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青，曾 诚
（南昌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8）
毕飞宇说，他是一个对“疼痛”十分敏感的人，这种敏感度让他的小说总围绕着“疼痛”这个母题， 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对人类生存问题的思考[1]（P378）。
其实，毕飞宇是一个敢于直面人类生存困境和心灵创伤的作家， 他从不逃避去谈与人类生出相关的许多问题， 并竭力去探索这些问题背后的所指。
毕飞宇以其作家的良知和悲悯的情怀持续不停地书写着底层人民的悲惨遭遇与生存现状， 并不断发出叩问， 那一声声叩问直击每一个“疼痛”着的人的心底，并不断引起“疼痛敏感”者思索与呼应。
李敬泽先生曾说，毕飞宇对人、对人的性格和命运有着不可遏止的好奇[2]（P2）。
正是因为这份好奇，毕飞宇在《玉米》三部曲中讲了三个互相关联的故事， 讲了三个不同性格和命运的女人的挣扎与疼痛，并将这份疼痛隐匿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人们不禁发出疑问， 女性甚至于全人类在面临这样的困境与疼痛时，该如何抉择。
当玉米、 玉秀和玉秧一个接一个走出王家庄时，没有人告诉她们，她们所到之处是幽暗的洞穴还是广阔的天空。
但我们明确一点，70 年代的乡土和城镇对每一个平凡生命并不友好， 人们在面对古老乡土和现代进程、历史和生活、权力和伦理时迷失了自我，她们呼喊着、述说着难以言表的疼痛，却不知这疼痛从何而来。毕飞宇听到了这声声呼喊，大胆伸出手去触摸了这带血的土地，然后发现，这疼痛由来已久，隐藏在人类生活的肌肤下，在某一个特殊的日子便发作了。
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用毕飞宇自己的话说，人对人的伤害是无法避免的，由此而带来的疼痛更是不可消解的：它们或是因为对历史文化的断裂或转型产生的焦虑与恐惧所致；
或处于世俗人生的困境之痛；
或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一些宿命的悲剧。[3]无论是哪一种，无法消解的疼痛都伴随着千千万万的国人，隐秘地，舒缓地，存在于肉体和精神上，啃噬着国人本就脆弱的神经。
但是，即使我们知道这疼痛的存在，即使许多作家都深切感受过这疼痛的威力， 受不同时代所倡导的狭隘的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 作家们关于疼痛的书写正在减少以致完全消失。
毕飞宇与其他作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他从1991 年发表处女作《孤岛》开始便保持着一种积极且清醒的写作态度。
在面对历史、 社会和现实时， 这种伴随着激情和愤怒的写作态度让毕飞宇自主地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和历史现实的叙述。换句话说，毕飞宇选择守望，守望深受苦痛折磨的中国人，守望宿命般的人生，守望内心的敏感与脆弱。作为“文革后一代”作家，毕飞宇虽经历过那段疯狂的岁月，但在成年之后，在进行文学表达时，他选择一边回味消失在历史中的狂热的理想主义，一边对当下的功利主义时时警惕。
因为60 年代出生作家群在书写‘文革’记忆时，主要是突出了一种少年叙事视角和成长过程中人性被扭曲的惨痛情形，[4]这种书写是迷惘的、细碎的、舒缓的。你知道这是在控诉什么，但控诉的力度很小，你也看不到作者激情控诉的模样。但是看完小说后，每个读者都认识到一个问题：《玉米》 三部曲中所有人狂热追求一样东西——权力， 所有人悲剧人生的源头也在于此。
