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雨轩
第二次产业革命所推出的近代教育制度，是人类学术知识生产和思想文化传承的一次深刻变革。先进生产力缔生的学术霸权和价值垄断，使得后进民族和地区向先进国家学习成为时代逻辑。教育体制的厘革与学术范式的变化一起，也逐渐演化成维护民族自尊的努力程度和决心意志之象征。作为近代亚洲向西方学习的代表，明治天皇以《教育敕语》确立了近代教育体系，既复兴儒家精神，又捍卫本土思想，也融合外来文化，在促进近代化的同时，更奠定了集权于天皇的国家秩序。而作为此体系诸多设计之一的“文检”——日本文部省教师资格考试，不仅实现了对教师资格的认定，也体现了彼时一个民族力求上进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与思想情怀。“文检国语及汉文科”(1)明治维新之后，汉文成为日本中学教授的科目。从1886年到1938年，汉文和国语（日本语）组成“国语及汉文”科，成为日本中学语文教育的主要科目。更是在语文教育同师范教育相结合的基础上，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近代化与教育近代化之关联。专为国语及汉文科教师资格考试提供参考的中国文学史，则成为我们探索文学史可能性的鲜活材料，同时也是把握那个时代的绝佳注脚。
“文检”作为一个历史名词，是“文部省教员检定试验”的简称，也被称为“中等教员检定试验”抑或“文部省师范学校中学校高等女学校教员检定试验”。(2)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还有“高检”（高等学校教员资格考试）和“实检”（实业学校教员资格考试），与“文检”同时存在。1884年8月13日，文部省颁布了“中学校师范学校教员许可规程”，其第3条规定，对中学教师资格的认定，要进行测验考试，由此揭开了“文检”的序幕。从1885年到1948年，日本共进行了81次“文检”考试。“文检”的考试科目与当时的中学校所设置的课程匹配，包括修身、历史、地理等，“文检国语及汉文科”只是“文检”众多考试科目中的一门。“文检国语及汉文科”考试(1)1921年以后，国文科分为文检国语科和文检汉文科，国语独立出来，初试仍然通用一套试题，只是在复试的时候分开进行。从明治十九年到昭和十二年，旧制中学校的国语及汉文科仍然是作为一门学科，只是文检考试试题中有所区分。参见大月静夫：《最新指导文检国语科受验法》，东京：大同馆书店，1929年，第8页。分初试和复试两个环节，通过复试才能获得文部省认定的教师资格证。考试题型主要由解释、设问、读法、(2)读法，日本汉文教育中使用训读法处理汉文，即用加句读、返点、送假名的方法把汉文改写成古日文。作文、复文(3)复文，把已经转换为日文的中国古文改回汉文。等题型组成。初试由地方政府主持考试，国语科与汉文科通用一套试卷，采取全部笔试的形式。(4)石川诚：《国语汉文提要：文检试验》，东京：广文堂书店，1918年，第439—451页；
石川诚：《汉文科研究者文检试验用书》，东京：大同馆书店，1923年，第467—470页；
大月静夫：《最新指导文检国语科试验法》，东京：大同馆书店，1929年，第8—13页。复试由文部省统一主持，分为口试和笔试两部分。
“文检”作为近代日本教师资格制度的一部分，是日本建立近代教育制度的重要一环，与日本近代学校制度及其学科设置密不可分。明治政府在教育近代化尝试之中，建立了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帝国大学的基本构架，同时配以师范学校、专门学校等作为补充。这一构架在此后的校制沿革中基本上得以保留。(5)文部省：《学制百年史》，东京：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81年。通过“文检”就意味着具备了成为中学抑或初等师范学校教师的资格，从当时把通过“文检”称为“登龙门”(6)《最新指导文检国语科试验法》，第2页。这样的表述中可见当时的教师待遇不薄。值得注意的是，以“文检”的方式考核教师资格，也是为了弥补日本师范教育产出能力的不足。高等师范学校所提供的教师数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而通过可“自学”(7)同上。的“文检”考试，一方面可以使社会上有知识的人进入体制内为国家服务，另一方面也使得初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有机会获得同高等师范学生一样的待遇，是对于初等师范学校学生的一种激励。另外，通过“文检”考试的学生还有资格参加“高等文检”。
