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杰，邓 彤，胡惠永，陶乔双，李婧雅
（1.云南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2.云南财经大学中华职业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1；
3.云南农业大学 教务处，云南 昆明 650201；
4.云南大学 乡村振兴办公室，云南 昆明 650500；
5.密苏里大学 商学院，美国 哥伦比亚 64101）
高校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不仅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向贫困发起总攻[1]的必然要求,也是高校积极适应社会发展、履行服务社会职能的重要体现。高校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不仅有利于高校理论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而且可以切实提升贫困地区的发展能力和贫困群众的生活质量，真正为脱贫攻坚事业做出自身贡献，走出一条具有“高校品牌”的特色扶贫路径。自实施精准扶贫工作以来，云南大学充分发挥学校优势，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显著成效，先后被评为临沧市“扶贫先进单位”和云南省“扶贫先进集体”。学校研究生支教团事迹入选团中央2016 年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十大事件”，荣获第四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云南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奖，支教团成员荣登《强国青年》；
青年志愿服务项目“薪火相传，陪伴成长——少数民族贫困农村困境儿童陪伴志愿服务”项目荣获第五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
“远程医教平台”入选国务院扶贫办2019 年“志愿者扶贫50 佳案例”；
“以‘绿色烤房技术’助力产业精准扶贫”和“牟定农村饮水安全科技成果应用与示范”分别入选教育部第三届和第四届省属高校精准帮扶典型项目；
“多措并举，促进就业脱贫”获评教育部“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优秀工作案例。云南大学3 人荣获“云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1 人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到2020 年底，云南大学协助云南省省直有关部门、部属院校承担的“七县一乡”已全部高质量脱贫，云南大学为云南省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贡献。
投入脱贫攻坚事业以来，云南大学始终树牢首要政治意识，把精准扶贫工作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来管，强化顶层设计，加强统一领导，严格落实责任，严明各项纪律，充分发挥学校的资源禀赋，找准“地方所需，云大所能”的结合点，举云南大学全校之力，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多措并举、真抓实干、勇于担当、尽锐出战，平稳有序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受到贫困地区群众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一）强化顶层设计，高位推动精准扶贫工作
云南大学坚持把精准扶贫工作作为政治任务进行顶层设计，提高精准扶贫工作的认识高度和领导强度，统筹聚合全校力量，形成精准扶贫的整体合力。成立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设立扶贫办公室，2016 年以来共组织处级及以上干部521 人次、科级及以下干部师生1 106 人次分批深入挂联点调研，充分把握贫困地区状况，召开涉及扶贫工作会议52 次，先后制定出台了《云南大学精准扶贫行动方案（2016—2020 年）》《云南大学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选派管理办法》《云南大学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2018—2020 年）》《云南大学教育扶贫工作任务分解方案》等指导性文件。每年选优派强驻村工作队员开展驻村扶贫，严格落实工作经费、生活补贴、保险体检等相关待遇。高度重视扶贫领域作风纪律建设，深入推进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严格落实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五项工作机制，为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提供铁的纪律保障。
（二）聚焦教育+思想扶贫，根本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扶贫“五个一批”工程中，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云南大学充分发挥自身教育优势，出资120 余万元高水平援建凤庆县鲁史镇河边完小，在贡山县独龙江乡和凤庆县鲁史镇河边完小设立奖助学金，每年派出优秀教师、研究生支教团赴贫困地区开展教师培训、支教工作，陆续向贫困地区捐赠电脑、投影仪等价值500 余万元的学习生活办公用品，对定点扶贫点考生、在校生在同等条件下实行政策照顾，4 200余名教师、近万名学生受益。针对部分贫困户存在“等靠要”落后思想问题，云南大学校领导和帮扶干部积极开展一对一扶志工作，多次到贫困地区组织开展“手里捧着丰收碗、幸福不忘共产党”“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儿童心向党——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爱在国庆、情满中秋”等“自强、诚信、感恩”主题系列活动，教育引导贫困群众树立自强不息、脱贫光荣的思想观念和感恩意识。
