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词评价性形态的类型学特征考察*

尹会霞 董秀芳

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提要 动词的评价性形态是指通过形态手段表达动词的“主观量”与默认值或标准值发生偏离,常常附加“褒化”或“贬化”的主观评价。文章考察了52种世界语言和45种中国境内民族语言的动词评价性形态,总结了其在区域分布、表现形式和意义方面的共性与类型特征。从世界范围来看,动词评价性形态不是语言共性特征,其区域分布具有明显差异和倾向性;
在表现形式上,后缀和重叠占优势;
在意义上,以贬化评价为主,常与“复动性”和“体貌”发生交融。我国境内民族语言的动词评价性形态较发达,具体表现在:1)形式多样,有完全重叠、重叠+词缀、部分重叠、重叠式的四音格词、动词与状貌词结合、加缀等;
2)意义丰富,既有表达增量的,也有表达减量的,以附加贬化评价为主。

相比于传统的屈折形态和派生形态,评价性形态(evaluative morphology,以下简称EM)是形态学中较新的概念,关注度较低,以往研究较为零散或局限于某些语言,汉语相关研究较少。评价性形态的类型学考察对汉语和汉藏语系的形态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本文以动词的评价性形态为例进行初步探讨。

1.1 评价性形态概述

评价性形态最早由Scalise(1984)基于意大利语中“指小(diminutive)”“指大(augmentative)”“贬化(pejorative)”“褒化(ameliorative)”的词缀提出,他主张这类词缀既有与派生和屈折相同的特征,也有自己的独特特征,值得专门研究。虽然评价性形态的形态地位还存在争议(Zwicky 1987;
Stump 1993;
Beard 1995:163),此后已有大量学者从语用、语义、类型等角度研究了这类现象,比如Dressler和Barbaresi(1994)认为评价性形态是形态、语用结合(morphopragmatics)的典型例子;
Jurafsky(1996)以“子”和“小”为中心建立了“指小”的放射状语义模型;
Grandi和Körtvélyessy(2015)进一步用量范畴框架概括评价性形态:人对世界的基本认识范畴包括事物、动作、性质和情形等,通常有一个标准或默认量(default value),当说话人的认识偏离标准值或默认值时就会产生评价范畴(说话人对默认值的偏离分为正向和负向,以“指大、指小、贬化、褒化”为原型意义,适用于不同的认知范畴),表现在形态上就是评价性形态。

EM的认知基础是具身认知(embodiment)和隐喻。人从身体出发认识世界,往往借助物理维度表征抽象情感。“指小”“指大”表达的是说话人对物理维度主观量的判断,“贬化”“褒化”则是在主观量基础上通过隐喻表达说话人的态度或情感。EM的本质是语言表达的主观性和主观化。语言的主观性体现于说话人对世界的认识和认识世界的视角,而EM系统地反映了说话人对世界的认识存在“量”上的主观偏离。EM的使用不是语法强制的,而是取决于说话人的态度和感情、说话人与听话人所处的会话语境,以及说话人与被评价事物或事件之间的关系。

1.2 动词评价性形态的相关研究

跨语言来看,不同词类的EM存在等级差异(Bauer 1997):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数词,代词,感叹词>限定词。名词最容易附加EM,其次是形容词,然后是动词。(1)Bauer(1997)指出这个等级不是绝对的,肯定会有一些反例,比如高棉语(Khmer)评价性形态只作用于动词,而不作用于名词。我们考察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反例,比如拉尔地尔语(Lardil)的名词和形容词上都没有评价性形态,只在少量动词上有,索马里语(Somali)的评价性形态也只作用于形容词和动词,名词只能通过分析性的句法手段表达。目前EM的研究以名词为主,针对动词的研究还不多。一是因为动词上的EM没有名词那么常见,二是以往的研究视角局限于狭义的指小和指大,主要关注的是与名词范畴相关的量的偏离。其实,按照量范畴的理论框架,其他词类范畴的“量”也会产生认识偏离。就动词而言,对“动作量”的主观认识同样会产生评价含义,以往归入动词屈折范畴的部分体貌(aspectuality)和复动性(pluractionality),如动作的频率(frequentative)、反复(iterative)、强化(intensive)、弱化(attenuative)、分布(distributive)、尝试(tentative)、不认真(incassative)等,都表达了动作的主观量与默认值发生或增或减的偏离。因此,动词的EM可以界定为:通过形态手段表示动作主观量的改变,包括动作持续的时间、发生的频率、施行的强度、执行的意愿、方式、速度等,以表达不同的主观态度和感情。

