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祯 雷晴岚
第一，翟理斯译本。该译本共选译了164篇作品，于1878年完成。1880年由德拉律公司出版，引起热烈的反响，后再版多次，在西方世界传播十分广泛。第二，闵福德译本。该译本选译了104篇故事，于1994年完成，由企鹅经典丛书出版，是翟译本后较为出色且有代表性的译本。
闵福德译本在译文前附有详尽的介绍说明，包括作者个人经历介绍，中国独特的科举系统，中国文化里志怪故事的文学地位和特点，以及此类故事中典型的鬼怪形象和狐精角色。并且在详尽介绍后更援引了冯振栾的阅读笔记，明确表示期望读者在阅读时，不仅要关注表层的故事情节，更要看到背后的文化现象和宗教差异等[1]。在内容丰富的前言中我们能看出闵福德非常希望译文的读者在阅读前，能够通过这些详细的介绍，对《聊斋志异》以及中国文化有基础的了解。
在阅读方法中，闵福德明确地提出了希望读者能够结合蒲松龄自身的经历来理解故事。蒲松龄个人少年时期的际遇可以说是十分顺遂，连中小三元。但随后却屡试不中，以教书为生。这份经历不可谓不坎坷，因此，闵福德也指出，结合作者本人的经历理解文中的书生形象是深刻理解作品的重要一环。闵福德的译本后甚至附有清朝年间山东省的地图，方便读者查阅了解[2]。同时他本人也表示，原文的讽刺和幽默等鲜明的文风在翻译中不可避免的流失，希望读者能够籍他的译本窥见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一角。因此，可以说，闵福德对读者抱有极大的期待。相比之下，翟理斯的译本前，介绍则更为简洁，介绍了蒲松龄的生平与自序，仅作为读者阅读时的背景知识补充。
这其实反映的是二者翻译目的的差异，翟理斯翻译《聊斋》更多的是想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改变长久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偏见，让世界看到真正的汉学，真正的中国文化。但是受制于历史大环境，其翻译难免体现出传教、文化帝国主义的倾向。相比于翟理斯的“科普”，闵福德的翻译目的则更为纯粹，他希望读者能够透过作品，看到中国文化在民间生活方方面面的表现，如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国的传统宗教和神话传说等更为具体的汉学呈现，希望将中国文化本来的样子呈现给西方读者。
(一)从情节上看。翟理斯的翻译中，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省略了对男女欢好的描写。这是因为翟理斯一直认为中国文学是非常严肃和纯洁的一种文学，因此在向西方译介中国文学的时候，他也会下意识地保持中国文学的纯洁性。这一点，体现在翟理斯会略去具体的情节描写，如
例：四顾无人，渐入猥亵，兰麝熏心，乐方未艾。(《画壁》)
翟译：略
闵译：They were alone again and soon fell to further sports of love,his senses suffused with the heady perfume that emanated from her body,a scent of orchid mingled with musk.
我们能够看到在上述例子中翟闵二人对这种露骨的描写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法，翟理斯删去了这句话，而闵福德完整地保留了这一情节并且进行了细致的传达。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翟理斯的译本更像是他理想化的汉学，而闵福德的译本则更为真实地反映了原文的风貌[3]。此外，翟理斯在翻译中不仅略去这种直白的描写，针对原文中一些不带色情意味的亲密接触，也是采用了更为委婉的译法，如：
例：以舌度红丸入，又接吻而呵之。(《娇娜》)
翟译：She next put a red pill into his mouth,and bending down breathed into him.
闵译：Grace then pinched his cheeks and pressed a red bolus into his mouth with her tongue,pressing her lips to his and pushing the bolus deep into his throat with her breath.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能看出，即使是为了救人，翟理斯也同样隐去了对亲密接触的描写。因此在翟译本中，男女之间的亲密描写极为稀少。这种特征也符合翟理斯想为中国文化正名的想法，他想向西方读者传递中国文化的高尚纯洁，证明中国文化是一种进步的文化，纠正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对汉学的偏见。
(二)从词汇的选择上看。
例：谁做曹丘者？(《娇娜》)
闵：…to act as my patron.
