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四达， 蒋晓春
(安徽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早在新石器时代，安庆地区已有筑城活动[1]。先秦时期，安庆为皖国，皖伯始封地，故称皖城，战国时为楚国所灭。汉唐之际，皖城筑于皖山之阳，后城遭废弃(1)关于皖城的记载，较为著名的是两次筑城行动。其一，东吴破皖城后，修濡须口、舒口及皖口三城御曹。(明)周翔等纂修《天顺直隶安庆郡志》卷四《地理志·城池》(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第78页)载:“献帝建安十八年，曹操徙滨江郡县，合肥以南唯有皖城。十九年闰五月，吴孙权使吕蒙攻皖城，破之，魏以为患。”其二，《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五《淮南道三·舒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477页)载:“废皖城，唐武德五年，大使王弘让析置，在古逢龙城内，按《魏志》云：减霸讨武将干当，当引兵逆战于逢龙，即此地。其城居皖水之北，遂号为皖城，至七年，使人萧俨并入怀宁。废城壕堑，今尚依然。”。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以宁宗潜邸，升为府。”[2]2185嘉定十年(1217年)，安庆知府黄榦在府治土城基础上扩建安庆府城，后为蒙军所破。嘉熙、景定年间，府城经由杨义、马光祖迁至安庆府东南沿江一线。咸淳元年(1265年)，安庆府城垣主体全部建成。明、清两代在原址的基础上历经多次修缮，部分城门及城墙保存至今[3]。
悠长岁月里，方志及名人文集对安庆府城的记载颇多，因此，安庆府历史素来为学界关注。不过，学者们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古城墙的变迁、沿革与保护诸方面(2)相关学术史梳理，参见李孝聪:《应用彩红外航片研究城市历史地理——以九江、芜湖、安庆三座沿江城市的文化景观演化与河道变迁关系为例》,《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1992 年；
沈志富:《安庆沿革考略——兼论与安庆地域文化发展之关系》,《池州学院学报》2009年5期；
王杨慧、单莲辉:《古城墙保护——以安庆古城墙保护为例》,《中外建筑》2012年3期；
黄绪绪:《安庆古城墙的历史沿革与保护利用》,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陈璟：《安庆城墙砖文研究》,《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20年5期；
刘炜,张韶华,沈玮:《安庆古城空间形态研究》,《华中建筑》2020年8期；
王申生:《明代安庆城池变修考》,《绥化学院学报》2014年9期;郭万清:《安徽地区城镇历史变迁研究(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79-480页；
王树声:《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安徽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63-65页；
等等。，对府城选址的研究则很少。有关古代城市的选址问题，目前的学术研究范式往往侧重于宏观因素对城市选址的影响，容易忽略建城者这一微观因素。事实上，建城者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包括选址在内的城池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而，本文立足于安庆府的城址选择及变迁，将其置入宋、蒙对峙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考察，除探讨安庆府地理位置、战略地位、山形水运条件及宋蒙战局形势外，重点关注三位建城者的个人背景及其主观认知，分析城址选择及变迁的原因，以期能对相关问题有所发覆。
