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辉，史官圣
（浙江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2021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指出：“要编制发布国内外语言政策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切实增强国家语言文字服务能力。”区域国别语言政策①本文使用“语言政策”这一术语，将其作为“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与规划”等的同义术语。研究是我国对外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掌握世界语言生活动态、提升我国对外语言服务能力和服务国家重大对外战略需求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国外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的研究可追溯至1952年，但真正的初步发展是在2000年以后②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的语言政策成为了当时我国学习的重要案例。1989年由庄司博史著、晓晴译的《从文字创制改革看中国少数民族政策》一文指出，王均于1952年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吸取苏联先进经验研究少数民族语文》一文专门对苏联的民族语言政策进行了介绍，因此根据现有文献推断这可能是新中国第一篇有关国外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的文章。但此后相关成果十分稀少，以学术期刊为例，2000年以前，笔者在知网上仅检索到17篇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的文章，发表时间主要集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时期每年发表的成果较少，部分成果为译介，且有些年份没有成果，研究存在一定的间隔性，区域国别研究意识不强。直到新世纪，我国该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开始持续稳定产出，故本文将新世纪视为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初步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起点。。全面系统梳理和分析2000—2020年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有利于揭示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演进过程和发展态势，发现研究热点和研究空白，总结研究问题与不足，为未来研究提供方向和启示，避免重复研究、盲目研究。
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已取得一定研究成果，学者对此也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李宇明（2011）指出，我国对世界各国语言规划情况的了解和研究不够，对各种国际组织语言规划的关注和参与不够，对国际语言规划学成果的引介不够。郭龙生（2014）认为，我国国别语言政策研究存在视野不够开阔、借鉴成果有限等问题，研究国家过于集中、重复研究问题显著。沈海英（2014）指出，美国和加拿大是国内学者进行国别语言政策研究最多的国家。张宝林（2015）认为，我国对许多国家的语言政策研究尚未展开，已有研究的深度也有待加强。未能全面收集各国语言政策的相关资料，特别是最新的第一手资料是限制我国语言政策研究开展的原因之一。刘叶红（2016）分析得出，我国学者对世界各国及地区语言政策的研究中美国和新加坡成果居多。戴曼纯（2018）指出，国别语言政策研究的发展取决于学科导向、研究人才队伍建设、成果发表和经费支持等众多因素，其中研究人才是关键。现有研究存在考察时间跨度较短、文献来源较为单一、专门的定量分析缺乏等不足，尚不能全面总结2000—2020年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的全貌。因此，对2000—2020年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文献计量分析显得非常必要。
本文综合期刊论文和学术著作两种文献源数据，通过文献计量方法系统梳理和分析2000—2020年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的时间分布、空间分布、文献来源分布和研究热点分布等情况，以期全面系统地总结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成果，并对未来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提出建议。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期刊论文和学术著作为文献源，其中期刊论文数据采自中国知网数据库，学术著作数据采自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检索系统和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系统。此外，本文旨在考察我国学者对国外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的中文文献，不包括国外作者的中文文献，但将我国学者的译作纳入研究之中。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数据采集使用数据库检索和人工筛查相结合的方法。期刊论文的数据收集采用以下方法：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将检索时间范围设置为200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以“学术期刊”“报纸”和“学术辑刊”三个子库为检索范围，在高级检索中分别以“语言*（政策+规划）”和“外语*（政策+规划）”为主题检索两次。两次共检索出文献7704篇（检索日期为2021年6月13日），剔除非研究性文献（会讯、书讯、通知、启事、简介、会议纪要等），经人工筛查共获得相关期刊论文687篇，其中国别语言政策研究论文601篇，区域语言政策研究论文86篇。
学术著作的数据采集使用以下两种方法：一是利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采集。在检索系统中选择“高级检索”“组合检索”，将检索限制中的“语言”设置为“中文”，“开始年份”设置为“2000”，“结束年份”设置为“2020”，“资料类型”设置为“图书”，“分馆”设置为“全部”，“数据库”设置为“中文文献库”。先将“检索字段”设置为“主题词”，输入“语言”“规划”和“外语”“规划”，共检索到专著301部。再将“检索字段”设置为“主题词”，分别输入“语言政策”“外语政策”“语言规划”“外语规划”，共检索到专著182部。两次共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中检索到专著483部。二是在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网站中检索。在检索系统中选择“高级检索”“中文图书专业检索”，输入“（T=语言政策|T=语言规划）*（2000＜=Y＜=2020）”和“（T=外语政策|T=外语规划）*（2000＜=Y＜=2020）”，共检索到专著346部。对两个系统的数据进行人工筛查、去重，最终检索到有效学术著作共75部。