文献中关于动词EM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罗曼语、斯拉夫语和少量阿尔泰语中,比如意大利语(Scalise 1984)、西班牙语(Prieto 2005)、克罗地亚语(Katunar 2013)、保加利亚语(Bagasheva 2015)、拉蒙钦语(Lamunkhin-Even,Pakendorf 2017)等,这些语言的EM很丰富。有些语言的动词EM与内部复动性(internal pluractionality)(Tovena 2008;
Stosic 2013)发生融合,如现代希伯来语(Greenberg 2010);
有些与体貌发生融合,如意大利语(Grandi 2006)、现代希腊语和俄语(Efthymiou 2013)等。

目前还未见到专门针对动词EM的类型学研究,汉藏语系的相关研究更少见。本文将以52种语言为样本考察世界范围内动词EM的总体特征,然后重点分析中国境内民族语言动词EM的共性和类型特征。

本文以《评价形态学手册》(Grandi和Körtvélyessy 2015)中收录的52种语言为样本,考察了动词EM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情况,总结了其表现形式和意义的类型特征。

首先,动词EM的区域分布差异明显。所调查的52种语言中,34种语言拥有动词EM,各个语言区域的具体分布是:东南亚-大洋洲(7/7)、南美洲(6/6)、澳大利亚-新几内亚(5/7)、欧亚(11/16)、非洲(3/8)、北美洲(2/8)。(2)斜杠前面的数字表示拥有动词EM的语言数量,斜杠后面的数字表示该语言区域采样的语言数量。东南亚-大洋洲、南美洲区域分布最多,采样的语言几乎都有动词EM;
澳-新和欧亚大陆所占比例居中;
非洲和北美洲比较少。(3)拥有动词EM的语言有:东南亚-大洋洲语言:Standard Chinese、Lisu、Tagalog、Apma、Muna、Tibetan、Yami;
南美洲语言:Jaqaru、Kwaza、Lule、Toba、Wichí、Yurakaré;
澳大利亚-新几内亚语言:Kayardild、Dalabon、Iatmul、Kaurna、Warlpiri;
欧亚语言:Georgian、Latvian、Catalan、Hungarian、Evenki、Tatar、Nivkh、Slovak、Ket、Telugu、Israeli Hebrew;
非洲语言:Classical and Moroccan Arabic、Somali、Zulu;
北美洲语言:Inuktitut、Plains Cree。动词EM不是世界语言的共性特征,其区域分布具有明显的差异和倾向性。

其次,动词EM的表现形式以后缀和重叠为主。根据统计,样本语言中拥有以下几种不同动词EM形式的语言数量分别为:后缀21种、重叠17种、前缀7种、重叠加词缀3种、框缀2种、结合状貌词2种和词根并入1种,其中,后缀和重叠是使用最广泛的形式。印欧语系主要用加缀,汉藏、南岛语系主要用重叠,其他语系加缀、重叠都用,没有明显的倾向性。比如加泰罗尼亚语(Bernal 2015)的动词EM前缀有es-,后缀有-uc、-iny、-ass、-iss、-isc、-ic等。他加禄语和汉语普通话的动词完全重叠表示动作未充分进行或时间短,比如 linis(清理)-linislinis(清理清理)。夸扎语(Kwaza,Van der Voort 2015)的动词有三种重叠模式:完全重叠表示动作反复持续进行,如kahɛ(吠叫)-kahɛkahɛ(不停地吠叫);
重叠第一个音节表示动作减量和喜爱亲昵的感情,如kahɛ(吠叫)-kakahɛ(玩儿似地叫叫);
重叠最后一个音节也表示减量,情感态度依语境而定,如rãmã(说)—rãmãmã(战战兢兢地说)。

