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骥
(淮阴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1)
民国时期千山龙泉寺碑刻凡三甬：一为立于民国十六年(1927)的《千山龙泉寺重修藏经阁碑记》；
一为立于民国十六年(1927)十月的《龙泉寺修佛经阁碑记》；
一为立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的《罗汉堂碑》。今逐一考述如左。
《千山龙泉寺重修藏经阁碑记》刻于民国十六年(1927)，立于龙泉寺藏经阁南东侧。青石材质，通高295厘米，碑首高75厘米，宽73厘米，厚30厘米。七孔透雕二龙戏珠、卷云纹，阳额楷书双钩“东土利生”4字，阴额刻“西方有应”4字。碑身高160厘米，宽69厘米，厚25厘米。左、右、上边阳刻连续条带纹。首题“千山龙泉寺重修藏经阁碑记”12字，其下序文14行，满行46字。碑阴楷书阴刻汉文、满文和数符号21行，满行60字。碑座为花岗岩材质，长60厘米，宽103厘米，高78厘米。
千山龙泉寺重修藏经阁碑记/
释迦如来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示成佛道说法四十九年大小三百余会普利人天度生无量其后西天东土圣贤/结集三藏十二部经教流传宏演法乳贯法王臣外护正法久住懿欤盛哉慧日当空法灯常照国运隆昌人生幸福胥/基于是固不止僧伽慧命山门光荣也千山龙泉寺建自唐代历有行人惟藏经阁如法宝未备至明万历十二年钦奉/皇帝圣谕敕建颁圣母李太后印施续刊藏经并旧刻藏经共六百七十八函计六千七百八十余卷于是道演真宗传玉/轴于贝叶法留梵筴建经殿于山中佛法僧三宝始称备焉
《千山龙泉寺重修藏经阁碑记》言千山龙泉寺建于唐代，为承袭寺中旧说，实无文献可征。作者在考述明清时期龙泉寺诸碑刻时，就此问题已有较为详尽论述，此不赘。
关于龙泉寺藏经阁，碑记言明万历十二年(1584)，因“颁圣母李太后印施续刊藏经，并旧刻藏经，共六百七十八函计六千七百八十余卷”，于是“建经殿于山中”。意谓龙泉寺藏经阁建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然《千山龙泉寺重修藏经阁碑记》系立于民国十六年(1927)，其所述明万历十二年(1584)“颁圣母李太后印施续刊藏经”事，前后已相隔344年，且无碑志文献直接可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钩沉史料，以为说明。
明代中期，千山所在辽阳地区人口增加[1]，尤其是辽东成为明代朝廷使臣出使朝鲜的必经之地[2]，直接促进了辽阳地区的繁荣。处于辽东驿路上的千山，也相应吸引了诸多明朝使臣来此游历。通过这些官员和士人的记述和诗词，大体能够清楚明万历年间千山的寺庙建设规模。
千山祖越寺无幢塔铭记明永乐八年(1410)十月，尚宝监太监田嘉禾“奉使朝鲜，路由辽城千山祖越寺，因见山水秀丽，故刹荒凉”，发心修塔。此时间较之万历十二年(1584)早174年。虽然当时庙宇荒凉，但“有殿堂法像，备参礼之晨昏”，足见其规模之大。
明嘉靖十六年(1537)夏，翰林院修撰龚用卿、户科给事中吴希孟出使朝鲜回京，路经千山，在苑马卿冯时雍、太仆寺少卿李翔、分守参议高登、副总兵李景良、寺丞吕朋、都指挥使刘大章、陈善、徐府等人陪同下，游览了千山大安寺、龙泉寺、中会寺。嘉靖十八年(1539)，翰林院侍读华察、工科给事中薛廷宠出使朝鲜回京途中，在都指挥使刘大章、徐府等人陪同下游览了千山。而此前的嘉靖十六年(1537) 九月，工科左给事中薛廷宠、监察御史朱篪、巡按御史史褒善、户部郎中孙巨鲸等人就已经游历过千山[3]。万历三十四年(1606)，翰林院修撰朱之蕃出使朝鲜途中游历千山，对千山景色多有歌咏，并有翰墨留题[4]。从时间上看，龚用卿、吴希孟、华察、薛廷宠等游历千山的时间较万历十二年(1584)早47年左右。另，明代流寓东北的名士，如程启充、徐文华、刘琦等均曾游历千山，并有诗歌咏千华景色[5]。在这些官员和文人笔下，千山不独景色秀美，而且庙宇建设亦有规模。因之，言万历十二年(1584)前后千山龙泉寺建藏经阁，当可信。
