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瑞奇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抗战爆发以来，全国面临严重的物资紧缺问题，不仅影响到人民的日常生活，更阻碍了前线抗战的顺利进行。面对民族国家的危难情形，除了将士们冲锋陷阵外，全国各地人民积极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发起了献金运动。献金运动兴起于上海，发展于武汉，进而在全国推广开来。1939年抗战进入第二阶段且正值新生活运动五周年纪念，刚迁渝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以下简称“新运总会”）为适应抗战所需并借此推广新生活运动精神，决定于2月26日至3月12日在重庆发起各界献金竞赛。此次献金竞赛吸引了行业、个人和团体的踊跃参与，受到了全国乃至世界的关注。时人解释“献金”即“愿意、乐意把金钱贡献出来。金钱不一定是硬挺挺的黄金，花花绿绿的外币港纸，举凡可以有交换价值，能够将之变卖取得代价的物件东西，都可以称之为金银财产。”[1]即人们心甘情愿地将自己一切可以变卖取得物质货币的东西呈献出来的行为，就叫做“献金”。战时的献金更是为前线作战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必要支援，对于抗战救亡有着重大的意义。《建国日报（成都）》对于献金运动有很好的解释：“节约献金，就是救国，节约献金运动，就是救国运动”[2]。目前学界关于献金运动的研究已有许多成果，其中区域性的献金运动研究，主要集中于武汉、广州和四川[3-5]。而对于1939年重庆献金竞赛的研究，散见于一些硕士论文和期刊论文中，作为大后方爱国救亡运动的一部分有所提及。王浩[6]简述了1939年重庆献金竞赛的过程，提到了各阶级积极参与的盛况以及最终成果。简奕[7]在文中除了简略描述重庆献金竞赛外，还提到了重庆作为陪都的带头示范作用，突出了重庆此次献金竞赛的特殊性。郝小玮[8]在其硕士论文中对此次献金竞赛亦有简单提及，并从集体献金和个人献金两方面来描述。而专题研究1939年重庆献金竞赛的文章仅王浩的《慷慨解囊为抗战——记1939年重庆各业节约献金运动》一篇[9]。除对献金的盛况和成果的描述外，文章对此次献金竞赛的筹办有简略的提及，并重点突出了妇女在其间的重要作用与贡献。前人对1939年重庆献金竞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动的背景、开展的过程和最终的成绩，忽视了国民党动员群众和群众响应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此次献金竞赛所存在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以1939年重庆献金竞赛为中心，较为详细地还原其开展的始末，分析国民党的群众动员策略及群众的响应程度，并在肯定其意义的基础上，浅析其局限性，以探究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群众动员运动。
1939年重庆献金竞赛并不是一场无准备的群众运动。一方面，它是国民政府在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基础，以及新阶段抗日救亡的现实需求的基础上组织与筹备起来的。另一方面，它又是在国民政府领导下，通过自上而下的一系列宣传与动员推广开来的。因此，此次献金竞赛系统化与规范化的筹备与动员，为群众的响应积极性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一）组织与筹备
抗战爆发后，为继续推行新生活运动，新运总会便开始调整其工作目标以适应于抗战实际。新运总会按照《庐山训练团新运组战时工作讨论结论纲要》来推行战时工作，而各地分会则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开展。战时工作的重点则放在征募、慰劳、救济和发扬民气之上。新运总会战时工作目标的确定表明该会开始承担起部分抗战救亡运动，为1939年重庆献金竞赛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9年正值新生活运动五周年，同时也是第二期抗战的阶段。国民党认为 “抗战已入第二阶段，一切军事外交均予我以有利形势，惟以后国人责任，更形艰难，经济补充，尤为重要。查重庆市为国府所在地，又为政治、军事、经济之重心，我各界同胞应厉行节约，承献国家，为各地示范。”[10]基于战争形势的变化与实际的需要，国民党在第二期抗战宣传中认为“实际重于理论”，并要求“集中力量于动员民众为抗战服务”，同时还要求推进节约运动，“务使全体军民实行紧缩生活，并利用一切弃物废材”[11]。基于以上要求，新运总会决定以纪念新生活运动五周年为名义，主办重庆市各界节约献金竞赛，动员群众积极献金来充实国防所需，以便适应第二期抗战。
