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月盼
（重庆交通大学，重庆 40007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爱国主义情怀，特别是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强调，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特别指出，要“注重运用仪式礼仪......强化国家意识和集体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当前，受多元文化的冲击，青年爱国主义情怀面临着多重消解和弱化，这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了严峻考验。2021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为政治仪式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提供了鲜活蓝本。在党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开启之际，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探析政治仪式何以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爱国主义情怀是一个复合性概念，是一国的公民对所属国家的情感归属和价值支持，包含认识、情感和行为等多重内容。爱国主义情怀厚植过程是人与人、人与物等多种要素的集合，其中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符号在国家认同的建构中扮演着重要作用，而政治仪式就是这一特殊象征元素的集合。政治仪式以政治权力主体作为举办者，在程序、时间和空间上借助象征性的事物和行为，通过营造仪式、构筑集体记忆介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从而对仪式参与者和观众的政治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产生巨大影响力。
（一）政治仪式符号形象化国家
仪式是一套具有文化性、象征性、表演性的符码，是最能体现人类社会结构、秩序和特征的符号表述。政治仪式作为仪式的一种典型形态和符号象征的集合，通过一系列符号化过程使得政治意图神圣化从而快速将公众置于政治环境之中，激发公众强烈的政治情感。最早索绪尔用“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阐释了符号的表意传达与内在的规约性。另一位符号学大师皮尔斯打破原有的“二分”指出，符号是寓于关系之中所构建的“再现体”“对象”“解释项”的三元关系，其核心环节在于解释者对符号意义的理解与解释。因此，符号的意义存在于符号的传播过程中，仪式则是传播的有效途径，仪式主体的能动性为符号意义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空间。综上可以得出，符号的象征意义表达是政治仪式中的关键要素，对器物、意义与主体三者进行了有效连接。
政治仪式符号呈现出载体多样以及多样符号共存的特点。一方面，国家政治仪式类型主要有公祭、纪念、荣典和庆典，仪式形式不同所构建的仪式符号及其象征也不同。根据媒介的自身特质可以划分为语言、图片、声音、器物和行为五类。政治仪式符号兼具静态与动态两种样态，图片与器物的符号载体以特定意义的凝聚物出现实现了对历史与当下的承载与记录；
语言、声音以文本的凝聚反映了碎片化的社会意识；
行为符号即“展演”通过对多样符号的整合实现了时空同步性与互动性的统一，从而有效感知国家这一抽象物。政治仪式符号的运用，赋予日常政治生活可视化的形象进而迸发出政治象征意义。另一方面，政治仪式符号兼有共存性，完整的政治仪式中往往是多种符号要素同时存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仪式中，是号角、国歌、国旗、仪仗兵、勋章、礼炮等多种仪式符号的共在。主体在声音的号召、器物的标志与行为过程下实现符号的多重交叉使用，在多维符号碰撞中感悟国家的形象，实现情感的升华。
政治仪式作为一种符号，以其独特的表意形式对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进行形象化表达。米歇尔·沃尔泽就曾谈到,“国家无法被看到，它必须拟人化才能被看到，它必须象征化才能被热爱，它必须形象化才能被认知。”［2］因而,“国家”作为抽象性的权力组织机构，虽然一直存在于个体与群体的日常生活中，但其内含的情感、价值、信仰、忠诚等深层次气质难以被主体把握和领悟。政治仪式则通过仪式符号、仪式过程使这种“看不见、摸不着”变得可听、可见及可知。因此，政治仪式在国家和不同主体间架起了互联互通的桥梁，通过形象化、具象化为国家打上人格烙印，从而使主体产生爱戴敬仰等深层情感。国家依托政治仪式符号向民众展现国家形象，传达国家意志。如烈士墓碑上刻写的烈士名字，展现了中华民族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勇于拼搏、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如领袖画像，它不再是对某一人物的面貌特征进行写实性勾勒，某种程度上是对国家形象的勾勒，是对国家形成发展历程的勾勒。政治仪式中的仪式符号意指,借助符号本身的象征隐喻功能以及主体个体化理解,来实现公众对国家的认识。例如，献花作为仪式行为象征符号的一种，不单是一项简单的生理性动作，还是一个国家权力和形象的化身；