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统计学的方法，通过使用SPSS、COOC（学术点滴、文献计量2020）、VOSviewer等软件对收集到的687篇期刊论文和75部学术著作进行文献计量分析，进而把握我国该领域研究的进程和规律。
（一）时间分布
文献发文量及其随时间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及关注度（周志新2020）。下文拟从文献年代分布特征和研究发展阶段两个角度对2000—2020年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的时间分布进行探究。
1.文献年代分布特征
2000—2020年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文献数量与年份基本呈正相关，大体呈爬坡式增长态势（详见图1）。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文献数量在2000—2009年增长较为缓慢，在2009年后呈快速增长态势，在2015年达到峰值，经历2016年的短暂回落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增长。
图1 2000—2020年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年文献数量变化
2000—2020年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出现了两个重要时间节点，即2009年和2015年。一般来说，某研究领域文献数量的发展变化往往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学科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本文主要从上述两个角度对2009年和2015年成为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重要转折点进行分析。
2009年我国相关外部环境变化和学科内部发展情况如下：一是从外部环境来看，2009年我国与世界的互动进入了新阶段。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我国正式加入“二十国集团”等一系列大事件的发生，我国与世界的交流进入新阶段，我国学者的国际视野不断拓宽，学者开始增强对国外区域国别的了解，重视对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的研究。二是从学科内部发展来看，国家规划的引导和专门研究机构的建立发挥了重要的驱动作用。2007年时任国家语委主任赵沁平（2007：3）在“国家语委‘十一五’科研工作会议”中指出：“要注意总结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历史成果，合理借鉴国外的经验，并善于从当今工作实践中总结规律。”时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2007：8）明确将“系统研究世界上有关国家或地区的语言规划，全面提升各级语委工作”列为国家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十一五”规划的四大科研目标之一。此外，2007年末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等语言政策专门研究机构纷纷揭牌成立。国家的政策规划为学科的研究方向提供了引领，专门研究机构的设立极大推动了学者对国外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的研究。
2015年我国外部环境和相关学科内部发展出现深刻变化。一是从外部环境来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成为了研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一带一路”倡议从2013年提出以来就备受语言学界关注，2015年的正式实施直接推动了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国家语言政策的研究。二是从学科内部发展来看，当时我国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建设的逐渐兴起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快速发展成为了主要策动力。一方面，2015年前后，我国语言政策研究的学科体系、专门期刊和全国性学术团体发展迅速，很大程度上壮大了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的人才队伍，拓宽了发表渠道，提升了学科认同感与影响力。赵蓉晖（2014）指出，我国语言政策研究学科建设渐成体系。2012—201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纷纷开设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独立二级学科。《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语言规划学研究》辑刊和《语言战略研究》期刊于2014年、2015年和2016年相继创办。2015年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正式成立，该学会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从此具有学术研究阵地（李英姿2016）。另一方面，2015年前后，区域国别研究发展迎来了上升期。首先，这一时期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基地建设不断成熟。自2011年11月起，教育部开始启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培育和建设工作，首批有37个基地获批成立。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成为这些基地的研究方向之一。2015年1月教育部正式出台《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再一次强调了区域国别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推动了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的发展。其次，201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首次将区域国别研究纳入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一个分支（李建波、李霄垅2019）。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化、专业化发展也为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储备了一批潜在研究人才。
2.研究发展阶段划分
某一研究领域不同年份的文献数量特征可揭示该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普赖斯文献指数增长规律指出：第一阶段，学科处于诞生初期，文献数量处于不稳定增长阶段；
第二阶段，学科进入大发展时期，文献数量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指数型增长阶段；
第三阶段，学科理论日趋成熟，文献数量逐渐演变为线性增长；
第四阶段，随着研究的逐渐完备，学科文献曲线逐渐平行于横坐标（丁学东1993：54）。
