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凤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全球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暴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疫情影响。病毒无国界，疫情亦不分种族。然而，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正式统一命名为“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简称COVID-19)[1]之后,美国一些媒体和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为代表的政要自媒体全力对中国进行“异托邦”化建构,以“东亚病夫”“武汉病毒”“中国病毒”“人造病毒”“食用蝙蝠”“封城侵犯人权”“中国囤积医疗物资”等话语符号不遗余力地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美国媒体对中国进行的“污名化”言论涉及中国“身体”、中国空间、国际常识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均统一在维护美国利益的权力场之中。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代表人物赫伯特·阿特休尔指出，“因媒体的经济命脉完全受资本控制,新闻媒体的独立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切媒介都不是独立、自为的。新闻媒体历来都是作为权势控制的工具。控制新闻媒体的权势有宗教、政治党派集团和经济”[2]19。由此可知,资本主义社会新闻媒介所标榜的客观性,实质上带有“经济用途”和“政治用意”。基于对这一本质的揭示,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国媒体对中国进行“异托邦”化建构的“生物-权力”“空间-权力”“知识-权力”等权力模式浮出水面。
何谓“异托邦”?福柯认为:“‘异托邦’所指代的‘他者空间’与‘常规空间’是交叉的。它们不一定在常规空间之中,但它们必定是在常规空间中拥有某些表述了个人、权力、真理等因素的特殊空间。”[3]147福柯的“异托邦”理论近年来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现有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福柯“异托邦”理论的研究[4],二是以“异托邦”理论为视域对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分析研究[5],三是以“异托邦”理论之“异质空间”为视域开展的相关研究[6]。落脚到新冠肺炎疫情,在以美国利益为目的的权力场中,中国“身体”是美国对中国“异托邦”化“规训”的主体对象,中国空间是美国对中国“异托邦”化建构、颠覆的容器,国际常识是美国对中国“异托邦”化的实践工具,这些均被用来为美国“权力话语的实践”和“权力机制的运行”服务。然而,中国“身体”、中国空间、国际常识在抗击疫情的实践中，超越了美国的权力运作。缘于此,本文运用福柯的“异托邦”权力理论来分析美国媒体对中国“异托邦”化建构的运行模式,既可以为解读美国媒体对中国进行“异托邦”化建构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又可以为阐释“异托邦”权力理论提供实例,从而消解美国权力他者对中国“异托邦”化建构的权力机制。
福柯从“生物-权力”角度赋予“身体”新的含义:“身体”是在权力边界空间约束下的生物主体,是在全景敞视、“规训”、惩罚等异质作用下内化而成的生物实体[7]43。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国媒体对中国身体的“异托邦”化建构通过“身体-权力”的关系呈现。一方面,美国自视为世界权力的掌控者,于是美国媒体依据权力意志“规训”中国“身体”,对中国“身体”进行“污名化”;另一方面中国“身体”则以事实反击权力他者。
(一)美国权力他者对中国“身体”的污名化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国媒体将中国“身体”作为权力的施加对象,其目的是通过“权力的关系直接干预、主宰权力对象,给其打上符号,迫使其完成某种任务、传递某种信号”[7]47。被美国媒体权力凝视的中国“身体”,呈现出了被强行赋予的他者含义。《华尔街日报》刊发题为《中国人是真正的东亚病夫》的文章[8]。将“病夫”一词加诸一国的国民,始于100多年前西方人对日渐衰微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称呼——“欧洲病夫”。英语《字林西报》也曾将被列强侵略后的旧中国冠以“东方病夫”的名称,极尽蔑视之能事。《华尔街日报》公开以“病夫”来讽刺积极对抗疫情的中国民众,这不仅是对中国病患的精神摧残,而且是对所有中国人的污蔑。