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诗尧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冷战时期，美国十分重视青年学生群体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重要作用。自冷战肇始，美国情报机构便展开了对其他国家青年群体的秘密渗透和颠覆活动，力图引导青年学生参与反共行动，为美国的遏制战略服务。1967年，美国著名的刊物《堡垒》刊文披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暗中资助美国国内学生组织和影响国际学生运动的内幕，引起了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严重不满。(1)“Problem of Expose of CIA Clandestine Youth &Student Activities，” CK3100237320，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以下简称DDRS).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相关历史档案材料的解密，美国操纵国际学生组织、影响国际学生运动的大量信息被披露，相关历史真相也渐渐浮出水面。借助于最新解密的史料，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在冷战时期制定了系统的针对国外青年学生群体的意识形态渗透战略，并且形成了全球性的青年政策。(2)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已有相关学术成果问世，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国外学术成果有吉尔斯·斯考特·史密斯的《帝国之网：美国国务院在荷兰、法国和英国的青年领袖项目，1950—70》(Giles Scott-Smith，Networks of Empire：
the US State Department’s Foreign Leader Program in the Netherlands，France，and Britain，1950—70， Brussels: Peter Lang， 2008)、马丁·克利姆克的《另类同盟：
全球化六十年代西德与美国的学生示威》(Martin Klimke，The Other Alliance：
Student Protest in West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Global Six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国内学者的成果主要有张杨教授的论文《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领袖项目初探》(《世界历史》2012年第4期)、王新生教授的论文《“全学联”与战后日本学生运动》(《大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本文以冷战初期美国对日本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渗透行动为切入点，以点带面来考察美国在冷战时期针对国外学生群体的渗透策略。关于美国对日本青年学生的政策问题，日本学者和美国学者已经进行了研究，国内学术界也有部分成果问世，但是研究的深入和细致程度略显不足。笔者力图利用最新解密的美国政府文件和相关档案，从新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并借此向学术界同仁请教。
日本的青年学生运动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以1918年东京大学学生组织“新人会”成立为标志，日本学生运动进入了组织化的发展时期。多个学生组织联合行动，在争取民主权利、维护学生利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战结束以后，麦克阿瑟领导的盟军占领当局对日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民主化改革。为了扶植美式民主在日本的发展，占领当局放松了对学生运动的管制，日本学生组织迎来了迅速发展的新时期。1946年2月，具有共产党背景的“日本青年共产同盟”成立，此外，“关东学生政治协议会”“关西学生政治协议会”等受共产党影响的地方性学生组织纷纷成立。(3)王新生：《“全学联”与战后日本学生运动》，《大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1946年5月，日本大学生组织宣布了他们自己的“学生五一节”。在“粮食五一节”一周之后的“滝川事件”13周年纪念日当天，东京地区20所大学的上千名学生以“学生五一节”的名义发起了游行示威。他们呼吁大学自治，搜查“战犯教授”。(4)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42页。另外，这一时期日本国立大学中的学生组织也迅速发展，1947年11月“国立大学学生自治会联盟”在京都大学宣告成立。而标志着战后日本学生运动高潮的是日本“全学联”的成立。
但是随着冷战的愈演愈烈，以NSC13/2号文件的出台为标志，美国对日本的政策由改造日本转向重建，并加速实施美日媾和，力图将日本打造成为远东地区的反共桥头堡。1948 年 3 月，国务院政策设计室(Policy Plan Staff)主任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对于麦克阿瑟主导下的日本民主化改革十分肯定，但是他认为麦克阿瑟的改革大大助长了日本共产党和左派的实力，引起了日本国内的动荡，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日本的稳定。(5)“Joseph Grew to Assistant Secretary W. Walton Butterworth，November 21，1949”，894.421/11-2149，RG 59，Box 7360，U.S. Department of State，Decimal File，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以下简称NARA).1949 年 7 月初，受盟军总部公民信息和教育局的指示，时任盟军公民信息和教育局高等教育部门顾问的 W.C.埃尔斯(W.C.Eells)在新潟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在日本大学清除共产主义势力的“埃尔斯路线”，(6)“The Campaign Against Communist Teachers in Japan，November 23， 1949”， 894.42/11-2349， Department of State， U.S.此前吉田茂政府颁布的《团体等限制令》也适用于“全学联”等学生组织。
