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迪
（南京市金陵中学，江苏南京，210011）
1929年出版的《金中校刊》第3期封面
中学校刊不仅是反映中学生思想和学习生活状况的重要媒介，也是研究校史、教育变革历程以及社会环境变迁的重要史料。目前对民国时期中学校刊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研究视角也相对宏观，而本文以民国时期金陵中学校刊为具体案例，以小见大，拟从这一时期金中校刊的编写出版特点，观察当时中学教育教学特点。
南京市金陵中学前身为1888年由美国美以美会（Methodism）创建的汇文书院，是南京地区最早建立的新式学堂之一。1890年汇文书院设成美馆为中学部。1910年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由益智书院、基督书院合并组建）合并为金陵大学，汇文书院的中学部成美馆遂更名为金陵大学附属中学，简称金大附中或金陵中学。民国时期金大附中的创办规模和办学成果在全国首屈一指，时有“北南开，南金陵”之说法。
在回溯其办学历史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民国时期，金陵中学曾兴起出版校刊的传统，学校成立了校刊社，编辑出版了《金陵中学校刊》，有时又称为《金中校刊》，成为这一时期反映校园文化的独特风景。
1. 创刊源头来自高校校刊
金陵中学校园内最早的校刊是汇文书院1909年创办的《金陵光》。1910年后，《金陵光》是金陵大学重要的学术刊物，也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学报之一。陶行知在金陵大学就读，负责主编《金陵光》中文版，《金陵光》中英文合刊后，又主笔中文部分。《金陵光》校刊中有不少反映金大附属中学情况的内容。如1924年《金陵光》夏季特号中，涉及金大附中的文章有《福开森先生建校舍之最古者》《金陵中学之回顾》《课程编制之我见》等。
1927年，金陵大学教授刘靖夫兼任金大附中校长。刘靖夫在金陵大学先后担任图书馆首任馆长、教育系主任，是金陵大学校刊《金陵光》创刊时的总经理。他在任校长时期，金陵中学成立了独立的校刊社。1929年，《金中校刊》创刊号正式出版。从此，金陵中学开始不定期地出版《金中校刊》或《金陵中学校刊》。
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较快，大部分国内知名高校都设有本校中学部或附属中学，大学与中学之间交往密切、互通往来，尤其是师资、办学资源等方面实现上下融通。脱胎于高校的金陵中学，不论校刊起源与后续管理，还是刊物内容的编排，都与之前的金陵大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可见金陵中学在校务资源方面对金陵大学有一定的依赖。
2. 刊期各异且多变
民国时期中学校刊按照出版周期分类，主要有年刊、半年刊、季刊等，另有特刊、纪念刊。一所中学置办多份校刊，在民国时期司空见惯，不同校刊的出版周期也各不相同。
笔者从国家图书馆等处查询到，全面抗战爆发前《金中校刊》共出版13期。后因南京沦陷，学校西迁，被迫停止出版。直到1947年，为迎接建校60周年，金大附中校友会出面，再次出版了一期特刊。
在当时环境动荡、学校人员流动频繁、办刊经费有限等因素的影响下，较多中学校刊无法保障出版连续性。比如，在《金中校刊》创刊号征稿启事中，虽宣告是旬刊，但在实际创办过程中，仍主要是以学期为单位的半年刊，在内容上均为综合性校刊及毕业纪念刊。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年刊及半年刊出版周期长且能匹配学校教学周期。［1］一次性整合并发布本学期或学年的信息，不仅能够实现总结汇报及展示当前教学成果的目标，还可以规避收录内容过少的问题，校刊出版成本随之降低，避免撰稿、审稿等不便之处。
3. 师生“自治”办刊