1939年2月7日，新运总会邀请各界人士在永龄巷首次商讨重庆市各界节约献金，“席间提出捐献压岁钱所得，节省年节无谓消耗，及公告捐款总数以昭大信，及统制募捐等意见多项。”[12]13日，新运总会在市商会再次招待相关人士，拟定新生活运动五周年纪念的节目内容，并着重强调：“最注重之节目，为节约献金，系在会场每日举行，并由各业各界及个人作献金竞赛，将举行隆重之仪式。”[13]16日，新运总会会同重庆市党部召集重庆市各业代表四五十人再度商讨此次献金竞赛各环节，会议后通过了《各界节约献金竞赛会议决议案》和《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推行重庆市各界节约献金竞赛办法》，且明定此次献金竞赛以“鼓励各界同胞节省消费捐款救国”[10]为目的，意在鼓励人们厉行节俭，将节约所得用于抗战救国事业，以壮大抗战的力量与声势。最终新运总会决定自2月26日起至3月12日止，举行各业献金竞赛十五天，并将最终献金所得呈献蒋介石“为充实国防之用途——购买飞机”[10]。随后，新运总会又公布了参加此次献金竞赛各行业的顺序，重庆市参赛的各行业需依照排定的次序进行献金。
1938年武汉的“七七”献金运动掀起了全国献金高潮，而国民党迁都重庆后，“重庆为承接第二期抗战，神经中枢犹如第一期里的武汉一样”。同时，“重庆更集举国精英之荟，战时首部的繁闹景象，已为举国一致所惊叹”[14]。升格为陪都的重庆不仅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且是当时全国的群英荟萃之地。因此，重庆于1939年承办献金竞赛，不仅承接了武汉的献金精神，亦能发挥陪都的示范带头作用，影响全国并为各地所效仿。
（二）宣传与动员
有效的动员必须依靠有力的宣传。因此当一切筹备就绪，国民政府便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工作，以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到此次献金竞赛之中。
1.国民党内部的号召
其一，国民党各级官员利用自身影响力和地位通过各种形式展开号召。首先，蒋介石利用其身份地位亲自出席各大场合进行战时宣传动员。1939年2月18日，蒋介石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五周年纪念训词》演讲，对新生活运动的中心思想进行了重新解释，以使其符合战时所需。其中，蒋介石强调抗战时的“廉”，应进为“实实在在的节约”；
抗战时的“耻”，应进为“轰轰烈烈的奋斗”[15]。虽然新释的“礼义廉耻”思想仍未能摆脱用封建伦理道德束缚民众思想行为的一面，但其符合战时的调整通过蒋介石的演讲，在一定程度上为调动民众的抗战积极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于蒋介石的亲自宣传，《时事新报》曾有评价道：“（蒋介石）综理万机闲劳之余，躬自来做提倡献金的榜样，这种伟大精神之影响所及，当使国人深受感动”[16]，说明了蒋介石的形象对群众动员的影响作用。其次，宋美龄也积极展开对广大妇女的号召。她接连出席多场演讲，带领妇女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妇指会”）与多方团体联系，扩大妇女运动的影响。尤其是在“妇女献金日”和“三八妇女节”的献金活动中，她以生动的形象和热切的呼吁鼓动广大妇女：“这次献金，我们要给世界各国看看，更要给敌人看看，中国的妇女是多么热爱她们的国家！”她将妇女的义气与新生活运动的“礼义廉耻”联系起来，号召“国家兴亡‘匹妇’也有责的”[17]，鼓励妇女同胞不仅要亲自献金还应积极劝献，要使社会看到战时妇女的强大力量。最后，在每日的献金会场上，国民党职员亦会发表重要讲话以激励群众献金的热情。如3日银钱业献金会场上，马超俊发表讲话道：“欲达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目的，必须人人为国出力，而节约献金即系报国之道，人人应节衣缩食，将所节余之金钱，献呈国家，果能一致风行，其数目必甚大，抗战前途，实深利赖。”[18]他的讲话将节约献金与抗战救国紧密相连，有利于鼓舞在场群众的积极性。