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杰西· 沃特斯也曾直接在新闻平台提出,病毒是由“吃不饱的中国人”吃不安全的食物所引发的。他还强调这是科学家认为的病毒起源,并让“吃不饱的中国人”为全球化的新冠肺炎疫情道歉。沃特斯将中国人与饥饿、疫情相关联,这无疑是对中国“身体”的权力凝视。疫情期间,身在美国的华人只因肤色，就会遭到被嘲弄、被吐口水、被吼出商店、被“优步”(Uber)拒载，甚至被殴打的灾难[9]。这些仇视行为既是对中国“身体”的侵犯,也是对中华民族感情的伤害。值得注意的是，《纽约时报》曾援引克里斯蒂·戈维拉的观点,客观地承认了是经济与政治的对峙加剧了“竞争对手”对中国人歧视的心理[10]。“身体”既是人之躯体,也具有心灵和身份价值。美国媒体以“东亚病夫”等符号对中国身体进行“异托邦”化建构,不仅污蔑了中国形象,还侮辱了中国人格。这种建构被赋予了“政治性的概念:惩戒系统以散布的方式,笼罩整个社会”[11]204。
(二)中国“身体”以事实反击权力他者
当新型冠状病毒袭击武汉、湖北甚至蔓延至全中国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协力应对,呈现出“党的领导”“医者之方”“患者之药”“民众之助”四个层面的合力。
第一，党的领导。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得以有效控制，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得益于中国政府积极有效的作为。在政治领导上，党的领导为“抗疫”指明了方向。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广泛听取各行业的建议，尊重科学，迅速反应，及时制定疫情防控的具体措施。疫情之初，党中央顶住巨大舆论压力作了科学的“封城”之举。疫情防控过程中，党中央也全力为疫情防控提供充分的政治保障。在思想引领方面，党的领导为“抗疫”提供了精神力量。在整个疫情防控过程中，依据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全国上下及时准确地发布疫情动态，想民之所想，忧民之所忧。其次，注重宣传“抗疫”模范人物，为全社会打赢疫情之战坚定了信心。同时，中国共产党注重工作创新，灵活运用传统媒体、新媒体和“土味硬核宣传”等进行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强化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疫情防控的意识。在组织方面，党的领导为“抗疫”动员了广泛的群众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全国构建了党中央、地方、基层组织相贯通的组织体系，通过抓牢党员、发动群众，建构了全国范围万众一心的“抗疫”防线。中国抗击疫情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战胜疫情最大的政治优势。
第二,医者之方。面对未知病毒,中国医生一方面挺立在疫情最前线救治患者;另一方面夜以继日地研究疫情走向,遴选和研发可抑制病毒的药物,探索诊疗方案,参与制定疫情应对策略。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中国医生迎难而上,除夕之夜,在本该万家团圆的时刻暂别家人,驰援疫情一线。在党和政府的统筹下，42 000多名医护工作者志愿以“医者之躯”“医者之方”为患者铸造了生的希望。许多医务工作者在守护、诊治患者的过程中,不幸被感染,有的甚至为救治患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据临床数据分析,老年人为发生重型COVID-19的危险人群[12]。尽管如此,身患“渐冻症”的张定宇同志和84岁的钟南山同志仍然率领广大医护人员逆行于疫情一线、日夜奋战。这些无私的奉献精神，展现了中国医者的崇高精神和良好形象。
第三,患者之药。“Illness”既强调患者身体机能症状,也强调患者心理机制问题[13]17。患者不仅包括感染COVID-19的病患,也包括患者家属以及身处疫情重镇的百姓,因为他们离疫情最近,心灵同样受到冲击。因此,“患者之药”不仅要医治患者的身体,同时也要医治患者、家属、疫区群众的心灵。在政策上,国家推出免费治疗政策,解除COVID-19感染者的后顾之忧。在疫情下,包括方舱医院在内的各大定点医院以缓解患者之痛为中心,为患者提供切实有效的精神疏导方案,如医生带领患者跳“广场舞”,医护人员为夫妻患者协调临近病床,护士为老年患者及时进行心理开导,等等。