毕飞宇选择了1971 年这个时间点，小说是这样描述这一年的：“这个阴历年不同寻常， 有要求的， 老百姓们必须把它过成一个 ‘革命化’ 的春节。
”[5]（P4）什么是“革命化”的春节？ 毕飞宇没说明，他选择淡化，淡化革命，淡化历史，淡化创伤。他从更细微的地方入手， 将王家庄每个人的生活描摹出来，将乡村生活经验描摹出来，将权力对人的伤害描摹出来。
1971 年，集体无意识的狂热逐渐散去， 但缺失理性的个体对权力的无尚崇拜达到了顶峰，陷入欲望的个体对权力的追求愈加疯狂，以致到最后，这俨然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文化，一种被毕飞宇成为“人在人上”的鬼文化。
不论是通过追求权力来抗争不公命运的玉米， 还是深受社会男权伦理制度迫害而无法脱身的玉秀， 亦或是因盲目崇拜权威而走向自我沉沦的玉秧， 她们的悲剧，是无法挣脱的命运悲剧，也是灰暗历史的真实写照。
她们所受的伤害是特定年代带来的极权文化对人的戕害， 她们的疼痛是与极权碰撞并发生冲突留下的印记，这生命的痛感时刻提醒我们，要坚强，要有担当，要直面创伤。
1971 年，虽说是“革命化”的一年，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已初具雏形， 这时的社会是混乱的， 不稳定的， 一方面因为总体思想和方向的束缚， 另一方面则是源于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制度。
五千年的文化和沿袭至今的传统农业文明与西方理想思想和现代工业文明发生碰撞， 震动了所有中国人， 奇怪的中国人早已习惯伸长脖子看热闹， 热闹结束便各回各家。
鲁迅称他们为 “看客”，说他们奴性太重，没骨气，流氓气也只对着自家人。毕飞宇赞同，但他没有咆哮着控诉、批判，他平静地说着一件又一件很小但很重要的事情，说王连方的老婆施桂芳第八胎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说玉秀和玉叶被集体强暴，说王家庄的女人被王连方睡遍了也没一个敢吭声。
这是王家庄的现实，也是王家庄极为普通的生活一景，但却折射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极为不堪的一面——“男尊女卑” 的封建思想在特定的年代竟然以更为猖狂且正当的姿态和理由荼毒着女性。
中国社会独特的政治形态和官本位思想经由民间文化的洗礼和浸润，变得浅显易懂，那就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王连方便是这种文化和思想的最佳代言人，不论是他的“好坏种子论”，还是他的“门当户对”准则，无一不昭示了封建思想下女性的生存困境。
当毕飞宇将叙述场域从王家庄转移到断桥镇， 萦绕在整个民族心灵深处的封建权利意识便被套上了国家的外衣， 毕飞宇依然是以日常化的叙述来完成男权社会下平凡女性的生活的展现。郭家兴是分管人武的革委会副主任，职务相当高，玉米在被彭国梁退婚之后选择给郭家兴做填房，也是因为郭家兴手上有权，玉米的想法是“过日子不能没有权，只要男人有了权，她玉米一家还可以从头再来。”确实，靠着郭家兴手上的权，玉米一家再度兴盛。
在小说中这权力是形而上的， 是无形的，是严肃且隐秘的。郭家兴每天早上八点到办公室研究“两报一刊”，关注北京的一举一动，颇有一番政治家的气派。但他并不想往上爬，他只是形成习惯了。这一点其实很有意思，按照正常的小说叙述模式，郭家兴的行为应该指向一个明确的目标，但在小说中却刻意模糊了这一点， 强调了郭家兴在“国家”意识的号召下走向了更为崇高的境界。这里其实放大了“权力”对于个体的积极作用，将极权文化给个体造成的伤害隐匿在这份崇高之下。
可事实并非如此， 郭家兴近来赶上了中年男人的三把火：升官、发财、死老婆。