除了加缀和重叠以外,语言样本中还出现了目前文献中较少提及的形式,如词根并入(incorporation)、动词与状貌词(ideophones)结合。克里语(Wolvengrey 2015)是北美一种典型的多式综合语,可以把词根语素并入到动词里来表达EM,如mis(t)-(大)、kiht-(很)。例如:

(1)kitow kito-w(叫-他) 他叫 misi-kito-w(大-叫-他) 他大叫

(2)itwēw itwē-w(说-他) 他说 kihci-itwē-w(很-说-他) 他发誓

凯特语(Ket,Vajda 2015)属于西伯利亚叶尼塞语支,通过加后缀-ej、-aj、-oj可以构成非常丰富的状貌词,比如sul-ej(血,水果、树叶变红貌)、nː-aj(人说话的声音,抱怨貌)、ho-oj(风或火的声音,呼呼貌)。这些状貌词可以并入定式动词的第七个槽位(4)凯特语的定式动词有八个槽位,从左到右分别是:主语人称一致_并入的名词、状貌词、形容词等_宾语一致_限定_时_无生命的主语或宾语一致_时/体/态_主语一致_动词词基。表达生动性。

祖鲁语(Van der Spuy和Mjiyako 2015)状貌词很丰富,其重叠形式可以表示动作的重复。例如:

(3)W-a-thi bhaja-bhaja a-me-hlo (他的眼睛眨个不停)

SUB1-PST-go shift!-shift! DET-N6-eye

主语-过去式-去 眨巴眨巴 限定词-名词类-眼睛

按照目前EM的研究框架,这些形式比较边缘也比较有争议,但是我们认为考察这些现象有利于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有利于认识评价性形态的动态演变过程。

再次,动词EM表达的意义以贬化为主,常与复动性和体貌发生交融。各种语言的动词EM既有表示动作增量的,也有表示动作减量的,如动作持续、反复、加强、快速、减弱、缓慢、无目的或尝试等,并且附带或褒或贬的主观评价。总体来看,34种语言中有30种语言使用动词EM表示贬化评价。(5)值得注意的是,语料中用重叠形式表示减量的语言有10种,表示增量的语言也有10种,因此跨语言来看,动词重叠表示增量或减量确实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动词EM经常与复动性和体貌发生交融。比如印尼穆纳语(Muna,Van den Berg 2015)后缀-hi一般表示复数,加在动词后表示该动作是更大事件的一部分,也可以表示动作随意、无特定目的。如do-fumaa-hi(他们-吃-复),可以表示“他们都吃”,也可以表示“他们随便吃”。动词EM与体貌交融的例子,如上文所举加泰罗尼亚语(Bernal 2015)中动词的评价性词缀主要表达三种意义:反复习惯性动作、动作强度减弱以及贬义。再比如,匈牙利语(Kiefer和Németh 2015)的动词评价性后缀-gat/-get表示动作在一定时间内反复发生、动作强度减弱或质量下降等,比如nyit(开),nyitogat(反复开或随便开);
dolgozik(工作),dolgozgat(慢吞吞地工作或三心二意地工作);
szeret(爱),szeretget(有点儿爱)。