（三）促进智力+科技扶贫，切实提升脱贫发展能力
积极将高校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提高科技成果的供给质量、转化效率和熟化应用，进而服务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高校参与精准扶贫的一大优势。由云南大学自主研发的多年生水稻技术已经在云南省临沧市、曲靖市等14 个州（市）74 个县进行试验示范，推广种植多年生水稻达0.47 万多hm2，使水稻生产只需种植一次即可连续收获两年以上，具有广泛的应用潜力和巨大的生产优势。在临沧市投资220 余万元改建30 座具有云南大学自主知识产权的绿色节能烤房，不仅使干烟叶烘烤成本从传统烤房的4.5 元/kg 降低至2 元/kg，烘烤成品率也由传统烤房的50%左右提高到85%以上。成功研发“村村通远程医教互助平台”，在扶贫点177 个村全面开通，受益人口47.76 万人。协助在鲁史镇建设“云大书院”，先后向云龙县、滇西师范科技学院、凤庆鲁史“云大书院”、鲁史镇部分完小捐赠图书72 000 余册，提升文化历史名镇书香气息。全额出资近300 余万元先后举办90 余期2 万余人次脱贫攻坚专题培训班，有效强化贫困地区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做好干部规划家乡行动，协助编制《河边村人居环境提升方案》《鲁史古镇环境提升及古建筑修缮方案》《凤庆县美丽县城建设实施方案》《会泽县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与生物资源加工业发展规划》等指导方案多个，为扶贫点的发展指明方向。
（四）推进社会+消费扶贫，有效汇聚脱贫巨大合力
云南大学每年设立消费扶贫专项经费，纳入年度预算，为消费扶贫提供资金支持；
要求食堂每年在扶贫点采购不低于10%的食材份额；
倡议全体师生和校友到贫困地区开展社会调研、家庭旅游、以购代捐，广泛利用个人资源推广贫困地区农特产品；
在校内建成“消费扶贫展示中心”，同步开通“云南大学消费扶贫店”线上销售平台。据不完全统计，自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云南大学多渠道购买贫困地区农副产品6 000 余万元，大大增加了当地产品和服务消费，调动了贫困人口依靠自身努力去实现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促进贫困地区产业持续发展。云南大学积极承办由民政部主导的“社会工作教育对口扶贫服务示范项目”，先后在临沧市沧源县刀董村、楚雄州永仁县宜就镇等地开展困境儿童学校服务、贫困家庭服务、社区儿童之家建设等社会工作，促使精准扶贫工作落到实处。
（五）发展非遗+产业扶贫，创新开辟脱贫崭新路径
对文化底蕴深厚的贫困地区来说，通过非遗助力扶贫，不仅可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可以开辟一条脱贫新路径。云南大学深入挖掘陶瓷文化内涵，整合传统资源，成功抢救性恢复了中国历史名窑“玉溪窑”青花瓷器烧制技艺，助力传统陶瓷传承创新；
在建水县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云南大学紫陶传承基地”，协助建水县设立“建水紫陶文化节”，打造“建水文化紫陶”品牌，目前建水陶瓷厂商就达1 266 个，从业人员2.78 万人，建水紫陶年产值达24 亿元，实现“非遗+扶贫”效能；
在永胜瓷厂设立“非遗+扶贫”工作站，利用学校高新科技实现一只碗从1.2 元到2.8 元的增值目标，年利润增加4 000 万元，推动传统陶瓷产业创造性转型。
目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其中高校的精准扶贫工作功不可没。以云南大学精准扶贫实践为例，总结高校精准扶贫工作经验，可以发现，高校在准确研判、全面掌握贫困地区原因和状况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输血”和“造血”双管齐下，不仅解决贫困地区燃眉之急，助力贫困群众树立脱贫信心，更从长远和全局意义考虑，帮助当地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的长远发展之路，在高等院校和贫困地区之间形成全方位的精准扶贫机制（图1），这对于下一步高校服务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作用。
图1 云南大学精准扶贫示意图
（一）问题导向和发挥优势相结合
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其自身发展肯定存在着难以突破的痛点难点、短板弱项，有着制约其发展的问题根源，是需要帮助的“被帮扶方”。而高校具有教育、科技、人才等资源禀赋，能够充分发挥优势帮助突破制约地方发展的痛点难点，补齐各种短板，在弱项上出实招，是向贫困地区提供帮助的“帮扶方”。关键在于高校要找准二者之间的契合点，准确研判贫困地区的贫困根源，充分利用自身资源解决制约贫困地区发展存在的根本问题，实现高校帮扶措施与贫困地区短板弱项的准确对接，进而形成行之有效的高校精准帮扶体系。这是高校精准扶贫工作的逻辑起点，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脱贫在高校实践方面的要义所在。就云南大学定点帮扶凤庆县河边村而言，校领导和帮扶干部多次深入一线实地调研，为每户贫困户设立“云南大学精准扶贫明白卡”和“云南大学精准扶贫档案”，分类分户识别扶贫对象，分析致贫原因，出台扶贫策略，更新扶贫进度。在充分掌握贫困情况的基础上，云南大学找准“地方所需，云大所能”的结合点，在凤庆县河边村投资援建香猪养殖场、农产品（核桃）烘干厂、河边茶厂，解决贫困群众就业问题；
定期到河边村现场义诊，捐赠药品和医疗设备，研发“村村通远程医教互助平台”，解决贫困群众看病难问题；
高水平建设河边完小，解决基础教育问题；
每年多次开办多种类型培训班，提高劳动力素质等等。
（二）外源促进发展和内生力量提升相结合
高校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已经历较长时间，扶贫模式早已由“输血”式外源促进发展逐步转向“输血”与“造血”结合，更加注重“造血”性内生力量提升。“输血”式扶贫主要以经济救济为主，其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转移产权收入来帮助人们摆脱贫困[2]，只能起到暂时性作用，解决基础贫困问题，根本上还是需要靠“造血”性内生力量提升，帮助贫困群众树立脱贫信心，激发其内生动力，提高综合素质，提升自主脱贫的能力。在帮扶过程中，云南大学针对扶贫点凤庆县河边村基础设施落后、生产水平不高、老百姓致富能力不强等“贫血”状况，一手抓“输血”夯实发展基础，投入大量资金安装路灯、硬化道路、改善村委会条件、建设河边完小和村民活动场所；