就在美国对日政策出现转变的同时，美国的整体冷战政策也在逐步成形。1950年6月，奠定美国冷战总体战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 68)正式出台。在这份文件中，美国将冷战定义为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7)https：//www.trumanlibrary.org/whistlestop/study_collections/coldwar/documents/pdf/10-1.pdf，2022-05-01.冷战本质上是一场政治战，为此，美国有必要对共产主义阵营展开一场意识形态斗争，来争取“心灵和思想”。
在对日本进行评估的过程中，美国决策者认为日本是一个独特的东方国家，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和传统，知识青年影响巨大，青年大学生会在未来的国家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另外，由于战后日本人才匮乏，年轻人担当重任成为一种常态。曾担任约翰·杜勒斯文化事务顾问的约翰·洛克菲勒三世(8)此处的洛克菲勒三世是John Rockefeller III，此人还有一个身份是杜勒斯的私人文化事务顾问(非官方身份的文化事务顾问)，是后来担任艾森豪威尔总统文化事务顾问的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的哥哥。在《美日文化关系报告》中指出：“(战后)日本的教育还处在较低级阶段，能进入大学学习的日本人很少，而国家政权就掌握在这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青年人手中。”(9)“United States-Japan Cultural Relations：Report to Ambassador John Foster Dulles，April 16， 1951”，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以下简称RAC)， RG 5， Box 49.青年学生是日本未来的领导者，他们的政治倾向直接决定着日本未来的道路选择。洛克菲勒三世指出美国要将通过文化交流渠道接触日本青年学生，向青年灌输“正确的知识和观念”，引导未来的领导层倒向西方自由主义阵营，作为美国对日文化外交的长远目标。洛克菲勒三世的建议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认可，1951年3月出台的“美国新闻和教育处对日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在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日本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美国信息和教育处必须将青年群体作为对日本进行宣传的首要目标群体。(10)“USIE Program for Japan，March 3， 1951”， NARA， 511.9421/3-351， RG 59， Box 2534.在随后的修订意见中，国务院相关决策者就这一政策进行了详细论证，国务院认为，美国将民主制度在日本的未来寄托在了日本的青年一代身上，“为数大约为50万的日本大学生在总人口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比例，是日本最宝贵的意识形态储备资产”，(11)“Revised Country Paper for Japan，August 14，1951”， NARA， RG 59，Box 2534.希望通过培育亲美的日本一代来影响未来日本的战略选择。
另外，日本青年本身具有的某些特性也引起了美国决策者的注意。就青年本身的特质来看：首先，青年学生垄断着日本未来的领导权；
其次，从性格特征上来看，日本青年学生具有不成熟的特征，对传统意识形态抱有好奇心和尝试的热情，缺乏信仰，激进，缺乏经验，鲁莽、好斗，再加上战后日本经济凋敝，学生缺乏就业机会，加深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不满。(12)“Revised Country Paper for Japan，August 14，1951”， NARA， RG 59，Box 2534.1951年11月12日，日本天皇视察京都大学，引发了京都大学学生组织的群体抗议事件，引起了日本政府和美国的高度警惕，盟军总部军事情报部(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为此加强了对日本大学的学生运动的监视工作。(13)“Anti-Emperor Demonstration at Kyoto University，November 12，1951”， NARA， 894.43/12-1051，RG 59，Box 2534.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共产党的影响力在日本大学生中间非常强烈，苏联的和平攻势(软宣传攻势，soft propaganda)在日本日见起色，(14)“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Japan，February 28， 1952”， NARA， 511.94/2-2852， RG 59， Box 2534.美国认为相比于民主国家，共产党在操纵青年运动时更为熟练、老辣，而日本学生组织中缺乏具有民主精神的领袖，日本当前恶劣的经济情况也有利于共产党的鼓动，“共产主义理论对日本青年学生和教师有特殊的吸引力，在面临着紧张的经济压力的前提下，青年学生对于煽动性呼吁没有抵抗力”。(15)“Revised Country Paper for Japan，August 14，1951”， NARA， RG 59，Box 2534.虽然共产党的渗透和颠覆行动已经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且在占领当局的支持下采取了相关反制行动，公民信息和教育局在日本建立了4H俱乐部和童子军，大众信息和教育交流项目已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总体来看，与青年学生的接触几乎被忽略了。(16)“Future Implications of a Cultural Interchange Program with Japan，March 12，1951”， NARA， 511.94/3-1251，Department of State，RG 59，Box 2534.随着美日和平条约的签订，美国对日本的控制将不复存在，日本的青年学生问题的处理将更加棘手。