以上例子表明,动作的反复、持续和动作的“减量”经常使用同一形式,表面上看似矛盾,实际上是由识解视角的不同造成的。Cusic(1981)提出了区分事件外部和事件内部的复数意义(event-external and event-internal pluractional meaning),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某些“复数”形式有时表增量有时表减量。内部复动性(internal pluractionality)指的是一定时间内动作反复进行,意味着整个事件被切分成了很多子事件(subevent),子事件相对于原动词所代表的整个事件而言,获得的执行力度、意愿和注意力都会削弱。因此,对动词EM的某种形式而言,笼统地判定为“增量”或“减量”过于简单。动作“主观量”是增还是减,取决于说话人关注的是事件内部的哪个方面,包括动作持续的时间、发生的频率、波及的范围、施行的强度、执行的意愿、速度、方式等等。如果说话人关注的是子事件执行的力度减弱、意愿降低,就容易附加“尝试、随便、不认真”等感情色彩;
如果关注的是子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范围扩大、速度加快,则容易附加“胡乱、无目的、急促”等感情色彩。

本文主要参考了三种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参考语法研究系列丛书》,收集到动词上有EM的民族语45种,(6)动词EM在很多语言的描写语法中常常被忽略,不同研究者描写的详细程度也不一样,所以一种语言暂时没有相关描写或者相关描写较少,并不表示该语言的动词一定没有EM。其中藏羌语支10种,以嘉绒语为代表;
彝缅语支12种,以彝语为代表;
苗瑶语族7种,以苗语为代表;
壮侗语族9种,以壮语为代表;
南亚语系4种;
阿尔泰语系3种。(7)拥有动词EM的民族语言有:藏羌语支(10):玛曲藏语、景颇语、普米语、浪速语、阿侬语、格曼语、史兴语、普标语、嘉绒语、拉坞戎语;
彝缅语支(12):山苏彝语、彝语诺苏话、遮放载瓦语、拉祜语、基诺语、卡卓语、撒都语、沙朗白语、西摩洛语、阿昌语、卡多话、柔若语;
苗瑶语族(7):苗语、炯奈语、优诺语、布努语、巴哼语、畲话、瑶族勉语;
壮侗语族(9):壮语、俫语、傣语、莫语、侗语、仡佬语、毛南语、黎语、临高语;
南亚语系(4):昆格语、克木语、布兴语、布赓语;
阿尔泰语系(3):蒙古语、满语、西部裕固语。

以上考察的中国境内民族语言动词的EM,形式多样且表义丰富,即EM饱和度(EM saturation,Körtvélyessy 2015)很高,主要分为三大类:加缀、重叠、动词与状貌词结合。其中重叠还可以细分为完全重叠、重叠加词缀、部分重叠、重叠式的四音格词四种形式。下面先分别举例说明,然后总结其共性和类型特征。

3.1 加缀

3.2 重叠

重叠是南方各民族语动词EM最重要的表现手段,形式多样,分为完全重叠、重叠加词缀、部分重叠、重叠式的四音格词四种形式。

3.2.1 完全重叠

藏缅、苗瑶、壮侗语族语言的动词一般不能通过完全重叠直接表示EM , 往往需要借助其他成分。藏缅和南亚语族语言动词的完全重叠一般表示增量;
而苗瑶、壮侗语族语言动词的完全重叠一般表示减量,且仅限于少数动词,这可能是受汉语的影响所导致的。

藏缅语族语言的动词通过完全重叠表示EM要借助其他成分。比如景颇语(戴庆厦 2012)、遮放载瓦语、浪速语(戴庆厦 2005)动词重叠必须借助泛指动词才能表示经常貌。例如浪速语的泛指动词t(成)和ŋuk31(哭)的完全重叠构成ŋuk31ŋuk31t(经常哭),遮放载瓦语的和ʃu(喝)的完全重叠构成(经常喝)。彝语支很多语言的动词完全重叠表示疑问,要表达EM还需要借助其他成分,比如山苏彝语(许鲜明和白碧波 2013)动词重叠借助si33i21才能表示动作次数多或者强度大,如bo21bo33si33i21(很能走);
或者中间插入33表示多量,如在ndo33(喝)完全重叠中插入33,构成ndo3333ndo33(很能喝)。

