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志（湖北经济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近年来，译者风格研究已成为翻译研究热点领域之一。尤其是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国内学者对译者风格研究持续关注，论题涉及译者文体风格、译者词汇选择倾向风格、译者叙事风格、译者风格与翻译策略、译者风格与意识形态等，以期通过译者风格研究，为助力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启示。
正如“风格”这一概念很难界定一样，“译者风格”所涵盖的范围也非常广泛，甚至有些“飘忽”和“不可名状”，国内外学者对译者风格有着不尽相同的概念界定，所使用的术语也各有区别。
西方翻译学界有关译者风格（translator’s style）内涵界定的讨论始于20多年前，Hemans（1996）首先提出了“译者声音”（translator’s voice）这一概念，他认为“译作当中译者声音随处可循，译作绝非是对原作的透明再现，而是具有多重、分散、混杂和复调（polyphony）性质的双重文本，旁注、脚注、括号说明以及序言等副文本形式无不表明两种不协调的声音共存于译作中，因此以‘透明’来评价译作有些过于简单”（王克非、黄立波，2008：11）。Hermans提出的关注译者声音以及译文中副文本形式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强调了译者风格较之译作风格的不同，丰富了译者风格的内涵。
Baker（2000：245）首次把“译者风格”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提出，她将“译者风格”定义为译者“留在文本中的一系列语言及非语言个性特征”；
译者风格既包括译者选材、惯用策略，也包括前言、后记、脚注、文内注等；
特别重要的是，译者在翻译不同文学作品时所呈现出的个性化、典型的语言表达方式与语言运用习惯。Baker（同上：244）将这种风格阐释为一种“指纹”（fingerprint），这种指纹在其译文中表现为某种或某些规律性的语言模式，并且为译者所偏好而反复出现，而非一次性或偶发行为；
此外，此类语言模式并不完全受原作或原作者语言风格的影响[1]。
可以说，从“译者声音”到“译者指纹”，体现的是译者显身与隐身的辩证关系：“声音”看似是显性的，Hermans所说的副文本表面上体现了译者的显身，但大多是属于细枝末节、见缝插针式的，相比于原作者，译者总体上仍处在一个隐身状态；
而“痕迹”看似是隐性的，但译者“有意或无意的风格特征”或“微妙而不引人注目的语言习惯”（卢静，2013a：30）属于“润物无声”式的，译者反而利用此种方式在译作中得以显身。可以看出，Baker对译者风格的界定对于推进学界对译者风格内涵认知有着重要意义。
英国学者Saldanha（2011a：25-50）针对Baker脱离源文本而仅对译文作形式统计去考察译者风格的不足，又对译者风格加以了重新阐释和定义，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她结合Baker（2000：241-266）和Munday（2008）对译者风格研究的不同侧重，即前者主要以译文为导向（TT-oriented），而后者主要以原文为导向（ST-oriented），提出了兼顾原文和译文的译者风格研究框架，她把这两种导向的译者风格视为译者作为原作者与目标语读者间协调人的某种双向“反应”（responsiveness），进而在译本中体现为具有译者个人风格的连贯性或一致性，以彰显译者的鲜明特色，即所谓的“风格”[2]。
不管是以原文为导向（S-型）译者风格研究或者是以译文为导向（T-型）译者风格研究，从中可以看到译界对译者风格的承认，由此开始了对译者风格研究的百家争鸣。（卢静，2013a：28）
相比于国外，由于“翻译传统上要求忠实于源语文本，译文风格被视为源语文本作者风格的再现”（胡开宝等，2018：104），国内翻译学界对译者风格概念界定关注要更晚一些。
方梦之（2004：82）将译者风格（translator’s style）定义为“译者的人格倾向、选题倾向、文笔色彩以及译者所遵循的翻译标准、使用的翻译方法和译文语言运用技巧等特点的综合，其中尤其表现为语言运用的特点；
译者风格是由其世界现、创作天赋、艺术偏好决定的，并在翻译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对原文理解上流露出来的个性特点和语言转换时显现的语言习惯和语言特点”[3]。