其二，国民党各级机关部门也通过相关的宣传号召各界的献金行动。新运总会为推行献金竞赛首发表《告渝市各界各业同胞书》：“我们很诚恳的希望重庆市各界各业的同胞，不仅要不让汉口沙市的同胞专美于前，更须要几倍的超过他们底献金记录，使成为全国各地各界同胞的献金模范，并使全国各地各界同胞继重庆市各界各业同胞之后，广泛的热烈的，展开献金竞赛。”[19]中国国民党中央直属重庆市执行委员会在献金开展过程中为鼓励各界继续保持并发扬前日的爱国热情，发布了《关于协助第二期抗战的通令》，其中亦提倡道：“查此次节约献金运动本市各同业公会各商号各会员暨各主席职员均能深明大义倡导奉行努力捐输贡献国家爱国热忱殊堪嘉，尚值此第二期抗战开始国民责任尤重尚希继续努力是所厚望仰即。”[20]该《通令》一方面表达了对群众踊跃献金的赞许，另一方面又强调了国民的责任，对后期的献金运动给予了厚望。
2.团体组织的活动
（1）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
“青年为革命之先锋队，为国家之新生命，举凡社会之进化，政治之改革，莫不有赖于青年之策动，以为其主力。”[21]正因为青年在社会上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三青团作为国民党组织青年的重要机构，在中央团部直属分团部及重庆支团部的领导下发起了青年献金运动。首先，三青团组织了献金筹备委员会，决定以3月12日即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为“青年献金日”，发动重庆市大中学生参与。3月4日，献金筹备委员会召开会议定明五条规定。其次，三青团还拟定了十五条宣传标语。一类是强调青年对国家的义务，如“节约献金是青年对国家最低限度的贡献”；
一类是与纪念总理逝世结合起来使节约献金更具有合理性，如“纪念总理逝世要养成节约习惯”；
还有一类是广泛号召性的，如“后方多一分贡献，前方添一分力量”[22]。最后，三青团重庆市团员9日便开始了劝募活动。10日又举行了一系列扩大劝献运动，分六十支队伍出发宣传献金，“各队工作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全市分布劝献网……宣传队员每晚至各游艺场所参加游艺节目，从事夜间活动”[23]。
（2）妇指会
中国妇女的力量因传统社会“男尊女卑”和“重男轻女”思想的束缚而长期不被世人所重视。为了证明妇女力量的强大和地位的重要，妇指会率领广大妇女开展了积极的宣传工作。国民政府各机关在妇指会的组织下成立了二十八个工作队，主要负责推动公务员献金活动。新运总会颁布的《重庆市妇女节约献金竞赛办法》规定：“各界妇女由各妇女团体分别劝献，各机关公务员之献金由各该机关妇女工作队劝献……如无妇女工作队之机关则由各妇女团体分别担任劝献。”[24]随后，由陈诚夫人、焦易堂夫人等七人组织的委员会，与妇指会的联络委员会共同筹商推动全市各阶层妇女献金办法。司法行政部新生活妇女工作队为响应节约献金运动，特于2月25日召集该部暨所属各机关职员眷属及女职员开会，商讨具体办法，到会百余人。“由该部长夫人主席，主持报告节约献金运动意义并由陈参事等发言……当决定于二十五日上午十时，全体动员募捐，请捐款人最低捐其一日之所得，热心多捐者，尤其欢迎，二十八日送交谢部长夫人，汇送新运总会妇女指委会蒋夫人收管汇献政府，指定为充实国防之用云”[25]。3月4日，妇指会为使各界妇女普遍明了妇女节约献金的意义，由各妇女团体成员和女学校师生组织了八队街头宣传队，拿着宣传旗，提着献金筒，分赴各处开始宣传劝募。她们亮眼的形象很快吸引了大批市民的参与，宣传活动亦得到了重庆各界的热烈响应。
相较于领导人物，团体组织形式的宣传与动员不仅可以扩大动员的范围，还使得青年和妇女证明了自身的力量，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除此之外，三青团和妇指会还利用其特殊群体的影响，将青年献金和妇女献金分别与总理逝世纪念日和三八国际妇女节两个纪念日联系起来，分别强调青年和妇女对国家社会的贡献。这一形式将群体的特殊性和节日的纪念意义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了献金动员的合理性和号召力。
3.报刊杂志的登载