翟：Who will play the Mæcenas to a…？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能够看到对于开书塾这部分的处理，翟理斯选用了更为古典的词汇，而闵福德的措辞则更加贴近现代英语的措辞习惯。这并不是个例，在《长清僧》中，翟理斯用ladies代指一干姬妾，而闵福德则采用了更接地气的“women folk”；
在《画壁》中，翟理斯将衣衫不整译为了“deshabille”；
在《崂山道士》中将“对道法十分狂热”的狂热译为了“penchant”等；
除此之外，《娇娜》中，在翻译皇甫公子说孔雪笠容易满足时，译为了“beau ideal”。从整体上看，闵福德的措辞更为平实，而翟理斯的措辞更加高雅[4]。这一差异也反映了两位译者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翟理斯青年时期跟随父亲大量学习了拉丁语和希腊语，古典文学的基础非常扎实，英语的现代化程度稍欠，因此字里行间的措辞都有着古典的韵味；
闵福德所处时代稍晚，英语更贴近现代英语，因此读起来更加平实简单。
(一)地名的翻译。在闵福德的译本中，附有汉语拼音的介绍和读音的对比，方便读者在需要的时候查阅。即在翻译中，在翻译地名时，即使在英语的发音习惯中不能够发出类似的音，闵福德也采用了汉语拼音的拼写方案，力求读者能够更多的了解，更好地贴近中国文化[5]。而翟理斯的地名译法则是采用了以英文的发音的拼写方式，追求二者在发音上的类似。如陕西,翟理斯将其译作Shen-si,而河南则译为了Honan；
对应的，闵福德则采用了汉语拼音的译法，将其译为了Shaan-si和Henan。
(二)人名的翻译。人名翻译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女性的姓名方面，两位译者在翻译男性姓名的时候多采用了音译的方法，此处不再赘述。翟理斯的译本中女性姓名大多也是音译，如娇娜译为Chiao-no，阿松Ah-sung，婴宁译为Ying-ning。而闵福德对于女性姓名的翻译则较多地采用了意译的方法，如将香奴译为Fragrance，娇娜译为Grace，小倩译为Little Beauty，这种译法有助于传递原文的美感，体现出姓名中美好的寄托，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通过文字想象出美丽的形象与之对应。
(三)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聊斋志异》有大量的文化负载词，涉及到诸多方面，如文化、宗教和日常生活等。对于这类词汇，翟理斯采用了归化译法以及加注的翻译策略。在翟译本中，大量注释是其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最多的一篇译文注释达到了14个之多。如《崂山道士》中的“霓裳舞”，翟理斯将其译为了“Red Garment figure”并加注解释是一种舞蹈，而闵福德则将其译为了“Rainbow Skirts”；
翻译“道士”一词时，翟理斯选择的是非常具有西方宗教色彩的“priest”，闵福德选择的则是更具东方特色的“monk”。
从以上例子中我们能够看出，翟理斯翻译文化负载词时便向采用归化手段，即用西方文化中意思相近的词代替原文中的文化负载词，力求读者能够在阅读时通晓原文所要传达的含义而不求准确[6]；
而闵福德采取的翻译策略则是直译，他选择向西方读者原汁原味地传递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概念，即使有可能造成阅读障碍，如“九泉”直译为“nine spring”，阎王爷直译为“King of the Hell”，帮助读者建立一套东方的文化体系。
从两位译者所处时间看，翟理斯的翻译时间要早于闵福德。19世纪80年代时，出于政治原因，东方神秘和传奇的色彩褪去，西方世界整体上对中国的印象是落后，蛮荒和粗鄙之地，认为中国文化毫无研究的价值。但是有一众外国学者持之以恒的向西方介绍汉学，以及我们自身的不断努力，西方世界渐渐认识到，中国文化浩如烟海，是世界文化不可或缺的一员，而翟理斯正是帮助西方社会认识中国文化的重要一员[7]。也正因如此，为了让西方读者能够顺利地接受陌生的中国文化，就应该尽量避免制造理解障碍。即使译文更容易为译者所理解，故而翟理斯采取了归化的翻译方式。
闵福德在进行翻译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对待不同的文化则更为客观，更为公正。并且经过前人的介绍和铺垫，西方读者对于汉学和中国文化已经不再是一无所知的懵懂阶段，因此，也就能够更好地跨越文化障碍，即对文化差异的接受程度更高，读者也更渴望了解异域文化。因此异化的翻译策略也就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两位译者并非处于同一时期，由于文化背景和开放程度的差异，我们没办法单纯地比较哪种翻译策略更好。但是翟理斯的译本确实为西方视角了解汉学打开了一扇窗，而闵福德的译本则有助于读者更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二者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
在文化传播的不同阶段，读者对于译本的期待以及译者在文化传播中所承担的任务是不同的。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译者可能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也因此能够达到不同的效果。即在初始阶段，读者需要对异域文化建立起一个宏观的概念，需要广泛地涉猎该文化的一般知识，因此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能够帮助文化更快地打开视野，建立包容度；
而在文化传播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铺垫后，读者对译本的要求从科普便成了深入研究，渴望了解更多的细节和文化真实的样貌，此时，异化的策略往往更能还原文化本来的面貌，维护世界文化多元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