被献花的对象是由国家来决定的，在献花的行为中国家的授予得到行为主体的认可进而对国家产生认可的情感。因此，国家构建政治仪式符号赋予其意义使得国家被感知，从而有效增强人们对国家的情感认同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其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符号的表意功能
（二）政治仪式展演构筑集体记忆强化身份认同
政治仪式作为一种符号的存在，因其特殊的表意功能，将国家这一抽象的概念形象化为人们头脑中的具体认知，从而使“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变得可听可见。然而，这并不代表政治仪式本身能够直接厚植公众的爱国主义情怀。爱国主义情怀是处于国家决策范围内的人们的态度取向，侧重于主体自身对国家的认可与赞同。在增强认同感的过程中，参与者“必须有一个共同的记忆”。［3］因此，在政治仪式符号形象化国家的过程中，还需要借助仪式展演过程中所构筑的集体记忆这个介质产生身份认同来实现对国家的情感归属。
集体记忆是对过去事物的追溯形成的一种群体共同表征，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从意义上看，是一种群体关联，是一种认同的具体形式，在群体塑造自我认识后进而选择与其自我认识相符、相似的群体内容回忆，形成群体共有的记忆。但是，集体记忆并不是依托头脑的神经单细胞，而是诸如歌曲、舞蹈、谚语等富有象征意义的载体形式所构建的综合环境，从而扎根、保存、强化或重温于某一群体中。政治仪式中的声音、图像、语言、行为等符号正符合集体记忆所需要的载体形式，这就使得公众的集体记忆在仪式操演过程中得以构筑，从而确立并强化作为国家成员的身份认同。
一方面，政治仪式的组织者通过仪式展演，唤醒人们共有的集体记忆，确立身份认同。政治仪式能够原原本本地把曾经有过的秩序加以重现，实现过去、当下和未来的时间统一，构建出时间异质但内涵同质的记忆结构。政治仪式对集体记忆的唤醒主要体现在：一是政治仪式的保存属性，是集体记忆存在的重要载体。仪式的重复性时间、地点和操演都是对过去事实和情感的有效保存，对唤醒集体记忆提供了基础要素。个体或群体通过政治仪式实现对过去事实的重复性习得从而实现身份认同。二是政治仪式的展演属性，是集体记忆的力量之源。集体记忆并不是一旦获得就永存于群体心中，那些定型性的、巩固集体记忆的知识需要被循环和再生产，其主要路径是被展演。政治仪式是一种保存、展示、重塑和解释记忆的实践活动，尤其是它的重复性及其循环性“对于塑造社群记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特质”。［4］三是政治仪式的重复和解释功能，承载集体记忆的修复职责。政治仪式并不是对所有过往进行周期性重复，而是选择与现实高度契合的事件，借助仪式中歌曲、故事以及对话等环节的重复，促使仪式参与者想起仪式中所保存的意义。同时，通过有选择性地记录和追溯过程并提取“我们”获得共有身份符号，重塑仪式参与者群体的身份认同，实现历时性与当下性的有机统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更需要一个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坐标。这些坐标构成国家历史叙述的书签，构成民族身份认同的边界，构成文明血脉传承的基因。”［5］置于国家内的国民或民族内的族员通过政治仪式的个体化参与，实现空间性、历史性与人的三重统一，形成群体的共同记忆，从而加强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感。
另一方面，政治仪式通过集体记忆的再造强化身份认同，从而厚植爱国主义情怀。首先，政治仪式并非对过去集体记忆的简单重构。“记忆不是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5］集体记忆的共时性强调在回忆中进行与时俱进的重构，对过往重大事件遗留下的资料进行时下性的再阐释，再生产出符合新时期的象征形式，而不是千篇一律的重复。其次，政治仪式参与者通过自身的参与再造集体记忆。公众借助于仪式中具有指向性意义的符号生产出超出符号本身的意义表征，并由此产生多重意义空间，实现生产解释性文字向思考性文本的转变。人们在仪式操演的时空阈限中实现参与者之间的亲密同志关系，共享共有的精神价值与道德。最后，仪式的观众作为共有记忆形成的重要部分同样再造集体记忆。通过现场观看身临其境地强化认知，从而激发强烈的情感，达成群体共识。处于仪式外的观赏者以文字、语言、图片和视频等形式获取相关信息。在数字媒体时代，公民在不能亲自参与政治仪式的情况下，依旧可以通过现场直播或实时报道通晓仪式主题和价值观。因此，政治仪式通过制度化、系统性的过程使得集体的认同一直处于活跃状态，从而确保群体的记忆在唤醒后实现时下性的重构，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反复操练形成记忆的固化，最后保存起来形成属于整个群体的共有价值。
综上可知，政治仪式通过符号化的表达使国家意识形象化，强化人们对国家的认知；
通过仪式展演，在唤醒—重构—固化—刻写的路径中实现对集体记忆的构筑，强化属于“我们”的身份认同，有效强化国家内成员的情感共振与价值同质，厚植公众的爱国主义情怀。