报刊杂志通过文字的呼吁和图片的渲染为献金竞赛进行着广泛的宣传与动员。第一，报刊杂志为宣传献金竞赛开辟了专刊。如《大公报（重庆）》《中央日报（重庆）》和《西南日报》等都设立了《青年节约献金专刊》，朱家骅、包华国、陈诚和李惟果等人纷纷为青年作文宣传。专刊以一版面的文章来宣传献金运动，集中的文章既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又能够引起社会广泛的共鸣。第二，各大报刊纷纷发表号召与社评，激励群众献金。《时事新报》在3月1日就发表了《敬请本报读者参加献金竞赛》的启示，并决定将报业献金竞赛当日的“营业全日收入”“全体职工薪金所得”及“本报读者献金”[26]全部呈献。《商务日报》短评道：“多捐献一分钱，便是多增加一分胜利的把握，这种荣誉的竞争心，是中国人的美德，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把握住这个意义，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去，把自己可能捐献的数目，勇敢地拿出来！”[27]慷慨激昂的话语，饱含了对国人的鼓励与献金佳绩的期待，使读者既能了解献金近况，又深受鼓舞。第三，《良友》《今日中国》等期刊杂志刊登了丰富的献金竞赛的现场照片。这些照片既有重要人物的演讲照片，亦有普通民众踊跃献金的活动照片。相较于文字，照片更能给予读者直观的感受，仿佛身临其境，让民众看到中国人民为抗战救国所做的努力。
不同的动员形式有着不同的作用，但都发挥了各自的特点使得宣传动员效率最大化，为民众参与献金竞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一切准备就绪，重庆各界献金竞赛终于在1939年2月26日拉开了帷幕。竞赛规定每日由负责人将献金结果公示在市商会大礼堂内的记数表上，翌日各报上登载相关信息。除各业按顺序参与竞赛外，自由献金活动则随时举行，不另外规定秩序。
（一）各行业献金
重庆市各行业首先按照之前规定的次序，依次展开献金竞赛。此次参加竞赛的行业包括了餐饮业、医药业、金融业和棉纺业等，基本囊括了重庆市的各个行当。
献金竞赛的首日，参加竞赛的行业为电影戏剧业、中西餐业和旅栈业，该日总计献金四千余元。鉴于第一天不佳的献金成绩，为进一步提高后续各业的积极性，各大报刊纷纷展开号召。如《大公报（重庆）》就发表短评道：“重庆现在是后方的第一个大城市，人口集中，商业繁荣，各业不少受到战时的繁荣，这时实应对国家尽量多多贡献。献金竞赛正在进行，望各界同胞踊跃输将。”[28]舆论强调了重庆的战略地位及其重要性，鼓励山城人民发挥陪都的示范带头作用，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努力。同时各公司和同业公会在献金的感召和新运总会的催促下，亦积极号召予以补献。如四川省重庆市煤业同业公会提倡道：“窃查此次本市节约献金，自新运总会发动以来，全市各界各业无不热烈捐献，而吾煤商同业，其热心捐献多金者固多，而捐献至微甚至毫无表示者，亦复不少，连日接准，新运总会催促，深望我各同业多多捐献，其未捐献者非迅予补献不可，不仅关乎全帮之声誉，且对国家民族之存亡关头，尤为重大。”[29]经过媒体舆论的宣传和各自同业公会的号召，后续各行业之间为了荣誉和口碑展开了良性的竞争。在这一影响下，就连先前已献金的行业也不甘示弱，又陆续进行了添献。3月1日，首日已参加竞赛的旅栈业率先发起续献，随后苏货业、纱布业等也相继添献。3日，献金竞赛更是达到了高潮，行业献金与个人献金共计达六十余万元，创下了重庆市各业献金竞赛开展以来单日献金的最高纪录。各业的献金是此次献金竞赛的主力，献金数额巨大，体现了战时各行业抗战救国的热情。正是由于各行业的积极表现，才掀起了随后个人和团体献金的高潮。
（二）社会各阶层人士献金
重庆市内外各阶层人士踊跃参与自由献金，充分表现出全国上下一致的抗战救国精神。
1.重庆市上层人士
献金竞赛的第二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便以身作则参与其间。蒋介石以私人身份献金10630元。同时他还降低平日宴客的标准，以符合节约之要求，将历次节余所得270.5元亦作为献金呈献。宋美龄随后也将撰文所得5650元稿费用以呈献。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最高统治者不仅亲自献金万元，还从日常宴客出发积极响应节约运动的号召，在国民党乃至社会上都起到了一定的带头作用。在两人的率领之下，国民党各级政府官员也慷慨解囊，例如毛庆祥将其父六十大寿的300元寿仪移作献金，孙科献金10000元成为当日个人献金最多者。
除了亲自献金外，上层人士还拿出珍藏品或拍卖换取献金或作优胜者的奖励以鼓动各界的参与热情。3月3日，宋美龄将南洋中华中学全体华侨学生为纪念“八一三”抗战而赠给蒋介石的金质勋章当众公开拍卖，所得全部呈献。10日，林森将自己历年所珍藏的古董字画等物品作为奖品送给此次献金成绩最佳的行业。在国民政府官员的带领下，中下层人士的献金随即而起。