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语言的动词一般不能完全重叠,只有少数动词能重叠后插入“一”表示尝试义(如优诺语),或者重叠后加助词“看”表示尝试(如布努语)。有些语言中只有少数动作动词、心理动词可以完全重叠后表示短暂、随意或试行(如壮语、仡佬语、黎语等)。

南亚语系语言动词的完全重叠一般表示增量。如昆格语(蒋光友 2016)动词完全重叠表示动作持续或反复,如:

(4)thi33ʃiŋ51kh55kh55m51-31a31ma55(红旗 动-动 介 风) 红旗随风飘扬

克木语(陈国庆 2002)的动词完全重叠表示催促,例如:

(5)sih sih (睡-睡) 快睡吧

3.2.2 重叠+词缀

采用重叠加词缀形式表达EM的语言很少,这是因为多用重叠形式的汉藏语系较少使用词缀,而多用词缀的阿尔泰语系较少使用重叠,处于中间地带的南方民族语言大多采用部分重叠的形式。重叠加词缀形式在tekauer等(2012)的调查中被忽略了。

藏缅语族有些语言采用重叠加词缀表达EM,如嘉绒语茶堡话(向柏霖 2008)。在这种语言中,前缀n-+词根重叠表示“动作无定方向”“到处V”。词根有两种重叠模式,一种是韵母固定为,向前重叠声母,如ti(说)-n-t-ti(到处说)、ar(找)-n--ar(找来找去);
一种是声母固定为l,向后重叠韵母,如ma(跳)-n-ma-la(跳来跳去);
naß(打滚)-n-naß-laß(滚来滚去)。还有前缀s-+词根重叠表示“随便V”,如rt(写)-s-r-rt(随便写写)、ßzu(做)-s-ßz-ßzu(随便做一下)。

3.2.3 部分重叠

苗瑶、壮侗语族语言单音节动词的部分重叠形式很有特色,往往在普通的部分重叠基础上再结合特定韵母、声母或声调,表达“随便、催促、干脆、杂乱”等附加意义。这些重叠形式看起来很像词缀,可能是在原单音节动词的部分重叠式基础上发生语法化的产物。比如黔东苗语(李炳泽 1999)的动词重叠形式有一种是向前重叠声母和声调,再加上韵母u,表示动作杂乱、无秩序、随便等,即Cu-(C表示动词声母),如lo8(插栽)-lu8lo8(随便插)、i1(打)-u1i1(乱打)、noŋ2(吃)-nu1noŋ2(乱吃)。黔东苗语动词还可以向后重叠韵母和声调,声母固定,也表示动作杂乱、随便等,如mai4(编织)-mai4qai4(胡乱编织)、to3(绕)-to3qo3(颠三倒四)、aŋ4(散开)-aŋ4qaŋ4(杂乱散开) 。

与苗瑶语族一样,壮侗语族的重叠也以部分重叠为主,如德宏傣语(周耀文和罗美珍 2001)vi1(梳)-vi1va1(随便梳一下)、e6(泡)-e6a6(随便泡一下)。再如都安壮语(李旭练 2011)单音节动词的部分重叠形式-C,只重叠声母,韵母和声调都固定,表示加快动作,附加催促、命令、粗糙或随便等感情色彩,如diːp10(踏)-diːp10d4(快踏)、 haːk10(学)-haːk10h4(快学)。都安壮语中的类似重叠形式还有-Cok,表示动作迅速、干脆利落,如boːn1(挖)-boːn1bok7(干脆点挖)、daːu1(搅)-daːu1dok7(干脆点搅)。燕齐壮语(韦景云等 2011)也有这类部分重叠形式,即-Caːk/-Ceːk(韵母起到区分动作力度大小的作用,前者力度大,后者力度小),如kn24kaːk55(快点吃掉)、tom35taːk55(随意推倒)、uk33aːk31/uk33eːk31(随意乱捆,力度一大一小)、kwe55kaːk55/ kwe55keːk55(随意乱割,力度一大一小)。