黎昌抱（2008：1）将“翻译风格”和“译文风格”（有时亦指“译者风格”）视为同一概念，具体是指“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
具体体现为“译者选择题材的口味、所遵循的翻译标准、采用的翻译方法以及译文语言的表现手法等特点，特别是语言的表现手法”[4]。
卢静（2013a：41）认为译者风格“包含语言层面和非语言层面的译者风格，而两者都可以进一步细分并包含不同的研究层面和研究范畴：语言层面包括翻译正文本和翻译副文本，前者考察内容包含基本数据、词汇、句法和语篇等四个方面，后者考察内容包括对译本序跋和译本注释形式的研究；
非语言层面则包括译者选篇和策略”[5]。
黄立波（2012b：33）在肯定Saldanha（2011a：25-50）对译者风格研究两分法的基础上，主张“将严格区分放在一边，将研究范围扩大，既关注不同译者自己的风格，也关注他们对源文本或者源语言中特殊现象在其翻译文本中的不同处理方式”；
他认为“无论是有意识还无意识的选择，都体现出译者在翻译方式上的规律性差别”，因此都属于译者风格研究的范畴[6]。
胡开宝等（2018：104）认为译者风格是“译者在翻译文本选择、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应用以及翻译文本的语言应用等方面所表现的个性化特征”；
他还认为译者风格是“由于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彰显而形成的稳定且区别于其他译者的翻译个性，具体表现为译者在翻译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独特表达方式或在翻译实践中所做出的与众不同的选择”（同上：105）。此外，译者风格既非原作者风格，亦非译作风格，而是译者在一定时期内翻译的不同作品所表现出的连贯一致、始终如一的、且不同于其他译者的个性特征，主要表现为稳定性、变动性、独特性和系统性（同上：107）[7]。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界定了译者风格的概念内涵，对译者风格研究对象逐渐趋于明晰，但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一）该书主要内容述介
2021年11月，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汉学家蓝诗玲译者风格多维研究》（吕奇著）（以下简称“该书”）。该书从多视角、多维度系统考察英国汉学家蓝诗玲①在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具有恒定性与独异性的译者风格，洞悉其译本在西方读者群体中认可度较高的有益做法，从“译”的角度为探索助力中国文学“走出去”和“走进去”的可行路径提供借鉴与启示。
该书篇幅共有九章：首先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译者风格的概念界定、厘清了译者风格与（译者的）翻译风格、译作风格、译者文体等几个临近概念，进而明确了作者对译者风格的概念界定。然后分别对国内外译者风格研究和蓝诗玲译者风格研究进行了综述，以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数据库和中国知网（CNKI）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文献数据来源，以CiteSpace软件为辅助，从文献分布、研究力量、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等多个维度进行可视化文献计量分析，洞悉了相关研究趋势、特点与不足。
该书主体部分始于第三章在形式层面对蓝诗玲译作可读性的考察，首先对蓝诗玲译作语料库的内容构成、建设步骤等进行了说明；
进而以语料库为辅助对蓝诗玲5部独译译著进行了可读性考察，考察分为类比和对比两个维度展开，并对统计结果进行了分析与讨论。作者指出“蓝诗玲译作流畅易读，仅就形式层面而言（暂不考虑内容、题材和专业背景等因素）基本可以为英美国家的初中生及以上水平读者所接受”。
而后，该书从内容层面分别就蓝诗玲如何在译作中重制张力、重塑主题、重构文化进行了考察。作者指出“蓝诗玲在其译作中对张力、主题、文化等要素的处理具有恒定风格，这种恒定性或一贯性不因原作和原作者的不同而发生显著变化；
同时，蓝诗玲的处理方式和手法与莱尔、杨宪益存在不同，具有独异性”。例如“张力层面，蓝诗玲利用语义张力、节奏张力和结构张力调节叙事节奏与读者阅读心理负荷，营造引人入胜的阅读体验；
主题层面，蓝诗玲的译者移情带来了原作的政治主题、性主题和民生主题在译作中的隐性偏移或重塑；