2.重庆市中下层人士
在此次献金竞赛中涌现出了许多中下层人士的感人献金事迹，《时事新报》甚至发表社评赞叹道：“即从过去献金人数之比较，则深感一般中下层社会的同胞为多，引车卖浆者流，大都能量力捐献，一种慷慨输将的热忱，远非士大夫阶层所能比拟，金额不在多少，热情殊可珍贵。”[16]
残疾士兵痛感自己因伤无法上阵杀敌，便通过积极献金来表达抗战救国之热情。残疾军人刘工金决定每月都从15元的所得费中拿出5元送交后援会并表示：“彼臂断形残，自恨不复能从征杀敌，今月献微金，实为国民最低限度之爱国表示。”[30]即使身残依然志坚，伤残军人在危难之际依然心系祖国的命运，这是他作为军人的天职，亦是作为国民的责任。在此危难之际，连刚懂事的孩童都深知抗战救国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即使能力有限也愿主动献出自己的零花钱。七岁的梁阿富亦将其存钱罐中的49.88元作为献金。十岁的小学生陈远除个人捐献4.24元外，更主动向其老师同学亲友劝募献金八十余元。
青年作为国家的栋梁，在此次献金中的表现亦使人刮目相看。3月11日，校长张伯苓带领重庆南开中学全体师生员工自动举行献金竞赛大会，并在沙坪坝举行游行宣传，共计献金18075.11元。南开校友杨建恒谓此次南开献金“充满了牺牲与为公的精神”，对学生来说是“最有价值的教育”[31]。包华国称此次青年献金运动的意义有三：“第一，以行动纪念总理；
第二，使渝市国民皆有报效国家机会；
第三，使青年团团员与社会发生接触”[32]。青年献金运动不仅能够进一步增强献金竞赛的影响力，更能让青年亲身参与到献金的宣传与劝募中，使他们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更多的锻炼。陈诚更赞赏此次青年献金“是青年爱国热忱的显著表露”[33]。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亦表示：“献金乃系爱国运动，凡我青年均应踊跃参加以响应政府之号召表示爱国之热忱”[34]，并分请各校同学积极参与劝募工作。起初一些人认为青年参与献金为时已晚，“能献金的同胞，早已贡献了他们的金钱，深恐我们劝献的运动，不能获得圆满的结果”[35]，或以为“青年大多数是消费者，只有一部份能够自己生产。要大多数不能生产，只会消费的青年去献金救国，力量比较的当然要薄弱得多”[36]。因此，认为青年界去参加献金，“想与其他各界有如银行界妇女界竞赛，是未免太不自量”[35]。但最终献金的结果，证明了青年不容小觑的爱国力量和奋斗精神。
3月5日为献金竞赛之妇女日，妇女纷纷投入献金运动中，她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抗战救国的热情，更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和地位。献金现场众多出征川军的妻子或母亲，在亲人生死未卜的情况之下仍想尽办法从本就艰难的生活费中抽出一部分用作献金。连蓬头垢面的女乞丐也将她仅有的三角毛票投进了献金箱。女性知识分子更是不甘人后，踊跃参与。中央大学的师生家属、女教职员和女学生联合组织了“新生活中大妇女工作队”，负责推动中大方面节约献金的活动，“由罗校长太太张维桢女士担任总队长，共分八队，分头出动劝募献金五十余元”[37]。此次重庆妇女界献金活动参加的妇女人数超过了两千，当日获得献金六十三万余元，打破了此前银钱业所保持的最高纪录。为表彰妇女同胞创下的记录，蒋介石莅临现场后发表致词道：“我一向相信你们的力量并不在一般男同胞之下，今天更得到一个事实证明”，并当场高呼“全国女同胞万岁”[38]。《新华日报》亦对妇女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肯定：“妇女占全人类的一半，她们必须发挥力量和团结，中国的抗战建国不仅需要男人同时需要妇女。”[39]妇女节当日，又掀起了第二波妇女献金的高潮。重庆妇女献金运动充分表现出抗战时期妇女的热情与伟大的力量，通过事实证明妇女不是像以往人们认为的那样只配回到厨房里去或者只会花钱，她们亦是抗战动员不可缺少的一支力量。因此，“女同胞不仅在中国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即全世界人士，也要刮目相看。”[40]
3.重庆市外各界
本次献金竞赛的影响力不仅涉及重庆本地市民，就连敌占区的难民、大后方青年、身处异乡的华人华侨，甚至是外国友人都深受感动鼓舞并参与到此次活动之中。