据井上泰山统计，从1882年到1945年，日本学者共撰写中国文学史38本，(8)井上泰山：《日本中国文学史编纂史Ⅰ：明治期》，《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2013年第46卷，第21—33页。其中有3本是为文部省国语及汉文科教师资格认定而作：橘文七的《文检参考中国文学史要》、松崎末义的《文检参考问题解说中国文学史·哲学史》、小林甚之助的《中国文学史要：文部省检定试验参考》。实际上，井上泰山并没有把《日本中国文学史：文检用答案式》以及书中章节涵盖中国文学史的一般意义上的“文检国语及汉文科”参考书纳入统计。(9)比如《国语汉文提要：文检试验》中的《中国文学史提要》（第97—194页）、《汉文科研究者文检试验用书》中的第3卷《中国文学史纲要》（第261—407页）、《文检汉文科组织研究提要》（佐佐木藤之助，启文社书店，1930年）中的第6篇《中国文学史研究》（第164—266页）、《标准古典解释》（塚本哲三，有朋堂，1944年）中的第2卷“汉文部”《中国文学史概观》（第1—2页）。
“文检中国文学史”既不以理论为导向，也不以问题为导向，而是以实践为导向。因而它与前人所撰中国文学史相比，理论创新并非所长，更多地是对此前日本中国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一种继承、简化，抑或应用。比如，在形式上，小林甚之助继承了儿岛献吉郎在《文学小史》中对中国文学史的四分法，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先秦文学）、中古（汉魏文学）、近古（唐宋及元明文学）、近世（清朝文学）四期。在内容上，橘文七和小林甚之助都增添了对于戏曲和小说的论述。而这种做法，又是对于笹川临风的《中国历朝文学史》《中国小说戏曲小史》、久保天随的《中国文学史》、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等中国文学史关注戏曲和小说的承袭。作为一种现象或是有机整体的“文检中国文学史”的陆续出现有着相似的历史境遇，在内容和形式上这些文学史又有着不约而同的共识，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有着相同的使命以及此使命所赋予的特殊性质。而即使“文检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性不被认可，对于这些文学史的特点进行单独把握，依然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新见。
通过学制来考察文学观念的演变，似乎已经成为中日两国对文学概念进行探讨的常规做法。(1)铃木贞美著，王成译：《文学的概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157页。而通过文学概念反观学制，似乎也别有一番趣味。毕竟从广义上看，“文检”也是属于学制的一部分。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西方，传统的文学概念都是以杂文学观的面目出现的。今人所理解的“文学”一词，不过是进入20世纪之后的产物。(2)方维规：《西方“文学”概念考略及订误》，《读书》2014年第5期，第9—15页。日本的文学观念长时间以来奉中国学术思想为圭臬，亦步亦趋。直到1903年，久保天随以西方的“纯文学”的理念撰写中国文学史，“文学”才从“国学”的体系中彻底脱离出来。(3)但实际上，高濑武次郎在1901年就已经提出并定义了“纯粹文学”的概念：“所谓文学，是遵从一定法则，使用文采斐然的字句，表达人类思想、感情和想象，以增进各个社会中一般人的精神快乐为目的，间接传达事实的东西”，见高濑武次郎：《中国文学史》，东京：哲学馆，1901年，第6—7页。但有关文学观念的更新又是不彻底、不纯粹的，“文检中国文学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对于纯文学观的接受既具有二重性，又是延宕的。