第四,民众之助。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人民众志成城,秉承集体主义精神,将个人与集体相统一,铸造了强有力的抗击疫情命运共同体。首先,中国民众领悟了患者之痛。维娜·达斯曾借助维特根斯坦的“以右手去触碰感到疼痛的左手,却发现在触碰旁人的手”[14]来阐发人们以何种标准、何种意义及在何种情境下可以感受“他者之痛”。在文化认知的历史流变中,这种“我”和“他”的关系转换为了“我”和“你”的平等关系[15]。在这种平等关系下,“他者之痛”转换为更为牵动人心的“你之痛”。因此,感受了“你之痛”的中国民众众志成城，自发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携手抗击疫情。中国民众自发组成了强大的助力队伍,包括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众多慷慨捐赠者,不顾风险勇于担当的青年志愿者,从各省赶向疫情中心运送生活物资的驰援者,等等。这支力量强大的队伍从物资、精神、伦理等方面给处于疫情中心的人们以人道主义关怀。正是这样的中国身体让中国感染COVID-19的患者得到最大程度的治疗与康复,并有效控制了死亡率。中国取得的抗“疫”成绩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1)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外方组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在考察结束后表示:“基于事实,基于报告的客观呈现,中国抗击疫情的许多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并不是刻意为中国宣传。”、以《柳叶刀》为代表的医学界(2)《柳叶刀》于2020年3月6日发表社论指出:“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的巨大公共卫生投入已成功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各国政要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以《科学》为代表的权威学术界[16]、以安东尼·福奇为代表的美国传染病专业人员(3)2020年5月4日福奇博士在接受《国家地理》专访时直言:“迄今为止没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指控病毒源自中国的病毒研究所。”、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美国理性派(4)2020年4月3日比尔·盖茨在连线美国脱口秀主持人特雷弗·诺亚时表示:“有个好消息是中国控制住了疫情，”“我们做不到像武汉那样严格执行封城,但这个举措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也无法实现那种追踪接触者的方式,无法做到一个不漏。”的高度认可,完成了对美国媒体蓄意对中国“身体”进行“异托邦”化建构的回击。
美国媒体将空间权力化,体现在将“政治含义或可能性”[17]30构建在“异托邦”的“空间-权力”场域中,并呈现出“双标”的形态。美国媒体构建这种“双标”形态的权力结构空间,其目的在于通过权力实现美国政治、经济利益在世界范围内的最大化。
(一)美国权力对中国空间的扭曲
空间是系列权力结构关系的体现,有什么样的权力结构就有什么样的空间。美国媒体对中国进行“权力-空间”的“异托邦”化建构,是建立在“承载美国权力意志符号”基础之上的,其目的是为美国政治和经济服务。而这种权力结构下其目的的实现是有代价的。卡内提曾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权力的荒谬本质:“权力意味着让别人为自己去死。”[18]143美国媒体及特朗普政府为了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直接呈现了权力的荒谬本质——伤害他者。《纽约时报》曾刊文称“中国封城把隔离防疫异化为了社会工具,是反应过度的表现”[19]。之后继续发文直接叫嚣中国武汉“封城”的措施是“侵犯人权”[20]。然而,该报在谈及意大利采取的中国式封城时,则对其做法大加颂扬[21]。与此同时，《纽约时报》指责中国政府隔离抑制病毒是不择手段[22]，直接否定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举措和治理体系[23]。美国媒体这种“双标”的背后,是权力关系的驱动,更是“政治含义或可能性”的表现。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美国广播电视台(NBC)对中国的封城抗“疫”壮举进行客观报道时,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却在自媒体平台发文猛烈批评这两家媒体是“美国人民的公敌”“中国人的傀儡”。美国媒体将中国封锁城市抗击疫情的科学做法建构为带有“政治意识”的“异托邦”空间,其代价是众多民众的生命。然而,为美国经济和政治服务的美国媒体和特朗普政府选择无视这种代价,只是为了追逐权力。
(二)中国空间对美国权力的解构
“异托邦”的空间建构离不开断裂点和位置理论的支持。福柯对“异质化空间”书写所主张的考古学不是解释学上连续、纵深的历史时空观,而是将历史空间裂变为断点和位置来进行书写[24]115。同理,解构“异托邦”空间要具有逆向思维,要秉持纵深、连续的历史时空观。美国媒体将中国疫情下的“封城”异化为不同于意大利的“中国式封城”,其采取了断裂式的权力建构方式,这种建构违背了中国的真实历史和当下的社会空间。根据流行病学研究,针对传染病的传播机制和规律,接种疫苗、治疗、隔离是3种必要的途径[25]4。面对突发的传染性疾病,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隔离与治疗尤为重要,是必不可少的有效手段。疫情，从古至今都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关系到方方面面的社会空间问题,非一人之“疫”,而是一地、一国乃至全世界之“疫”。中国在抗击疫情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隔离治疗、民生配备、封城等卓有成效的防疫系统。