更加引起美国政府震动的是1952年6月26—28日举办的日本“全学联”第五届全国大会。这次会议提出了一系列较为激进的行动口号，如抵制美日和平条约和“占领体系”，反对日本重新武装，联合学生阵线增强学生自治，增强同教授、知识分子的联系，“深入工人和农民群众”等。这次大会还提出了推翻吉田茂政府，解散国会等决议主张，引起日本政界和占领当局的恐慌。(17)“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Student Self-Government Associations，July 21，1952”， NARA， 894.43/7-2152，RG 59，Box 2534.美国政府认为日本学生运动在共产党的操纵下有横扫日本之势，美国决策者对日本学生组织的关注度开始迅速提升，一些美国政府官员还援引中国共产党的案例警告美国政府高层不要忽视日本学生运动的负面作用，称虽然日本大学生中共产党员的比例不过5%左右，但是在国民党倒台前的中国大陆，共产党员在学生中的比例也是这个数字。(18)“Communism in Japanese Universities，August 7，1952”， NARA， 894.432/8-752，RG 59，Box 2534.而且由共产党控制的学生团体内部纪律严明，组织有序，其宣传口号很有迷惑性，容易吸引其他怀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的同情。另外，美国情报机构还注意到日本学生组织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学生组织联系十分紧密，国际学生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总部设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定期向日本学生组织发放宣传材料，在日本的学生运动中，苏联的影响巨大。(19)“Communism in Japanese Universities， August 7， 1952”， NARA， 894.432/8-752， RG59， Box 2534.因此，美国不能低估共产党学生组织的作用。在朝鲜战争爆发、东亚的冷战形势迅速恶化之后，美国对日政策出现了大幅度调整。而在两种意识形态斗争中，青年学生作为“决定历史进程”的特殊群体引起了杜鲁门政府的高度关注，并将对日本学生的意识形态改造纳入了对日本的总体行动计划之中。在1953年1月下达执行的心理战略委员会PSB D-27号文件“对日本的心理战项目”中，美国政府明确提出为了维护日本国内的政治稳定，要对日本的反共学生组织进行援助。(20)“Psychological Operation on Japan，Department of State，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Working File，1951—1953”， NARA， RG59， Box 4.
在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体冷战政策出台之后，美国政府对日本青年学生的渗透和干预政策开始酝酿并提出了初步的政策构想。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相关政策的实施正式开始。
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的对日政策有了实质性的增强， 许多具体行动和项目得以充分实施。一方面，艾森豪威尔本人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在冷战斗争中的作用， 将其视为“新面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1)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政策评析》，时殷弘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151页。为了更好地实施美国的对外宣传和意识形态渗透政策，艾森豪威尔改组了相关机构，成立了独立于国务院之外的美国新闻署(USIA)，组建了行动协调委员会。另一方面， 这一时期的美日关系极不稳定，1954 年“福龙丸” 事件诱发的日本反美风潮使美日关系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22)美国决策者认为1954年是日本反美主义的巅峰，见“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 America，April 16，1956”，NARA，611.94/4-1656，RG 59，Box 2574.50年代中期，日本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并有加剧美日关系恶化的趋势，迫使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争取学生组织的支持。
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对日本学生的监控相比于杜鲁门政府大大增强。在美国新闻署的一份评估文件中，相关决策者指出美国在驻日美军问题、日本与中国通商问题上的立场引起的日本大学生的反美情绪十分高涨。这份报告还指出，“日本学生中有60%—70%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日本大学生中，马克思主义者被冠以积极进步、自由、热爱和平的特征，由于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诱惑，日本学生在一些活动中与共产党结盟，被共产党控制的学生组织在日本遍地开花”。(23)“Evaluation Report on Exchange of Persons Program for Period 1953”，7.1-1954.6.30，511.943/12-2854，RG 59，Box 2534.国务院官员埃弗雷特·鲁姆莱特在对日本进行考察后称：共产党对日本大学的影响仍旧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作为日本唯一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学生组织，“全学联”受共产党的控制，成为日本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应该采取措施分化瓦解该机构。(24)“Everett F. Drumright to J.M.A Watson”，894.43/6-2154，RG 59，Box 2536.
