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瞿骏
历史学的学科规范与“真相”之间确实不存在必然联系，一手史料不能必然保证“真”，好的版本和多如牛毛的注释亦不能必然导向“真”。但是，“真”不可得，不代表“求真”不可欲。一个理想即使永远不可得，也不意味着一个理想就不可追求或不值得追求，“真”也同样如此。此正如梁启超所言“绝对的真相，虽欲难求，然在可能范围内，亦应当努力求去；
若不求得真相，一切都无从做起”。梁启超所言的“一切都无从做起”，其主语是“历史研究者”，因此当谈论历史学是否会终结时，不妨先讨论历史研究者的“求真”究竟有哪几个层次。
历史研究者的“求真”大概不止关于客观过去的“求真相”而已，至少还包括“求真实”与“求真理”。
从“求真相”来说，人之日常生活成立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时间、空间和时空中自己和相关之人的定位（尽管这些定位有时会被淡忘、混淆，直至不可得）。但无论如何，一个知道自己父母是谁、确切生日是哪天的人，大多数时候总比父母为谁不知、生日无从说起的人要幸福一些。从日常生活推广，史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也是如此。虽然“凡史料皆有偏见”，但不能就此推展到“史料中全部是偏见”。时间、地点以及在此时空中活动的人物等都可以通过史料来敲实，进而获得长期的确定性。比如1644年“满洲人”入关总是一个真相，在这个真相里只有“满洲人”这一说法可能包含着“偏见”，其他都为几百年来不易之定论。至于入关意味着什么？对后续历史有何影响？当时和当下人们如何看待“入关”？这些是另一层次的问题。这里需要指出，即使是另一层次的问题也并非与时、地、人的确定无关。在史学研究中若原本认为一事发生于此时此地、由这些人推动，其后被强有力史料推翻，更正为彼时彼地、由那些人推动，则以往依据于先前时、地、人的大部分推论大概就会出问题。
在“求真相”过程中，所面临的难度除了表现在史料偏见上，还表现在历史“真相”的探求过程中总是会充满人的因素（是否要用主客观两分来形容则可存疑），因此它不像动画片中名侦探柯南所言“真相只有一个”（有此执念的历史研究者不少），而是真相经常不止一个。不过，要理解“真相经常不止一个”却不像其字面表述得那么简单，至少有以下三点需要强调：（1）“真相不止一个”不等于“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二者的区别在前者承认多个真相间有“叠合共通”的部分，尽管有时可能不多，但后者压根不承认有“叠合共通”的部分。（2）造成“真相不止一个”的原因，除了一些学者强调的研究者基于“生命经验”带来的主观，更有人类观察事物能力的有限与体味他人思想能力的极其有限。很多时候历史研究者的所谓“主观”是可以通过史料辨析、常识验证、常理检验和常情共鸣来检验乃至修正的，但人观察事物能力的有限与体味他人思想能力的极其有限却至今难以逾越。（3）“真相不止一个”，让我们思考“求真”不只是求真相。历史研究者常定位自己为“老吏断狱”，若按照现代一点的说法就是自我定位为侦探。然而即使历史研究者都成了名侦探，人们看破案影片也不是只为了看侦探们最后揭露凶手的那五分钟。影片前面的那些悬念、铺垫、惊悚、温情都是经典破案影片的重要组成部分。同理，历史研究者也应该在“究竟谁是凶手”之外的地方着力，此即“求真实”。
历史研究者之“求真”，除了求人、时、地等细节之真，更要追求情境之真，求情境之真也即是“求真实”。史学中编年体史著不可或缺，但试想若只有编年体史著，“鲁隐公几年”云云，史学岂非乏味得紧。因此史学需要场景描绘，需要气氛烘托，需要以一人凸显数十人乃至千万人的笔力，需要让读者能经由历史作品返回历史现场。这些要求依托于细节之真，同时这些要求也一定不会囿于细节之真，史料湮没和史料偏见带来的细节缺失处需要历史研究者的“想象力”去填补。司马迁不可能亲自到过鸿门宴现场，但其所呈现的鸿门宴现场却让历代读者如同亲历亲闻一般，而且还不止于“亲历亲闻”，更添加了其间人物的心理活动。那么按照后现代史学的提问方式，这和文学有何差异呢？对此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回答。一方面，从写作技巧和个人心智来说，一个好的史学研究者一定具备相当的文学表现能力，一个优秀的文学创造者也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趋近史学的大境界，其中托尔斯泰就是个典型。