死老婆之后，出乎意料的是郭家兴反而年轻了，精神了，利索了。[5]（P97）这样还能称得上崇高吗？ 自然不能，毕飞宇后面的叙述也在一点一点消解这种虚无的 “崇高”，包括讲玉米在床上要求郭家兴将自己弄到供销社，借郭巧巧的嘴巴说出郭家兴对失权的恐惧，这是很高明的写法。
我们知道， 毕飞宇擅长写女人，擅长写伤害和疼痛，擅长在面对巨大的历史伤痛时，保有写作的痛感，清楚认识到这是全人类的疼痛。读到《玉秀》这一部分时，当读者以为终于要揭开历史的幕布时，毕飞宇只是虚晃一枪，自我消解了历史的崇高性，回归了日常，回到了生活琐事上，不咸不淡地讲述着另一个女性的悲剧。
当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脚步不断加快， 古老乡土和现代进程之间的裂痕逐渐明显， 毕飞宇也意识到，关于历史、现实与个体生存的巨大疼痛终于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露出来。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城乡之间的差距拉大，古老的乡村经验在面对陌生且先进的城市文明时， 露出了自卑怯懦的一面。这是历史发展的正常表现，也是中国经验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五四开始，中国人对于发展和改革有着天然执着，并且一直坚信一条路：一刀切。不论是新文学革命中陈独秀的“三大主义”，还是在七八十年代将城市和农村设立成两个独立且不平等的社会模式，中国人在打开国门之后，不再将先贤们的“中庸”“人和”等思想奉为圭臬，而是坚定地走上了“拿来主义”的道路，全然不管中国这片土地能否接纳这些外来的种子。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 平头百姓在历史洪流中永远被裹挟着前行，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文学层面，从来没有真正关注过他们的疼痛。国家层面自不必多说，就文学层面，“真正关注现实疼痛、关注底层人物、关注成千上万的城乡劳苦人生存境遇的小说寥若星辰。
”[6]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大缺憾，对人的生存、权利、尊严、自由的漠视，最终导致了人们对疼痛的麻木和对自我认知的模糊。
当毕飞宇将叙述场域从断桥镇转移到了城市里的 “师范学院”，流行于王家庄和断桥镇的整套价值体系不再适用， 被笼罩在城乡巨大文化差异和唯一标准的教育方式下的玉秧们倍感痛苦，这种痛苦从外到内，完全击垮了脆弱自卑的玉秧们， 为融入那个遥远而神圣的集体，她们出卖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并以此换取今后的城市身份， 来抵御卑微， 抵御差异，抵御疼痛。
如果说《玉米》是在讲无可倒退的历史带来的集体无意识的狂欢，狂欢过后的伤痛无可避免，那么《玉秧》和《玉秀》便是在讲历史与文化双重加持下的现实疼痛，这是全人类的疼痛，也是时代的疼痛。
毕飞宇在谈到《玉秀》时，曾说这个故事之前的结局是：
玉秀把一个男人带上了粮库里的菜籽堆，并在菜籽堆里苟且，最后两个人一同陷阱了菜籽，就这样死了。[7]写完这个结局之后，毕飞宇感到难以呼吸， 玉秀赤裸的身体沿着菜籽堆下陷的画面不停地在他脑海里回放，他感到恐惧。为什么呢？ 小说家最擅长虚构，并一厢情愿地相信虚构，因为在虚构的世界里面对现实和历史，更从容，也更有自豪感。但这一回，玉秀和她肚子里孩子的死伤害了毕飞宇写作的自豪感，让他怀疑：写小说是不是太脏了？ 怎么会脏呢，至少我不这么认为，玉秀的死遵循了小说内部的逻辑， 时代与现实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痛苦最终带着她们走向了毁灭，这是合理且合情的。不然玉秀要怎么办呢，重新再找一个男人依附着，无休止地陷入自暴自弃中吗，她的无意识斗争已经失败了，这无可置疑，所以她的结局必须明确， 而且必须在结束的那一刻发出痛苦的吼叫。可是，最后我们看到的结局却不是这样的，毕飞宇最终不忍杀死她，可玉秀在生完孩子后也彻底安稳了，无声无息，连疼都说不出口，杀人于无形的 “贞洁” 伦理最终吞噬了这条鲜活的生命。我们很明确，故事里的每一个人，男性或女性，都有疼痛的经历，在面对扭曲的价值、狂热的欲望和时代历史的隔膜时， 他们无一幸免地遭受了精神的打击。