南宋建炎四年(1129年)，宋廷设置舒蕲镇抚使一职，“右武大夫忠州防御使李成引众在舒州，即以成为舒蕲镇抚使，兼知舒州。”[4]650-651不久“始夺李成官。戊戌，以张用为舒蕲镇抚使。”[2]488镇抚司主要设置于宋金边境，以镇抚使统领，是抵御金人侵略的非常规性机构。“安庆府，本舒州……绍兴三年(1133年)，舒、黄、蕲三州仍听江南西路安抚司节制。绍兴十七年(1147年)，改安庆军。”[2]2185绍兴元年(1131年)，相继罢免李成、张用舒蕲镇抚使一职(3)据(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四《绍兴元年五月丙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96页)载:“(绍兴元年五月)，诏李成罢舒蕲光黄四州镇抚命名，削夺在身官职。”《宋史》卷二十六《高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89页)载：“张用复叛，寇江西，岳飞招降之。”史书记载的两任舒蕲镇抚使均在绍兴年间被罢免。， 舒州归入江南西路安抚司。安抚司又称“帅司”，以行政建制为表征、军事防御为目的而设置于全国重要的战略防御地带，后改舒州为安庆军，其设置主要出于军事目的。这一时期，处在宋金边境的舒州，由隶属于舒蕲镇抚司、江南西路安抚司而逐渐演变成独立的军事政区，可见在宋金对峙中，舒州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然而，军事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未能直接推动府城的修建。直到嘉定朝时，宋金战争重启，府城才得以在战火中兴建。自“嘉定和议”至嘉定十年黄榦筑城的数年间，“和议”换来的短暂和平难以满足金人的侵略野心。嘉定十年三月，金兵渡淮并分兵向两淮、荆湖地区发起进攻，“四月丁未朔，攻光州中渡镇，执榷场官盛允升杀之。”[5]2334光州距安庆府不远，安庆府已成为金人的下一进攻目标。存亡之际，“(黄榦)寻起知安庆府，至则金人破光山，而沿边多警。乃请于朝，城安庆以备战守，不俟报，即日兴工。”[2]12780黄榦，字直卿，号勉斋，南宋福建路福州长乐县人，嘉定十年知安庆府，因战事紧迫而筑城守御。然其为何依府治所在筑城呢？
黄榦通过对安庆府地理位置及战略地位重要性的考察，得出此地应该有城的认识。他提出“今日之计莫急于经理两淮。长江者，江南之藩蔽，两淮者，又长江之藩蔽，无两淮是无长江也”[6]705。关于“两淮为长江屏障”的论断，绍兴五年(1135年)，李纲《奏诏条具边防利害奏状》指出：“夫淮甸、荆襄者，东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守江左者，以强兵巨镇尽在淮南、荆襄间。”[7]时人王霆则论：“两淮藩篱也，大江门户也，三辅堂奥也。藩篱不固则门户且危，门户既危则堂奥岂能久安乎？”[2]12315由此，两淮地区(4)本处“两淮地区”是两宋时期的历史概念，依《宋史》卷八十八《地理志四》所载，分为淮南东路与淮南西路。淮南东路辖六州、二军，即楚州、泰州、通州、扬州、真州、滁州、高邮军、盱眙军；
淮南西路辖六州、二军、一府，即濠州、庐州、和州、光州、黄州、蕲州、无为军、安丰军、安庆府。之于偏安江南的宋廷而言，既是北伐的前沿阵地，又是拱卫长江乃至南宋国土的重要屏障。而安庆府居于淮西要地，长期经略两淮地区的吕祉称“蕲、黄、舒三州，其地偏远狭隘，则难以屯重兵。然蕲、舒为九江之蔽，黄州为武昌之援，其实紧而不轻也。”[8]又安庆府“虽号次边,实为重镇……近居潜、皖之旁,密接光、黄之境。”[9]即在宋金对峙的战略部署中，安庆府既可作为巩固南宋边防的军事重镇，又与荆襄战区声援易接，互成掎角之势。其地理位置主导下的战略作用亦是黄榦认为此地应该有城的重要依据，“舒虽近江，而蕲黄又在舒之南，蕲黄尚有城，而舒独无城乎”[6]618。因此，黄榦感叹道：“既曰州郡，岂可无城……榦静思一郡之大，所以保生灵而为江南之屏蔽，莫急于此。”[6]619其时，安庆府重要的地理位置与战略地位已为南宋有识之士所认识到，但城究竟筑于安庆府何处，时人并未提出明确构想。
