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佳汝［四川大学，成都 610000］
经典童话素来以完满无瑕的叙事情节、善恶分明的人物形象建构起人类共同的真善美理想，以最显明的方式呈现人类的心理结构。近年来，随着人们个体意识与自由意志的不断强化，“从网络空间的自由书写到好莱坞的动画大片,‘黑色气质童话’成为显著的文化潮流。黑色气质童话颠覆了经典童话的故事形态,并深入表现为对经典童话所负载的‘情感结构’的重塑”①。古典童话中人物单薄的个性气质已经难以满足当代人复杂而隐秘的情感需求，为此，“黑童话”的产生是现代人重新寄放自身情感的有效方式。黑童话保留经典童话的基本情节而颠覆原有童话的完满结局，通过现实主义式的改写镜像地表现当下世界，最终令读者自觉完成对新叙事的陌生化体验与对自身的反思。同时，黑童话也暴露出整个社会群体反叛精神高涨的事实。
《小红帽》的故事情节广为人知，小红帽的形象在几百年间亦在不断变形重构，表达出愈发多元而立体的社会想象，并不断向接受者所处的切身事实靠拢。凯瑟琳·奥兰丝汀在《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中将数百年来小红帽一角在民间童话、广告、诗歌、电影等多种文艺作品中的形象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爬梳、整理与分析。以往对《小红帽》的人物研究着重于考察小红帽一角的变异与塑造，尤其在女性主义高涨时期，小红帽向智慧、勇敢女主形象的跨越与变形引起了高度重视。高翔指出，现代工业下的好莱坞电影不断实现对传统童话中女性单纯、善良、靠男性获得救赎的情节的解构，女性摇身一变成为精明能干、丝毫不逊色于男子的大女主形象，从而把握自己的命运，女性形象不断获得更加复杂而深度的意蕴②，相对地，情节中二元对立面的“狼”则是比较容易被忽视的个体形象。古典时期“狼”形象的演变大体呈现线性而扁平的发展逻辑，但近年来儿童绘本文学与网络文学的不断成熟催生出当代《小红帽》的新形式，其中“狼”的形塑更是实现了向“非狼性”的迁移以及立体形象的延伸。
“小红帽”故事的原型事件可追溯至公元10 世纪在欧洲各国流传的民间故事，最早的文字版本则出现于17世纪晚期法国著名随笔作家夏尔·佩罗1679 年的《附道德训诫的古代故事》（又名《鹅妈妈故事集》）一书,描写的是被男权主义摧毁的失贞少女。③在佩罗初版的故事结局中，没有猎人来拯救被吞食的外婆与小红帽，狼成为唯一的“男性角色”。该版本中，狼在森林中意图吃掉小红帽，于是伪装成小红帽吃掉了外婆，后又伪装成外婆向小红帽提出与他共眠，并最终吃掉了她。该时期“狼”的形塑完全倒戈于负面形象——他的言辞围绕诱导与欺骗，行为具备破坏与暴力。将它与纯真而无防备的小红帽置于同一情节体系，使得“狼”愈发狡诈可怖，论二者形象特质建构的突出性，动物性的狼更胜一筹。
雪登·凯许登教授在《巫婆一定得死》一书中指出,童话的主题内涵是伦理式的,并且以此来构筑整个故事情节。他用“七宗罪”——虚荣、贪吃、嫉妒、色欲、欺骗、贪婪和懒惰进行概括。初代版本中，狼覆盖了贪吃、色欲、欺骗、贪婪四大要素。该时期的狼对小红帽提出共眠要求，通过企求共眠所表现出的色欲成为此时最突出的要点，性道德的立场被以一种不加掩饰的态度呈现出来，并在后续版本中不断变形，以其他方式暗示。
1812 年发行出版的格林童话（德文原版叫《儿童与家庭故事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童书。与安徒生童话、王尔德童话等不同，后者都是个人的文学创作，前者是由格林兄弟对民间故事进行的大量搜集、改编、整理工作之后汇编而成，原生态色彩浓烈，体现时代的风貌与道德观，其中不乏邪恶。格林兄弟的德文版《小红帽》是另一个经典版本，结局也发生改变：猎人在门外听见吃掉外婆的野狼打着鼾声，于是心生怀疑，发现是狼后杀了它并剥了皮。第二只狼同样觊觎外婆和小红帽企图吞食，而小红帽使计让爬上烟囱的野狼摔进锅里淹死了。该版本完成于19 世纪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当政时期,小红帽展现的是循规蹈矩的乖乖女形象。这一时期，女性角色加入了斗智斗勇的重要变化元素，这进一步削减了“狼”角色的丰富性。故事中有两只狼，其行为模式可进行平行式比较：两只狼怀着一样的目的、采取相同的模式（敲门）意图入侵，唯一不同的是第二只狼尝试了另一种破防方式，但这样的“机智”仍不足以压制小红帽形象的日渐丰富，最终野狼仍旧被挤压为扁平的角色。这一时期，狼从加害者变形为受罚者，从凶恶危险变为笨拙可笑，狼的形象首次出现“弱势”的意味。当然，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正是女性主义抬头的前兆。女性意识的萌芽催生叙事从女性视角出发散射，开始尝试不断压制与战胜“狼性”。