转移到大后方的难民，为了能早日赶走侵略者，重回自己的家园，即使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亦积极响应号召，为抗战救国出钱出力。安徽难民温栋臣献出了身上仅剩的5.25元。上海天厨味精厂虽遭受日寇的蹂躏，几乎接近停顿，但负责人吴蕴初仍献金10000元。青年献金运动还吸引了大批敌后方青年的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发动青年节约献金后，各敌人的后方青年，纷电响应，除各集大宗款项待献外，华北某地青年，并备献金戒一百三十八枚”[41]。黄炳阳赞叹道：“最可宝贵的是敌人后方的一些青年，冒了艰险，把自己的所有寄了来，为了要收复失地！”[42]据《中央日报》记载，本次青年献金运动截至12日，共计献金40211.85元，其中敌后方青年献金一万五千余元以及金银首饰若干，参加的人数达十一万三千余人[43]。鉴于重庆市各业献金竞赛之踊跃，武汉节约献金发起人“正积极筹备于此时期，再作爱国表示，并已征得在渝全体商民之赞同，定十二日参加献金”[44]。
海外华侨华人及外国人也被群众献金的热情所吸引。越南南圻中华总商会会长张振帆献金5000元。“妇女献金日”当天，在场的外国记者，亦为热烈的献金所感动，当场凑集了一百四十余元献上去。新加坡《新中日报》战地记者黄薇，将身上所着之日军外套拍卖并将所得呈献。
值此危难之际，无论阶层、年龄、地域或是国籍，社会各界人士都纷纷参与到了献金竞赛中，愿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来换取和平的早日到来。正是有了社会群众的广泛参与，才使得“竞赛各节，热烈情形，有增无已，开空前之记录，是为全国模范，已引起中外之注意”[45]。
1939年重庆献金竞赛开展时间虽然不长，但作为国民政府迁都后在大后方开展的首次战时群众动员运动，在抗日救亡的背景下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亦因许多主客观因素而存在着诸多不可避免的问题。
（一）献金竞赛的成绩和作用
为期半月的重庆市各界献金竞赛于3月12日落下了帷幕，其获得的成绩，超乎了事先的预料。新运总会原假定的献金最高目标仅为五十万元，但在实际过程中，由于各界广泛热情的参与，最终共计所得献金总数高达二百四十万元左右，超过原定目标近五倍[46]。此外还有若干金银饰物不包含在其中，《大公报（重庆）》预计这些金银饰物“折价亦有巨数可达二百五十万之最大数”[47]。1939年5月1日，重庆举行了全国国民精神总动员月会开始典礼。会上新运总会总干事黄仁霖代表各界，将献金呈献国民政府本息共计2302620.47元（献金的总数为2291530.33元，银行利息为11090.14元），孔祥熙代表林森接受了献金[48]。
轰轰烈烈的重庆市各界献金竞赛在国民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参与之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虽然距离人人出钱的程度尚极远，实已充分表现上下一致的精神”[49]。其具体作用体现如下。
1.激发抗战热情，凝聚抗战人心
献金竞赛既是一场物质动员的运动，更是一场精神动员的运动。献金竞赛中各种感人的事迹激励了人们的参与。例如月饷仅15元的伤残士兵郁佛捐献了5元的生活费，并当众发表演说力劝国人努力献金，身残志坚的他所表现出的中国军人精神鼓舞了在场的所有人，随即现场“献金者踵相接、肩相摩”[50]积极参与献金。《大公报（重庆）》更是公开赞扬“其爱国之精神，殊堪敬佩”[51]。
出征军人家属不仅把自己的子弟献给了国家，还把自己的血汗钱也献了出来，“这一种伟大的精神，可以说是我民族永不灭亡的革命精神”[52]。后方同胞虽不能亲自上战场杀敌，但为表爱国热忱也积极投身于献金运动中，主动承担起抗战救亡的责任。因此，重庆献金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群众参与抗战的热情，凝聚了抗战杀敌保卫和平的民心，推动了抗战救亡运动在重庆的开展。
2.提倡节约与贡献，改良社会风气
抗日战争不仅是两国之间军事的较量，更是经济的比拼。吴国桢说：“此次战争，系赌两国经济力量之消长，国民应源源捐输，支持抗战，而促日寇早日之崩溃。”[53]只有通过经常性的节约，群众才能源源不断地捐输，争取抗战早日胜利。因此“献金竞赛不是偶然的豪举，而应该是实实在在节约的表现。”[54]重庆献金竞赛是新生活运动所提倡的节约运动的具体表现，在节约的基础上更多强调贡献，化临时的献金行为为经常性的节约活动，从而为长期的贡献积累力量。
对于节约献金的意义，孔祥熙曾言道：“我们要想强国，必先民富，要想民富必需节约，故节约运动亟须提倡尤其在抗战时期更有提倡之必要；