黄榦文集中提及“龙舒为郡，虽北虏所不到”，其意所指府治位于安庆西南、大别山脉南段东麓，高大山体形成一道天然防御屏障，确实不同于“淮甸坦夷，如盱眙、安丰、钟离、淮阴、天长、六合等处，我之拒虏，直一衣带水之限尔”[10]，又云“龙舒为郡……既不通江，则舟车不往来”[6]621与“本府去大江水路三百里，客舟所不至”[6]671，虽府治有皖、潜二水流经，但又离江太远，水路交通相对闭塞。此外，这一时期宋廷对两淮地区的城池修筑持有消极态度[11]200。黄榦文集中也反映了他之前的几任安庆知府对筑城事宜不够重视，他称“本府素无城郭，居民日夜皇皇，前数政略不留意”[6]618。并认为“杨通老仅能葺理子城，亦未尝包砌，市井皆在子城之外，亦复何益……将官钱妄用而不思筑城，亦可谓无远虑者。张则朝廷下令其筑城，乃为浮言以沮之，书生不知事体远虑乃若此”[6]619。至少在当时看来，安庆府筑城一事未引起足够关注，且旧府治所在也并非是理想化的城址选择，而最后黄榦执意在府治原址筑城的深层次原因则与其从政理念息息相关。他在谴责前任知府们“不思筑城”的同时，认为府治无城而使居民深受匪乱、水患之扰。如《宋史》所载，黄榦向宋廷奏请筑城一事迟迟未得到回复，而金人攻击在即，府治无城守御，又“李成、张军大亦尝窃发劫掠居民。州县百姓欲保室庐，则有性命之忧；
欲逃匿山谷、流徙江南，则庐室焚毁、粮食空竭，终亦转死沟壑。”[6]771而《晓示城西居民筑城利便》一文中明确提及“州郡筑城之后，稍有事力，更于西边一带土城多方措置，令其坚牢，决不至使汝父老有垫溺之忧”[6]773-774。故其就任之初，即“以六书达制帅，与议边事，皆未得报……今只得自做家计，修城壁，造器械，排保伍，日夜与诸邑讲裕民之政。”[6]667并明确向沿江制置使李钰表明，“筑城一事，朝廷见从则榦尚可留，然其专辄若此，朝廷必不见贳，若贳其罪而不贳其请，则榦决不可留，只得引疾东归”[6]619。因而黄榦态度坚决“自做家计”的目的更多地是出于治郭以护民。由《宋史·黄榦传》中的记载可知，黄榦为名门之后，家教严格。受家庭影响，其自幼便知为官清廉、关心民政的道理。后师从朱熹，传承理学。知汉阳军时，因“城南俯瞰大江，堤岸低薄，夏月水涨，居民昼夜为之不宁，一或溃决，则一郡生灵皆为鱼矣”[6]592而向朝廷乞筑汉阳军城池。早年的出仕经历表明，黄榦极为关注民生，而城池的修筑是他临民理政的重要举措，如其所言“自更化以来，力排群议，一意筑修边城，两淮、江南可以安枕而卧，此不世之大功也”[6]634。因而，嘉定年间的安庆府处于“无城”状态，而内有贼寇、水患之扰，外有金人虎视眈眈，知府黄榦以“城固民安”为出发点在府治筑城。而后来的战况确实证明了府城的修筑对于府城居民安全的重要性，时“金人破黄州沙窝诸关，淮东、西皆震，独安庆安堵如故。继而霖潦余月，巨浸暴至，城屹然无虞”[2]12780。可以说，嘉定年间宋金对峙局面下安庆府重要的地理位置及战略地位造就了这座城池，但具体城建于安庆府何处、因何为城，则是由当时知府黄榦决定的。因原府治素无城郭而民生多艰，又面临时间紧张、时局紧迫这两重压力，故最终选择在府治筑城。这决定的背后体现的是黄榦勤政廉洁、务实为民的为官理念，契合其理学名儒的形象。
南宋安庆府官员俞文豹《吹剑录》载：“嘉熙元年(1237年)，靼人破舒州，朝廷遣杨将军义移治宜城(5)“宜城”为安庆府城别称。《景定建康志》卷三八《武卫志一》(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71页)载：“宜城者，雁汊对岸一要害处。吴、魏相拒时，尝设疑城于此。其后方言讹‘疑’为‘宜’。字义‘宜’善于‘疑’，故袭称‘宜城’。”故而此处“宜城”所指应是皖口，即为赤乌四年(241)东吴所修皖口城故址。。板筑未毕，靼骑奄至，我谨以身免，由是寄治舟中。”[12]“靼人破舒州”发生在“端平入洛”之后，“大将口温不花入淮甸，蕲守张可大、舒州李士达委郡去，光守董尧臣以州降。”[2]9713宋蒙关系紧张化，双方在两淮地区交战激烈，此时安庆府处于战争的前线阵地，黄榦所筑府城为蒙军攻破，而“北兵渐迫，城去江远，控御为难。”[13]1300此外，蕲、舒、光三州为蒙军所控，淮西防线趋于崩溃。“靼骑奄至”的言外之意是蒙军已抵安庆府临江一带，似有渡江之势，故宋廷令杨义南迁安庆府城主要是用来抵御蒙军渡江。当然，“靼人破舒州”这一突发性事件所带来的后果不足以完全说明安庆府战略地位的转变。在此之前，端平三年(1236年)，吏部侍郎吴泳上疏言军务提出：“江面之兵,平时多遣戍淮，既有家粮，又费生券。今宜用生券之费，就淮上地头招兵戍守，却令戍边之兵归护江面，如此，则费不增而兵多,诚为两利”[14]197。其深刻用意在于遣重兵驻江，巩固江防。而在淳祐二年(1242年)三月，宋理宗下诏：“沿江、两淮，唇齿相依，其令和州、无为军、安庆府听沿江制置司节制”[15]。因而，在安庆府沿江一线筑城比较契合南宋中后期在江淮战区的军事部署。