总体而言，通过对2000—2020年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的文献累积数和文献累积率的分析（详见表1），其研究历程可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表1 2000—2020年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文献累积数和文献累积率统计
第一阶段：起步期（2000—2009）。在这一阶段，每年产出的文献数量较少，年均文献产出量在12篇（部）左右，2000—2006年均未超过20篇（部）。文献累积率大幅度波动，说明这一阶段的研究处于不稳定状态。根据普赖斯文献指数增长规律，可将这一阶段定义为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起步期。其中，周庆生主编的《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和斯钦朝克图发表的《国家的双语化与地区的单语化：比利时官方语言政策研究》分别为新世纪以来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和第一篇期刊论文。
第二阶段：快速增长期（2010—2015）。在这一阶段，年均文献产出量远高出第一阶段，达到53篇（部）左右，最低产出年份的2010年也有31篇（部）。增长速度较为稳定，文献累积率趋于平稳，保持在20%至30%之间。因此，可将该阶段称为快速增长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李宇明（2015：5）提出的“语言规划学在中国已经呼之欲出”的观点。
这一时期，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学术著作的出版达到了高点，2015年共出版11部相关著作，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2015年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学术著作统计
第三阶段：稳定发展期（2016—2020）。在这一阶段，每年的成果产出量仍处于高位，年平均成果产出量为65篇（部），但文献增长率明显低于第二阶段，增加幅度平缓，呈相对稳定状态，因此可将该阶段定义为稳定发展期。
（二）空间分布
全面系统梳理2000—2020年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的国家和区域，有利于完善该领域的研究布局，科学引导研究对象，合理分配科研力量，避免出现研究“冷热不均”、重复建设等问题。
1.国别分布情况
2000—2020年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共涉及129个国家③129个国家中包含已经解体的前南斯拉夫。。表3是研究频次排名前20的国家。
表3 2000—2020年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频次排名前20的国家 （单位：次）
首先，从研究的热点国家来看，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大国化，绝大部分国家为世界主要大国，如美国、法国、俄罗斯（前苏联）等；
二是特色化，大部分国家的语言政策富有特色，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如澳大利亚、新加坡、加拿大等；
三是周边化，多个热点国家与中国接壤或相邻，如越南、日本、韩国、泰国等。
其次，从研究国家所属洲别来看，目前亚洲和欧洲国家的研究覆盖率较高，北美洲和大洋洲国家的研究覆盖率最低。全球六大洲196个国家中④国家及洲别分类参考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对国外国家及所属大洲的分类（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我国尚未进行语言政策研究的国家有68个，具体情况详见表4。值得注意的是，北美洲和大洋洲尚未研究的国家数量分别占所属大洲国家总数的82.6%和81.3%。当然，这与部分北美洲和大洋洲国家国际影响力较低、国内学者对其语言较为陌生等因素有很大关系。
再次，从“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国家覆盖角度来看，非洲、南美洲和大洋洲中的“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国家未覆盖率较高。截至2021年12月9日，中国已经同145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⑤本文中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一带一路网2021年12月9日公布的“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7298.htm）。，而截至2020年底我国对96个“一带一路”合作国家进行了语言政策研究，尚有49个国家仍未研究，未研究国家占总签署国家的33.8%（详见表4，表格中国家名有下划线的国家为已加入“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国家）。
表4 2000—2020年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尚未研究的国家
续表4
2.区域分布情况
2000—2020年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共涉及23个区域（详见表5）。从热门区域来看，欧盟、中亚、欧洲、东南亚、东盟、波罗的海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是我国学者研究的热门区域。上述热门研究区域呈现出区域语言多元化的特点，且其语言政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全球影响力。
表5 2000—2020年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的区域 （单位：次）
（三）文献来源分布
对文献来源进行统计分析有利于揭示该研究领域的核心出版物，为研究人员深化该领域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源（江向东等2005）。同时，出版者也是用于评价出版物的主要出版标识之一，可根据出版者的情况来评价社会科学文献的质量和水平（娄策群1999：75）。
1.期刊来源分布
首先，相关期刊分布呈比较分散的特点。经统计，2000—2020年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的687篇论文共分布在322种刊物上。其中，载文1篇的期刊共有194种，占刊物总数的60.2%；
载文2篇的期刊共有62种，占刊物总数的19.3%；
载文1～2篇的期刊占刊物总数的79.5%。因此，2000—2020年约八成的期刊只发表了1～2篇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论文。
其次，核心区期刊影响力较弱。根据比利时情报学家L.埃格黑（L.Eggehe）提出的布拉福德核心区期刊数量计算公式，即ro=2Ln（eE×Y），计算得出2000—2020年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刊文量排名前8位的期刊（属于核心区期刊），即《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比较教育研究》《民族教育研究》《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世界民族》《东南亚纵横》《世界教育信息》《外国教育研究》《海外英语》⑥因存在并列情况，故文中列出了10种期刊。。核心区期刊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某一领域最权威的情报源和研究水平，但目前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的核心区期刊中CSSCI来源期刊较少，期刊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2.出版社来源分布