文化层面，蓝诗玲通过参与者再定位、源语文化镜像、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和标示性建构等方式对原作中的文化话语在目标语文化中进行了重构”。此外，作者还发现“蓝诗玲的译者风格在对译作产出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有时会因译者介入程度过大而产生‘过’与‘不及’的情况，在兼顾‘读者本位的译者’和‘再创作者本位的译者’双重身份上存在些许瑕疵”[8]。
该书最后站在相对宏观的层面，从翻译伦理、翻译美学、翻译诗学、翻译生态四个维度进一步探析了蓝诗玲译者风格成因，并对今后的译者风格研究和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提出了建议。
该书尝试将蓝诗玲译者风格概括为：秉承“求同求变，尽职尽责”的翻译伦理，适应多元共生的翻译生态，遵从西方主流翻译诗学，立足作品自身文学性，以“流畅美学”“张力美学”为理念，以优化目标语读者阅读体验为中心，以增强译文形式和内容上的可读性为主旨，以“变奏式翻译”“移情式翻译”“烹饪式翻译”等为手段，对作品张力、主题、文化等要素进行重制、重塑、重构，最终体现翻译之美。
（二）该书主要创新与不足
该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研究模式创新。在研究模式上，传统的译者风格研究模式是静态的、以产品为导向的研究模式，研究译者风格基本依靠不同译者的译本对比来实现。而这种研究模式的最大弊端是过于依赖和看重原文和译文、不同译文之间的对比来倒推译者风格，忽视了作为活生生的人而存在的译者主观因素，也忽视了文本之外的文化、社会、诗学、意识形态等因素对译者风格的影响。因此，该书采取因果模式，兼容对比模式和过程模式所长，既描述蓝诗玲的翻译风格，又通过译者主观处理（例如：译者的伦理、审美、移情等）、翻译任务（例如：出版社要求、读者期待等）、社会文化层面（例如：翻译生态、翻译诗学、意识形态等）三个要素来考察译者风格的成因，对其作出合理解释，力求丰富译者风格的研究维度。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没有刻板套用任何单一理论贯彻全篇，这并非脱离理论指导，而是更好地利用理论，以跨学科视野着眼于用文体学、叙事学、文艺学、文化学、社会学等更为广阔的理论来服务于本研究的不同研究问题，定位为“百家述我”，而非“我述百家”。
二是研究方法创新。近年来译者风格研究方法虽然已由传统的“利用典型但数量有限的例证进行内省式、感悟式论证”逐渐转为借助语料库统计软件工具，进行数据分析、描写和解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但此种方法仍存在一定缺陷。目前语料库译者风格研究主要有基于语料库的（corpus-based）研究和语料库驱动的（corpus-driven）研究两种方式（梁茂成，2012：323-335）。而该书采取的是语料库辅助（corpus-assisted）的研究方法，与上述两种方法均不相同。首先，作者既不主张套用外部理论去验证已有假设或预设（此点不同于基于语料库的方式），又不主张只对语料库内部数据进行分析而排斥语料库之外的任何因素（此点不同于语料库驱动的方式）；
其次，该书涉及的语料库所起到的作用是“关键的”，而非“决定性的”，相比于“基于XXX”和“XXX驱动”的提法似乎将研究的成败全部系于语料库之上，“语料库辅助”的提法对该书涉及的语料库所起到的作用及定位是较为明确和适切的，既有利用软件进行的形式参数统计，又有深入文本肌理进行的人工统计，可谓利用语料库但并不拘泥于语料库。尽管这种提法在国内使用得并不普遍，仅有李德凤等（2018：70-76）、卢静（2014：20-31）等少数学者使用，但的确是研究方法定位使然，而非命名上的标新立异。此外，过往的译者风格研究利用同一原文的多个译本对比考察译者风格的“独异性”（distinctiveness）居多，而对同一个译者全部译作多大程度上具有“恒定性”或“一贯性”（consistency）研究不多。该书力求兼顾语料的类比与对比，在考察蓝诗玲译者风格独异性的同时，更专注于考察其恒定性或一贯性。
三是研究视角创新。过往的译者风格研究（尤其是近年来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对文本的分析，其考察参数大都侧重语言形式特征（如词频、平均句长、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等）；