从史载杨义的零星事迹可知(6)杨义(一说杨谊),《宋史》无其传记，零星记载主要见于端平年间南宋收复三京的军事行动。《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二《三京之复》(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41页)载：“又命杨谊以庐州强弩军万五千继之，各给五日粮。杨谊至洛东三十里方……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杨谊仓卒无备，师遂大溃……谊仅以身免。”李鸣复《论用兵五可忧疏》(《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十九《经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46-1347页)载:“子才与葵争欲得开封为之，故违命不行，仅遣杨义以往。义之败，子才之罪也。”，其不同于黄榦，仅是作为军事将领暂时驻守安庆府，又筑城中断，所见史料仅是对筑城一事的简单记载。后来沿江制置使马光祖在考察府城选址时指出“旧日杨义所筑城基，北临张家港之滨，客山高而下视之，宜其不克城也，城外即是山脚，宜其不能堑也”[16]。认为杨义不知地形利弊，所筑城基不利于城池防御。选址临近张家港客山，山高于城，敌人登山便将城内情况一览无余，且城临山脚，难以设置壕沟、护城河等防御设施。由此可知，杨义并不具备相地择城的能力，对于府城的选址设计亦未有过深入的谋划，但长期领军作战形成的军事素养使他对自古以来的兵家常驻之地颇为敏感。文字记载中的“皖口”有三次重要的军事行动。《资治通鉴》中记有三国吴嘉禾六年(237年)诸葛恪率兵屯庐江、皖口[17]2321与南朝陈永定三年(559年)遣镇北将军徐度将兵城南皖口[17]5161。又“唐兵陈于城下，涉水击败之……又遣将败其江西援兵于皖口。金陵势益孤，城陷，李煜降。江南悉定”[13]287。所以在杨义迁城以前，皖口屡为屯兵、作战之地。且从俞文豹的记载来看，杨义面临与黄榦同样的问题，存在时间紧张与时局紧迫这两重压力，那么选址皖口既是当时蒙军进逼下无城可守而做出的无奈之举，又是杨义理解下的最佳选择。此外，这种看似理想化的选址方案还表现在“皖口”的历史地理环境上。
最早关于“皖口”地理方位的记载出自李林甫《元和郡县图志》，载：“皖水，西北自霍山县流入，经怀宁县北二里，又东南流二百四十里入大江，谓之皖口。”[18]之后《太平寰宇记》(7)(宋)乐史,王文楚:《太平寰宇纪》卷一二五《淮南道三·舒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475页)载:“皖水，在县西北。自寿州霍山县流入，经县北二里，又东南流二百四十里入大江，谓之皖口。”、《舆地纪胜》[19]、《通鉴地理通释》、《读史方舆纪要》[13]1303等均采此说。由此，皖口为皖水与江水交汇之处，在北宋时期已是舒州地区特别重要的渡口， 并进一步发展成为舒州地区重要的渡口集镇。更为关键的是，皖江流域水系的开发则由来已久。春秋时期，安庆为桐、舒、吴、楚等国之域，沿江诸侯国利用长江众支流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皖江流域水系交通得到初步开发。汉晋季世，江淮地区成为各方争夺的重要地区，皖江流域得到进一步开发，沿江城市的交通地位开始凸显，重点表现在以要津为塞筑城据守，如曹魏修筑合肥新城，孙吴屯兵皖口、濡须坞等。而随着隋唐大运河的开通及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皖江流域的交通通达度进一步提升。《资治通鉴》载：“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17]5652。运河沟通了南北水系，改善了皖江流域的交通面貌。因而，皖口所具备较好的水路交通条件及经济基础是杨义迁城的优势所在。当然，未有史料直接表明皖口所具备的航运条件与经济基础为杨义所看重，而基于“皖口”历史地理环境得出的认识亦不能掩盖其城池选址的问题与偶然性。即有学者认为，原府治旧城地处皖河上游，而皖河直通长江，顺河而下走水路撤离是不二之选，故而城址相应地选择在皖口[20]。
