作为有机总体在历史进程中相互联系与彼此制约，这是一个不断生成的有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层建筑不仅反映了经济基础而且积极引导其发展，二者之间达成辩证统一，形成动态的有机体。
由此可见，葛兰西的社会有机体思想是其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和社会有机体理论的重新阐发。如果把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界说为立足实践基础上的、关于社会一切关系同时存在又相互依存的理论”(20)杨耕：《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28页。，那么，葛兰西不仅重新界定市民社会概念及其上层建筑属性，在描述性意识形态下凸显“有机的意识形态(21)②③④⑥ 〔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第91、38、91、47、64页。的历史作用，探讨了实践主体的结构、地位与功能；
而且也深刻批判了那种把社会历史看作线性发展的机械决定论，打破了把经济要素视为社会发展唯一动力的片面倾向，试图寻找一条不同于以往暴力革命的文化革命道路。
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有其深刻的政治目的，在确立以文化转向为根本的革命观后，他在辩证总体观下阐发了无产阶级政党与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并确认政党与有机知识分子是夺取领导权的主体，为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道路，真正贯彻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一)作为“有机体”的无产阶级政党
从构成要素上看，无产阶级政党不是一个确定的个体，而是代表无产阶级意志与行动的复杂要素的有机体，其持续存在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群众要素，这是政党形成的根基，因为历史的进步只能在大众的集体行动中获取统一意志并产生一定的行动与实践；
二是主要的内聚性要素，其作用在于把历史中不同的要素聚集与统一起来；
三是中间要素，作为前两个要素有机统一的中介，由知识分子阶层所构成。葛兰西认为，这三个要素应该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组合，以形成无产阶级政党的有机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与群众之间的密切配合使其不断成长与壮大。
从组织原则上看，针对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大众之间相互孤立的官僚主义问题，葛兰西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即民主的中央集权，“‘有机性’只存在于民主的中央集权主义”(22)②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第151、152页。，这种政党组织原则能够使党的组织与现实的运动不断地相互适应，下级动向与上级命令彼此协作，下级要素不断增补到坚固的领导机构中，确保连续性的正常累积。在横向上，民主的中央集权的有机性在于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统一，民主是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为指导的民主，集中是通过党内充分讨论与交流所形成的集中。在此基础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能够达成有机的团结；
在纵向上，民主集中制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性与发展性，不会成为机械固化的官僚制度。在这个有机的过程中，“理论和实践、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达到有机的团结。(23)②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第151、152页。
由此可见，政党要发挥文化上的影响力，促进集体意志的形成并争取意识形态领导权，就需要不断造就代表自己价值观与立场的知识分子、转化传统知识分子。“政党是新的完整的和全面的知识分子的培养者，以及被理解为现实的历史过程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其中发生的坩埚。”(24)〔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第17页。
(二)有机知识分子的融合性
为了真正实现实践哲学所倡导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有机统一，即理论的现实化与现实的理论化之间的辩证互动，在批判经济决定论的过程中，葛兰西强调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作用，把有机知识分子作为连接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的中介，展开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以争取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对此，葛兰西首先根据马克思“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这一观点，从社会关系总体来认识人的本质与职能，强调人人都是知识分子。进而，他又按照知识分子在社会中代表的利益与执行职能之间的不同，将知识分子区分为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前者是旧阶级与社会势力的代表，体现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
后者是社会中新出现阶级的代表，在社会中创造并传播新文化，体现无产阶级的新世界观与意识形态。有机知识分子如果不紧跟时代变革，体现并反映无产阶级的利益，就会退化为传统知识分子，而传统知识分子如果克服了自身的保守性并代表新的世界观，就会转化为有机知识分子。所以，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培育知识分子的重要媒介，除持续地培养有机知识分子之外，也要不断转化传统知识分子以增强自己的影响力。
有机知识分子的有机性体现在阶级性与群众性上。具体来说，有机知识分子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生产适应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向大众宣扬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与道德伦理，逐步改变民众既有的文化与价值观，使大众获得价值观上的持久性与思想上的有机性。在这一过程中，精英文化与大众常识之间的二元对立被逐步打破，资产阶级借以实现统治的文化壁垒逐渐衰落，由此无产阶级政党以阵地战形式逐渐取得文化霸权，进而掌控整个社会。
因此，在葛兰西看来，有机知识分子应成为无产阶级实现文化革命的重要主体和力量，在社会集团中担负统一理论与实践的重要使命。知识分子作为“从理论上和哲学上探究意识形态的有组织的阶层”，代表理论的一方；
广大群众“对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与前瞻性做真正批判性检验”，是实践的代表者。理论与实践不断融合与统一的过程，就是知识分子与广大民众之间的有机结合过程，只有将系统哲学与大众常识有机结合，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达成有机团结，整个社会才能在意识形态与世界观方面高度契合、有机统一，这是有机知识分子有机性与融合性的深刻体现。
(三)文化、政治、经济要素的有机结合
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是一个整体，其中，文化要素是主要环节，政治要素是关键，经济要素是根基，三者相互结合、辩证统一。
首先，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与文化因素在维持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无产阶级仅仅通过暴力方式并不能实现革命的胜利，由此他将革命的焦点转向与大众生活连接紧密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包括大众常识与系统哲学两个层面，但二者并不存在质的不同，而只有量的差别。有机知识分子的任务在于，说服被统治阶级接受并同意统治阶级的文化与思想，有效融合这两个层面的世界观，使整个社会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下得以统一与融合，并通过夺取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获得革命胜利。
其次，夺取文化领导权是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中心内容，也是为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的道路指南，但需要注意的是，争夺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领导权，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达到了终点，只有在此基础上继续争取政治上的领导权，才能实现以国家暴力机构为主的政治统治。因为一个社会的霸权地位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
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26)②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第38、96页。政治领导权只是实行统治的一个环节，应以文化领导权的实现为前提。因此，为行使有效的领导权，就不能仅仅依赖政权所实行的暴力统治，应牢牢坚持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的有机统一。
最后，葛兰西还进一步指出，在进行文化与政治改革之前，必须先改变被统治阶级的经济状况，“精神和道德改革必须同经济改革纲领发生联系——实际上经济改革纲领正是精神和道德改革自我体现的具体方式(27)②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第38、96页。。他虽然批判经济决定论，但并不否认政治与文化领导权的经济基础，反而肯定先前的经济改革是文化与政治变革的根基。如果不重视对经济要素的探究，领导权的夺取只会陷入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对西欧国家市民社会分析的基础上，葛兰西提出文化领导权，同时他也强调不能忽视经济领导权的基础作用与政治领导权的保障作用，在夺取领导权的过程中坚持总体性立场，才能认识到西欧国家无产阶级要坚持暴力革命与文化革命的总体性革命。
正如麦克莱伦所说，葛兰西“是最富有辩证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28)〔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47页。。他立足实践哲学重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和唯物史观，以历史辩证法与合理辩证法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进一步突显了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总体观。这不仅表现为，他对传统形而上学、机械教条体系、庸俗决定论、实证主义、个体孤立论、意识形态被动论等观点的反对与批驳，尤其是其“从人的实践出发来说明社会有机体运动”(29)杨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0页。的主张，对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做出了积极探索；
而且还表现为，他借助自然与社会的不可分割性，确认自然辩证法的可理解性，紧紧围绕主客体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呈现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之间的有机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