自明历清三百余年日久岁深丹碧剥蚀经房四壁渐将倾/隤民国十二年衲僧住持本寺见斯颓势惄然忧之日思重修之法遂于次年亲赴哈尔滨谒见朱公子桥具陈前因因蒙/公慨允护法辗转介绍于公冲汉彭公贤王公维宙孙公钟午王公士斌共代募捐款奉洋二万七千六百余元另有银/洋五百余圆均镌名碑阴永垂不朽乃鸠工庀材尅期兴修而藏经阁遂于群峰高耸万木深秀龙泉奔泻金殿辉煌中/灿烂落成焉
民国十二年(1923)，释常和任龙泉寺住持，开始着手藏经阁维修事务。民国十三年(1924)，释常和往哈尔滨拜见朱庆澜，请求帮助。在朱庆澜及“于公冲汉、彭公贤、王公维宙、孙公钟午、王公士斌”诸人帮助下，得以募集奉洋二万七千六百余元和银洋五百余元。释常和既然为重修龙泉寺藏经阁而“谒见朱公子桥，具陈前因”，可知二人早有交往。
朱子桥(1874—1941)，名庆澜，字子桥、子樵、紫桥。山东济南人，祖籍浙江绍兴。青年时，投赵尔巽麾下，得赏识。光绪三十三年(1907)，任陆军步队第二标标统。宣统元年(1909)，随赵尔巽入川，任巡警道，后升任陆军第十七镇统制。辛亥武昌起义，响应革命，推为四川大汉军政府副都督。民国期间先后任黑龙江督署参谋长、临时总统军事顾问、护军使兼署民政长巡按使、黑龙江省将军、广东省省长、东北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民国十四年(1925)辞职。此后长期从事慈善救济与抗日救亡事业。民国三十年(1941)，积劳成疾，卒于西安。朱庆澜早年不信佛法，并以拆庙掀神为能事。后来经友人程德全的劝导，转而信佛教，并积极兴建寺庙，以补过去拆庙之过。在他任中东铁路护路总司令的数年间，正逢倓虚法师在东北讲经弘化，倓虚法师在哈尔滨兴建极乐寺，在长春兴建般若寺，在营口兴建楞严寺，在极乐寺办佛学院等，都得到子桥最大的助力[6]。民国十二年(1923)，恰为朱庆澜任职黑龙江期间。释常和以修龙泉寺藏经阁事相请，而得其帮助。朱庆澜亦擅长书法，其“隶书高古，朴拙淳厚，行书宗黄山谷，洒脱烂漫。其书名甚著，尝抄佛经刊行，流布极广”[7]。
在朱庆澜的介绍下，释常和得以与于冲汉、彭贤、王维宙、孙钟午、王士斌等人结识，以募化藏经阁重修资材。
于冲汉(1871—1932)，字云章，别号逸园，辽宁辽阳人。清庠生。历任辽阳州知州、奉天省公署高等顾问、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东北官银号总办、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九·一八”事变后，任伪监察院院长、国务院总参议。1932年10月病亡。于冲汉能书，《辽阳近现代墨迹》刊有其手札，书迹自然流露，所以通篇行气贯穿，行草相间，参差错落，浓淡交融。其间似可看出赵孟頫《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的笔意[8]。《千山龙泉寺重修藏经阁碑记》碑阴记于冲汉“东省铁路督办，施奉小洋四千元”。
彭贤(1884—1959)，字相亭，原籍辽宁新民。弱冠习商业，往投张作霖，深得信任，任东三省官银号总办。民国十四年(1925)，任边业银行总裁。民国十七年(1928)，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彭贤力主秘不发丧，直至张学良回奉主政。后与张学良意见不合，隐退。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复请其出任边业银行总裁。“九·一八”事变后，伪满中央银行成立，任命其为总裁，拒不到任。于冲汉来探问，他当面斥责[9]。彭贤热心公益，曾捐资办学，救济灾民。《千山龙泉寺重修藏经阁碑记》碑阴记彭贤“东三省官银号总办，施奉小洋四千元”。