图1 南宋安庆府城迁移示意图
(8)该图主要根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时期》(上海: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62页)、康熙《安庆府志》卷3《地理志·津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63页)、《景定建康志》卷38《武卫志一》(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971页)改绘。其中，安庆府为《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注明的“嘉定元年(1208)安庆府所在”。“箭头①”指代黄榦修筑府城为蒙军攻破后，嘉熙元年杨义迁城皖口；
“箭头②”即是景定元年马光祖考察皖口旧址后，于宜城渡所筑新城。宜城渡的具体位置来源于《景定建康志》及康熙《安庆府志》中的记载，而《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标注为“安庆市”，表明马氏筑城成为“古今重叠型”城市的典型案例。
端平入洛(1234年)后爆发的战争在安庆府地留下两大问题，即黄榦所筑府城已破及蒙军的渡江威胁。两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府城的向南迁徙，安庆由宋金对峙中的边防重镇转而成为据江而守的军事城池。但杨义受限于自身筑城经验的缺乏及对地形的错误认知，对于安庆府城的城址选择并非建立在深刻的认识及实地考察之上，此次府城南迁是应付时局而做出的权宜之计。不过虽筑城中断，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蒙军渡江的步伐，从而形成安庆府“防江”战略地位的雏形。
杨义所筑安庆府城为蒙军进攻所断后，府治一直寓于江中沙洲之上，后来的两次迁治均无城垣。景定元年(1260年)，马光祖考察杨义所筑城基后，即做出迁址宜城渡的决定。此决定既是宋蒙第三次战争[21]27下的对峙形势所致，也是马光祖结合自身的出仕经历与筑城经验所作出的合理规划。
宝祐五年(1257年)十二月至景定元年(1260年)，时值宋蒙的第三次交战，蒙军分三路进攻巴蜀、桂湘、鄂州。开庆元年(1259年)八月，蒙哥汗死于合州钓鱼城，蒙古内部忙于争夺汗位，无心再与宋廷交战，撤兵北归。由此至咸淳四年(1268年)九月襄阳保卫战，约有八年时间。这段和平期为马光祖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去考虑安庆府城的城址选择问题。但蒙军北归后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南宋朝廷并非是依靠自身的军事实力击败蒙军，而是忽必烈北归争夺汗位及贾似道与蒙军达成秘密协议的结果。待蒙古内部局势稳定，其分兵南下只是时间问题。南宋士大夫阶层对此有清醒认识的人很多，如时人谢枋得即言“兵必至，国必亡”[2]12689。是以尽管蒙军北归后局面的暂时稳定利于安庆府城的重新规划，但宋、蒙未来局势的可预见性使得府城的重建仍旧切关整个长江防线的稳固与否。不夸张地说，甚至南宋朝廷的安危亦系于其上。此外，史料载“(景定)二年……城安庆，诏马光祖进二秩”[2]876及“(景定元年)诏光祖城之速其成……有诏奖谕进光祖光禄大夫，任其事者自郡守而下赏有差”[16]970，说明宋廷对于马光祖筑城十分重视，并对他的行为大加奖掖，亦可从侧面认为府城的修筑是得到了朝廷的认可。
在当时看来，长江上游防御关乎到国家安危，如嘉熙三年(1239年)《奏条书上游守备数事》所言：“仍乞朝廷多降金银钱帛，俾其得以展布，盖上游存则国存，上游破则国破，当倾竭事力以救之，非平时比也”(9)(宋)吴潜:《宋特进左丞相许国公奏议》卷三《奏条书上游守备数事》,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马光祖在论及江防要害时认为“自古倚长江之险者，屯兵据要，虽在江南，而挫敌取胜多在江北……淮西虽号地平，而水陆要害皆可战守，稍加措置，未易轻犯”[16]968。故其就任沿江制置使一职后，工作中心即放在重构“鄂州之战”中蒙军撕破的长江防线上。他提出“置镇巢军；
