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桂丽，郭丽红，林 恺，庄杰滨，邹 川，陈潮文，邱卫黎
（1．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学分院，广东 汕头 515041；
2．汕头市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广东 汕头 515041；
3．汕头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广东 汕头 515041；
4．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四川 成都 611130；
5．汕头大学医学院全科医学教研室，广东 汕头 515041；
6．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门诊部，广东 汕头 515041）
2019年底开始，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大流行成为本世纪人类面临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前所未有的全球挑战[1]。中国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点放在了传统的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应对策略——社会隔离和社区遏制上[2]，并取得显著成效，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各地医务人员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及疫情防控工作所做的努力。然而，对医务工作者的调查发现，医务人员有中度至重度的焦虑表现，其担忧集中在病毒感染本身，同时，他们担心亲人受到感染，对亲人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3]。另一方面，加倍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不足的保护措施及被孤立感，都对他们的个人身心健康产生重要影响[4]。但目前国内外大多数关于新冠肺炎流行对医务人员的研究着重于通过专业的精神心理量表来衡量医务人员心理困扰程度，而探究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影响的研究较少，更遑论形成专业的量表对其进行整体客观的评估，而这对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医务人员却是至关重要的。本研究按照规范的量表编制原则和要求，运用心理测量学有关技术，旨在研发具有良好信效度、简便实用的医务人员工作生活适应性量表，从而更好地评估疫情对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影响。
1.1 调查对象
2021年3月采用方便抽样法，面向广东省医学教育协会会员（隶属于广东省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医院）及周边医院（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汕头市中心医院、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抽取调查对象，调查对象包括医生、护士、公共卫生医生和行政管理人员。本研究经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获得所有调查对象的知情同意，并确保参与者匿名。通过问卷星在线平台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600份问卷，实际收回550份问卷，问卷回收率为91.67%。其中，有效问卷为519份，无效问卷为31份，问卷有效率为94.36%。
1.2 量表编制
1.2.1 构建及筛选条目池经过文献回顾以及对目标受访者的线上半结构式访谈，初步确定量表内容，包括：（1）标准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2）关于工作准备程度、风险认知，以及疫情对个人、家庭和工作的影响，含5个维度31个条目。这些条目改编自Imai[5]、Nickell[6]等编制的问卷。经5名专家的2轮评议及课题组商讨，共删除有重复内容的8个条目，对4个条目的语言表述进行了修订，形成量表初版（含5个维度23个条目）。
1.2.2 预测试2021年3月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5位医务人员为调查对象，对初版量表进行检验，并根据调查对象的反馈对量表进行修改。最后确定量表第二版（5个维度23个条目）用于正式调查，并对量表的信效度进行考评。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5.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和分半信度评估量表的信度。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评估量表的结构效度。通过各维度间Pearson相关系数，量表总分与各维度间Pearson相关系数来评估量表的内容效度。采用12项一般健康问卷（12-item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GHQ-12）[7]及简化版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hecklist，PCL-6）[8]衡量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1 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
在519名调查对象中，152名（39.3%）为综合医院医务人员，其中男性68名（13.1%），女性84名（16.2%）。367名（70.7%）为基层卫生保健人员，其中男性130名（25.0%），女性237名（45.7%）。118名（24.4%）所在单位为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81名（15.6%）来自非定点医院发热门诊，229名（44.1%）担任一般诊疗服务，91名（17.5%）担任其他职责。