然而，另一方面，史学的“想象力”毕竟和文学的“想象力”有区别。这种区别首先体现在文学的情境营造可以意识流，可以天马行空，但史学的情境营造对于有史料依据及其严肃性有显著要求。这种显著要求在笔者看来倒未必是建立“一手”史料、“二手”史料的等级制，而是无论任何史料都要考察它的“形成过程”。面对史料复杂的“形成过程”，面对历史重重的“情境套叠”，历史研究者需要一步步重建，一层层厘清，在这过程中消耗的或是一些历史研究者胸中原有的万千沟壑，但建筑起来的是相对牢固的基石。
史学和文学“想象力”的区别还体现在现代史学对于文字表述有相当多的戒律和限制，大概最多达到讲一个故事，在结构上运用倒叙手法的程度。若要在史学表述中趋同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至少在目前是跨过了史学“想象力”与文学“想象力”的界河。不过，“求真实”仍然不足。史学不仅关乎过去，也关乎现在和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者的求真还有一个层面即“求真理”。
“求真理”和历史观相联系。饱读诗书之人有他的历史观，贩夫走卒之流未能识文断字但也会有他的历史观。不过人人都有他的历史观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历史观都能趋近于真理，或者历史观压根就与真理毫无联系。能够渐渐趋近于真理的历史观在认识过去、现在、未来各层面都有它的独到和过人之处。从过去而言，渐渐趋近于真理的历史观要能探照出被以往史观所遮蔽的一些“真相”，重塑起另一些“真实”，如从只关注帝王将相的史观转化到“民史”的史观。从现在而言，渐渐趋近于真理的历史观不仅要视当下为当下，而且要为当下提供一个大历史的定位。古人有“只眼千年”之说，所谓“只眼千年”一定不是说历史研究者能够看到很长时段内所有的细节“真相”，而是说他能看到很长时段内历史的大转折处和大变化处，继而在转折和变化中厘清现在。从未来而言，渐渐趋近于真理的历史观要能充分揭示出历史的发展趋向，进而总结出一定的历史规律性。这种规律性不是经典力学实验中那种可一再验证的重复性，它只是对日后大势的一种预判和估计。然而，历史天使按照什么样的路线飞翔，也总不能只依据一堆杂乱无章的“真相”。
以上三种“真”彼此联系，互相影响，而且三种“真”正因为其轻易不可得，所以也就不会轻易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者的认知，与评书、历史小说、“民科”的认知是否存在高下之分的答案既复杂也简单。复杂在于确实有些历史学者在以上三种“求真”的过程中做得不如评书作者、历史小说家和“民科”，所谓“科班出身”和高明的历史认知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简单则在于无论何种人物的历史认知，其认知若和三种“求真”渐行渐远直至背道而驰，就是不太高明的历史认知。这种“不太高明”，历史学者有之，评书作者、历史小说家、“民科”亦有之，而历史学的学科规范无论如何会让人离三种“求真”更近一些，这亦是个不争的事实。
“求真”对历史研究者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和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有多重要的问题相关。在笔者看来，其重要性需要做两点论证。一个是各学科都有自身的学科历史，若其自身的学科历史研究足够兴盛或它们也积极参与历史研究时，历史学科的重要性是否会降低乃至消解？另一个是像一些学者所言，当人人都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时，历史学科的重要性是否会降低乃至消解？
就第一点来说，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发展史，有些学科的发展历史还蔚为大观，有广阔的研究空间。但是否当各学科自身历史研究足够兴盛或它们也积极参与历史研究时，历史学科的重要性就会降低乃至消解？大概并不如此。从目前实际看，不少学科自身发展历史的研究并不缺乏且在继续深入。这样是否会动摇史学的学科之基呢？这就需要讨论各学科互相开放的问题。
史学的特点是具有整体性和包罩性，因此史学无惧于向其他学科开放，同时这也有利于史学向其他学科的开放。在历史长河中，有学科分野的时段恰恰是短暂的，无明显学科分野的时段更为长久。史学虽然在学科分野的时代被渐渐设定和“养成”为一个学科，但它天然讲求的是关于前后左右的故事，浸润着文史不分家的传统，介于艺术与科学之间，披着单一学科外衣却需要不断从各学科吸取营养。从这个角度上说，各学科自身的发展历史研究得越清楚透彻，各学科越能参与到历史研究中去，史学就越兴旺发达，而不是反之。