不管是都安壮语还是燕齐壮语,这类部分重叠式所形成的动词AB式都可以继续重叠形成四音格词A-Ci-A-B。这种四音格词的四个音节声母相同,声调相互配合,表示快速完成动作,如boːn1(挖)-boːn1bok7-boːn1bi3boːn1bok7(快快地挖)。该重叠式所表达的主观感受根据具体语境而定,由动作快速可以引申出随便、无所谓、无目的等主观感受,如kn24ki33kn24kaːk55表示“快速而随便地吃掉(无所谓)”。从动作的快速也可以引申出粗暴、愤怒的主观感受,如sik55si33sik55saːk55表示“快速地撕成粉碎(不满、愤怒)”。

3.2.4 重叠式的四音格词

重叠式的四音格词是汉藏语系语言中动词EM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之一,主要有AABB、ABAB、ABAC、ABCB等格式,一般表示增量和贬化。四音格词丰富的语言这四种形式都有,其中AABB和ABAB最常见,四音格词不丰富的语言也至少有AABB式。

藏缅语族语言的重叠式四音格词主要在完全重叠基础上形成。四音格词丰富的语言如景颇语、浪速语、拉祜语、阿侬语、格曼语、柔若语等四种形式都有;
四音格词不丰富的语言如史兴语、普标语、沙朗白语、卡多话等,也有少量AABB式表示动作反复进行或者强调。

苗瑶、壮侗语族语言的完全重叠式四音格词比较少见,更多的是在部分重叠基础上形成。如上文所述壮语的A-Ci-A-B式四音格词是在部分重叠形式AB上形成的。再比如黔东苗语的ABAC式四音格词,是在部分重叠形式AB上,再加重叠部分和类似词缀的固定音节tei5或qai7,表示动作反复持续进行,附加胡乱、厌烦等主观感受,如lo8(插栽)-lu8lo8-lu8lo8lu8tei5(胡乱瞎插),fha1(翻)-fha1a1-fha1a1fha1qai7(乱翻滚)。

南亚语系语言中的单音节动词可以与宾语或补语一起重叠形成四音格词,表示动作反复,如布兴语(高永奇 2004)里tEŋ kotEŋ ko(喝-酒-喝-酒)表示“经常或不停地喝酒”,skuaskuit(找-去-找-回)表示“反复找”。

3.3 动词与状貌词结合

状貌词可以描绘与动作相关的形象、速度、方式、声音和主观感受等,不同于单纯的拟声词,在日语、韩语、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中相当发达,但在汉语普通话和印欧语中不是很明显(向柏霖 2008;
马彪 2010)。中国境内民族语除了南亚语系语言以外,满通古斯、蒙古、突厥、藏缅、苗瑶和壮侗语族的动词都能借助状貌词表达评价性范畴,但具体表现形式存在差异。

首先,状貌词与动词的语序显示了南北差异,北方阿尔泰语系的状貌词居前,南方各语族的状貌词主要居后。其次,状貌词与动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各语族中不一样,有些更接近句法形式,如阿尔泰语系和藏缅语族,有些更接近形态形式,如苗瑶和壮侗语族。

满通古斯、蒙古、突厥语族的状貌词一般需要借助助词放在动词前面描绘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意义比较具体,更接近句法形式。比如蒙古语的状貌词需要借助引语动词g/gd(说道)才能修饰动词,比如(嗖貌-引语动词-跳);
但状貌词的重叠形式可以直接修饰动词。藏缅语族的状貌词意义也比较具体,自身有不同的形态变化,一般要有助词放在动词后面或者前面,更接近句法形式。比如嘉绒语(向柏霖 2008)的状貌词要借助助词o才能修饰动词,如tslntslo pjklch(水沸貌-助词-沸腾)。

