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博物馆传播科学家精神的形式探究——以上海自然博物馆为例

李雪梅 金雯俐

从科学教育的目标看,当代科学教育已不再将知识与技能作为主要目标,而是注重培养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英国《1988教育改革法》认为学习和掌握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技术是科学教育的重要目标。美国1989年颁布的“2061计划”强调,科学教育要使学生了解“数学和技术学的人文性”[2];
1995年《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提出,“学习一些科学探究方面的重要事情和著名人物”。我国2001年《3-6年级科学课程标准》中提出,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要通过“激发科学学习的兴趣,陶冶爱科学的情感”来实现。2011年《初中科学课程标准》、2017年《小学科学课程标准》、《科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都强调了科学核心素养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简称“四科”),但科学知识不再是单一的学习目标,学习科学思想与科学精神被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探究实践逐渐成为开展教学活动的主要方式。

从科学传播的内容来看,中外科学传播界、科普界从20世纪后期、21世纪初期日渐强调传播科学精神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科普受众不但要了解科学知识,还要理解科学过程、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实质。国际上科学传播的目标,也由传播科学知识转向科学方法、科学价值观。从我国科普事业发展的历程来看,1994年《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出台,我国科普事业从传播科学技术知识,转向普及“四科”。21世纪初,普及“四科”、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的科普观成为共识。此后,科学精神的普及意识更加提升,也成为科普工作的重点内容[3]。

从博物馆的发展趋势来看,学习科学精神也成为“态度与价值观”学习的重要方向。英国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委员会(MLA)在“通用学习成果框架”(Generic Learning Outcome,GLO)中提出的五个维度学习效果,与我国“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课标不谋而合[4]。情境课程思想被引入科学教育,法国中小学重视情境在课程实施中的价值,中国的情境教育也融入到科学教育项目设计当中,借助科技场馆等丰富的资源环境优势,开发出多样化的活动[5]。迁移到自然博物馆的学习中,就是要帮助观众形成科学态度、科学价值观,其中就包括了科学精神。

这些变化的发生,是当今社会与时代的共同要求。求真务实、理性批判,是科学精神的实质,科学精神最集中体现为科学家精神,中国科学家精神是科学精神的时代化、中国化和人格化,是中国科学家群体呈现出独特的精神气质[6]。我国科技发展面临各种“卡脖子”问题,政府逐渐意识到弘扬科学家精神的重要性。2019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1]不但定义了科学家精神,还提出要建设科学家博物馆与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科技部、中国科协、中科院以及各省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组织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7]。科学家精神主题展览观展人数上百万[8],显示公众对此类展览兴趣浓厚。中国科协等七部门共同推动“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建设,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等140个单位入选2022年度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9]。此外,一段时间以来,国内科技馆把揭示科学精神等作为展览设计目标,注重通过展品表现科技知识,对表现科学精神、思想等内涵有所忽视[10]。这一现象多年未发生根本改变,进一步要求自然博物馆转变教育目标与内容。因此,基于科学教育目标、科学传播内容、博物馆发展趋势、社会公众需求及自然博物馆展陈现状等因素,传播科学家精神,既是自然博物馆响应社会需求的应有之举,也是其履行使命和职能的必须之举。

自然博物馆最主要的信息载体是展品(或藏品)。区别于从其他媒介获得的“间接经验”,观众通过展品获得的是“直接经验”。展品本身不会产生“精神”,具备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的是背后的科学家。展品是科学家的研究对象、使用的器材或者发明的装置,保存着科学家的探究过程和结果相关信息。博物馆需要通过展品设计,模拟科学探究的过程,引导观众从观察、操作中获得“直接经验”[11]。

国内一些大型自然博物馆展品(藏品)多达数十万件。这些展品、藏品多数为自然标本类。自然标本类展品具有三层信息,包括标本本身的科学信息、标本及其科学发现过程的信息、该发现给人类带来的影响[12]。这三层信息的实现,源自科学家们的探究与发现(包括对自然标本及环境的考察、研究)的“过程”,以及科学家对物、自然、人、社会等“关系”的处理,且在“过程—关系”中体现出了科学家精神。正是通过“过程”与“关系”,展品、故事、科学家精神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因此,展品只是载体和道具,传播科学家精神的“核心要素”是“过程”与“关系”。

