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红枫，于 露
(山东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5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下，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学生、工人13人，伤者不计其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从上海到全国迅速形成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等组织，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以五卅惨案为导火线，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浪潮，以不可遏制的浩大声势迅速席卷全国，形成了五卅运动。关于五卅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叙述五卅运动的起因经过、历史评价和影响[1]。张培德[2]认为五卅运动促使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力扩大，党组织迅速发展。在涉及国民运动的方向时，人们能普遍认识到五卅运动所包含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帝爱国斗争”“国民革命开端”等思想史上的关键意义。总体来看，早期的研究主要从革命视角出发，关注于共产党领导下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或者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视角审视五卅运动[3]。如姚军和陈乃鹏[4]重点关注的是学生这一特定团体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
刘秋阳[5]是从当时的上海阶级、团体与五卅运动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
杨永明[6]、王蓉霞[7]和冯筱才[8]研究了五卅运动时期英国对华外交政策的变化以及国内政局的状况。此外，还有少数学者分析了五卅运动中对外国商品的抵制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影响[9-10]。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多从革命史、民族主义和国民外交视角对五卅运动加以探讨，鲜有文献研究其对民族金融发展的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本文侧重于研究五卅运动对民族金融发展的重要影响，研究发现五卅运动削弱了外资银行在华的垄断势力，中资银行存款总量上升，货币发行权部分收回，同时英、日垄断国际汇兑控制我国对外贸易的势力大大削弱。因此，五卅运动促进了民族金融的发展，是我国民族金融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以下三方面:一是重点研究了五卅运动对民族金融发展的影响，补充和丰富了现有文献的研究；
二是详细分析了五卅运动中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经济抵制行为，剖析了我国在银行存款、商品贸易、货币发行权等方面的微妙变化；
三是将五卅运动期间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发展状况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有助于更全面、更深刻地解读五卅运动对民族金融发展的重要意义。
鸦片战争后，外资金融机构纷纷进入中国，同时将钱庄纳入进出口商品流通的融资渠道，中国近代金融逐渐形成。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控制和支配中国经济，必然要在中国开设银行，建立金融统治。丽如银行是进入我国的第一家外资银行[11]，随着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扩大对华商贸活动的需要，外资银行在华数量迅速增多(见表1)。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可选择形式大致有四种[12]:(1)成立外国独资银行；
(2)开办独立的分支机构；
(3)购买并持有中国国内银行机构的股份；
(4)与中方合资建立新的银行。这一时期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主要形式是第二种，即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包括在中国设立分行和代表处。
表1 继丽如银行后至汇丰银行成立前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情况统计[13]
(一)通过借款控制中国的财政与经济命脉
表2显示，在1894—1913年的20年间外资银行向中国输出资本以贷款方式提供的总金额为109 246万两白银。单以汇丰银行1874—1927年数字统计，其贷给中国政府的外债共82笔，累计金额为33 848万两白银[14]。这些贷款的共同特点是:利息高、折扣大、期限长、手续费高，这为汇丰银行业务扩展和资本迅速积累奠定了基础。
表2 1894—1913年世界主要国家向中国提供贷款数额[15]
(二)吸收存款，发行纸币，资助帝国主义企业打击中国民族工业
外资银行通过发行货币和吸收存款资助帝国主义企业打击中国民族工业[16]。据统计，辛亥革命前夕，外资银行在华发行纸币的总额高达3 500余万元，这些纸币流通极盛，对我国币制统一影响甚巨[17]。除此之外，外资银行还利用其优势地位，大肆吸收华人存款。以汇丰银行为例，1865年其吸收华人存款仅为338港元，但短短数年后的1871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1 000万港元，19世纪90年代，吸收存款总额更是超过1亿港元[18]。英资银行在华发行的纸币很受欢迎，一方面英国银行纸币发行的铸币准本金率更高，另一方面英资银行可以免受中国政府的干预，当地中资银行的白银储备则经常被政府征用。外资银行把吸收的巨额货币资金主要用于资助在华外资企业，并给予外资企业较大的优惠条件，间接打击中国的民族工业。
(三)垄断国际汇兑，控制中国对外贸易
国际汇兑是为对外贸易服务的重要工具。以汇丰银行为例，外资银行对中国国际汇兑的垄断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在成交量上，它的买入和卖出的外汇总值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量的60%～70%，汇丰银行在中国外贸融资额中占比最大；
在业务比重上，汇丰银行用于投在国际汇兑和国际贸易等有关方面的资金占资金总额的1/3以上[14]。汇丰银行不仅垄断着中国的国际汇兑，尤其还控制着中国的汇率，每到中国政府的债务、赔款偿付之日，汇丰银行便事先有意把牌价挂缩，因而使我国财政蒙受了更多损失。