第一，隔离治疗。隔离治疗是中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的一种针对疫情扩散的有效防控方式。约在两千多年前,秦代已设立隔离性质的“疠迁所”。“城旦、鬼薪疠,何论?当迁疠迁所。”(《云梦书简》)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公立临时隔离医院建于公元2年。“民疾疫者,空舍邸地,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东汉设立军中隔离医院“庵庐”。“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后汉书·皇甫规传》)至清代,熊立品提出行之有效的隔离具体措施“四毋原则:毋触病人床榻、死者尸棺、病家时菜、死人衣物”(《防疫全书》)。依照历史经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国迅速研判,形成了切实可行的隔离治疗体系。
第二，民生配备。西汉始,对于疫区会赐钱、送粮,减免徭役和赋税;至北魏,官吏“驱疫”工作需要落实到每家每户;至唐朝,悉数收治城中乞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收治方面,中国实行免费诊疗,在武汉以金银潭医院为主治医院,后续又火速配备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设立方舱医院,并进行迅速有序的全体排查,做到了应收尽收;在民生保障方面,全国19个省份对口驰援物资,有效保障了患者、百姓和医务工作者的需求。
第三，封城防疫。在历代抗“疫”实践中,人们认识到疫情具有快速传播性,封城防疫是科学举措。周朝建立伊始便设立了防疫系统,在基层行政地区设立了巫医。“具百药,以备‘疫’灾。”(《逸周书·卷四·大聚解》)特别是1910年12月,东北鼠疫大暴发,现代公共卫生奠基人伍连德的“封城、隔离”等举措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仅用3个多月就抑制了疫情。1920年,被伍连德预见的鼠疫卷土重来,伍连德在此坚守10年建立的防护网发挥了重大作用。2003年中国暴发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感染人数达7 296人, 因延续了中国古代封城防疫的有效举措,死亡人数被控制在了526人。“隔离防控”是在中国抗“疫”历史实践中被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举措。隔离防控不仅不是侵犯人权,相反是在切实保障人权。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党和政府带领人民精诚团结,采取行之有效的“隔离防疫”举措,不仅有效遏制了突如其来的疫情,还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防疫经验。
转到国外空间,在意大利普拉托的“小中国城”,华人采用隔离防控措施创造了无一人感染的防“疫”盛举。意大利普拉托华人科学抗击疫情的举措被法国《巴黎人报》、英国路透社、意大利《国家报》等争相报道,报道内容尽是肯定和赞扬。《科学》杂志刊文指出:“武汉封城和交通禁令,使得别的城市疫情暴发的时间平均延迟了2.91天，使得中国感染者的总病例数减少96%,封城举措对疫情的抑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没有封城干预之举措,武汉市外确诊病例在疫情暴发第50天或累计超70万。”[16]《中国-世界卫生组织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对中国采取的武汉“封城之举”予以高度评价:“中国采取的封城防控措施是‘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这些措施对切断疫情传播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为其他国家抗‘疫’争取了有效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防治经验。”[26]由此可见,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举措是有效的,是值得借鉴的,得到了科学界、许多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认可。中国以历史为鉴,用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成功抗“疫”措施自然地解构了美国媒体运用权力结构构建的中国“异托邦”空间。