对于自然博物馆而言,一方面,场馆聚焦生命科学、自然演化等领域的成果与发展,通过展品展现最新科学进展,帮助观众了解前沿发现。另一方面,生物化石保存了远古信息,也保存了生命演化的过程、自然发展的历史。了解科学家的发现与成就,能启发观众去思考地球、生命以及人类的关系,培育自然历史认知观念。因此,自然博物馆应该抓住“过程—关系”这一核心要素,利用展品作为载体和道具,展现相关的代表性成果和重大事件,把科研过程具象到观众的参观过程,带领观众从“睹物(展品)思人(科学家)”到“以人及事(科学家故事)”,再到“以事(探究过程)见心(科学家精神)”,让“物”通过“人”活起来,从而培育观众的自然史观(见图1)。

图1 科学家精神传播的“过程—关系”模型

上海自然博物馆出品的《科研中国梦》是讲述科学精神的原创系列视频。第一集《破解生命从水到陆的密码》[13],从位于生命登录展区的总鳍鱼类杨氏鱼化石展品出发,讲述了张弥曼但求真理、不畏权威的故事。视频紧密联系场馆展品,尤其是鱼类展品,包括生命长河、生命登陆、达尔文中心等展区相关鱼类标本与展品,通过讲解员的解说,为观众创设鱼类演化、登上陆地的情境,方便观众获得鱼类演化的直接经验。在讲解员讲述张弥曼的科研故事时,以科学家本人用显微镜观测、制作模型等工作场景素材来讲述她探究“内鼻孔”的艰辛“过程”。以其推翻教师雅尔维克权威论断这一“关系”的处理,彰显科学家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在视频结尾,回到展区场景,以达尔文中心的演化主题展品为背景,再次回溯“演化不止、真理不止”的讲解主题,通过“过程—关系”模型,从而实现“展品—故事—科学家精神”的建构。

自然博物馆中展品、藏品记录科学家精神信息的独特方式,决定并揭示了自然博物馆独特的科学传播路径。

一是要通过深度的文献与学术研究,发现“过程”与“关系”,并提炼体现科学家精神的“故事”素材。科学家在探索过程中,需处理与其他人或物之间的各种关系,形成的矛盾冲突,构成了有情节、有情感的“故事”;
故事中科学家的态度、言行体现出了科学家精神。要深入研究科技史和科学家科研过程,积累鲜活细节与典型情境的储备素材[14]。

广泛搜集科技史文献,研究科学家的科学探究过程,是传播科学家精神的基础性工作。从储备素材提炼生动细节与典型情境,才能讲好科学家故事。上海自然博物馆关于“时代楷模”钟扬教授的“种子精神”传播,建立在查阅论文、阅读传记、观看纪录片、采访亲朋、实地走访、咨询专家等大量素材的基础上,由此提炼了4个经典场景,即场馆工作人员讲述他参与上海自然博物馆建设的过程,塑造了分享知识与快乐的科普人形象;
同事讲述他引种红树的过程,塑造了科研最前线的“战士”形象;
藏族学生讲述了他援藏时吸氧改项目书的细节,塑造了育人良师的形象;
儿子讲述了他买菠萝细心处理的情形,塑造了父爱如山的形象。

二是引导观众参与科学探究的实践和体验,亲身感受“过程”与“关系”,通过“直接经验”,感悟科学家精神。自然博物馆既可通过展览、展品设计,利用“情境”创设科学家工作场景,让学习者的身份和角色意识、生活经验、以及认知性任务重新回归到真实的、融合的状态[15];
又可配套教育活动设计,把观察、体验展品的过程设计成探究式学习和研究式学习的过程,使观众像科学家一样获得科学发现(即“直接经验”),并在这一过程中感悟科学精神。

自然博物馆可使用探究性学习与研究性学习这两种形式。探究性学习强调通过基于已有认知和经验的实践活动促进科学概念的建构和理解;
研究性学习更强调科学概念在对真实、复杂问题的分析和判断中的应用。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化石挖掘”活动以探究性学习为主,创设了古生物学家挖掘化石的情境,配套教育活动模拟古生物学家的工作场景。参与活动的过程,就是对化石挖掘工作的探究过程。活动前,55.6%的儿童不能很好地解释化石的形成过程,而活动后这一比例下降至8.7%[16]。此外,如上海自然博物馆古人类研究室、环境因子实验室等区域,都通过“展品呈现—环境再现—活动探究”的联动设计,明确儿童对科学家探索过程的认知。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水族达人训练营”活动为研究性学习实践,围绕“如何养活一缸观赏鱼”的主题,分九个阶段,学习者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的学习过程,从而将知识和方法的习得、能力的提高融入具体的应用和分析等研究实践(职业能力,如养鱼)中[17]。学习者被预设为具备能力背景的 “研究者”,将已获得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帮助学习者获得科学家“过程—关系”要素的直接经验。