(四)利用特权，攫取高额的垄断利润
帝国主义在华拥有财政金融的绝对掌控权。外资企业通过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控制海关、交通运输、商品销售市场等，因而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外资银行同样如此。在外资银行示范效应的影响下，近代以来许多知识分子均意识到银行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纷纷主张筹设中国人自己的银行，以争利权、促工商。1897年，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于上海成立，随后，1905年和1908年总部设于北京的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分别在上海设立分行，新式金融业逐渐发展起来。20世纪初期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处于同一个经济和市场环境中，相互之间既有合作的一面，同时也在合作中蕴含着对抗与竞争[19]。不可否认，外资银行在华经营客观上加强了中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与竞争程度，同时也促进了旧中国私营银行的发展。但总的来说，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外资银行不仅仅是普通银行，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侵华的经济工具。旧中国的外资银行业对中国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作用是负面的，其在中国的发展具有浓重的殖民色彩。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之间的竞争是不平等的，外资银行利用种种特权，并以其实力做后盾，控制着中国金融市场。
五卅运动通过提倡抵货和三罢斗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促使民族主义勃兴，暂时阻止了帝国主义对我国市场的垄断，经济发展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在金融领域，五卅运动对英资银行进行了强烈地抵制，推动中国新式银行的发展，对我国民族金融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资银行的资本实力增强
首先，从银行的数量来看，1912—1927年全国开设的银行共计186家[20]，如果加上这些银行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开设的分支机构，为数更加可观。由于财政紊乱和政治动荡，加之外资银行和钱庄已经形成了固有的金融制度，中资银行成立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倒闭现象[21]。尽管如此，到1927年我国银行实存数已达到58家。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从1921年起，将经过优胜劣汰竞争后存留下来的28家银行列为中国重要银行①具体为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广东银行、江苏银行、中华商业储蓄银行、聚兴诚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盐业银行、中孚银行、金城银行、利丰银行(即华侨银行)、中国农工银行、大陆银行、东莱银行、永亨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东亚银行、中兴银行、中南银行、国华银行、中国垦业银行、四行储蓄会。。从地区分布来看，在这些银行中有22家银行的总部都设立在上海，它们的业务比重占到全国银行业务总量的3/4以上。
其次，从银行的资本总额来看，如图1所示，1912年银行资本总额不足4 000万元，之后的几年资本总额逐渐上升，尤其是到1925年约为16 000万元，增长了3倍多。由此可见，中资银行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资本实力显著增强。
图1 中资银行资本总额[22]
(二)提倡抵制洋货
20世纪初期，英国和日本在中国的进口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从表3可知，英、日两国常居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前三位。进口商品大部分为消费品，如棉纺织品、糖、五金、煤、水产品等，这些货物被广大普通民众所接触。这成为抵货运动能够实现的重要因素。
表3 中国自主要各国输入贸易占比[23] 单位:%
在五卅运动的高潮中，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是抵货运动得以开展的重要思想基础。参与抵货的人员众多，包括学生、商人、普通民众。这一时期英国对华贸易受到较大冲击，基于英国领事馆资料显示，英、美烟草公司的产品在华销售量于1925年7月中旬减少了40%，英国对华贸易价值比1924年同期减少约62%。相反，这为中国民族企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契机，不少企业的产销量在这时都迅速增加，大大拓宽了国内市场[24]。尤其是处于与外货竞争、生产可替代外货的国货厂家，如民族烟草工业的代表——南洋烟草公司的业务明显上升，在1925年6月该公司的销售额达400多万元，为前一年月平均销售额的2倍还多，就1925年的总销售额来看，增长了44.6%，盈利比1924年增长了254.2%[25]。由此可见，抵货运动与提倡国货同时开展，人民的购买消费行为不仅仅是私人事情，更被赋予为与爱国主义相关的一种行为，这种观念在五卅运动后期的抵货运动中进一步得到扩大和增强。
与此同时，中国对英国商品的抵制也对外资银行绩效产生了影响，因为银行很大一部分收益与中、英两国之间的贸易融资有关[26]。麦加利银行的总利润与前一年相比下降了15.5%，汇丰银行下降了2%。这意味着中资银行已经介入到对外贸易金融活动中，从外资银行那里收回相当一部分利权[27]。此次的抵货运动，其规模之大、坚持时间之长、组织之有力，均是空前的[28]。
综上所述，抵货运动是经济民族主义表达的一种方式，一是对英、日贸易和在华外企造成重大冲击，促进了我国民族工业发展；
二是民众的国家观念得到深化，进一步促进了民族主义的觉醒。
(三)中资银行存款总量显著上升