美国决策者这种“悲观的”判断直接影响了美国政府对日本青年学生群体的政策调整。艾森豪威尔政府第一份正式的对日政策文件NSC5516/1号文件提出，要想帮助日本政府维护日本的内部政治稳定，遏制日本的共产党的力量，打击受共产党控制日本的学生运动组织正是实现这一政策目标的重要途径。(25)“U.S. Policy Toward Japan，April 9，1955”， DDRS， CK310024096， CK2349240989.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流行于日本的“中立主义”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警惕，美国认为在这一时期共产主义对日本的影响并非引导日本的暴力革命，而是引导日本人在两大阵营的对抗中走中立路线。这种中立主义的影响在学生中间十分显著。1956年6月的一份行动委员会文件进一步指出，从长远来看，对日本最严重的内部威胁来自共产党对学生强大影响。(26)“Progress Report：U.S. Policy Toward Japan，June 27，1956”，DDRS，CK2349240989.甚至有官员指出日本的反美主义之所以扩大化也是青年学生推波助澜的结果，因此，有必要在日本青年学生中培养反共的保守派。(27)“United States Support for Japanese Conservatives，December 12，1956”， NARA， 611.94/12-1256，RG 59，Box 2574.
在具体的行动措施方面，对日本青年学生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的主要途径是教育文化交流。美国的决策者认为教育文化交流项目十分有助于在日本领导层，特别是潜在的领导层和决策者中间培养亲美派。另外教育交流也是日本人能够亲身体验美式生活、有效地了解美国、理解和接受美国的政策并且广泛地将这种态度传播开来的一种有效方式。(28)“Educational Exchange：Japan Program Proposal for FY 1959，July 5，1957”， NARA， 511.943/7-557，RG 59，Box 2536.从1952年至1967年，平均每年有250余名日本学生通过“富布莱特项目”“人员交流项目”“国际访问者计划”赴美留学。考虑到日本大多数学生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左派在学生组织中影响力很强，国务院增加了学生领袖代表访问美国的计划，以图培养肩负民主精神的学生领袖来改造日本的学生运动。从1953年起，艾森豪威尔政府专门为日本学生设立了“青年领袖项目”， 15名来自日本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成员在美国国务院的资助下对美国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访问。(29)“Educational Exchange：Annual Report for FY1957 on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October 10，1957”， NARA，511.943/10-1057，RG 59，Box 2536.“青年领袖项目”后来进行了细化，分别为“青年工会领袖项目”“青年农民领袖项目”等，但是青年学生仍旧是主流。从1955年开始，美国开始为日本“定向”培养政治科学和公共事务管理方向的学生，美国决策者认为“通过在日本招收留学生学习西方政治科学理论和社会治理理论，这些学生在回国后自然会从事与此专业相关的工作，而且他们会将西方的理念运用到日本的社会治理中，无形之中促进对日本的西方化改造。”(30)“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April 20，1956”，NARA，511.943/4-2056，RG 59，Box 2536.
此外，美国文化中心通过举办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对日本青年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渗透。(31)“Semi-Annual USIS Evaluation Report，December 16，1952”， NARA， 511.94/12-1652，RG 59，Box 2534.针对“相当一部分的日本学生蔑视美国文化和美国能够领导世界的能力，并接受斯大林主义者对美国的看法”的问题，为了促进日本学生了解真实的美国，进而有效地影响日本学生对美国的态度，美国向日本大学积极推广美国研究，主要通过圆桌学术研讨会、向日本大学派遣美国学者和招收日本学生赴美攻读美国研究生学位的方式进行。美方还向日本大学捐赠了一系列关于美国的教材和读物。(32)“Semi-Annual Evaluation Report，January 23，1953”， NARA， 511.94/1-2353，RG 59，Box 2534.