王维宙(1884—1955)，名树翰，清末举人。张作霖主政时，任奉天财政厅长、吉林财务厅长、吉林省省长等职。张学良主政后，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厅厅长。1928年，作为张学良的代表赴北京与蒋介石商谈“东北易帜”。东北沦陷期间，始终未在伪满政府任职。《千山龙泉寺重修藏经阁碑记》碑阴记王维宙“吉林省长，在长代募奉小洋五千元”。
孙钟午，任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千山龙泉寺重修藏经阁碑记》碑阴记孙钟午“吉林□长道尹，在长代募小洋五千元”。
王士斌生平行状不详。《千山龙泉寺重修藏经阁碑记》碑阴亦未记其募资情况。
除上述捐募外，碑阴又记其他官员、善众、商号及龙泉寺僧的捐资情况：
相关官员、职员捐资概有：奉天陆军被服厂厂长潘炳荣施奉小洋□，又代募施奉小洋三百十七元；
奉天全省官地清丈局总办林秀施奉小洋一百二十元，又代募东三省官银号施奉小洋二千元；
东省铁路董氏袁金铠施奉小洋四十三元；
特区高等审判厅长陈克正施奉小洋四十三元，又代募施奉小洋八十元；
黑龙江督军公署参谋长王树常施奉小洋一百元；
山东青州府临淄知事秦福源施奉小洋五百二十元，白银三百两；
江苏省望奎县慈善会评议员关士平施奉小洋二百元；
吉林一面坡宏政堂主任鲍忠齐施奉小洋一百二十元。
相关商号及财东捐资概有：通河□义合成财东赵成起施奉小洋九盒；
辽阳永盛恒施奉小洋一百五十元，财东李福延施奉小洋三百元；
鞍山恒昌洋服店施奉小洋三百元；
立山同兴公司财东温钧堂施奉小洋二百元。
信众捐资概有：立山吴鸿祥施奉小洋五百五十元；
山东高云霞施奉小洋四百七十六元六角；
海城陈林格、戚星岩代募施奉小洋三百元；
海城刘春庭施奉小洋□十元；
抚顺苏芳田施奉小洋一百元；
辽阳金兴植施奉小洋一百元；
山东吴振洲施奉小洋二十元；
奉天阎锡耕施奉小洋二十元；
黄泥洼佟铭勋施奉小洋二十元；
千山李吉峰施奉小洋三十六元；
七岭子李树芬施奉小洋四十元；
石成发施奉小洋十元；
姬金声施奉小洋二十四元；
陶际唐施奉小洋二十元；
金锷、石树德、李之余、王翰辰、高惜水、高仰霄一连六名施奉小洋十二元，共合奉小洋七十二元；
黄泥洼宋永宝施奉小洋二十元；
无名氏施奉小洋十元。
龙泉寺僧捐资概有：僧修贤施奉小洋二百元；
僧修亮施奉小洋二百〇八元；
僧常巍施奉小洋一百元。
另有东北大学施奉小洋二十四元。
碑刻成后，又收到大连中华青年会会长傅互鱼代募哈洋五百元，兑现大洋三百一十八元。出砖瓦费哈大洋五百元。复将此附刻于后。
梳理上述捐资和代募情况可知，龙泉寺此次重修藏经阁，除碑文中所列朱庆澜诸人外，又多方募集资金，最终得以在“群峰高耸万木深秀龙泉奔泻金殿辉煌中，灿烂落成”。
夫借上林之一枝已沾春色捐沧海之数滴即受檀波法华经云成若于旷野中积土成佛庙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由是瓣香珍重举一念而过未齐熏礼诵殷勤遍法界而人天普济佛身尘尘出现/法宝剎剎放光诚倾缁素喜动见闻共植无上圆因同成究竟妙果谨述始末昭告来者是为记/
龙泉寺住持僧释常和谨撰/吉林教育厅长王莘林书丹/
佛历二千九百五十四年岁次丁卯即民国十六年佛成道日敬立/