三是通过“讲故事”,揭示展品背后的“过程”与“关系”,揭示科学家精神。故事的三大要素是人物、情节和矛盾冲突,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可以用情节来体现,“关系”的处理则包含着矛盾冲突。讲好科学家故事,不应使故事的内涵局限于科学知识,更要对应到“情感、态度、价值观”层面[18],根据“过程”来提炼动人情节,并通过“关系”的处理来突出矛盾冲突,以科研成果实现矛盾冲突的解决,进而体现科学家精神。

科学家主题科普剧可用情境性表演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家精神。上海自然博物馆参演的科学家主题科普剧讲述了钱学森、叶叔华、钟扬三位科学家的感人故事。“家国情怀”篇以短剧《归途》再现钱学森突破阻碍回到祖国、报效国家的爱国情怀。“仰望星空”篇通过与叶叔华院士视频连线,展现她引领中国天文事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艰辛历程与奉献精神。“种子精神”篇以诗朗诵缅怀钟扬教授盘点中国生物家底、丈量巍巍高原的责任与担当。全剧选择三个不同时代与领域的科学家来讲故事,对于同一位科学家,从工作、生活等不同方面塑造人物形象,再配合多媒体技术让科学家本人加入到表演中,不仅从“过程—关系”展现科学家的个人魅力,而且从时代与历史的角度,体现了中国科学家共有的奋斗力量与精神力量。

自然博物馆展览策划与活动设计的研究有五项主要任务[11],根据自然博物馆的特点,科学家精神的选题可从这几方面着手:(1)自然演化的历程、现在和趋势,尤其是标志性的贡献及代表性人、事物;
(2)中国或特定地区反映自然演化过程或规律的典型案例;
(3)上述在认识和改造自然过程中所体现的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思想;
(4)上述认识自然和自然过程中体现人、社会、自然的相互关系;
及处理“关系”的具体表现和典型案例;
(5)该领域国内外同类型自然博物馆的展示情况,相关的教育资源、来源及“展品化”的可能性。以上海自然博物馆为例,传播科学家精神有以下工作思路:

(一) 基于馆史的文献与学术研究

研究功能是自然博物馆的重要职能,很多博物馆都设立了专业的研究部门,并涌现了一批著名科学家。因此,可以通过馆藏梳理馆史,积聚本馆独特的精神财富。馆史悠久的场馆,溯源为馆的建设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史料,是传播科学家精神的重要途径。

科研与藏品等部门通过历史照片、文献、藏品实物等方式,对百年收藏历史进行了溯源。1959年6月,在遗传学家谈家桢的号召下,上海自然博物馆成立首个学术委员会[19],一批著名生物学家成为学术委员会成员。1964年上海自然博物馆第一次组织赴海南考察,采集1.6万多件动物、植物和菌类标本。1983年,已75岁高龄的谈家桢院士出任馆长,对博物馆研究、收藏和教育功能进行了清晰定位。20世纪80—90年代,大批科研人员的成果涌现出来,有些人还参与编写《中国植物志》和《中国动物志》。馆的建设与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筚路蓝缕的攻关过程,他们为馆留下了丰富的标本与藏品,也积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逐渐丰富了场馆底蕴。这种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成为了上海自然博物馆馆史的重要一环。

(二) 基于展品/藏品的讲解内容更新

在博物馆常设展展品/藏品已经基本固定的情况下,展品/藏品的更新范围较小。那么,在较为固定的展陈中,需要从展品的“物”延伸到“人(科学家)”和“事(科学家故事)”,找到“物”与“人”“事”的契合点,在扎实的文献与学术研究基础上,更新讲解内容。

科学家精神已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建党百年、四史教育的语境下,“党建+科普”也是独属于中国自然博物馆的特色。在博物馆之夜活动“百年初心,齐聚自博”中,家国情怀主题讲解围绕生态万象展区展品,展示我国科技成就,讲述科学家们的家国情怀。