作为一位对“疼痛”异常敏感且坚持书写“疼痛”故事的作家，毕飞宇以小见大来审视乡村世界中人性的复杂，揭露蒙昧、落后、残酷等恶性因子，他淡化“文革”，凸显权力，以现实主义对日常生活进行书写，从最基本的生存角度来表现“疼痛”。[8]写生存、谈论人类生存困境的作家很多，莫言的小说也说生存，用“饥饿”来讲人生存不下去会怎么样。毕飞宇没有谈这些，一则他虽也体会过那种难以忍受的饥饿感， 但对于种姓和土地这两件事的执着追寻在他的小说中更为深刻， 二则作为一位始终站在人文关怀的立场对全人类的命运进行深刻思考的作家，他擅长从历史和文化的缝隙切入，写权力、写性、写伦理、写价值。《玉米》三部曲中出现的人物无一不在这些泥沼中艰难求生， 玉米的一生绕不开“权力”和“性”这两个词，玉秀因“贞洁”伦理被死死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耻辱柱上，玉秧看似挣脱了权力与伦理， 但却在城乡巨大差异的境遇下被带入了由上至下的混乱价值体系中，最终丧失对自我的正确认知和认同。另一方面，诸如王连方、 郭家兴和魏向东等人， 何尝没有因为“权力”“性”等感受到了最深切的疼痛。
每一位读过《玉米》三部曲的读者应该都对玉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不论从小说的篇章设置也好，还是小说的人物塑造也好，玉米应该是毕飞宇倾注了较多心血的一个人物， 在玉米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在人上”的鬼文化对乡村和对乡村民众的伤害。
王家姐妹因为王连方手中的权力在王家庄备受瞩目，但在王连方失权后，王家庄人报复的对象却是玉秀和玉叶， 玉米也因为这场报复丢掉了本该美满的姻缘。对小说这个情节的解读，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三言二拍”中所宣扬的“淫人妻女者，其妻女必被人淫”这一因果报应思想。王连方借着手上的权力染指了王家庄老中青三代， 他的女儿因此也被他人强暴和侮辱，玉米、玉秀和玉叶都是这场集体恶性暴力事件的受害者。
如果说玉秀和玉叶是被伤害的， 那么玉米则是将所受伤害转换为获取权力的利器。玉米通过施桂芳得知了女人的全部隐私，也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过日子不能没有权。所以她在遭遇情变之后毅然决然给郭家兴做了填房。看似玉米是为了王家，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出路，“为了自己，玉米舍得。
”所以她将自己摊开在床上，任由郭家兴“侮辱”，每一次都带着一个目的。对于权力的追逐与渴望是玉米的本色， 不论发没发生王连方倒台这件事， 玉米都已经沉沦在权力带来的快感中， 她在家时便通过饭桌革命收拾了狐狸精一般的玉秀，确立了自己大姐的权威，并发自内心地感到畅快。
固然，在男权社会中，我们首先会关注到作为男性权力附属物而存在的一群女性，但我们同样要思考，这群女性被压抑的同时，是否也在享受权利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
玉秧考上大学之后， 玉米回了趟家， 镶金的牙齿格外刺眼。