后又逐渐拓展到特定句式、叙述方式等文体、人际特征。诚然，上述参数对译者风格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参数偏重形式层面，难以有效地深入译者风格研究的核心层面。而该书定位为对文学翻译家蓝诗玲的译者风格所进行的描述型研究，故研究重点力求回归文学翻译本真，突出译者如何传递小说“文学性”、提升译作“可读性”与读者“接受性”，真正深入文本肌理，对文体、叙事、译者情感融入、隐蔽价值观、译作主题隐性偏移、文化话语重构和读者阅读体验等视角进行描写与分析。
四是学术话语创新。作者提出了一些有助于将译者风格具象化的学术话语，例如：“译入语/源语长度比（TSLR）”参数，考察译者对译文数量或频次所做的添加、省略或压缩；
“主题三角关联”，考察小说中政治主题、性主题、民生主题三者之间微妙逻辑关联及小说翻译中译者介入对主题的强化、弱化与偏移。此外还提出了“流畅美学”“张力美学”“变奏式翻译”“移情式翻译”“烹饪式翻译”“保姆式翻译”等描述译者风格特征的隐喻式概念术语。
当然，该书还存在一些局限与不足。
一是未对译者本人进行访谈。该书考察蓝诗玲译者风格，主要是通过对其译作进行文本分析，从其论著、参与论坛发言、前人访谈与通信中洞悉翻译思想，借助跨学科理论对其加以解读和归因；
在此基础之上，如能对译者本人进行访谈，让译者现身说法，无疑能印证研究发现的真实性，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二是未对目标语读者进行大规模调查。对于蓝诗玲译作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以及在读者群中的评价和认可情况，作者主要是通过国外图书销售和评论网站（如Amazon和Goodreads等）采撷销售情况与读者反馈评论，未对蓝诗玲译著的海外馆藏量、出版发行情况等开展深入研究，也未对蓝诗玲所指向的“普通读者”进行大规模调查。上述方面，均是下一步可以继续拓展的研究领域。
（三）该书作者对译者风格研究的再思考
笔者发现，该书对译者风格研究提出了一些作者的个人思考，有些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首先，作者认为，“译者声音”“译者痕迹”“译者指纹”“译者文体”这类隐喻式的表达方式主要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学者为了区分和标示与前人研究区别而提出的新颖命名方式，在内涵上只是侧重译者风格研究的某些方面，在译者介入程度上也不能完全体现译者风格的特点。而“译者文体”这类表达更多地反映了译者表达在语言层面的静态特征，而无法体现译者作为有血有肉的个体在宏观翻译策略选择、篇章选择以及译者伦理、认知风格和移情倾向等非语言层面的特征。因此，译者风格研究在名与实上都需要进一步明确和丰富。
其次，作者提出，译者风格实质上是译者选择的综合体现。无论是出于主观意愿和个人兴趣的主动选择，还是受限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客观因素的相对被动选择，无论是译前和译后考虑到读者反映和销路等因素对作品题材的选择，还是译中对主题塑造、文体修辞、叙事呈现等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选择，这一切都是译者从各个维度、在各个层面所作出的选择总和，它们共同构成了译者风格的研究要素。此外，考察译者风格，不应将其与作者风格和原作风格完全剥离开来，因为此举既不现实，也无必要。例如莫言曾多次坦言其创作受到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影响，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考察莫言小说创作风格时，发现他在《生死疲劳》中使用的颠倒时空顺序，将倒序、预序交错的叙事方式与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多年以后……”那句经典开篇产生互文性的时候，非要将其强行剥离开来，声称这是马尔克斯专属的叙事风格，而不应算作莫言的叙事风格。译者风格更是如此，没有一位译者能百分之百地将原作风格传递到译文中，也没有一位译者会百分之百地剔除原作风格而去标新立异式地在译作中完全呈现自己的风格。由于翻译活动的特殊性，译者风格已经与作者风格、原作风格交织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体。正如本段开头所言，译者无论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再现或舍弃原作者及原作的风格而克制、转换或融入自己的风格，那都是译者的选择，也都是译者的风格。