提倡节约不仅在乎一时之献金表示，而是在平时衣食住行上能够真正节约除一部作本身必需用度。”[55]节约献金的重要意义在于发扬节约精神，通过节省消费来贡献国家，牺牲个人小利来换取国家大利，壮大抗战实力，“毁家输财是一次的，节约贡献是经常的”[49]。节约献金的精神要求“要扩大发动节约运动，以我们韧性经济力打击敌人，不绝的充实资源，献金政府，支援抗战”[56]，做到经常节约、经常贡献。重庆献金竞赛从理论上提出了改变群众铺张浪费行为的要求，期望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崇尚节约的风气，为持久的抗战提供一定的物质保障。
3.树立典型模范，发挥带头作用
重庆市在献金竞赛中不仅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亦发挥了陪都的模范带头作用，推动了各地献金运动的开展。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宣传献金竞赛时就曾表示：“以重庆为国家战时首都，现为激发国人之爱国热忱致力于国防军备之建设，以争取最后胜利起见，特由总会决定倡办节约献金竞赛运动即以此款为购设空军保卫重庆之需，并作全国节约献金之表率。”[57]章楚在报告献金情形时也提到：“至望参加竞赛各业各界，特别努力，以造成全国献金之模范。”[58]社会各界都对此次重庆献金竞赛给予了深切的期望，希望重庆能发挥陪都的模范带头作用，为全国各地的献金运动做出表率。
重庆市献金竞赛结束后，除重庆此后每年不定期举行相同的活动外，各地也纷纷号召开展献金运动。四川万县受到极大鼓舞，努力推进该地区献金运动的开展，决定“召集绅商各界开筹备会规定献金竞赛……暂定最低献金额十万元”[59]。《申报（香港）》1939年3月7日发表文稿，号召香港妇女起而响应：
香港女同胞至少有四五十万人，如果有十分之一能够参加献金，亦有四五万人，若照重庆妇女比例，则当有一千五百万元的成绩，纵使再减至十分之一，也应有一百五十万元的成绩，何况重庆女同胞的生活，一般说起来都要较香港女界贫乏的多呢。明天就是国际妇女节，香港女同胞应该不让重庆妇女专美于前，应该无愧于蒋委员长的嘉勉。[60]
重庆“青年献金日”的热烈宣传也感染了成都的同胞，他们号召道：“成都的青年们，起来！十二日是‘青年献金日’，让我们也来发动一个蓉市青年献金运动，使我们可以充分表现出青年的热情和力量来！”[61]重庆献金竞赛所表现出来的团结救国精神成为了全国各地效仿的榜样，体现了陪都对其他地区的示范带头作用。
（二）献金竞赛存在的问题
虽然1939年重庆献金竞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由于各方面的影响，此次献金竞赛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1.部分同业公会组织不够完善
重庆市部分同业公会组织发展缓慢不够完善，无法按要求召开会员大会，亦无法以同业形式参加竞赛。如重庆市第一区机器工业同业公会在收到要求参加献金竞赛的公函后称：“查节约献金事关增强抗战实力保卫国家，凡我同胞及各界各业团体自应遵照办理踊跃参加……但本会仍在筹备组织期间，尚未正式建立，而同业各厂现未经登记入会手续，故会员大会无法召集”[62]，因此无法按要求参加献金竞赛。各行业严格的参赛形式既增加了献金竞赛的限制，又削弱了行业献金的力量。
2.会场设置过于集中
重庆献金竞赛各大场地均设在市中心，重庆市各大区县并没有设置会场，加之通讯交通的不便，区县地区的群众即使知道此次活动亦是力不从心，因此广大的区县群众大部分被迫排除在运动之外。例如新生活妇女工作支队长金瑞芳在接到要求前往市区指定地点参观及献金的公函时回复道：“惟本支队各队员大部份住居厂内，离市四十余里，交通不便，事实上难以参加。”[63]由此可见，妇女工作队队员因居住距离远，前往市区献金尚属困难，更不用说区县的普通群众了。
3.民众响应不积极
第一，即使重庆献金运动提出了节约献金的口号，但国民党高层以及社会各界名流仍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其抗战救国的积极性远落后于普通群众。例如妇女同胞在献金宣传时碰到一位坐人力车的有钱男子，劝献中“说了多少话都得不到他的同情”[64]，反倒是他的车夫献出了三毛银币。另外据一位叫陈国钧的有钱有势家庭的妇女回忆：“抗战年间，重庆有钱有势的太太们聚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积极。”她的牌友中就有中央银行副行长的太太、四川大军阀潘文华的三姨太等。“从周一到周五，我们轮流做东，安排麻将和晚餐派对。