龙泉寺主持僧释常和，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辽宁省辽阳县人，俗名鲍忠举。初在家做零活，光绪十一年(1885)，外出做工。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十四岁，始读书。光绪三十二年(1906)，到千山龙泉寺出家。宣统二年(1910)，在北京受戒，成为正式大僧。民国九年(1920)，回千山龙泉寺，民国十二年(1923)，任住持，五年后辞任。1949年重接任住持。1961年当选全国第三届佛教代表大会代表。释常和于此次龙泉寺藏经阁重修工作十分用心，所有募集善款收入及材料、石工、木工、瓦工、月小工、画工、车脚、伙食等支出，均铭于碑上，眉列甚详。又由《千山龙泉寺重修藏经阁碑记》文辞颇尔雅，亦可知其修养。
王莘林(1868—1954)，字可耕，吉林榆树人。清举人。曾历任江苏巡按使署谘议长、江苏苏常道尹、吉林省政务厅厅长、外交部特派吉林交涉员等职。民国十七年(1928)至民国二十年(1931)，任吉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王莘林重气节，其“任教育厅长时，荣厚就任财政厅长。他们二人是好朋友，伪满时荣厚任中央银行行长，曾三次到王莘林家请他出来做官，均被王莘林谢绝”[10]。王莘林所书《千山龙泉寺重修藏经阁碑记》，整饬谨严，有晋唐风度。而王莘林系释常和旧识，抑或由朱庆澜或他人介绍书丹，今已无考。
碑刻于民国十六年(1927)十月，原立于龙泉寺藏经阁，后损毁。碑文由刘伟华《千华山志》移录。
龙泉寺修佛经阁碑记
尽自己色力不拘执靡才办一片恳心募十方随愿原夫释迦性相清净纯净圆德变化三业所应做事善哉如大圆镜现众色相自他有情志皆平等恒共相应所乐示现摄观无量三摩地门两大法雨断一切疑为利有情示现种种者也今以可指全藏法者即是如来五时所说八教妙音总之义摄玄理幽微正教精诚纯是度苦海之舟航取菩提之正路离欲之尊若能皈依礼敬不堕恶鬼增长智能矣是以后世翻译谓经至汉明帝始入中国传到大明万历年间颁布天下所以经中首卷先序皇帝敕谕足见天子慈善大哉内开兹有皇帝敕谕寺住持及僧众人等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经典用以化导善类觉悟群迷于护国佑民不为无助兹者圣母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命工刊印续入藏经四十一函并旧刻藏经六百三十七函通行颁布本寺尔等务须庄严持诵尊奉珍藏不须诸色人等故行亵玩致有遗失损坏特赐护持以垂永久钦哉故谕云云此谕大时部元号详载矣
《龙泉寺修佛经阁碑记》述立碑，是为“圣母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命工刊印续入藏经四十一函，并旧刻藏经六百三十七函”事。民国十六年(1927)《千山龙泉寺重修藏经阁碑记》，是为“皇帝圣谕敕建颁圣母李太后印施续刊藏经，并旧刻藏经，共六百七十八函计六千七百八十余卷”事。经卷数字略相异，然事则一也。两碑一名为“藏经阁”，一名为“佛经阁”，其职能亦同。且二碑立碑时间亦同，皆为民国十六年(1927)。故《龙泉寺修佛经阁碑记》，即其修造藏经阁时，《千山龙泉寺重修藏经阁碑记》所述似有未尽处，因再立此碑申之。
且千山为东省之名区龙泉乃千山之古寺读庙古碑梁武时建相沿至今僧庙犹存远年无论不必多赘至民国成立以后不但万国公议信教自由曾有奉天省长指令保存千山圣迹条例在案是知该处所当加意维持不宜漠不相关盖现在龙泉寺内旧有经舍一座所贮经文六千七百八十余卷也
碑文言：“龙泉乃千山之古寺，读庙古碑，梁武时建。”实为无据之说。且同为民国十六年(1927)所立《千山龙泉寺重修藏经阁碑记》言：“千山龙泉寺建自唐代，历有行人。”二者亦相抵牾。因之，言寺建于南朝梁武帝，与述寺建于唐代，皆言其古也。
碑文所言“曾有奉天省长指令保存千山圣迹条例”事，尚无文献可征。至于“龙泉寺内旧有经舍一座，所贮经文六千七百八十余卷”，即《千山龙泉寺重修藏经阁碑记》中所记“圣母李太后印施续刊藏经，并旧刻藏经，共六百七十八函计六千七百八十余卷”。