自2014年设立烈日纪念日并于当年9月30日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第一次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以来，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举行已有8年。随着敬献花篮仪式的系统化，烈士纪念日的仪式活动有了固定时间(9月30日)、空间(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程序(八个环节)、固定乐器(小号)、音乐、花篮和参与人员等整套仪式要素。
（一）重复献花仪式唤醒集体记忆，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是激发公众爱国主义热情的生动展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总结会上指出：“要充分利用庆祝活动激发的澎湃热情和强大正能量，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6］在仪式的各环节中，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了公众热情。首先，用小号讲述往昔峥嵘岁月，在场的公众在婉转低昂的《烈士纪念日号角》的乐声中被快速拉入到同一追忆过程，使其脑海中共同浮现出烈士抛头颅、洒热血的画面。接着，在“礼兵就位！”的号令下，60名三军仪仗兵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这一环节通过步调一致、整齐划一的正步象征着进入国家历史。第三环节，10点整，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是国家形象的具体显现，仪式过程借助歌声唤醒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二年的风雨兼程与砥砺前行，不断激发出公众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崇高敬意。第四环节，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每一次的默哀，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表达出一种无法言说的情感，它是参与者爱国主义情感汇集的重要时刻。集体默哀与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这种强烈的情感反差，正是丹尼尔·卡尼曼所称的峰终定律，参与者的情感在二者间实现强烈共情，实现共同记忆的构筑。仪式参与者在仪式过程中清晰地认识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需要紧紧依靠人民的力量。新时代全国各地在烈士纪念日举行献花活动有助于唤醒中华民族的群体记忆，使“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不断鲜活化。聚合人民爱国主义情感，凝聚人民力量，不断地将公众置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奋斗之路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共同记忆，将爱国主义落实到具体的行为实践中。献花仪式将国家与民族、历史与现实融合于同一时空，实现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
（二）汇聚英烈奋勇共识，聚合政治能量
烈士纪念日的纪念活动通常围绕“铭记英烈，奋勇前进”“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爱国主义”等主题展开，汇聚广大参与者追寻烈士足迹，同心同德厚植新时代爱国情怀，实现政治能量的聚合。在每年国庆日来临之际举行盛大的献花仪式，在献花和瞻仰烈士纪念碑过程中回顾过往峥嵘岁月，奋勇实现新时期的发展目标。总之，通过政治仪式的开展构建了一套规范化、系统化的国家仪式话语体系，旗帜鲜明地展现国家形象、表达政党意志和诉说人民意愿。通过对党关于烈士的讲话文本进行量化分析发现，无论在何时何地，“英雄”“人民”“力量”“爱国”永远是仪式主题的中心话语，体现出烈士纪念日纪念仪式对于人民精神的凝聚、人民身份的同构以及爱国主义的强化。烈士纪念日献花仪式作为一种政治仪式，为公众了解学习英烈事迹、汇聚奋勇共识提供了现实路径，更是国家话语的集中展现，多重话语聚集有助于多重主体的情感汇聚增强政治力量的聚合。政治仪式主题与国家主流价值的宣扬通常具有一致性。通过政治仪式的意义赋予使主流价值的时代性凸显并与社会价值实现统一。烈士纪念日献花仪式以摆放的花环、红色的挽联、整齐划一的仪仗兵、受邀烈士亲属等系统化设置形成了浓厚的“缅怀英烈”的氛围，使参与者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其中，在敬献花篮的环节中，9座大型花篮在《鲜花曲》的奏乐中呈“一”字放置纪念碑基座上。每一座花篮重达百斤但仪仗兵们踏着稳健的步伐，展现出新时代中国军人的精神风貌。在驻足凝视并绕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环节中，习近平同志迈步上前为花篮整理缎带后携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政治权威的树立和规训也是冲击人心、激发情感共鸣的重要原因，通过以国家领袖为代表进行的仪式环节，更能积聚公众的共同体意识。英烈奋勇共识作为一种时代号召，发出“发展需要英雄”的口号；