小林甚之助的《文部省检定试验中国文学史要》在目录中就明确使用了“纯文学”一词，(4)小林甚之助：《中国文学史要：文部省检定试验参考》，东京：大同馆书店，1931年，第2页。该书虽未对“纯文学”进行定义，但从它“在纯文学的范围内，韵文的发展往往早于散文”(5)同上，第12页。的论述，以及对于西方文学理论术语诸如“抒情诗”“叙事诗”等概念的使用中，能够看出小林甚之助对西方纯文学观念有着清醒的认识。该书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创始时代、词藻流行时代、理论流行时代、词藻理论并行时代”的划分更显示了其思想中的文学本位色彩。(6)同上，第4页。然而，小林依旧把此前杂文学观念下的诸如经学、训诂学等内容囊括进他所构建的知识体系之中，并对此进行专门的单节论述。在小林看来，文学的兴衰和特质与儒学的发展息息相关。书中他认为汉代儒教全盛，萎靡不振的文艺也呈现生机，(7)同上，第92页。而清代文学的特色则是受到考据学风的深刻影响。(8)同上，第365页。类似的观点在其书中屡见不鲜。
相比之下，橘文七的《文检参考中国文学史要》尽管在序论中就提出并回答了中国文学史何为的问题，认为中国文学史是“以产生于中国的文学为对象，对其起源沿革发展的顺序进行探究，对其开展的必然性规律进行阐明的学科”(9)橘文七：《文检参考中国文学史要》，东京：启文社书店，1927年，第2页。，但书中并没有明确提出“纯文学”的概念。实际上，橘文七不仅没有说明他所谓的“文学”是什么，反而更加强调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然而时至后汉，政治、文学均以儒教为基本，名利闻达之士，山林隐居之人，皆为精通儒教之辈。”(10)《文检参考中国文学史要》，第62页。以儒学为文学的基本，可以说是对于纯文学共识的一次反动。只不过这样的反动并非源于“文”的本体，而是源于“文”的功能。
在江户时期，日本人称儒学为“学文”，而“学者”主要则是指儒者。(11)张宝三、徐兴庆编：《德川时代日本儒学史论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页。“文”这一概念本身就被视为带有儒学史和文学史的双重意义。如荻生徂徕在《译文筌蹄初编》中认为，“文”既表示代表“圣人之道”的“斯文”，也表示代表诗文技艺的“文章”。(12)荻生徂徕：《荻生徂徕全集》（第2卷），东京：美玲书房，1974年，第66页。即使荻生徂徕这样的观点被认为并非来自日本人的深层独特领悟，而仅仅是儒学者的理论，(13)“荻生徂徕关于‘文’的观点，几乎是对中国儒学的转述，其中很少渗透着日本人独特的领悟”。王向远：《中日“文”辨》，《文化与诗学》2010年第2期，第90页。但对于“文检中国文学史”来说，它要对汉文语境进行还原和再生，所需使用的正是儒者的概念。“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汉学中的“文”离不开“学”，也就离不开汉文教育。中国文学与中国学术的一体性，在日本表现为汉文与汉文教育的不可分割，这也是为什么考察“文检中国文学史”仍然要从文学观念入手的原因之一。作为中国文学的载体，汉文本身就带有教育的功能，汉文在日本的接受和传播也是汉文教育功能的体现。内藤湖南把中国文化比作催生日本文化的盐卤，(1)参见内藤湖南著，刘克申译：《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页。在这种催化过程中，汉文教育必不可少。而从狭义来看，6世纪孝德天皇以来的汉文教育传统更是起到了主要的凝聚和扩散作用。如同小林甚之助把中国的“学运”（学术之运势）与“文运”（文学之运势）划上等号那样，在日本，汉文的教育功能又是自觉的文化功能。学习中国文学史，不仅有学习中国文化的目的，更有着理解日本文化的需求，因而也就无法在汉文教育的语境中实现文学的纯文学化。