然而佛经虽为出世至宝若非坚室收贮难免不有毁伤及民国十二年僧为住持庙务以见经房年久凋敝若不更修势将倒陷故惜三藏为历代古迹一旦损失不惟该寺内住持负责即庙僧众未免担咎但动需款非空谈耳故拟别无他术只可募化四方由斯僧赴滨江面谒将军朱子帅蒙帅慨然慈许遂到奉天径将修工需款嘱托辽绅于云章大人大人介绍彭总办王省长孙道尹共助奉小洋一万八千元整嗣钱法毛荒不足僧又循方募化所感伟人惠施多寡谨列芳衔于后
中华民国十六年十月吉日吉时龙泉寺特立新碑千山龙泉寺住持释子常和撰并书丹
释常和“赴滨江面谒将军朱子帅”，即拜见朱庆澜。后于冲汉、彭贤、王维宙、孙钟午等人助捐及帮助募集资金“小洋一万八千元”。很显然，因为“钱法毛荒”，这些费用维修藏经阁还有欠缺。故释常和积极募集资金，至龙泉寺藏经阁修缮完成。由《千山龙泉寺重修藏经阁碑记》所录助捐人名姓可知，此碑亦主要为“谨列芳衔于后”。前碑已由吉林省教育厅厅长王莘林书丹，此碑已则由释常和自己撰文书丹。惟原碑已佚，释常和书迹已不复得见，而碑阴所列助捐人名姓亦不能知。
又，《龙泉寺修佛经阁碑记》系为修缮藏经阁而“特立新碑”。此碑立于民国十六年(1927)十月，则《千山龙泉寺重修藏经阁碑记》当立于民国十六年(1927)十月前。
碑刻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立于龙泉寺。现存有残碑，卧于龙泉寺毗卢殿后墙外。残碑高176厘米，宽65厘米，厚19.5厘米。阳额镌“万古流芳”4字，阴额题“慷慨乐施”4字。正文阴刻楷书13行，满行39字。今依刘伟华《千华山志》所记碑文，并温德辉《千华金石录》所录碑文，对照残碑内容，进行梳理考证。
罗汉堂碑
自敦煌石室发现阙邦人士迟于保存于是稀世难得之珍品多为人辇载以去而保存古物之法/会与诸地人士之视所谓保存者因之愈重其获有成者则一时盛称之盖爱护乡曲之心盛而珍惜/古物之意诚也今辽阳南千山之西二十里网户村有古刹曰安宁寺奉释迦旁列石刻罗汉十八尊/雕工巧妙石质精奇叩之金声而声又互异允称罕觏近数十年香火衰微庙堂倾圮闾里之人无力/修葺庄严之相几难保有乡人农会长石君遇荣志切护持苦为担任仁心毅力百方挽救爰于□□/年十二月会同署长陈凤翥团董邹华东区长张奎辰诸人移奉罗汉像于千山龙泉寺保存之功诚足多焉
碑所记安宁寺在“辽阳南千山之西二十里网户村”，即今鞍山市千山区唐家房镇网户屯村。碑志记此时安宁寺因“香火衰微庙堂倾圮，闾里之人无力修葺”，而将寺中原供奉之十八尊罗汉造像移奉至千山龙泉寺。《罗汉堂碑》立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因知至少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安宁寺已经坍塌。《辽阳县志》卷五《坛庙志》记安宁寺在“城南千山车站东，今寺已坍塌”[11]。《辽阳县志》印行时间在民国十七年(1928)，较《罗汉堂碑》立碑时间早七年。进而言之，安宁寺在民国十七年(1928)之前即已倾塌。
碑记网户村农会长石遇荣为此次移奉十八罗汉造像主事者。最后，他与“署长陈凤翥、团董邹华东、区长张奎辰诸人”共同将十八罗汉造像移奉龙泉寺。石遇荣、陈凤翥未征于史。邹华东，字梦麟，辽阳人。邹氏于民国十五年(1926)七月与友人游千山，曾宿于龙泉寺、大安寺、香岩寺等寺庙。撰有《千山游记》。张奎辰，字星桥，别号辽东狂客，辽阳人。北平郁文大学毕业。曾多次游历千山，《千华山志》录其咏千山诗达35首。
夫自释氏之东自汉永平迄唐会昌绀宇琳宫经幢造像之盛满于海宇而石阙/云冈之著与夫大都壮口高山深谷之所称万佛堂千佛洞见于载籍登诸歌谣历千百载而不敝者/非其邦人君子保存之力欤夫我之古物而不知爱护则人必有爱护者矣我之古物而有因缘欲为/永存而不敝则古物之幸亦斯人之幸也或谓天下之善一也天下之宝亦一也以佛法言同是人也同/是物也果其不至为牧童樵夫之毁坏风雨霜雪之销蚀则在人与在我无异也畛域之分疆场之判乃/非佛之旨而更非天地之量乎曰道则高矣美矣非仆所详矣/
江宁吴廷燮撰文 辽阳白永贞书丹 住持安禅立石 赞助人夏宗禹 督监常明/