首先，相关出版社分布呈比较分散的特点。经统计，2000—2020年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的75部著作共分布于29家出版社。其中，出版1部著作的出版社有20家，占总出版社的69.0%；
出版2部著作的出版社有1家，占总出版社的3.4%。出版1～2部著作的出版社占总出版社的72.4%，说明出版该领域著作的出版社较为分散。
其次，核心区出版社影响力突出。图书文献与期刊文献有共同之处，即学科或专业文献出版的相对集中与分散，因此，可借鉴“核心期刊”研究和操作的成功经验引入“核心出版社”这一概念（蒋志强、徐文贤2002）。根据布拉福德核心区期刊数量计算公式，计算得出图书出版量排在前6位的出版社为核心区出版社，即商务印书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上述核心区出版社大部分为国家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为新闻出版总署评选的国家一级出版社⑦国家一级出版社的认定参考新闻出版总署2009年8月11日发布的“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名单公示（https://kjc.snut.edu.cn/info/1029/2099.htm）。。由此可见，2000—2020年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的核心区出版社影响力突出，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该领域核心区著作的质量和水平较高。
（四）研究热点分布
文章的关键词是文章核心内容的浓缩及提炼（冯佳、王克非2014）。通过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可发现某领域研究内容间的知识网络关系，挖掘研究领域的核心知识节点，展示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研究范式、研究主题和研究热点（兰国帅等2017）。因此，本文对检索出的687篇期刊论文和75部学术著作的关键词进行统计，经过关键词补齐、关键词合并拆分、数据清洗等步骤，共获得有效关键词961个。然后，将出现频次大于等于5的92个关键词作为研究样本，通过COOC软件、VOSviewer软件绘制出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图2）。本文通过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的聚类和聚类中节点大小、节点的紧密程度，并结合文献具体研究内容，将2000—2020年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分为以下4个聚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研究，澳大利亚、欧盟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美国语言教育政策研究，新加坡、加拿大双语教育政策研究。
图2 2000—2020年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
1.聚类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研究
这一聚类主要关注：其一，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进行梳理和归纳。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是服务互联互通建设的重要支撑，是蕴含安全价值的战略资源，更是彰显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沈骑、夏天2018）。因此，学者们也纷纷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进行研究，以期为我国非通用语言教育规划和面向“一带一路”的语言战略提供参考。其二，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枢纽和战略地区，中亚地区的语言政策研究受到我国众多学者的关注，学者们集中对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主体民族语言国语化、去俄语化、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语言政策进行了分析。
2.聚类2：澳大利亚、欧盟外语教育政策研究
澳大利亚和欧盟的外语教育政策各具特色和典型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外语教育政策呈现长期整体统筹化、外语经济价值化和亚洲语言优先化等特点。其外语教育政策本质上是将外语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强调语言的市场价值和实用价值（罗爱梅2010）。欧盟政治经济一体化但语言多元化（傅荣、王克非2008），欧盟外语教育政策呈现语种多元化、学习低龄化、学习终身化等特点。欧盟外语教育政策深受其语言多元化政策影响。欧盟致力于将多语言主义的原则作为民主宽容的基本价值和社会需要发展的能力，以实现欧洲长久的民主与和平（牛阿娜2015）。根据对澳大利亚、欧盟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学者们为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了诸多启示。
3.聚类3：美国语言教育政策研究
这一聚类主要关注：其一，对美国少数族裔的双语教育和唯英语教育进行分析。其二，对以服务国家安全为特征的美国外语教育政策进行研究。美国语言政策的演变始终以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为导向（张天伟2021），美国关键语言战略是其典型代表。其三，对美国国家外语能力进行阐述。国家外语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国家外语能力核心建设体系由规划体系、管理体系和评估体系组成，呈现国家主导、军民资源互通共享和高端人才储备采用精英战略的特点（文秋芳、张天伟2013），而且美国的国家外语能力突出表现在军队外语能力上（张天伟2013）。
4.聚类4：新加坡、加拿大双语教育政策研究
2000—2020年我国学者集中对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因素、实施效果、历史沿革及双语教育政策视域下华文的发展状况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实质上是“双语教育，英语为本”（王学风2007：32）。学者们普遍认为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既促进了新加坡国内种族和谐，增强了国家身份认同，又推动了国家经济发展，提升了新加坡的国际地位。对加拿大双语教育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政策特点及实施效果等方面的考察。加拿大双语教育政策总体上呈现以英语、法语为框架，国家利益导向决定教育政策取向和隐性教育政策力量强大等特点（杨艳等2013）。