作为一种行为指导，指导我们“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具体实践。埃里克·沃尔夫指出“当我们反思文化时，不要将其认为一种物质形式和象征形式的仓库，而是一些以社会活动形式展呈出的剧目。”［7］因此，政治仪式也被理解成一种社会活动形式，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的现实性产物，通过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得党和国家话语力量高度展现，增强爱国主义情感。
（三）赓续红色基因，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是赓续红色基因，延续红色血脉的生动展现。“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8］在少年儿童献唱、敬献花篮、驻足凝视并绕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瞻仰以及集体献花等仪式操演中，深刻缅怀和纪念为全国解放和国家建设英勇牺牲的烈士，充分展现了国家以英雄精神为代表的红色基因的继承与延续。首先，仪式的第五个环节是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结束后致少年先锋队队礼。随着“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的歌声在天安门广场响起，随着献唱过程中喊出“奋进，强国”的口号，少年在此过程中不断回忆起革命先辈们那段光荣路程，不断在心中强化向人民英雄学习、争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信念。其次，献花作为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对赓续的集中展现。各界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并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尤其是少先队员手中捧花是由乒乓球菊与康乃馨组成，这是朝气与可爱的象征，展现了对祖国母亲的深沉热爱。鲜花寓含美好之意，献花则内含全国各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寓意着党和国家将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实现美好生活的目标，献花这一仪式过程在特定的时空中实现了仪式参与者的身份认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身份，厚植了爱国主义情怀。
红色基因是政治仪式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不可忽视的核心要素。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9］红色基因的赓续是历史、现实与未来延续性阐释的过程，也是主客体间价值再生成的过程。我们需要注意到，烈士纪念日的纪念活动是通过集体性的“仪式操演”来实现集体记忆的建构。总之，通过献花仪式操演使得仪式参与者共享同一文化记忆，实现爱国主义的强化。与此同时，从整个仪式中抽离出来之后，公众不间断地对其进行接续阐释。例如，纪念仪式的相关新闻报道、媒体视频、文化专栏以及横幅标语等，使得未亲历者在这一天同样能够与大家共境共情，实现情感上的共鸣。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献花仪式作为一种形式和载体，在仪式中弘扬烈士精神、缅怀烈士功绩，使得爱国主义情怀形成习惯，化作日常，从主客二维角度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早日实现。
烈士纪念日集体献花仪式为政治仪式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国家提供了具体的实施蓝本，通过对烈士纪念日纪念活动的蓝本探析，可以得出政治仪式在唤醒集体记忆和传播价值等层面有着无法低估的作用。新的历史时期需通过不断地阐释—传播—操演等路径实现政治仪式对爱国主义情怀的多重厚植。
（一）深化政治仪式的内涵
新时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需深化政治仪式的内涵，增强内容解释力。首先，运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强化仪式表意。在党代会、入党宣誓仪式举行时，可通过多样化的内容设计，如插入短视频、纪录片、表情包等方式使参与者有效解读政治仪式，避免仪式过程的枯燥无味而导致参与者产生“走流程”的心态，从而忽视了仪式背后的底层价值。其次，加强仪式主题的完整性。政治仪式大多以历史记忆为内容支撑，要注重历史性与时下性双重解读，在仪式开始前通过背景、必要性讲解等增强仪式参与者的心理认知，从而提高仪式参与度、感悟仪式魅力。最后，多元塑造仪式符号增强仪式解释力。通过采取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具象物作为政治仪式的内容要素，如纪念场地与纪念品等，可以营造仪式氛围帮助参与者即时了解仪式概况，领悟仪式要义。使公众在丰富的仪式内涵中、特有的仪式时空中逐步明晰我是谁、我将在何种程度上确定我是谁的问题，进而强化参与主体的身份认同从而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二）拓展政治仪式传播途径