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国媒体以压制国际常识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异托邦”化建构。在其对中国进行“异托邦”化建构的权力场域中,国际常识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在实践中认识客观世界的成果,而是一种“权力-常识”。福柯指出:“话语是某种政治制度所支撑起来的陈述群。”[27]29常识即话语,话语即权力,话语是由权威主体发布、为权威集团利益服务的。美国媒体和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政要在权力关系下对国际常识(话语)的压制便是企图构建一种基于后殖民主义霸权的话语权力,其目的在于通过掌握“话语权”来控制舆论走向,从而维护自身利益。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权力与常识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持续的相互作用的过程。那些建构在权力-常识体系中的不平等话语必然会被无形消解。
(一)美国权力对常识的压制
美国媒体以“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囤积医疗物资”等符号对中国进行“异托邦”化建构,体现的是一种权力-话语关系。美国媒体对常识的压制和对中国的“污名化”,是通过运作和传播特定立场的话语为发端,后通过社会化表演,再通过构建西方叙事上的文化观念,迫使受众生成一种话语认同感。世界卫生组织将此次不明肺炎命名为COVID-19(CO表示“冠状”,VI表示“病毒”,D表示“疾病”,19表示“首发年份”);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基于生物遗传学,将新冠病毒命名为SARS-COV-2(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世界卫生组织强调：“命名准则不应涉及地理位置、动物、个人或人群,且这个命名也要易读,并与该疾病有关。”[28]然而,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驻北京首席记者Eunice Yoon却发布了25条左右带有“Wuhan virus”(武汉病毒)的“推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播也多次在节目中称新型冠状病毒为“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华尔街日报》更是将所谓的“Chinese Virus”(中国病毒)一词运用到日常行文等常态化交流中。美国政要面对媒体时，同样直接使用“中国病毒”：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武汉冠状病毒”；
美国众议院凯文·麦卡锡在其自媒体平台发文称“中国冠状病毒”；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也在推特上发表了“中国病毒”的言论;特朗普将白宫新闻发布会讲稿里的COVID-19手动改为“中国病毒”；
在联合国大会上，特朗普甚至直接用“中国病毒”开场；
等等。面对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消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政要视而不见,并故意歪曲,期许直接通过权力压制国际常识(话语)。此后，特朗普直接质疑国际最大的公共卫生组织发布的常识,并通过媒体宣称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偏袒中国。美国国会议员里克·斯科特延续“世界卫生组织偏袒中国”的论调,建议美国国会应当对世界卫生组织开展调查。接着,特朗普宣称直接切断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支持,并声称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不过,在此后召开的七国集团(G7)外长会议上,蓬佩奥期许以“中国病毒”来“污名化”中国,被欧盟国家拒绝;之后美国意图强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新冠病毒源于中国”写进决议,也遭到拒绝。美国媒体和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政要通过一系列权力话语对中国进行“污名化”以及挑战国际常识(话语)的行为,是无视国际机构命名准则的表现,也是美国将自己置于国际话语权力之上的表现。
(二)常识对美国权力的消解