2.2 量表基本情况
本量表各条目使用6分Likert量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值1～6分（其中第1～5及第19～23条目反向赋值），得分越高，说明受影响程度越大。经正态性检验，医务人员工作生活适应性量表各条目得分均服从正态分布，各条目得分结果如表1所示。大部分医务人员认为自己已充分掌握新冠肺炎相关理论知识（得分为2.03±0.99）和个人防护设备的规范使用方法（得分为1.92±0.96）；
认可单位提供的个人防护设备能满足医务人员防护的需要（得分为1.98±1.07）和对此次疫情有充分的防控计划与处置流程（得分为1.86±0.97），而且感受到深深的责任感（得分为1.80±0.95）。此外，较多医务人员感觉到工作受影响程度较大：工作内容发生了明显改变（得分为4.72±1.13）；
工作时间逐渐延长，经常加班（得分为4.19±1.34）；
感受到更大的工作压力（得分为4.56±1.26）。然而，绝大部分医务人员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感受到家庭的支持（95.7%），感受到单位的支持和保护（97.1%），感受到辖区居民的支持和赞扬（92.7%），感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97.6%），感受到社会公众及媒体的支持和赞扬（95.6%）。
表1 医务人员工作生活适应性量表各条目得分（n=519，±s）
第1～5及第19～23条目反向赋值。
条目1．我已充分掌握新冠肺炎相关的理论知识2．我已充分掌握个人防护设备的规范使用方法3．工作单位提供的个人防护设备能满足医务人员防护的需要4．工作单位对此次疫情有充分的防控计划与处置流程5．作为一名医务人员，我有责任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也接受可能被感染的风险6．疫情期间，我的工作量明显增加7．疫情期间，我的工作内容发生了明显改变8．疫情期间，我的工作时间逐渐延长，经常加班9．疫情期间，我感受到更大的工作压力10．我的睡眠状况较疫情发生前明显降低11．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常常感到精疲力竭12．周围人会因为我工作的“高风险”，避免与我接触13．家人和朋友担忧我的健康14．周围人会因为我工作的“高风险”，避免与我的家人接触15．疫情期间，我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接触与沟通明显减少16．疫情期间，担心自己在工作中感染新冠肺炎17．疫情期间，担心自己感染新冠肺炎，因此而死亡18．疫情期间，担心家人或朋友因为我感染新冠肺炎19．疫情期间，我感受到家庭对我加入疫情防控工作的支持20．疫情期间，我感受到单位对我疫情防控工作的支持和保护21．疫情期间，我感受到辖区居民对我疫情防控工作的支持和赞扬22．疫情期间，我感受到政府对我疫情防控工作的支持和保护23．疫情期间，我感受到社会公众及媒体对我疫情防控工作的支持和赞扬得分2.03±0.99 1.92±0.96 1.98±1.07 1.86±0.97 1.80±0.95 4.76±1.13 4.72±1.13 4.19±1.34 4.56±1.26 3.63±1.54 3.60±1.48 3.02±1.44 4.37±1.41 3.00±1.45 3.33±1.58 3.92±1.40 3.45±1.47 3.91±1.49 1.98±0.90 1.94±0.88 2.12±0.97 1.92±0.83 2.00±0.93
2.3 量表信度分析
本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54，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849～0.951，提示其具有良好的信度。采用奇偶分半法将量表中单独计分的23个条目分成奇偶两部分，分别计算累计分，得出总量表分半信度系数是0.693，各维度分半信度系数为0.809～0.944，提示本量表分半信度较好。见表2。
表2 医务人员工作生活适应性量表的信度检验
2.4 量表效度分析
2.4.1 结构效度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量表Bartlett"s球形检验值为9 482.043（P＜0.01），KMO检验值为0.882（＞0.50），说明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通过方差最大法正交旋转提取公因子，最终得到5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5.678%。各条目在所在维度上的载荷值为0.501～0.911（均＞0.500），进入各自维度范围内，符合理论模型。其中条目“睡眠状况明显降低”、“常常感到精疲力竭”在因子3、因子4上存在双负荷的情况（在因子3、因子4上的载荷值均＞0.5），予以删除。因此，根据公因子的内容特性，将形成的5个因子命名为“准备情况”（因子1，5个条目）、“工作影响”（因子2，4个条目）、“生活影响”（因子3，3个条目）、“担忧”（因子4，4个条目）、“受支持情况”（因子5，5个条目），共5个因子21个条目，计分方式同前。医务人员工作生活适应性量表各条目因子载荷情况见表3。
表3 医务人员工作生活适应性量表各维度的结构效度分析
2.4.2 内容效度经正态性检验，量表总分及各维度总分均服从正态分布，各维度间及各维度与总量表之间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准备程度、工作影响、生活影响、担忧、受支持情况5个维度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219～0.580，各维度与量表总分呈正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494、0.415、0.433、0.737、0.684，P值均＜0.01，见表4。
表4 医务人员工作生活适应性量表各维度间及与总量表的Pearson相关系数
2.4.3 效标关联效度研究结果显示，医务人员工作生活适应性量表总分与GHQ-12总分的相关系数为0.279（P＜0.05），与PCL-6总分的相关系数为0.507（P＜0.01）。