从另外的角度看，其他学科向史学开放也不是只产生“忧思”，而更是有其益处，尤其是在目前这个所谓“后真相”时代里益处更为明显。在这个时代里，史学能为其他学科提供相当多的东西。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有两点。一个是基于考察史料“形成过程”而练就的“过程性思维”。此种思维方式对各学科都有帮助，如对投入建模、引入分析之数据的谨慎使用，充分认知围绕于数据生成过程的各种因素。另一个是因历史苍凉而淘洗出的“人并非上帝”的自省。“人并非上帝”意味着人不但在过去、现在有许多事情做不到，而且在将来极度漫长的时间中也仍然有许多事情做不到，这或许能给一往无前、无比自信的技术发展划出一定的边界，为其注入些许的人文思考。同时“人并非上帝”也一样提醒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注意，“以史为鉴”说的并不是人类能吸取历史教训，以后不再重蹈覆辙。这样理解“以史为鉴”既高估了人的能力，同时也会让生活变得极其无趣（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在不重蹈覆辙的意义上吸取每一个历史教训，他不是正走在成为上帝的道路上吗？）。“以史为鉴”不过说的是，历史若可以“秉笔直书”，就能让后人行事有一点惕厉，做人有一点惊惧而已。面对“直书”的历史，一些研究者的“洋洋大言”依然会喧腾于口，他们“启蒙众生”的幻想依然会无比强烈，但讲者或许会收敛一点，听者或许也会更清醒一些。由此史学对于其他学科的意义不仅在于每个学科都有它的“过去”，更是在于史学能凭借其思维方式和自省意识与每一个学科交叉，让我们在“后真相”的时代里既不通往虚无，亦不导向纵欲。
就第二点来说，“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在一般意义上大致不错。虽然旁观者清，但一般而言还是自己相对最为清楚，也最能理解自己的历史。不过问题在于，每一个人除了相对最为清楚也最能理解自己的历史这一凭借外，还需要凭借什么来做自己的历史学家？即人们除了要具备做自己的历史学家的自觉意识外，还需要具备做自己的历史学家的能力。满足这个要求显然不容易。其实在社会心态层面认为史学准入门槛低，无论是谁都能插上一嘴的现象由来已久。因此这里有必要重申傅斯年的一句脍炙人口但又常常被误解的话——“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近代以来史学能作为“学科”而成立，“史料学”正是它的学科门槛，这个门槛的存在对历史研究的进入者提出了诸多“准入要求”。首先是语言能力。若以中国人为“人人”之范围，科技发展至今也未能够帮助一人在数年之内解决识读古汉语和两到三门外语的问题，在可见的将来笔者也未见到有重大突破的迹象。其次，在语言能力的要求之后，史学要求的是大量“读”史料。这里的“读”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近代以来史学要求研究者能超越“文字”之读，以各种方式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书，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进而开展遗址之读、城市之读和田野之读。这些“读”法都要经过严苛的学科内和学科交叉的训练后才能够去做，绝不是光有自觉意识就可以的。
以上谈的尚是“有”史料的层面，在“无”史料的层面做起来就更为困难。对个人的历史来说，记住往往是困难的，遗忘反而是容易的，更大的历史也是如此。且不说百年之前的史料和史事，就是百年之内湮没的就不知有多少。史料因各种原因散佚的事实提示，当我们在说留存史料浩如烟海，在庆幸发掘了大量档案之时，“烟海”和“大量”相较茫茫过去，不过是沧海一粟。两相对照，一方面说明的是史学因史料要求而造就的准入门槛之高，另一方面说明的是史学因历史本身之深广而面临的推进之难。在门槛高和推进难的背景下，与其从史学的实际功用来讨论历史学科的重要性，不如去体味史学对于人类之意义所带来的历史学科的重要性。因为一门学问既高且难却还能长久存续，其予人的意义显然比其实际功用更需要优先思考。而这个意义正落在人类需要从每分每秒无情消逝的历史烟烬中去抢救的那星星点点的“真”。
这种抢救每个人都有资格去做，因为每个人都有和遗忘斗争的权利，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因为要真正记得是有难度的事。由此而言，“真”的确经常不能揭晓，但不能就此说追寻“真”的旅途乃是“无意义”。科学允许失败，史学为何不允许“求真”而不得？“求真而经常不得”不是消解史学的理由，反而是一种引人入胜的辩证，史学将在此种辩证中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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