再次，作者强调，虽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个人工作风格（例如偏好白天工作还是挑灯夜战，偏好整篇一气呵成后再作统一修改还是每完成一段即时润色，偏好打好腹稿再下笔还是在电脑上边输入边修改等）广义上也可划入译者风格研究范畴，也具有一定研究价值，但从实践意义而言，与狭义的译者风格研究目的和重点存在差别。毕竟，大多数目标语读者更为关心的是摆在面前的译作成品阅读体验如何，如果读来感觉不错，谁会去在意译者是偏好白天还是夜间翻译呢？然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决策以及如何应对问题等则会包括在译者风格研究内（例如译者翻译时遇到棘手之处，是随意糊弄、敷衍了事，还是查阅资料或向专业人士求证，甚至是与原作者直接协商等）。此外，Baker（2000：241-266）和Saldanha（2011a：25-50）均提到译者风格的两种表现形式：恒定性或一贯性（consistency）和独异性（distinctiveness），二者都在本研究对译者风格的考察范围内。虽然二者各自存在弊端，也不是评判译者风格的唯二标准，但都是考察译者风格的核心观测维度。作者认为，尝试将译者风格的恒定性（或一贯性）与独异性结合考量，可以起到增强译者风格考察的全面性与互补性的作用。
（四）该书对译者风格研究的启示
该书是以英国汉学家蓝诗玲为个案对译者风格研究所进行的一次探索，对今后译者风格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
首先，在对译者风格内涵界定逐渐明晰的情况下，可以进一步拓展译者风格的考察维度和考察参数。译者风格研究维度不应只是利用同一原文的多个译本对比考察译者风格的“独异性”，更应考察同一译者对其全部译作的处理方式多大程度上具有“恒定性”或“一贯性”，二者均是译者风格考察的重要维度。而在考察参数上，不应拘泥于语言形式参数（如词频、平均句长、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等），还可以回归文学翻译本真，突出译者如何传递小说“文学性”、提升译作“可读性”与读者“接受性”，深入文本对译者的文体和叙事手法、隐蔽价值观、译作主题隐性偏移、文化话语重构和读者阅读体验等视角进行描写与分析。此外，不应拘泥于考察译者表达在语言层面的静态特征，还可以考察译者作为有血有肉的个体在宏观翻译策略选择、篇章选择以及译者伦理、认知风格、情感融入与移情倾向等非语言层面的特征。
其次，译者风格研究方法（尤其是语料库译者风格研究方法）可以进一步丰富，不应为形式参数所困。语料库研究方法曾为客观描写译者风格作出过革命式的技术贡献，如今我们应当思考如何避免因语料库统计工具的过于“客观”而将译者风格研究带入“刻板”的怪圈。因此，可以秉持利用语料库而并不受困于语料库的理念，将语料库工具的自动处理功能与人工标注统计相结合，令语料库“增值”，挣脱词本位、句本位等形式参数统计的藩篱，真正深入文本肌理，探寻译者风格最有魅力的核心特质部分。
再次，在重视译者风格归因的基础上，对其成因解释可以移植临近学科理论，使之更为多元化、更具解释力。对译者风格的归因不能仅限于从翻译学科内部寻求理论工具（那样未免有些就事论事），也不能囿于诸如意识形态、赞助人、惯习、源语和目的语文化规范等老生常谈；
而应当尝试以跨学科视野，着眼于用语言学、文学、文体学、叙事学、文艺学、美学、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传播学等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阈来对译者风格成因进行合理解释。
此外，可以从个体的译者风格研究逐步拓展到译者模式和译作传播研究，站在更为宏观的历史语境和时代背景之下，透过译者风格探析译者理念和行为，以发展的眼光对译者所扮演的文化使者角色和对国家形象构建所起到的作用，对其作出更为开放、辩证而合理的解释。
《汉学家蓝诗玲译者风格多维研究》一书是作者以英国汉学家蓝诗玲为个案对译者风格研究进行的一次可贵尝试，创造性的采用了语料库辅助的研究方法，多视角、多维度考察了英国汉学家蓝诗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中兼容恒定性与独异性的译者风格，剖析了其译本在西方读者群体中接受度较高的因素，从“译”的角度为中国文学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和“走进去”提供有益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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