康德二年三月谷旦/
碑记言古物保护，若万佛堂，若千佛洞，皆借志士君子之爱护以保存。而安宁寺十八罗汉造像移奉千山龙泉寺，亦为天下之善，天下之宝。盖扬此而广教化者也。
吴廷燮(1865—1947)，原名承荣，字向之，又字次夔，号景牧。江苏南京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调署太原府同知。次年，署太原府知府。后经赵尔巽举荐，调京师任职。民国元年(1912)，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统府秘书。民国三年(1914)任北京政府政事堂主计局局长，清史馆总纂。后被阎锡山聘为顾问。旋应张学良之聘，赴沈阳萃升书院主讲史学，并任奉天通志馆总纂。民国三十六年(1947)被聘为国民政府国史馆纂修。吴廷燮精于表谱学之研究，有《北京市志稿》《历代方镇年表》《北宋经抚年表》《南宋制抚年表》《万历百官表》《明督抚年表》《明春秋草》《清十三朝系年要录》《同治纪年录》《清史稿·藩部传》《景牧堂文集》《蒙古备志》《山右石刻丛编》《东三省沿革表》《江苏备志稿》《藏事辑要》等传世。
白永贞(1867—1944)，字佩珩，满洲镶白旗人，世居辽阳。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拔贡。宣统三年(1911)，任直隶州判、候补直隶州署、海龙知府。民国时期任奉天省议会议长、代理省长、资政院议员、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参事、奉天通志馆馆长等职。为人有气节，日伪统治东北时期，白永贞拒绝出任伪职，出资修建辽阳道德会，并隐居于此。精于文史，擅书法，学褚遂良，清逸典雅，能得时名。纂行《辽阳县志》，著有《丹桂轩诗钞》《阅微草堂评语》等。
僧安禅，任职龙泉寺住持时间未详。据《千山佛教》所记，1950年代，其时龙泉寺僧释常和述龙泉寺沿革时，言民国十二年(1923)，释常和住持龙泉寺，五年后辞任。直至1949年，又由释常和任住持。自释常和于民国十七年(1928)辞任住持，至1949年的二十一年间，安绪、安灵、常明、安禅、果证、亲光、安详先后续任住持。僧安禅立碑《罗汉堂碑》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意即民国十七年(1928)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七年间，安绪、安灵、常明先后任职住持。而在《罗汉堂碑》记中，曾任住持的释常明署监督。
赞助人夏宗禹，生平行状未征于史，俟考。
审《千华山志》中《罗汉堂碑》，未录立碑时间。残碑则记为“康德二年三月谷旦”立石。对于刘伟华所记述碑文与残碑略有异之现象，温德辉认为，刘伟华所录系“白永贞向刘伟华提供之文稿，非原碑”[12]。可为一说。
猜你喜欢 小洋千山重修 杨优秀东坡赤壁诗词(2022年2期)2022-04-15读潘天寿《雨后千山铁铸成》有感国画家(2022年1期)2022-03-29当13岁的他成了事实孤儿方圆(2021年8期)2021-05-17学分制下地方本科院校学生重修问题探究课程教育研究(2019年20期)2019-07-02窍门幼儿教育·父母孩子版(2019年2期)2019-06-17诗友相陪游千山得句(四首)岷峨诗稿(2017年4期)2017-04-20土木工程专业《结构力学》重修教学探讨考试周刊(2016年91期)2016-12-08独立学院学生重修现状分析及对策探讨考试周刊(2016年70期)2016-09-20地方本科院校大学生重修现状分析及思考科技创新导报(2014年9期)2014-11-07隐形药水科学启蒙(2013年2期)2013-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