1885 年《外婆的故事》④版本中，狼人杀了外婆却不是立刻吞食，而是选择将尸肉放在食橱中。小红帽吃掉了外婆的肉，狼人要求她脱掉衣服躺在他身边，小红帽则借口需要上厕所顺利逃脱。该版本中，血腥元素（尸解、食人）的加入令故事更具吊诡性。狼的“恶”进一步延伸，肢解外婆断绝了其生还的可能，扼杀了童话中本该全员幸存的完美性，初步实现了向“成人化”童话的过渡。食肉的情节意指小红帽无法识别其外婆血肉，象征着狼实现了对女性明辨是非与独立性的攻破。同时，食人（吃）与诱奸在某种意义来说同样具有侵入性与破坏性，在这一时期，吃人成了性欲的变形体。
格温·斯特劳斯的《等候之狼》被视为是女权主义者向狼宣战的作品之一。⑤狼躺在床上伪装成外婆等待小红帽，但是格温笔下的狼却心跳加速，她更以诗的形式让狼充满诗意：
一旦拥有她，我就会立刻忘记这些，这时我并不喜欢这样的自己……她的手指开展，像春天的卷形嫩叶舒张开来。⑥
与其说是野狼，不如说更像是一位情窦初开、青涩懵懂的少年。野狼心理活动的加入意味着“动物”正不断增加“人性”的特质，野狼从一个单向而片面的符号逐渐变得立体而多元。对小红帽而言，野狼从危及性命的加害者、恶的集合体到成为女性勇气、智慧下的战败者。狼怀着臣服的情意被“折服”与“打败”，逐渐成为女性身边的一个装饰符号。
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针对儿童市场的文学产品日渐丰富，对《小红帽》也进行了新式的改编。不同于古典时期多用于训诫年轻女子，当代中国的绘本《小红帽》依据儿童的生活、生命、经验进行处理，发展出了不区分性别式的儿童市场作品。以下以林世仁的《十一个小红帽》为蓝本进行当代绘本《小红帽》的分析研究。
林世仁的《十一个小红帽》的创作思路是“陌生化”的充分运用。故事采用“中国套盒”式的叙事结构，即“按照这两个民间工艺品那样结构故事：大套盒里容纳形状相似但体积较少的一系列套盒，大玩偶里套着小玩偶，这个系列可以延长到无限小”⑦。故事通过不同的“如果”进行重新建构，“如果当初小红帽戴了其他颜色帽子”“如果大灰狼生病了”……即在保留“看望亲人—遇见危险—摆脱危机”的基本情节之下，对人物形象、情节、背景等细微情节进行改编，从而构成对经典文本的戏仿，生产新的内蕴。
魏金枝：《柔石传略》，丁景唐、瞿光熙编《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上海文艺出版1981版，第218页。
在这诸多的变形体中，野狼的形象也在不断发生变异。第一则故事中小红帽换了蓝帽子来探望外婆，大灰狼很意外并且害怕小红帽问出故事书里没有的问题，因为它从小就怕老师提问。“书中书”的形式首先给读者以新式的阅读体验，而“怕老师问问题”则充分观照到儿童的生活经验。雪登·凯许登教授认为,童话对于儿童来说是有意义、可理解的现实空间,它的作用就在于帮助儿童战胜内心的这些伦理缺陷。向儿童生活事实的靠拢不仅可以加强儿童的可理解性，更能令儿童由此阅见自身的“软弱性”，从而加强情感的共鸣。同时，“害怕”与“野狼”的新组合也给人以“陌生化”体验。与以往的遇见小红帽的羞涩忐忑不同，这里彻底摒除男女之情的可能，并实现往“去性别化儿童”的方向迁移。
另一则故事中，小红帽欲养小野狼作为宠物，敲门时骗小野狼她是野狼妈妈，想当小野狼的主人并带它回家。小野狼问了几个狼妈妈可以回答的问题，小红帽答不上来，于是小野狼觉得“主人没有妈妈好”。她意图带走小野狼时野狼妈妈回来了，小红帽于是装作小野狼与野狼妈妈进行了初版中小红帽与野狼式的对话。野狼妈妈不同意把小狼带走，小红帽红了脸，帽子从白色变成红色，于是有了“小红帽”。该版本中女性狼角色呈现出母爱、关切以及智慧的正面趋向，而男性狼角色则“退化”为天真烂漫的孩子。虽然这一男性狼角色心理表现为空白状态，并且大体形象走向“天真”的另一扁平向度上，但同样可以说，这是群“狼”形象画廊里个性特质的新补充。