措置下流江防；
筑宜城，以固上流；
创宁江新军”[16]971-974等一系列具体措施来加强长江防御，而安庆府城的修筑正是重新构筑长江防线中重要的一环。基于此战略构想，马光祖指出杨义所筑城基存在弊端，进而提出自己的选址设想：
曷不缩其城而小之，移入主山之上？盖北隅有张家港，水通大江，秋冬则涸。客山在港之北而近，主山在港之南而稍远。因主山而为城，则视昔为狭，然城因山，则用力省，狭则守之易。城在山上，则内高而外低，险在我矣。向所谓客山高，而下瞰吾城者，不足虑也。远北山之趾而为濠，则向所谓石不可堑者，亦可避也[16]971。
明确交代了城于何处、因何为城，其目的在于解决杨义选址中存在的问题。其一，缩小城址规模，以张家港主山建城，达到省时省力、易守难攻之效；
其二，远离张家港客山，改善杨义选址中留下的“山高于城”“石不可堑”的问题。最后城址落脚在宜城渡，是马光祖长期经略江淮地区而做出的战略选择。
考察马光祖的出仕经历可知，其主要是知处州、镇江、太平军、临安、建康等[2]12486-12488，任职范围主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地区，因此他对于安庆府东南沿江一线地理环境的认识与判断较为深刻。在其知府建康时，就曾对建康府城的内部规划及城防设施作了较大的调整[2]46-48，这些城市建设思路为安庆府城的选址设计提供了一些经验。故其“以二十余年间事体言之”，认为宜城渡确有不可不城之处：
大江以北，自黄州而下，和州而上，中间无一城垒以为限隔，城戍于此，则自黄而和之间，声援易接，利一也；
石牌、菩萨石之间，江面最狭，正在宜城之下，曩汹汹时，谍知虏谋欲窥此途，有城于此，戍兵为守，则虏有所惮，而不敢睥睨，利二也；
自旧安庆府荒榛之后，寓治杨柴洲上，鸿雁飞鸣，无城郭可恃，旧城既未可修复，此地去寓治不远，有险可恃，徙民为便，利三也[16]970。
上述史料似可解作三点：第一，进一步明确安庆府城巩固长江上游江防的战略目的。自黄州至和州，所指是长江中下游防区，战线过长而中间无城守御。而安庆府控接黄、和二州，宜城渡位于长江北岸，筑宜城渡新城符合马光祖“以固上游”的战略部署。第二，就宜城渡而言，位于江面最为狭窄处，适宜建城屯兵，利于抵御蒙军渡江。又宜城渡“惟北当备，而有大小青龙山，可以屯兵而设伏。”[16]970进而弥补宜城渡北部存在防守薄弱的缺陷。第三，旧日府城被破后，关于府治流民的问题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在宋理宗给予马光祖筑城的奖谕诏中重点提到“移治以来，虽建立官吏，而荡无壁障，民有摇心，或请扳筑宜城而守之……筑宜城，招募游击补填诸军缺额”(10)(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五十三《沿江制使马光祖任责设城转二官降诏奖谕》,四部丛刊初编1929年二次影印本,第13册。，所以选择宜城渡筑新府城，一方面可以“徙民为便”而安抚民心，另一方面可通过招募游击散勇进一步提升府城的江防能力。如同吴泳论及两淮兵防所言：“边淮之民，如霍邱、固始等处土豪，闻其老小多被杀戮，而强壮尚存者动以万计。所宜急作招集，以助兵势。其羸弱流徙无所归者，急宜安集，以固人心”[14]198。
总之，马光祖的府城选址是基于构建南宋长江防线下的考量，旨在将府城打造成江防要津，侧重于府城的守御功能。其重点考察了安庆府沿江一线的山形水势，既利用了外围山体的屏障之效，又合理运用周围局部山体的空间分布特征。虽在南宋末年的抗蒙战争中，知府范文虎开城投降，但当时元军首领巴延“初以安庆城在山顶，且兵粮皆足，势不可攻”[5]9633，等于是对马氏筑城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宋以后的安庆城虽经多次整修，但其城址方位与范围未有大的变动，并沿用至今。