与此同时，与语文教育建立联系的文学或者文学研究，常常发生嬗变和位移，而思想学术的变化同样也会对语文教育产生影响。从荻生徂徕对于汉文的读解方式，到前岛密的“言文一致”，汉文和汉学一样面临着被他者化的冲击。尤其是致力于将中国对象化的“中国学”，它的“文”又包含着将汉文视为外国语文的丰富逻辑。充分吸收了西学的近代日本人，并不局限于江户时期国学者荷田春满“踏出自己道路”的呼吁，而是以西方教育制度为范本来进行变革。比如末松谦澄1882年所撰写的《中国文学略史》，就把学习汉文同欧洲学生学习欧洲各国语言以及拉丁语希腊语看齐。(2)“然余见欧洲少年之为学者，不止习其邦典，亦必修他邦言语。多者兼四五邦乃弱希腊拉丁之古文。”末松谦澄：《中国古文学略史（上）》，东京：文学社，1887年，第1页。这也就是说，随着汉学向“中国学”的转变，汉文面临着被对象化为外国语文的命运。而对于一门外国语言的学习来说，纯文学观念似乎显得并没有那么重要。当然，在日本，汉文并未完全成为中国语，汉文科也并未完全废除。只不过，作为日本国语保留下来的汉文，与纯文学的距离似乎更加遥远了。
抛却文学观念，“文检中国文学史”内容充实、语言简洁、体例严谨、分期明晰，已经很符合现代学术的特征了。与前人所撰中国文学史相比，“文检中国文学史”更加注重对特色的描述。虽然对中国文学特色的关注似乎已经成为了日本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一个传统，但“文检中国文学史”中的“特色”显得地位更重要，概括更条理，论述更详细，结论更具体，更加符合现代考试的知识化趋势和要求。橘文七的《文检中国文学史》在绪论中起手便是“中国文学的特色”(3)同上。，在他这里，考察“特色”似乎显得比对文学史进行时代分期更为重要。该书认为文字特色、地理特色、政治特色是中国文学的三大特色，其中文字特色是中国文学最特殊之处：
中国文学的首要特色，本来就是构成其诗歌文章的中国特有的文字。也即是说，中国文字以象形为基础，所有文字都在其一部分或是全部的形体中具有一种绘画的书写形式。因此在欣赏由这些文字排列组合所构成的诗歌文章时，山川花鸟、风云烟火仿佛即刻显现在眼前，使心中有所感触，这是在其他国家的文章中求之不得的独特性质。(4)《文检参考中国文学史要》，第2—3页。
在橘文七看来，文字不仅成为文学的特色，文字的创制还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的萌芽，(5)同上，第8页。颇有章太炎“以文字为文学”的意味。以文学特色为开篇并非橘文七《文检文学史》的首创，这或许借鉴了儿岛献吉郎的写法。儿岛献吉郎在《中国文学史纲》开篇即对“文学之时代的特色和地方的特色”展开论述，(6)参见儿岛献吉郎：《中国文学史纲》，东京：富山房，1925年，第1页。不同之处在于，儿岛献吉郎所谓的“时代特色”，更多的是指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样式。(7)“楚之骚，汉之赋，唐之诗，宋之文，元之曲，足以代表此五朝文学所具有的各自特质。”《中国文学史纲》，第3页。他的“特色”实际上是在强调由于中国漫长历史和广袤疆土而产生的不同时代和环境的文学的差异性。但“文检中国文学史”中的“特色”，却是扩大化的“特色”。以往文学史没有把特色论贯穿到每一时期或每一流派，而只是在种族、时代、环境的理论之下对中国文学的特色进行整体把握。在文检中国文学史中，不管是橘文七还是小林甚之助，考察“特征”“特色”似乎已经成为论述中国文学各个阶段不可少的环节。以时代为划分标准的有：“三代文学之特征、齐文学之特色、隋之文学特色……”；
从地理上分为南派和北派；
以作品为划分标准的有：“古文尚书之特征、今文尚书之特征、词赋的特质、汉诗的特色……”，甚至连思想都被打上了“特色”的烙印——“魏晋思潮的特色”。与此同时，小林甚之助还在“特色”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了文学的“价值”，比如代表上古君臣关系中儒教思想精髓的“《尚书》的价值”。(1)《中国文学史要：文部省检定受验参考》，第24页。值得注意的是，在小林甚之助的文学史中，唐之后文学再无以“价值”为名义的论述。以文学史的形式将中国文学知识化是可行的，但问题有以下几点：