为了分化瓦解日本的反美学生组织，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积极援助日本的“民主派”学生组织，美国新闻署将反共学生组织作为美国新闻处的优先资助目标。(33)“USIS Country Plan—Japan，April 27，1953”，NARA，511.94/4-2753，RG 59，Box 2534.另外，中央情报局也通过亚洲基金会对日本学生组织进行渗透。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政府与基金会的合作已经初具规模，行动方面也日臻成熟。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亲自负责与基金会的合作事宜，1954年3月，由尼克松发起召开了由美国各大基金会高层和政府官员参加的会议，尼克松号召基金会要承担起“国家责任”，为美国的冷战战略服务。(34)“Request for the Imaginative Development on a Country by Country Basis of a Pool of Exchange Projects which Could be Best Handled through Private Sponsorship，April 26，1954”，NARA，RG 59，OCB Papers，Box 1.1954年4月30日，行动协调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利用私人机构资源》的文件，正式建立起了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美国新闻署与基金会等私人机构的合作关系，设置私人项目协调员协调行动。在日本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设立协调员协调行动。(35)“Use of Private Organizations，April 30，1954”， NARA， RG 59，OCB Papers，Box 1.此外，国际文化会馆还组织了名为“杰出访问者”(Distinguished Visitors Program)的项目，该项目旨在邀请欧洲知识分子做客国际文化会馆，与日本青年学生进行学术交流。随着美日学术交流的不断推进，英语逐渐成为日本人的首选外语，精通英语成为促进日本国际化和经济复兴的重要因素，为此国际文化会馆设立了“英语实验项目”(English Language Explanatory Program)来推动日本各学校的英语教学并且为社区英语学习提供援助。(36)“The 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Inc，September 27，1957”，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AC， Folder 6，Box 1，Series 609，Record Group 1.2.
虽然艾森豪威尔政府强化了对日本青年学生的渗透行动，并且为之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由于美日关系的不平等性，日本青年学生对于美国的态度并没有产生质的转变。其标志性事件是1960年6月，为抗议新美日安保条约的签订发生在东京的学生暴动和哈格蒂遇袭事件迫使艾森豪威尔取消了对日本的访问。(37)1960年5月4日，日本东京发生了抗议美日签订新的安保条约的活动，日本学生围攻了前来筹备艾森豪威尔访日活动的总统秘书哈格蒂的专车，迫使白宫以安全问题为由取消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访日之行。
1960年的东京学生暴动将美日关系推到了风口浪尖，此时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任期即将结束，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最后一份对日政策文件中，提出要加强对日本教育界的宣传行动，(38)“U.S. Policy Toward Japan，NSC6008/1，June 11，1960”，DDRS，CK3100267946.这项政策的具体实施则落到了肯尼迪政府手中。
肯尼迪政府上台后，首要任务是要修复因为安保条约而陷入低谷的美日关系。肯尼迪总统在其驻日本大使赖肖尔的建议下提出了对日本的“对话”外交，以期加深沟通，增强交流。相比于艾森豪威尔政府，肯尼迪同样十分重视心理层面同日本的交流。
在肯尼迪宣誓就职前两天，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向国务院提交了名为“对日本知识界弱点的看法和建议”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日本青年仍旧不理解何为真正的民主，缺乏责任感、道德和民族情结，对日本的历史认识不清，沉湎于日本封建主义的过去，而对民主的未来没有信心。(39)“A Survey，with Recommendations，of the Deficiencies and Weaknesses of the Japanes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which，if，not Corrected Could Lead to a Neutralist，if not Pro-communist Japan，January 18，1961”，NARA，611.94/1-1861，RG 59，Box 2574.而且随着日本议会政治的不断成熟，年轻学生也开始通过利用手中选票涉入日本政局，如何促进年轻人的右转才是美国政府未来面对的真正挑战。(40)“Japan-America-Prospects as of Later Summer，September 21，1962”，NARA，611.94/9-2162，RG 59，Box 2583.另外，美国情报机构也发现，虽然东京暴动表面上是日本学生的一场胜利，但是实际上学生的过激行为也招致了日本国内大部分民众的批评，日本学生运动在此之后也出现了分裂。1960年6月的“东京风暴”实际上是日本学生反美运动的回光返照。(41)“Courtesy Call on Ambassador Douglas MacArthur II，July 21，1960”，NARA，RG 59，Box 2583.