抵货运动发生后，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劝告民众提取在英、日银行的存款，拒绝使用外国发行的钞票，从此中资银行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其与外资银行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微妙变化。市民纷纷拒收英、日银行的钞票，提取两国在华银行的存款，使得汇丰、麦加利等外资银行发生挤兑风潮①参见:«公理日报》第6号，1925年6月8日。，中资银行的存款总量迅速上升(如图2所示)。对于一家银行而言，存款额的增加是获得并增加资金来源的重要途径。1925年，中资银行存款总量增长了71.4%，冲破了原来由汇丰银行为首的外资银行统治的上海金融中心。据«银行周报》报道，“在沪市开市之前，吾华商银行与外银行收交之结算，外银行实长四百余万，即华商银行应拨外银行之数；
乃开市前一日(即二十五日)结算，收交已平；
而二十六日开市时，外商银行反应找拨华商银行五百余万，迄至二十六日下午，更超过一千三百余万元……此项存款，尽系存户自外银行提来，闻自汇丰提出者，已达一千一百万之巨”[29]。
图2 五卅运动前后(1912—1927年)中资银行存款变化情况
与此相反，外资银行的存款总量下降，纸币流通量下降了近一半，英资银行发生挤兑潮[30]。英资银行与中资银行之间款项往来的清算总是前者大于后者的情况顿然改观。由表4可知，中资银行的实收资本和公积金占37.5%，资力占40.8%，与外资银行和钱庄形成鼎足之势。当然，所谓鼎足，不是绝对的平均，在许多方面，外资银行的优势仍是明显的。
表4 1925年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和钱庄资力的比较[31]
(四)货币发行权的部分收回
在五卅运动中，越来越多的民众被唤醒，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进行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五卅运动后，紊乱破碎的货币流通体系开始向中央银行体制过渡。国民党政府成立以后，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国金融制度由自由市场型模式向国家垄断型模式转变[32]，具体表现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制度两方面。在金融机构上，1928年成立中央银行，改组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将这两家银行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建立了“四行二局”的国家垄断金融体系[33]。在货币制度上，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实施法币改革，统一了货币发行权，与英镑、美元脱钩，紊乱破碎的货币流通体系向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央银行体制的过渡，结束了多名目、多类别的混乱状况。五卅运动对中国收回货币发行的自主权、促进民族金融的发展意义重大。
1932年11月，民主党人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在其助选密友——来自农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强大的政治游说压力下，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提高对白银生产者的补贴，1934年6月通过«白银法案》，给美国商品特别是农产品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白银法案》的推出给脆弱的中国经济带来巨大打击。对外贸易迅速下降、大量民族工商业倒闭及白银流失。1934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比上一年下降了80%，1935年又下降了76%①参见:同花顺财经报道«80年前的货币战争:中国的血被美国购银政策抽干》，2011年11月22日。。白银的严重外流迫使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推出法币。法币改革面临极大困难，一方面中央银行并不是货币的唯一发行银行，也没有足够的准备金，另一方面英、美、日三国为了控制中国货币体系，千方百计地希望法币与自己的货币挂钩。国民党政府为了获得美国的支持，于1936年5月与美国正式签订«中美白银协定》，使法币得以暂时稳定，避免了一场行将爆发的全国性金融危机。但由于按照协定，中国要保持1/4的法币现金准备为白银，美国因此可以通过操纵银价影响中国的金融市场。同时，法币改革方案从原则到具体细节都是由几个英、美顾问包办拟订的，法币名义上不与任何货币集团挂钩，实际上却与英、美汇率相联系。国民党政府部分失去了货币发行权。
法币改革成功后，中国经济开始复苏，外国投资也开始恢复。然而，由于国民党统治阶层的腐败、官僚资本极度膨胀，又加上国民党政府为了发动内战大量发债，法币大幅贬值逐渐失去民众信任。国民党政府决定停发法币，改发金圆券，并强迫人民把持有的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最后金圆券改革也走向失败，国民党统治区充斥着金圆券、银圆券、金、银等多种货币，更重要的是，剧烈的通货膨胀也为外国货币占领我国市场打开了大门。据统计，在全国解放前夕，几乎所有周边国家和华侨较多国家的货币在中国市场流通中都派上了用场[34]。五卅运动促成的民族金融发展成果、特别是货币发行权部分从英、日银行收回的成果被国民党政府窃取后，又逐渐流失。
面对旧中国金融市场复杂的局面，人民币要成为名副其实的统一货币绝非易事。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各边区与南京国民政府开展货币斗争，号召人民组织力量迅速排挤法币、拒绝金圆券，吸收金、银、白洋，以贸易斗争支持货币斗争。明确提出工作重心主要是以下两方面:第一，消除多种币种并存的状态，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
第二，中央统一掌握货币的发行以稳定物价。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随后人民币诞生，解放区迅速收兑和肃清国民党政权发行的货币[35]。人民币不再和国外货币挂钩，而是直接与土地、农民生产挂钩，突破了中国发展道路上的千年历史瓶颈。人民币的发行结束了国民党统治下几十年通货膨胀和中国近百年外币、金银币在市场流通买卖的历史，是新中国金融事业的起步，象征着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对民族金融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向外界前所未有地展示了中国民族主义和公众舆论的强大力量。在金融方面表现为:货币发行权部分收回，中资银行的资本总额与存款数量上升，重创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势力。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建立了独立、统一、稳定的人民币制度，收回了全部的货币发行权，我国民族金融业实现突破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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