一手以输血促造血，以道路建设促进企业发展，以援建小学提升基础教育水平，同时更加注重“造血”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教育引导群众树立脱贫信心，开展知识能力培训，帮助企业打通产品销售渠道。
（三）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相结合
高校参与扶贫工作的作用明显，但扶贫模式和措施不同，所产生效应的时间长短也有不同。短期效应的扶贫措施能够快速推进，立竿见影，对贫困群众而言有着主体需要的直接满足，有助于其树立脱贫信心，具有直接意义和当前意义；
长期效应的扶贫措施则意味着贫困群众的需要必须在群体共同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得到满足，表现为整体的向前发展，具有全局意义、长远意义和根本意义。高校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既要立足于贫困地区最紧急最需要的领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要提高站位，将脱贫工作作为整个乡村整体发展的一部分，在观念、政策、组织、机制等方面全面推进、综合提升[3]。云南大学对口帮扶河边村过程中，在医疗帮扶方面不仅实地义诊、送药捐物，快速解决村民疼痛问题，更加注重长期效应，成功研发“村村通远程医教互助平台”，克服时空限制，随时随地为村民健康服务；
在人才培养方面不仅对适龄劳动力开展培训，传授实用技能，更在河边村援建河边完小，将派出优秀教师机制化，提升基础教育能力，彻底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在产业培育方面，不仅在河边村建设多家企业，促进贫困群众快速就业，更通过消费扶贫畅通企业发展渠道，汇聚社会力量将企业做大做强。在不断推进的扶贫实践中，云南大学不仅高质量完成助力当地脱贫的任务，而且帮助扶贫点探索出了一条适宜当地的内涵发展之路，这不仅符合党中央当下对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指示要求，也为扶贫点乡村振兴的长远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当前，我国已圆满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消除了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乡村振兴作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被摆在了更为紧要的位置，成为更加迫切的历史任务，对于高校的帮扶工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高校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优秀经验和做法不能简单传承，而应适应性、创造性转化与发展（表1），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表1 高校精准扶贫模式在乡村振兴中的发展应用路径
（一）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而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决策的前沿阵地和排头兵，承担着服务群众和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的重要职责，必须充分发挥其战斗堡垒和动员引导作用。高校在服务乡村振兴过程中，要始终牵住党建引领这个“牛鼻子”，把党建工作作为帮扶工作的“牵引车”，建立“一对一”党组织结对共建长效工作机制，以理论培训和技术服务等方式因地制宜开展党建帮扶结对工作，真正实现高校党组织与乡村基层党组织“同频共振”，推动党建工作责任制与结对帮扶责任制同步落实，引领乡村发展。同时严格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选派政治素养高、业务能力强、工作经验丰富的驻村工作队，充分发挥驻村工作队作用，把先进的党建经验与当地实际相结合，增强当地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激活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
认真完成其“带出一个好班子、培养一名村级后备干部”的重要任务[4]，以“传帮带”实现“接棒治理”，确保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不挂空挡、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也要有序引导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提升社会组织的工作服务能力，实现农村社会组织和村支两委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服务，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发展能力。
（二）帮扶主体：从“独立团”到“集团军”
综观我国贫困治理的实践，其经历了政府主导救济式扶贫模式、政府主导行政推动的开发式扶贫模式、政府引领多中心合作的共治扶贫模式三个阶段[3]，在目前的多中心合作助力乡村振兴阶段，高校要打好“协同战”，推动“独立团”式帮扶向“集团军”式帮扶转变[5]，强化地域群、组团式、联盟化的高校合力帮扶，不断拓展和深化定点帮扶空间，从“点、线、块”推进到“网、带、面”，切实发挥高校“帮扶联盟”作用，形成1+1>2 的合力。云南大学在教育部领导下已经就高校合力开展扶贫工作中进行了初步探索，协助中国人民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结对帮扶兰坪县、福贡县，也取得了很好效果，但此工作方法并未在全国大范围内展开，高校之间尚未形成联动体系。所以在乡村振兴的新阶段，相关高校要结对联合，齐心共进，以信息共享学习平台、交流会、研讨会等形式，对于共性问题一起总结经验，形成一般性做法，对于复杂问题互相交流、互相援助，想出解决对策，形成高校学科专业优势和匹配互补优势，更大程度发挥高校人才和科技服务支撑作用。此外，在助力乡村振兴“集团军”中，高校也要注意发挥枢纽作用，加强宣传引导，吸引社会企业、社会组织、优秀校友等更多社会资源参与到乡村振兴事业当中来，支持帮扶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三）帮扶模式：从“单一式”到“融合型”