在南宋初期的宋金对峙中，安庆府作为守卫边境地区的军事重镇，其显要的地理位置及重要的战略地位虽为南宋有识之士所知，但受北宋政府“强干弱支”政策的影响，长期以来对筑城持消极态度[11]198。南宋中后期战事频繁及边境北部的压力骤增，尤其是自端平之后，宋蒙关系紧张化，宋廷开始在江淮地区兴筑大量城池。可以认为，宋金蒙对峙中的时局变化推动了安庆府城的修建，但究竟筑城于何处，又如何在选址过程中考虑到时局的多变性及地理环境的复杂多样性，“人”的主观能动性往往会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就安庆府城而言，对安庆府城选址的考察与判断往往会因人而异，而这些认识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与建城者的个人背景及价值取向分不开的。史书中记载的黄榦既是勤政廉洁、关心民生的士大夫，又是师从朱熹的理学大师，自幼所受教育及出仕经历使得其在考虑筑城事宜时，更侧重于民生问题，这也是黄榦在安庆旧府治筑城的主要原因。而由于马光祖是任沿江制置使一职，在他看来，安庆府城的重建对于巩固江防至关重要，那么在选址中重点考察的则是府城对于构建长江防线的重要性意义，而宜城渡正是其深入考察后的最佳筑城之处。杨义不同于其他两人，其既无黄榦关心民生的为政理念，亦无马关祖的战略眼光及筑城经验。他临危受命，领兵驻守安庆府，抵御蒙军渡江是其当务之急，因此选择皖口城旧址筑城有其与偶然性，也有其合理性。
我们试图对南宋时期修建的城池进行观察，发现时局与建城者这两重因素始终围绕着城池建设，即体现在对城池选址的不同认识上。例如，何适认为，南宋初年的扬州城建设是宋金交恶时期下由“宋金议和”的权宜之举到“孝宗恢复”的北伐意向的缩影[23]。而从李重进“招集亡命，增陴浚隍，阴为叛背之计”[24]，至建炎五年(1127年)九月“命扬州守臣吕颐浩修城池”[4]214，再到淳熙年间因军事守御，郭棣在唐子城旧址上修筑堡寨城，这一城址的变迁过程抛去时局这一要素外，几位建城者的个人背景显然会对城址的选择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又如“斡腹之谋”背景下静江府城的修建。时任广西运判兼提点刑狱使的董槐在视察邕州后，令守臣修城，以加强邕州的防务，而此次仅是在唐城基础上进行增筑，静江府城城址未有变化。而胡颖任内以宜州的战略地位为重，计划据此建城，新任知州云拱则认为宜州城东“有山环绕，皆峭壁悬崖，内可容万灶，飞泉石井，取汲不竭”[25]3935，外围“下瞰龙江，后倚天河”，可凭山险筑城。此外，李曾伯所作《重修静江府城记》载：“率二三戍将环视地势，又质诸邦之士，遡漓水而北，转桂岭，联宝积，因江为池，倚山为壁，从而南合旧城”[26]495-496。这一时期广南西路城市城墙的修筑，尤其是邕州城以及静江府城连续四次的修筑，既是宋、蒙战争背景下的产物，同时也受到人的主观认识的影响。
总之，历来关注古代城市选址的研究者都对宏观因素表达了充分的关注，包括地理位置、政治形势、军事战略地位、交通条件、经济基础等，即认为宏观因素才产生城市。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对这一认识的阐述非常多，不能俱举。但过于关注宏观因素，则会忽略个人的微观因素对城址选择及变迁所产生的影响，一些学者已经敏锐认识到该问题。如覃旺认为，地方守臣主动性的强弱与静江府城的选址有直接的联系[22]27；
而成一农《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研究方法的反思》一文最具代表性，其认为，地理因素或者宏观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某一区域中可能会产生城市，但是否产生了城市以及城市的微观选址则是由人决定的，所言城市选址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人地关系”[28]93。因而，今人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二元性认识，即地理与宏观因素产生城市，抑或人的主观认识决定城市的产生。但无论是哪种认识，似乎都没有具体阐释出究竟人的主观认识的哪一方面影响了城市选址。因此本文认为，时局这一宏观要素固然推动了城市的形成，而人作为建城主体，对于城市产生及城址变迁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建城者的个人背景及价值取向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城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