将当代中国儿童绘本的《小红帽》与经典文本对照，可以发现这一群类的《小红帽》变异失去了性别意义，摒弃初始文本中的性意味以及两性角色的对立，并不断弱化规训的严厉程度。将这样的故事置于现代儿童想象认知的幼期，能够让新一代的儿童走出“狼可怖”的刻板印象，并重新建构关于狼的性格与形象。这一目的体现着解构与重构的后现代变形意义，与古典时期《小红帽》的训诫意图深入的是不同方向。
当下网络文学发展蓬勃热烈，网络文本的低门槛与充分自由性赋予网民巨大的创作积极性，网民在故事形式不断翻新的潮流中也裹挟着自己的情绪，创造出黑童话版《小红帽》。
网民自创版《小红帽》散播于各类网站，只遵循原故事的基础要素（戴红帽的少女、外婆、野狼），而不论人物形象本身是否变形、反叛。在看似低幼的网络文本中,情感和趣味的表达胜过对文学性的追求。吸引人的关键在于充分玩弄反转与颠覆技巧，将新式的二元对立元素组合搭配在一起：它可以是小红帽的形式与狼的内容，也可以是樵夫的形式与小红帽的内涵。这类文本通过这样的方式抓攫住人们的猎奇心理，完成最基础的“革新”。
一个网络版本⑧中，母亲为了继承遗产意欲毒害外婆，她给小红帽有毒的糕点和茶叶并嘱咐送去给外婆，小红帽虽没有直接递上有毒食物却把碎肉扔在路上引来狼。外婆被狼咬死，母亲获得了遗产。小红帽又把上次有毒的茶叶带回来给母亲沏茶，结局暗示她毒害了母亲。双重命案与多重反转的笔墨着重落在女性角色身上，构建冲突的理由也极具现代性——遗产纷争。小红帽的形象在“被指使杀人”的基础上还添加了“主动杀人”的成分，女性形象从弱势到强势再到向早期版本中的“狼性”转化，“狼”则彻底沦为小红帽杀人的媒介，失去人的形象意味而只留下工具价值。此时狼的“恶”性还原为了彻底的原始动物性，正因不再与人相关，其“恶”被划归为本能范畴而不显得丑陋。
另一网络版本中，母亲同样为了财产计划毒害外婆，父亲与其他女人离开，母女生活清贫。小红帽进门后狼正要扑向她时被猎人射杀，狼眼睁睁看着小红帽把有毒的蛋糕给外婆吃后眼里留下泪水，它想救外婆，因为她三年前救了陷在陷阱里的小狼。这一版本出现了新的人类男性形象“父亲”，但这个角色却没有意图对男性形象进行挽救。代替他完成反拨的是野狼，野狼在兽的形象中杂糅古典时期小红帽的善良与勇气，并注入了充分体现人性意志的知恩图报，使“狼”以“善意”形象展示出来，其人性地图勾勒得更为完整。
舒伟指出，童话叙事逻辑体现的不是外在的真实性,而是心理的真实性和愿望的满足性，它可以消解日常的理性逻辑,出现空间的移位、时空的转换、时间的交叠,万物有灵,物我相融,人、兽、植物相互转化,非人类也和人类一样具有语言表达能力。⑨而黑童话是对童话的颠覆，也是对二元相对论的颠覆。换句话说，在黑童话里，男与女、善与恶、文明和野蛮、已经和未知的界限变得模糊。总之，童话以及多重变异形式不仅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和审美需要，还通过或温和或趣真的形式提供给我们一个反思与审视当下生活的良好契机。
①② 高翔：《女性重构与幸福政治的崩解——黑色气质童话的文化解析》,《文化研究》 2018年第3期，第217—230页。
③张帆：《从童话故事〈小红帽〉看女性形象在历史中的发展和演变》，《辽宁科技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222—224页。
④ 采自法国民俗学者戴拉鲁的译本和1957年出版的《法国民间故事集》。
⑤ 〔美〕凯瑟琳·奥兰丝汀：《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5页。
⑥ 资料来源：克诺鲁出版社（Knopf）1990年出版的《石径》（Trail of Stones）。
⑦〔秘〕 巴尔加斯·略萨：《中国套盒——致一位青年小说家》，赵德明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⑧ 文中引用的两个故事版本均来自满目山河依旧：《小红帽》，[EB/Ol].(2020-10-5)[2021-1-28].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913205/answer/1493951210.
⑨ 舒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评萧袤〈童话山海经〉的当代童话叙事特征》，《出版参考》2019年第6期，第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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