每周六晚都有舞会，我们整晚整晚地跳，一直跳到双腿不能动弹为止……我们互相竞争，看谁办的聚会和宴席最出色……总的来说，抗日战争并没有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多大的影响，我的生活还是那么奢华。”[65]虽然有部分中上层人士进行了热烈的献金，但大多数基于自身的阶级地位，并没有认识到抗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献金竞赛所提倡的节约精神很难得到他们的认同。因此，他们在生活习惯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铺张浪费仍是常态，并没有践行经常节约的原则，献金更只是偶然的行动。
第二，部分底层群众不明白献金运动的意义，导致参与度不高。据一名叫宾淑贞的重庆妇女说道：“抗战期间，我是晓得有抗战动员活动的。从我主人家楼上的窗户，我看见过妇女募捐的活动……我自己是穷人，没有时间，也没有钱，所以没有参加过那些活动。”[65]部分底层群众的思想觉悟仍旧没有得到提高，一方面是来自于战时生活的压力，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由于献金运动的宣传不到位。她们只知道有这一系列运动但并不明白其对抗战的重要意义，以为是有钱有能力的人参加的活动，大大打击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4.献金总额无故减少
据当时《中央日报（重庆）》记载，截至1939年3月12日献金总额达“二百四十万元左右”[46]。作为国民党的机关报，此一记载最为有效，因此献金总额不会出现统计错误。但在5月1日的全国国民精神总动员月会开始典礼上，黄仁霖代表各界呈献国民政府的献金总额本息共计才二百三十余万元，较之前少了近十余万元。从3月12日至5月1日之间，献金被存于银行之中，没有被盗的可能性，因此无故减少的十余万元只能是新运总会保管不善所致，是否被挪用或贪污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不得而知，但献金减少已成事实。对于国防如此重要的献金在此时无故减少，无论是对抗战还是国民政府的形象都是不利的，国民党对献金保管的疏忽也成为重庆献金竞赛的一大重要问题。
正因为以上的问题存在才局限了此次国民党的群众动员运动，使其无法在更大地域范围及更多阶层中开展，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积极作用的发挥，亦为我们思考战时国民党的群众动员工作提供了参考。
综上所述，1939年重庆献金竞赛是国民党迁渝以来所组织的第一次大型献金运动，也是重庆成为陪都后所承办的第一次大规模官方运动。在抗战时期的全国献金热潮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武汉、广州献金运动，下启大后方抗战救亡运动。我们在对其积极意义给予一定肯定的同时更要思考其中存在的问题，辩证地看待国民党统治下的群众动员运动。尽管重庆献金竞赛已在1939年3月12日结束了，但各种形式的抗战救亡运动仍在重庆社会各界不断进行着。这些运动不仅为抗战胜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支援，其体现的战时中国人民团结一心、报效祖国的强烈爱国之情更成为抗战胜利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更有益于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和国家民族的远大利益。
猜你喜欢 献金节约抗战 大义输财 共赴国难——抗战大后方民众献金运动文萃报·周五版(2021年30期)2021-09-05节约作文评点报·低幼版(2019年42期)2019-12-30我们家的抗战湘潮(2018年9期)2018-12-05我们家的抗战湘潮(2018年8期)2018-12-04节约小学生作文(低年级适用)(2018年10期)2018-10-27节约小天使·二年级语数英综合(2018年5期)2018-06-29如何判断政治献金合法还是非法环球时报(2017-05-02)2017-05-02慷慨解囊为抗战——记1939年重庆各业节约献金运动文史春秋(2016年2期)2016-12-01抗战音画连环画报(2015年8期)2015-12-04抗战，在未被占领的中国齐鲁周刊(2015年31期)2015-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