首先，这种对于“特色”与“价值”的提炼和总结是以何种视角展开的。小林在《中国文学史要》的序言中明确表示，理解中国文化有多种角度，可以从日本文化渊源的角度去思考中国文化，也可以从东洋民族的民族性上去考虑。他认为从东洋民族的民族性这一视角切入更为关键，要想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艺研究中取得成果，就一定要从国民特性即民族性上去理解。而这种被限定为“东洋民族”的民族性，与秉持文明中心—边缘论的东洋史观密切相关。将中国视为“东洋”，总结中国文学的“东洋民族”性，无疑隐含了日本文学处于高位和中心的立场。
其次，总结“特色”“特征”，抑或“价值”，貌似体现了一种实证主义的客观态度。但实际上，这些结论的诞生并非“自由”思辨的结果。“文检中国文学史”全面提炼和系统整合了传统中国文学史书写内容，一方面是拒绝思辨与论证而只提供结论的书写，另一方面又是对当时“支那学”研究思想的继承、理论的继续。这正是日本汉学进一步知识化的必然结果，而知识化，诚如孙歌对徂徕学的评价，“逐渐失掉了这种思想潜能而只剩知识本身”而成为“近代以后日本汉学的致命弱点”。(2)孙歌：《“汉学”的临界点──日本汉学引发的思考》，《世界汉学》1998年第1期，第56页。“文检中国文学史”在学术与教育的合谋的基础上，以提供抽象结论的方式抹杀具体形象，恰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日本汉学的这一固有弱点和缺陷。这或许正是后来竹内好所谓的汉学的堕落。
最后，“文检中国文学史”书写策略中蕴含着明显的官方意识形态意图。
第一，这些文学史不仅以皇帝年号来对中国文学进行区分，还特别强调了文学的兴衰与君主英明与否的关系。比如，小林甚之助认为汉代的高祖和武帝都是明君，其在位时文学就兴盛，而昭帝、宣帝之后君主昏庸，文学也因此衰败。(3)《中国文学史要：文部省检定试验参考》，第92页。这种尊皇色彩浓重的文学史的诞生，与当时日本的体制与政治有关。文部省虽然属于内阁，但作为中央行政机构的内阁是根据天皇的敕令建立的，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属于天皇。培养“忠君爱国”的“皇民”是《教育敕语》所建立的教育体系的根本旨归。再加上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迅速壮大，文部省也逐渐被军部控制。作为文部省教师资格审查制度的一部分，“文检中国文学史”很难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染指。
第二，对于高度重视儒学与文学关系的“文检中国文学史”来说，孔子理应成为其论述的重点。尤其是在儒教被冠以“孔子教”之名的日本，孔子更是讨论儒学时所无法摆脱的“他者”。但是，小林甚之助在他的文学史书写中，有意略去了对于孔子的论述。这不得不令人生疑，何以孔子被排除出中国文学史之外呢？毕竟，《教育敕语》及《敕语衍义》所建立的体制正是以孔子的思想为理论基石。孔子对于日本并不是不重要，而是过于重要。必须“在场”的孔子的“缺席”，似乎与“华夷变态”的逻辑有关。既然“中华”已经转移到了日本，代表“正统”的孔子自然有充足的理由从作为“中国学”一部分的《中国文学史要》中抹去。诚如山崎暗斋所言，“擒孔孟以报国恩，此即孔孟之道也”。作为“他者”的孔子，在小林甚之助这样一种书写策略中，化归成了无须言说的“自我”。
第三，“文检中国文学史”还对中国的“现代文学”进行了“趋势概说”，这是以往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所少见的。比如小林甚之助对中国“小说文坛三大家”（郭沫若、鲁迅、郁达夫）的论述。只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小林甚之助所关注的郭沫若（九州医科大学）、鲁迅（千叶医专）、郁达夫（在日本学习政治学）都是留日派；
对于当时中国文坛中的留英美派小说家，小林甚之助则置之不理。并且，其相关论述所首先强调的都是他们的留日经历。这种“精挑细选”和“有所侧重”或许不能仅仅以学术趣味来解释。