高校参与精准扶贫以来，已探索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智力扶贫、科技扶贫、消费扶贫等多种形式的扶贫模式，但每个单一扶贫模式都未能充分发挥其自身该发挥的巨大作用，且如今面临的形势已转为更高要求的乡村振兴，这些帮扶模式应发挥资源整合优势，逐步由单一发力走向融合发展，以人才科技优势促进帮扶地区一二三产业协调融合发展，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进程，打出一套多措并举、点面结合、融合互促的“组合拳”，起到“1+1>2”的效果。比如，以产业帮扶形式在当地援建产业，科技帮扶助力产业提质增效，教育帮扶提升当地群众工作能力，确保其融入产业生产、经营、销售全流程[6]，最后消费帮扶完成产业链最后一步，帮助产业形成稳固健全的产业链闭环，实现产业链的产销良性循环。再比如，科技帮扶提升当地农业生产质量与智能化水平，产业帮扶深加工农产品，提升附加值，同时发展生态休闲的观光旅游业，实现多维融合发展。
（四）帮扶路径：从“鱼渔同授”到“以渔为主”
主要依靠外援实现乡村振兴，不仅长期性不足、内生动力不强、成本过高，而且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高校要找准定位，主要以服务员和推动者的角色去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切实提升帮扶点自身发展能力和内生动力，使其自身能够充分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具体而言，高校要为地方政府发挥“智库”作用，发挥人才智力优势为地方规划和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推动决策科学化，同时针对市场需求、地方需要，加快有效科研成果的产出，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在培养地方可持续力量方面，不仅要提升普通民众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还要善于发现并有意培育致富能人和乡村人才，更要重点扶持农村集体产业，提升集体产业发展能力，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拓宽集体经济组织收入来源，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凝聚农户利益、共享乡村发展红利的载体。
（五）帮扶重点：从“以物为主”到“多维并举”
2018 年9 月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将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到那时，现在针对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举措要逐步调整为针对相对贫困的日常性帮扶措施，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架构下统筹安排[7]。2021 年2 月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8]，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了治理相对贫困的新征程。但相对贫困不仅指的是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差距、城乡发展不平衡，而且包括相对于物质而言的精神、教育、认知和社会资源等体现在人们身上的不平衡发展。相对于绝对贫困而言，治理相对贫困不仅表现为物质生活的“硬需求”呈现出更高要求和升级态势，也表现为基于物质生活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对于权利、尊严、个人幸福感等“软需求”的急切需要和平等追求。基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国消除绝对贫困解决了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而治理相对贫困则要求的是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四个更高层次需要的满足。所以，高校在服务乡村振兴过程中，不仅要注重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以不断提高“硬需求”的层次，也要发挥自身人文社科优势开展文化下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广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传承推广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群众内心生活，提升群众生活满足感与幸福感，促进“软需求”的满足，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努力。
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征程中，高校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担当，不仅要将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优秀经验做法适应性转化发展，有机嵌入到服务乡村振兴工作中去，更要加快自身发展，扩大科技、人才、智力优势，提高转化效率与效应，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服务乡村社会发展的持续机制，促进农业农村农民的全面发展，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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