面对美国媒体通过异化国际常识(话语)的方式对中国所进行的“异托邦”化建构,沉默和回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既然权力他者通过权力对话语进行重新建构,被“规训”者就要通过话语对权力的逻辑进行解构。不难看到,美国媒体通过权力关系对话语的压制表现在两个维度:一是美国媒体及美国政要自媒体构成的话语权力关系,二是美国总统基于台词设计的社会化表演。如果说话语权力关系是美国媒体对常识(话语)的压制方式,台词设计的社会化表演俨然已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政要媒介话语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理性解构美国媒体及美国政要构建的话语权力关系。美国媒体话语权力的终极目的是为美国经济和政治服务,但应当明晰的是,美国媒体对国际常识进行歪曲、压制的做法是极其荒谬的。2009年4月15日,美国疾控中心在美国发现一种新型的甲型“流感”病毒,但并未以美国地名命名该病毒;1981年6月美国疾控中心发现了一种“或许是细胞免疫功能紊乱”的疾病,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将该病毒定名为艾滋病(HIV);罗伊·波特指出“梅毒起源于美洲”,“哥伦布和其同行者把梅毒从美洲携带到欧洲,而后便传至全世界”[29]52,尽管如此,也并未以美洲或美国命名梅毒。更何况美国媒体和政客所说的COVID-19起源于武汉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美国媒体和政客不遗余力地想以中国地名来命名病毒的意图不言而喻,其期许通过权力-话语来控制舆论走向,使得受众生成一种话语权力下的强制性认同感。虽然这种话语遭到了美国理性派的抵制,但是仍然有部分民众产生了认同感,从而带来了次生灾难。美国国会议员赵美心就曾公开表示:“特朗普的‘中国病毒论’导致了美国境内针对亚裔的犯罪数量上升,每天有一百多起的仇恨事件发生,范围遍及全国,令人震惊。”[30]不过也应看到,美国这种话语权力遭到国际组织和越来越多的国家以及理性民众的抨击。
第二,合理解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基于台词设计的社会化表演。特朗普关于“中国病毒”的论调,无疑是一种基于“台词设计”的社会化表演。因为曾作为一国总统的特朗普不可能不知道国际机构命名惯例和国际流行性病学常识。特朗普的“中国病毒”台词设计实则是在剖析权力和话语关系的基础上,从否定性的视角出发产生的一种带有主观色彩的否定性言论。福柯认为，“从否定性视角出发会产生否定性效果:排除、拒斥、否定、阻碍、掩藏等”[31]173。“否定性台词”又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欺骗成功型”的符号学表意,其程式见图1。
图1 “欺骗成功型”符号学程式图[32]264
落脚到“中国病毒”台词设计,特朗普的“作伪意图”是蓄意掩盖其应对美国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灾难性失败,扭曲中国抗“疫”工作的实绩;其“不可信文本”是指特朗普为了安抚疫情中的美国民众,从而对“病毒”进行地缘性转嫁与黑化,而在事实面前其言论很快被公众判定为是一个“不可信文本”,各国媒体以及美国国内媒体相继对其进行批判。虽然“中国病毒”的台词文本具有“不可信性”,但并不代表特朗普的“中国病毒”台词不会被美国民众所接受。面对疫情暴发,美国民众内心的惶恐无处倾诉,特朗普的否定性台词正好迎合了一些民众的情感诉求,因此能被部分民众接受,甚至还内化于心,演变为对亚裔的仇恨事件。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无数次使用过这种否定性台词,他无意传达事实“真相”,甚至不惜通过“否定性台词”对事实进行扭曲,从而达到与美国部分民众的情感共鸣,通过“翻转式骗局”[33]带来支持率。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一团糟的情况下,支持率竟然一度上升的缘故。
中国以抗“疫”实绩为前提,通过“党的领导”“医者之方”“患者之药”“民众之助”四个层面的合力,“纵深、连续的历史时空观下的中国真实空间”,“揭示美国媒体及政要构成的话语权力关系和社会化台词表演的常识”这三个方面,对美国媒体对中国进行“异托邦”化建构的权力机制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在中国抗“疫”的实绩下，美国媒体和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政要不遗余力地对中国进行“异托邦”化建构,终归是服务于本国的经济与政治的实质，便会显现在世界人民面前。当中国抗“疫”的实绩与美国抗“疫”的失败对比出现在世界人民面前时,在中国竭力与世界各个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守望相助共同应对疫情的事实下,美国媒体和美国政要对中国进行“异托邦”化建构的权力自然而然得以消解。与此同时,被美国媒体“异托邦”化的中国“身体”、空间、常识也具有一种主动、能动的力量,它们通过一系列事实不仅消解了权力他者对中国“异托邦”化建构的权力机制,并且整合出了有利于全球疫情防控和世界文明多元发展的相互尊重、相互借鉴、相互成就的平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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