本研究为探索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医务人员的影响编制了医务人员工作生活适应性量表，从而量化评估新冠肺炎期间医务人员的工作生活等方面受影响情况。作为首个将医务人员工作生活受影响程度量化的量表，本量表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务人员提供了快速的整体评估框架，从而快速有效地从各个层面对医务人员进行援助，为改善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提供支持。
本量表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和分半信度来评估问卷的可靠性。调查结果显示，量表总体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854，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849～0.951，均大于0.7的标准，表明量表整体的内部一致性良好，条目均能够反映医务人员工作生活影响这一主题。其总体分半信度为0.693，各维度的分半信度分别为0.809～0.944，可认为本量表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与稳定性，达到了量表信度计量学评价标准。
量表的效度检验采用结构效度（探索性因子分析）、内容效度和效标关联效度进行评价。结构效度中，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因子的因子负荷均在0.5以上，结合碎石图及专业意义提取前5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5.678%，在一般接受范围（40%）以上，同时各主成分与研究初步设定的概念框架中所要测量的内容基本保持一致，并且条目对因子的归属也与研究的设定基本保持一致。本量表虽然各维度间相关性较弱，但各维度与量表总分相关性中等或较强，可认为本量表的内容效度尚可。效标关联效度需要通过评价“金标准”与该量表测量结果的相关性来表明。本研究采用GHQ-12及PCL-6量表作为医务人员工作生活适应性量表的效标指标。正如预期的那样，我们发现医务人员工作生活适应性量表总分与GHQ-12总分、PCL-6总分呈正相关，表明工作生活受影响程度越深，医务人员所遭受的心理困扰越大。本研究发现，受访医务人员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认为自己有充分的准备以及受到较大的支持，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是在新冠疫情暴发1年后进行的，尽管新冠肺炎在中国各地仍有小范围的流行，但由于对新冠肺炎相关知识的了解愈发深入、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各医疗单位对新冠肺炎疫情有良好的应对措施及准备，以及民众及社会各界对医务人员有了更高的理解与信任，这些都减轻了疫情对医务人员的负面影响。
本研究采用GHQ-12量表以评估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几十年来，GHQ-12量表在应用研究和临床实践中一直主导着心理健康筛查，最初是为了评估英国全科医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而开发的，GHQ-12量表现已在世界各地的大量研究中得到改编和使用。它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其跨文化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已得到彻底评估[7]。同时，我们引入了PCL-6（简化版）量表以得出疫情对受访者的持续心理影响。PCL量表是一种公认的行之有效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自我报告测量工具，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9]。Lang等[10]编制的PCL-6（简化版）可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完整版PCL量表作为临床筛查工具，是临床筛查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便利工具。
本研究通过网络招募受访者，这种方式存在一定的优势。歧视和污名化是医务人员在疫情期间的困扰[11]，因此，在面对面访谈中，部分受访者可能会避免提及自己受影响的情况，以避免“双重污名”的现象，网络调查的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个问题；
同时，本研究重点关注广东省医务人员工作生活受影响情况，受访者来自多家医疗机构，涵盖了综合医院及基层医疗机构，尽管我们的受访者中大部分为基层人员，且多为非定点医院，但基于中国医疗体系的金字塔结构，我们认为本研究结果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我们的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通过方便抽样，采用自愿参与及自我报告的方式，这种方式可能选择了愿意与他人分享经验或者工作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的医务人员，导致选择偏倚的产生，可能会影响本研究中评估工作生活影响的总体分数；
其次，本研究缺乏重测信度的测量，这是由于本量表调查时间处于2021年上半年，广东疫情呈散发态势，考虑到疫情反复对医务人员工作生活影响以至量表信度偏移，故未进行信度重测。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医务人员工作生活适应性量表在其他地区或者国家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研制的医务人员工作生活适应性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用于评估急性传染病暴发下医务人员的工作生活受影响情况，可能有助于制定减轻疫情对医务工作者的工作生活等影响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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