肯尼迪政府“对话”外交的首要举措是为美日青年学生的长期机制化交流创造条件，1961年9月，肯尼迪与到访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就美日教育交流达成协议，成立美日文化教育交流协议，双方签订了《美日教育文化交流会议协议》。
另一方面，肯尼迪政府认为既然日本青年学生对以往的历史认识不清，又容易受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宣传的影响，那么美国应该采取措施从根本上改变日本青年一代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使他们相信日本从传统上就是一个西方国家，与其他亚洲国家存在本质的不同，因此，日本应该牢牢地处于美国的轨道上，自觉地跟随美国的步伐。为此，赖肖尔在日本发起了一场“现代化攻势”，力图将当时风行于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引入日本史学界，利用现代化理论来改变日本人的历史观。(42)关于此问题，北京大学归泳涛副教授已经有专门的研究成果问世，详见归泳涛：《赖肖尔与美国对日政策——战后日本历史观中的美国因素》，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
在肯尼迪政府时期，日本的学生组织逐渐倾向于温和路线，学生运动进入了平淡期。一方面的原因是日本的民主体制已经日趋成熟，共产党对学生组织的影响力稳步下降，“全学联”也因为斗争路线问题四分五裂。曾经参与那次学生运动、后来成为日本著名思想家的鹤见俊辅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透露，当时日本学生中共产主义派已经是强弩之末，力量十分弱小。(43)鹤见俊辅、上野千鹤子、小熊英二：《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邱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1页。以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为标志，日本以新兴经济强国的姿态重新回归国际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使国内压力骤减，学生运动的动力源大大减弱。与此同时，经历了动荡的美日关系已经进入了稳定发展的阶段，美日两国在安全和贸易方面的相互依赖持续加深，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加拿大的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作为亚洲美苏对抗的缓冲国，日本对于美国的战略明性依然十分明确，保持日本同美国的盟友关系仍旧是美国对日政策的基本基调。
在这种背景下，肯尼迪政府对日本青年学生的政策被重新界定，相关项目内容也发生了实质性改变。行动目标也从之前的反共宣传逐渐扩展到了培养日本的青年领袖，美国的最终目的是对日本的潜在领袖施加影响，通过教育交流、经济资助和双边合作等方式，为日本青年领袖积累发展的资本。196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共同教育和文化交流法案》，1966年又通过了《国际教育法案》，这两项法案的通过为美国对日本的青年政策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和制度保障。1964年，中断多年的美日学生会议再次召开，吸引了众多美日青年学生和学者参加。
在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对整个世界青年群体的关注度迅速提升。1962年初，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访问了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这次亚洲之行使他认识到共产党对亚洲学生组织和学生运动的独特影响力。回国之后，他提出了要加强对亚洲青年群体关注的政策建议，得到了肯尼迪总统和国务卿腊斯克的支持。(44)张杨：《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领袖项目”初探》，《世界历史》2012年第4期。与此同时，肯尼迪政府也在积极策划对全球范围内的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行动计划，并成立了部际青年委员会负责实施“青年领袖项目”。(45)“Memorandum of the Inter-Agency Youth Committee，October 2，1967”，DDRS，CK3100567795.美国对日本青年学生的宣传行动被纳入其中。肯尼迪遇刺后，“青年领袖项目”由约翰逊政府负责实施。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抛出了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等口号，并将青年项目纳入其中，但是此举只是用来掩盖其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的目的，对日本青年学生政策的实质并没有发生变化。