民国时期中学校刊并非学校官方的“权威发布”，而是学生“自治”刊物。［2］当时，受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思想的影响，学生追逐新潮，自己组建社团、创办刊物，学生自治组织成为中学校园里最大的学生组织群体。金陵中学校刊的主办方基本都是学生自治会及教师群体，还有川黔滇同乡会等。按照金陵中学《本校学生自治会章程干事会学艺股职掌》规定：每学期组织校刊社，正副社长人选由学艺股在干事会提请通过，总编辑则由正副社长聘任。［3］
从现今留存下来的几期《金中校刊》看，每期杂志的社长、总编辑都不相同。如《金中校刊》第7期，“社长刘祖修，副社长马庆元，总编辑宋家淇，编辑有程元宇、吴志沐、吕泰伯”，此时任“高三下（乙组）”级长的为刘祖修，任“高三上”级长的为马庆元，“高三下（甲组）”级长则由宋家淇担任。次年出版的《金中校刊》第8期发文《二十三年度秋季校刊社名单》中，“社长为孙重民，副社长魏敦和，总编辑秦宝雄，编辑有秦宝同、汪炳勋、王祖锡、王世墉、何俊文、张书萌”，魏敦和同时还担任“高二下（甲组）”级长。
《金中校刊》的作者和读者皆为本校师生，写稿、编辑、印刷、发行以学生为主。为保证校刊质量，每届校刊编辑部都聘请老师作顾问。每期校刊由校刊社成员完成组稿、排版和校对等工作后，都要通过顾问教师和校长的审阅后，才能正式付印。同时，老师们应校刊社约稿，向学生们开展各种学科知识普及宣传。如，电影教育家孙明经，时为金陵中学实验室主任，在《金中校刊》上发表《提倡科学应有之认识》《电视近来的发展》等论文；
文学顾问有曾昭燏（博物馆家、考古学家），时任金大附中文史教员，除指导校刊编辑外，还为校刊撰写文史方面的稿件，曾在《金陵中学校刊》第7期中发表史学论文《释车》、诗词《琐窗寒·孝陵怀古》、曲录《读桃花扇余韵折》等。
校刊依托学生自治会及教师群体创办，从侧面展现了民国时期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一方面借助刊物的编写出版，师生可以相互沟通交流，教师可以通过刊物了解掌握学生学习生活动态，助力教学管理；
另一方面，从约稿对象来看，教师的水平普遍比较高，刊物整体质量有保障，进一步拓宽了学生视野。
4. 校刊内容的综合性
校刊对每年度学校的重大事件有所记录，如：学生自治会各社团的成员介绍活动情况、课外活动指导委员会成员、体育活动中各运动队竞赛情况和比赛成绩以及各文艺组织活动情况等。由于金中的足球、排球、篮球、网球和田径项目在江浙私立学校的各项锦标赛中屡屡夺冠，所以几乎每期校刊都会大加宣传。在《金中校刊》第12期上，就将1928年至1937年本校体育重大赛事获奖情况全部列举出来，为研究当时中学体育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此外，校刊内容也反映了民国时期金中的发展史，记录了师生关心社会和民生、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活动情况。如在创刊号上，刘靖夫校长拟定的《金陵中学移交之经过及现状》，详细介绍了金陵中学收回教育主权的斗争情况。校刊还展现了文学“新”与“旧”的论战，《金中校刊》刊登的《文言和白话的论战》《中国文学史略》，对文学革命与文学改良有所介绍。
从金中校刊的编写出版情况来看，既有其自身的特点，也有民国时期教育状况的共性反映。
民国时期从高校脱离出来的中学，虽然组织上相对独立，但在师资、办学等方面仍有较大依赖。从某些层面来说，这种依赖实现了对高校资源的充分利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次，学校办刊成为一种潜在的重要教育形式。在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下，出版计划很难圆满实现，但只要环境允许，都会坚持出刊，实际将校刊出版作为学校教育活动的重要环节。第三，校刊多样化的刊载内容直接展现了民国时期中学的发展面貌、师生教育生活状态，为观察民国中学教育整体样态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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