内容上,常规讲解侧重展品的诠释(见图2),而家国情怀主题讲解则侧重科学家故事的讲述,选择展示科学家成就的展品,从科研的“过程”与“关系”塑造人物形象(见图3)。参观路线上,着重讲述典型故事,以展项“深海热液”,链接汪品先院士“深海勇士”号深潜的故事,再由其发现的“冷水珊瑚”过渡到“暖水珊瑚”展项;
从“第三十二次南极科考”展项链接“雪龙2号”的研发过程;
以红树林、温泉蛇标本链接钟扬教授引种红树林、采集温泉蛇的故事。服装设计上,讲解员穿上藏族服饰,与青藏高原主题区形成呼应。民族服装一是让讲解人员融入场景,二是让观众形成更高的心理期待。

(三) 基于观众—场馆/科学教师—科学家互动的教育活动设计

作为科学展品的拥有者与展示者,以及面向观众的科学知识普及者,自然博物馆是“科学家科普”的平台。而科学教师是教育活动的设计者,也是观众与科学家之间的媒介,要准确把握观众聚焦的科学问题,也要结合科学家资源优势,帮助其推广个人及学术品牌。

图2 常规讲解设计

图3 家国情怀主题讲解设计

2021年“与科学家面对面”活动,主题为“聚焦身边的生物多样性”,30位专家学者参与,以科学集市、微讲座等形式展示上海的本土生物多样性。一方面,科学家们带来蚯蚓、菌菇、蛙类等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样品或标本,观众可在“科学集市”观察样品、阅读展板获得“直接经验”,还可以在每个“摊位”前和科学家们面对面聊天,获取城市森林、东海鱼类、东滩鸟类等研究领域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另一方面,“科学家直播间”邀请知名科学家分享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项目的故事,科学家讲述的故事表达了他们对各类关系的思考,例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市民活动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他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所做的努力,从而体现生物多样性工作者的创新精神与求实精神。科学家参与科普活动,展现学术成果与精神风貌,这是“科学家科普”与“场馆科普”的双赢。

2021年暑期绿螺训练营的主题为“汲取科学知识,传承科学精神”,该活动分三个探究阶段:一是分4个学龄段设计理解科学家精神的学习目标。按照幼儿园亲子版、小学低年级亲子版、小学高年级、初中生分批开展。低龄段孩子以科学教师讲解为主,高龄段孩子以科学教师辅助居多,鼓励主动探究科学家精神。二是科学教师示范讲解。用曼陀罗、槭树等植物的种子作为道具,引导孩子们思考种子的意义,从种子引入钟扬等科学家故事,分享科研过程与科学家在探究过程中对家人、事业与健康等关系的处理,带领孩子们感受科学家在科研道路上永不言弃的精神力量。三是孩子们主动分享邓稼先、袁隆平等科学家故事,让讲述人在准备和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体会科学家的人格魅力。在互动过程中,科学教师和孩子们共同学习科学家精神。

(四) 基于丰富载体的大众传播

受疫情影响,线下教育活动多次取消。因此,可根据不同的传播场景,结合线上线下,采用活动日历推介、科普文章等现场可及、即时可阅的方式宣传科学家故事。短视频、公众号等新媒体成为传播的主要媒介。

上海自然博物馆每月末在官网发布活动日历,预告下月科普活动,自2021年1月起,每月推介科学家。以2021年6月为例,封面人物为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先生,“点击查看人物简介”可查看科学家的生平信息。微信公众号配套推出了与杨钟健相关的科普文章[20],介绍其爱国情怀和学术成就,体现其爱国精神与学术影响力。依托馆内现有的许氏禄丰龙、马门溪龙、棘鼻青岛龙等展品,展现发现和研究恐龙化石的具体“过程”,通过马门溪龙名字试用期的故事、棘鼻青岛龙发现与命名的故事,诠释了科研之艰辛与杨先生创新求实、攻坚克难的大家风范。

本文讨论了科学家精神传播的必要性与内涵,科学家精神的核心要素是“过程”与“关系”。自然博物馆要做好文献与学术研究,通过引导观众参与科学探究的实践和体验、讲好科学家故事等方式传播科学家精神。在实践案例中,从“基于馆史发展的学术文献研究、基于展品/藏品的讲解内容更新、基于观众—场馆/科学教师—科学家互动的教育活动设计、基于丰富载体的大众传播”等四个方面的实践来进行探讨。自然博物馆作为科普教育的重镇,能以非正式教育的形式培育青少年好奇心、引导和培养科学兴趣。科学家在身份上具有科学普及的权威性,我们呼吁更多的科技工作者能加入到博物馆的科普工作中,促进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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