随着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提升，中国语言学要不断开阔视野，推动语言研究从本土走向世界，重视各国语言政策和语言生活的研究（李宇明2018）。基于当前我国对世界语言生活研究不足的现状，并根据2000—2020年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文献的计量分析，本文对新时期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提出四点发展建议。
其一，推动学科交叉融合，拓展政策研究空间。从时间分布来看，2000—2020年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经历了起步期、快速增长期和稳定发展期。虽然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已进入稳定发展期，但从研究现状和影响力来看，与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新时期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的主要任务应是重视研究质量、提升研究深度、探索理论范式、彰显中国特色。具体而言，一方面，语言政策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外语教育研究和比较教育研究等学科应不断打破学科壁垒，促进不同研究领域的人才交流、内容融合和方法互鉴，特别要重视对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理论和范式的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体系。另一方面，要不断拓展研究空间，尤其是加强关于某国语言政策对该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的重要作用的研究，挖掘并深化语言政策研究的社会价值，丰富语言政策研究的内涵和外延。
其二，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科学规划研究布局。从空间分布看，截至2020年底，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已经涵盖129个国家和23个区域，但目前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传统的西方大国和我国周边国家及其组成的区域。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的开启和“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走深走实，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应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科学规划研究布局，当前尤其应加大对非洲、南美洲重点国家和地区语言政策的研究力度。以非洲为例，非洲地区语言丰富多样，区域国别语言政策复杂多变。同时，非洲在我国国家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截至2021年12月9日，非洲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已超过全球签署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一，是加入“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国家最多的大洲，中非关系更被称作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但当前我国对非洲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的研究同目前中非的紧密合作和战略关系不相匹配，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服务性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因此，当前应增强靶向意识，集中相关科研机构研究力量，加强对非洲、南美洲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政策研究，从而为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科学、精准的智力支持。
其三，培育高质量专业刊物群，打造区域国别特色图书品牌。从文献来源分布看，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已形成由《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比较教育研究》等10种期刊组成的核心区期刊和由商务印书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6家出版社构成的核心区出版社。但是，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也存在文献来源分散、核心区期刊影响力相对较弱、尚未形成一批以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为主题的高质量刊物和著作品牌等问题。因此，一方面，建议国内高水平期刊设立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专题或专栏，为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提供具有影响力的学术发表阵地，现有核心区期刊也需大力提升办刊质量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建议相关出版社紧紧把握学术前沿和热点，做好选题策划和图书宣传，培育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图书品牌，形成更大学术影响力，拓展国际影响力。
其四，加强实证研究，拓展研究深度。从研究热点分布看，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已形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研究，澳大利亚、欧盟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美国语言教育政策研究，新加坡、加拿大双语教育政策研究4大研究热点。现有研究基本涵盖了国外语言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典型案例，但目前我国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研究主要是基于对文献资料的考察和分析，实证研究不足，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语言政策的研究。因此，未来一方面应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扎根对象国语言生活，广泛开展实地语情调查，通过多种渠道全面获取第一手的研究资料，从而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实时、可信的数据和材料支撑。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中观和微观层面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的深度研究，特别是需要加强具体语言问题的研究，深入挖掘语言问题产生的根本动因，为中外语言政策对接及中国参与全球语言治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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