而苗瑶和壮侗语族的状貌词在意义和形式上都与动词结合得更加紧密,更接近典型的评价性形态。苗语(李云兵 2015)动词后面可以加非常丰富的状貌词对动作的方式、速度、样态等进行细致地描绘和区分,比如动词ntaŋ43(漂浮)后可以加mplau13表示水面上漂浮很多东西貌,加o21表示轻而圆的东西在水上晃荡貌,加ua21表示轻飘飘荡漾貌,加i13表示漂得快又平稳貌,加i21表示水流陡急向下貌等。苗语的状貌词只有加在动词后面才能显示附加意义,不能单独使用。但是状貌词与动词的结合在句法和形态之间仍然存在一些模糊性。比如李云兵(2015)把苗语状貌词看作动词的补语,类似汉语的动补结构,如果及物动词带宾语,状貌词要置于宾语之后,如(咬-牙-紧闭貌)。王辅世(1983)认为威宁苗语的状词与动词之间还可以插入其他具有附加意义的助词,比如插入i55表示动作减弱,插入ndhu35表示动作加强,因此不能看作动词的附加成分。本文认为苗语的状貌词很像黏着语素,与动词结合的形式类似汉语的词根复合词,比如plo31pla13(消失-隐约貌)、tɛ44ŋki44(指-怒貌)、lo21lau13(下(雨)-不停貌)、au44phlua55(放-突然貌)、ŋkaŋ13nua13(进-唐突而迅速貌)、nau31au13(吃-急促且快貌)。至于可以被宾语或其他助词隔开的情况,则类似汉语“离合词”。总体而言,苗语动词与状貌词的结合形式更接近形态而不是句法。

壮侗语族的壮语、俫语、莫语、侗语、黎语、临高语等都有动词与状貌词结合的例子。与苗瑶语族一样,壮侗语族的状貌词只有加在特定动词上才能表达意义,离开了动词,这些音节没有意义或者意义很不明确。句法上,状貌词与动词也可以被宾语或补语隔开,但是不能再插入其他助词。有些语言的个别状貌词进一步虚化表示固定意义,类似词缀。比如俫语(李旭练 1999)的单音节动词后加状貌词,可以表示不同意义(见例(6)和例(7)),还可以区分动作施行者的大小(见例(8)):

(6)ljaŋ2(飞),ljaŋ2laːp7(快快地飞),ljaŋ2laːp7laːp7(非常快地飞),ljaŋ2viu3viu3(衣裙飘动貌)

壮语(李旭练 2011)的状貌词都是单音节的,描绘动作的不同情状、方式、强度、速度、声音、主观感受等。比如动词puːt9(跑)-puːt9fo1(奔驰);
ŋaːu2(摇)-ŋaːu2ŋeːt10(左右摇晃);
naːu6(闹)-naːu6pt8(吵吵嚷嚷)。都安壮语还有两个已经虚化的状貌词-ja2、-jaːp10,可与动词构成A-ja2ja2jaːp10jaːp10或A-ja2-A-jaːp10,表示动作行为胡乱进行、不守规矩、乱七八糟,例如:

(9)bin1(飞),bin1ja2ja2jaːp10jaːp10或bin1ja2bin1jaːp10(胡乱地飞)

状貌词的重叠形式比单音形式更为常用,每个动词词干一般可以与两三种BB式状貌词结合,多的可达十几种。比如动词pei1(摆)可以和以下状貌词的重叠形式组合:pei1daːt9daːt9(走路时胳膊摆动得很厉害),pei1deːt9deːt9(走路时胳膊摆动得厉害但可爱),pei1naːŋ5naːŋ5(悬挂的东西摆晃得很厉害),pei1neːŋ5neːŋ5(悬挂的东西摆晃得厉害但好看)。都安壮语里动词与状貌词的结合形式有三种重叠模式,表示动作行为到处发生或不停地发生,以动词pei1(摆)为例,下例中三种模式均表示“不停地摆动”:

(10)a.模式一:AB1B1B2B2-pei1dt7dt7deːt9deːt9

b.模式二:AB1AB2-pei1dt7pei1deːt9

c.模式三:ABAB-pei1deːt9pei1deːt9

由此可见,该区域表达动词EM时,状貌词和重叠经常交融使用。

3.4 中国境内民族语言动词EM的特点

以上所考察的中国境内民族语言动词EM的主要表现形式和意义可以概括为表1。

表1 中国境内民族语言动词EM的主要表现形式和意义

中国境内民族语言的动词EM具有以下特点:1)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动词EM主要采用加后缀的形式,以表达增量为主,表达减量的情况较少。2)藏缅语族语言的动词EM主要采用重叠式四音格词的形式;
一些语言使用重叠加词缀以及加缀,前缀和后缀形式都存在;
完全重叠则需要借助其他成分。在所调查的22种藏缅语言中至少有17种语言有增量表达,只有6种语言有减量表达,且以附加贬化评价为主。

3)苗瑶、壮侗语族语言的动词EM主要采用部分重叠、动词与状貌词结合、重叠式四音格词的方式,完全重叠仅限于少数动词。在增量或减量上没有明显的倾向性,但是以附加贬化评价为主。其中部分重叠形式通常在部分重叠基础上再固定韵母、声母或声调,重叠式四音格词也是在部分重叠基础上形成的。动词与状貌词的结合形式在不同语言中存在语法化和词汇化程度的差异,在阿尔泰语系和藏缅语族语言中属于句法结构,而在苗瑶、壮侗语族中更接近复合词或加缀形式。4)南亚语系语言的动词EM形式较少,只有完全重叠和重叠式四音格词,主要表示增量。

文章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52种世界语言为样本考察了动词EM的总体特征,然后重点调查了45种中国境内民族语言的动词EM,初步发现:

第一,动词EM不是语言共性特征,其区域分布具有明显差异和倾向性。从世界范围来看,约65%(34/52)的语言拥有动词EM,且呈现如下分布差异和倾向性:东南亚-大洋洲> 南美洲>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欧亚>非洲>北美洲。总体而言,表现形式以后缀、重叠为主,意义以附加贬化评价为主,常与复动性、体貌发生交融。

第二,重叠和状貌词是中国境内民族语言动词EM最常见的表达形式,意义上也以表达贬化评价为主。动词EM的重叠形式非常丰富,并且常常与加缀、复合等其他形态手段联合使用,比如完全重叠、部分重叠、重叠加词缀、重叠式四音格词、动词与状貌词结合中的重叠等。动词与状貌词结合表达EM的例子在52种语言的样本中只有2种,但是在中国境内分布十分广泛。从北方的阿尔泰语系到南方的藏缅、苗瑶、壮侗语族,动词与状貌词结合的紧密程度逐渐增强,这从侧面表明评价性形态可能是语用法的主观化、语法化的产物。本文初步考察了动词评价性形态的共时表现,历时演变方面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挖掘。

第三,所调查的中国境内民族语言有比较丰富的动词EM。该调查结果与Körtvélyessy(2015)关于欧洲标准区域(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语言的调查结果相互补充,证明EM在除日耳曼语族之外的欧亚大陆其他语言里都比较发达,构成该区域的类型特征之一。

本文从类型学视角出发,概括了世界语言动词EM的表现形式、表义功能和区域分布特征,调查和分析了中国境内民族语言动词EM的主要特征,为接下来评价性形态的其他研究奠定了基础。另外,对评价性形态的研究有助于提升对形态领域的主观性和主观化现象的理论认识,对进一步认识汉藏语系的形态特征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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