在日本，“支那”（中国）和“皇国”这两个词是在同一时期开始被广泛使用的。(1)渡边浩著，区建英译：《东亚的王权与思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29页。日本人对“皇国”日本进行建构的同时，也是对“支那”中国的解构。“支那学”（中国学）从其命名本身就蕴涵着无法抹去的意识形态意图，政治性和学术性之间的冲突是其难以调和的内部矛盾。对使用“支那”字样的“文检中国文学史”同样不能抱有纯学术性的幻想，其行文中充斥着的皇国主义论调是文学史以及思想史研究者们所无法回避的事实。国学、汉学和西学，在明治以来的日本并不能简单地对立，这三者之间的张力，恰恰是日本得以转型成功的动力。“文检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正反映了日本国学的尊皇主义、汉学的材料内容与西学的理论方法的结合。“文检中国文学史”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不仅是汉学或者“中国学”发展的产物或终点，还是汉学或者“中国学”得以延续和更新的前提，成为一个新的起点。毕竟，它所培养的是教授汉文的教师。
按照陈平原对文学史的三分，“文检中国文学史”既不是专家的文学史，又不是教科书的文学史，也不是普及的文学史，它的身份似乎更为特殊一些。正如小林甚之助所言，“文检中国文学史”具有考试参考书和学术著作的双重性质。而考察“文检中国文学史”，在明确何为“文检”的同时，还要从文学史这一学术范式自身发展脉络出发。文学史写作作为一种学术近代化的尝试，它所生产的知识如何进入日本教育近代化进程，又如何具体地反映在“文检”这一历史现象当中。这是文学问题，也是教育问题，同时还是思想问题，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在中国，中国文学史的出现，从一开始就与近代学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先于中国进行文学史写作的日本更是如此。如果说在20世纪中国学界“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其确立和演进始终与大学教育密不可分。那么，在20世纪前期的日本，这种知识形态还与中学教育紧密相连。(2)在1890年至1903年这12年间出版的18本《日本文学史》中，有7本专为教学而作。在三上参次和高津锹三郎以及之后“教科日本文学史”的写作热潮影响下，文部省推动了有关“国文学史”的教学改革。比如1902年的“中学校教授要目”就规定，国语汉文科在“第五学年第三学期”每周要有三个学时的“国文学史”课。中日两国中的文学史都与教育相连并非一个孤立或者偶然的现象，其必然性在于近代知识生产机制在东亚的逐渐扩散。遵循西方学术规范而崇尚科学观与进化论的文学史顺利转化为全面、系统、科学的知识形态的同时，也涵盖了以中国儒家为代表的东亚传统文学观的影响。当代日本国语包含现代文、古文、汉文三个部分，但在近代日本，汉文在很长时间内有着至少与国语并立的地位。自6世纪孝德天皇以来的汉文教育传统依然在延续，不过，正如日本汉学遭受到国学与西学日益强烈的冲击一样，日本的民族语文政策，也面临着难题和挑战。汉文教育的变化与学术范式的变化一起，作为历史事物呈现在当代，“文检中国文学史”则从一个侧面窥伺着这二者之间的玄机：在其内部，我们发现“文检中国文学史”的文学理念和撰写方法正体现了汉学与“中国学”的内在冲突。它所提供的知识既显示了学术范式的嬗变，又由内而外地令人联想起“二战”前期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而其意图，则始终无法摆脱近代日本的民族至上情怀和民族主义逻辑。
猜你喜欢 汉文文学史小林 为梦孤独意林(2021年11期)2021-09-10黑水城汉文文献补考敦煌研究(2021年2期)2021-06-15高考前与高考后意林(2019年16期)2019-09-04当代诗词怎样才能写入文学史心潮诗词评论(2019年12期)2019-05-30作品选评是写好文学史的前提——谈20世纪诗词写入文学史问题心潮诗词评论(2019年12期)2019-05-30现代视域中文学史著对《红楼梦》经典化的推进(1900—1949)红楼梦学刊(2019年2期)2019-04-12别来无恙意林(2018年7期)2018-05-03读句子数学大王·趣味逻辑(2018年3期)2018-03-26沈阳故宫门额考中国文化遗产(2016年5期)2016-12-14浅谈如何提高南疆维吾尔族学生汉文写作能力读与写·下旬刊(2016年4期)2016-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