新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强化需拓宽政治仪式的传播途径，提升传播效能。在实践意义上，仪式与传播有深厚的内在联系，二者以“异质同构”的关系出现。政治仪式作为丰富政治信息的重要承载物被政治传播认为是一种简单明了但效果显著的重要方式。其形式多样的表达媒介为政治仪式效能提供更广泛的参与空间。通常情况下，拓宽政治仪式的传播途径主要从三个不同介质着手。一是加强仪式内部的人际传播，依靠仪式操演者或亲历者对他人进行解说、图片展示、播放录音或视频等方式实现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例如教师在课堂上讲述自己参与上海嘉兴红船研学仪式的过程，同学们在讲述的过程中仿佛身临其境，同样可以感悟到仪式背后的意义指向。但是，传统的人际传播也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其接受效果会存在接受不足、主体表达不明的情况，需要通过其他渠道对其政治信息进行有效补充。二是强化仪式本身作为媒介的组织传播，这是党和国家大力提倡的传播方式，使得人们作为参与者参与到仪式之中，通过对仪式的操演实现意义的赋予、再造以及共享。如在组织集体参观革命烈士场所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对烈士身份进行认可，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三是增强各类媒体为主的大众传播，这是信息化时代拓宽仪式化空间的重要路径。政治仪式通过网络的传播实现参与主体的补充。要加强社会网络价值观的培育，从根源上净化空间，营造积极乐观向上的网络环境。此外，加强参与主体互动，依靠微信、微博、小红书、抖音、快手等互动软件在互评、分享、转载、收藏的过程中强化参与感，明确身份认同。总之，新时代要大力拓宽传播渠道、空间，发挥其丰富的作用实现群体的身份认同。
（三）深度践行政治仪式操演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怀的厚植需要中国人民深入践行政治仪式，通过表层身体规训、里层的忠诚信仰及两者合力作用于日常生活的仪式化行为这一完整流程帮助主体对国家产生忠诚与信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保罗·康纳顿曾断言；
“没有操演，就没有仪式。”［5］首先增强公众的表层身体规训。一方面，人的身体在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作为政治实践的物质载体不仅具有生理学意义更有政治性意义。通过对人的身体进行碎片化、微观化的“肢解”，进行不同层面的“控制”使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身体观念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如站立、敬礼、默哀、检阅、阅兵和升旗等这些言行、步调一致，身行合一的仪式行为实现对身体的“规训”。其次强化公众里层的忠诚和信仰。前者的实现为里层精神的塑造奠定了实践基础，在深度和广度上作用于主体的精神世界。仪式操演从结构和功能性上都是对政治权力及其合法性的认同和服从，其精神层级的表现形式是“忠诚”和“信仰”，因而只有在实际的仪式操演中才得以实现。最后，在外层与里层的合力作用下实现对日常生活的仪式化。仪式操演拓宽了政治活动的边界与范围，使得公众在许多“弱仪式”的行为中也能感悟到背后的政治意义，在日常生活中强化对国家的情感。一般而言，“包括现代社会在内的任何社会形态的成员，都通过共同参与仪式培养认同……仪式把人们聚集在一起，通过这些象征表明他们的忠诚一致，并使他们有种一体感。”［2］这种一体感就是参与主体们在心理层面对国家的情感。因此，新时代爱国主义情怀的厚植应科学运用仪式操演，以积极深入的群体参与在互动中激发情感实现认同。如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重温入党誓词，向社会宣告中国共产党必然遵守诺言和初心，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奋斗不息，在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政府形象提升公信力的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民众参与的主人翁意识。又如各地学校组织各种红色体验活动传承红色基因，使参与者在仪式中接受精神和思想的洗礼，是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生动回答。总之，仪式操演要以有象征性意义的活动为操演对象，要系统科学运用仪式操演，从共同的集体行动中强化人民对国家的认可与赞赏，厚植爱国主义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