对日本青年学生群体的渗透是冷战时期美国对日本进行全面的意识形态行动的重要一部分。虽然在占领时期杜鲁门政府并没有对争取日本青年群体给予太多的重视，但是在冷战愈演愈烈的时刻，杜鲁门政府提出了将日本青年学生群体作为对日行动的具体目标的政策主张。艾森豪威尔继任美国总统之后，积极推动对日本青年学生的宣传，并且发动美国非政府机构以隐蔽的方式参与其中，不论是美国政府的“青年领袖项目”还是基金会组织的教育交流活动，都是宣扬美式意识形态的文化殖民主义，政治色彩十分浓厚。
肯尼迪政府上台之后，为了修复因为安保条约产生裂痕的美日关系，积极展开同日本青年学生群体的“对话”外交。肯尼迪政府将培养美国在日本未来的“代理人”作为对日本青年学生政策的新目标，并且使用了更为迷惑的“公共外交”等称谓掩盖其政策背后的真实意图。另外，在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提出了整体性的青年政策，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负责全球青年事务，对日本青年学生的行动被纳入了整体的青年项目之中。
从杜鲁门政府到肯尼迪政府，美国对日本青年学生的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教育文化交流等手段，向日本青年灌输美式价值观和民主理念，使他们远离共产主义，遵循美国的指引，走西方道路。对于美国的政策效果如何进行评价十分困难，原因在于：一方面，青年学生的思想意识与自身经历、社会环境，乃至国际思潮密切相关，很难将美国在其中的作用单独剥离出来；
另一方面，对于外部因素引发的个人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的改变，很难建立起完整的证据链条，进行量化考察。而且经历过美国“洗脑”的日本青年学生留下的文字记录很少，史料发掘难度很大。尽管如此，借助于已经发掘的档案材料，从长期和短期两个维度对美国研究项目进行评价还是可行的。
从短期来看，美国的相关项目在对日本青年学生组织进行亲美导向宣传、分化瓦解反美的学生运动这方面，其失败是非常明显的。1960年6月的东京暴动将美国多年争取日本青年学生的努力付之一炬。失败的根本原因前文已经有所涉及，那就是日本人日益增长的追求独立地位和同美国平等相处的意识与美日关系不平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另外，美国随意干涉日本内政的行为也与其在青年学生群体中树立的民主国家形象严重不符，遭到了部分日本反美青年的极力抵制，使得美国接触和争取日本反美青年学生组织的行动最终归于失败。
当然，美国的行动短期内的失败并不能影响其长期目标的实现。通过向日本青年学生开展持续的教育文化交流项目，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对培养亲美的日本未来一代，促进日本青年的“美国化”，进而影响未来日本国家的道路选择都产生了更加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大部分同时代的青年学生最终完全接受了美国的正面形象，他们已经被“美国化”，而且为自己的这种角色定位感到“自豪”。“美国化”被认为是一种积极、值得热切追求的、可以炫耀的东西。一位赴美留学的日本学生表态称：在此之前我只是肤浅地听说过美国的民主，直到亲身经历才发现它的伟大。(46)“Evaluation Report on Exchange of Persons Program for Period，1953”，NARA，7.1-1954.6.30，511.943/12-2854，RG 59，Box 2534.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对项目评估时宣称“从美国留学回国的日本学生成了美国的发言人，越来越多的日本人通过他们的描述认识了真正的美国。教育交流项目是美国迄今为止最好的投资”。(47)“Evaluation Report on Exchange of Persons Program for Period，1953”，NARA，7.1-1954.6.30，511.943/12-2854，RG 59，Box 2534.
综合来看，美国的政策影响了日本数以万计的青年学生。当然，美国不可能在促进日本学生亲美和消除日本青年中的反美主义方面取得绝对意义上的成功，但是其长期渗透产生的影响力绝对不能被低估。美国政府对日本青年学生投放的资源是有战略性目标的，并且与美国的长期国家目标相协调。通过长时期的调和、软化日本青年的情绪，在培养日本人对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同情方面或多或少起到了作用。这种“战略投资”对日本决策层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作为“在美国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领袖，日本领导人不自觉地在国际事务中追随美国的立场，缺乏对日本外交和美日关系的有效协调，造成日本与其邻国摩擦不断，直接影响着今日国际局势的稳定。正如麦克阿瑟所言，日本领导人永远都是不成熟的“十二岁的男孩”，(48)涩泽尚子：《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想象敌国日本》，油小丽、牟学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页。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冷战时期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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