玉米在席间推杯换盏，好不得意，甚至在给玉秧钱时也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
如果说王家庄的玉米还保有纯真， 那么断桥镇的玉米则俨然成为权力的追逐者。
“官本位”思想在中国国民的观念中根深蒂固， 权力无论对男人还是女人，都有着深刻的渗透力，使人的思想和行为在不自觉间产生认同和依附。[9]玉米在家时便通过吃饭一事确立了自己的权威， 后来通过牺牲婚姻换来了更为实质性的权力， 最后变成自己曾经嗤之以鼻的那类女人，无论她怎么选择，都逃脱不了由追逐权力而带来的人生的癫狂与虚无。玉米也曾反抗过，王连方失权后，她一如既往地给施桂芳炒葵花子，并让施桂芳吃，吃给别人看，施桂芳劝她认命，可玉米不认。玉秀和玉叶被强暴之后，玉秀躲在家里，玉米剪去了玉秀的头发，硬拉着玉秀在村里走了一遭， 这时的玉米是刚硬且无畏的，她坚信自己家会有重新辉煌的一天。可悲的是， 她的选择同所有反抗命运不公的女性的选择一样，看似是在进行生存的突围，实际上不过是从一个权力统治圈走向了另一个权力统治圈。
玉米们的命运依然被牢牢掌握在男人的手上， 她们的存在是为了满足男人的欲望，甚至是为男人卸责，这场关于生存权力的斗争，没有一个女人胜利。她们接二连三的发出呐喊， 没有人听到， 没有人在意，她们因追逐权力和参与权力斗争所受的伤害，悄无声息地湮灭在历史的洪流中。
玉秀的正式出场在玉米离开王家庄之后，也在她承受伤害之后，这是一个完全悲剧化的设定，玉秀的命运无关婚姻或权力，而是生与死。所以在小说最后，玉米说完“死？不是我瞧不起你玉秀，要死你早死了”之后，玉秀松下去了，不动了，彻底安稳了。[5]（P183）她知道，自己舍不得死，即使在承受那些伤害之后， 她依然没有选择死， 她体验了很多次，但仅止于体验。
在王家庄，玉秀因无法承受屈辱选择去投奔玉米；
在断桥镇，玉秀想通过巴结唐会计、讨好郭巧巧来为自己某得一席生存之地，可以说为了活着，玉秀拼尽全力。
但她是有“原罪”的，其一长相讨喜且妖媚，十足狐狸精的样子，因此被伤害；
其二不再是处女之身，因此被唾弃，被侮辱，甚至开始自轻自贱。第一重罪让她与玉米水火不容， 让她成为王家庄那群女性群体内部斗争的牺牲品。
但如果从另一个侧面去观照玉秀的命运，我们会发现，她身上的第一重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玉秀漂亮， 仗着父亲的权势和对自己的喜爱，占尽了便宜，看电影坐第一排，在家里不干家务。她从小就知道，漂亮是一种别人都比不上的优势。
所以，在玉秀身上存在这样一套逻辑：因为漂亮，所以放任自己；
因为无所顾忌的放任，引来嫉妒；
因为被嫉妒和保护圈的失效，所以第一个被伤害。
概言之，玉秀的命运悲剧是性格的悲剧，也是时代、思想局限的悲剧。第二重罪让她在扭曲的伦理观念中越陷越深。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性是可耻的，由此衍生出诸如“处女情结”“贞洁”等观念，当这些观念被一一对应到女性身上， 便出现了所谓的“失贞”和妇德，一旦女性被打上这样的标签便会陷入无止境的绝望和羞辱中。
玉秀在逃到断桥镇后，因为不堪的“性历史”被唐会计知道后便开始默认由此带来的侮辱，她自觉配不上高伟，但在遇到郭左后，这种自轻自贱曾消失过一段时间，可是我们不能无视玉秀的自轻自贱背后蕴藏的传统伦理思想——传统女性（甚至是一部分现代女性）在被侮辱之后，因为对“性”的不耻和对传统“贞洁”观念的认同和屈服，只能强迫自己处于“失语”状态，甚至走向自我侮辱和侮辱他人。
玉秀们性格和思想上存在硬伤， 一旦她们的生命状态开始不稳定，她们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除了示弱，便是自我麻痹和自我催眠， 企图自我消解外部世界对自己的伤害。
令人感慨的是，原罪给玉米带来的影响，无法消除， 玉米告诉郭左玉秀曾被欺负过， 郭左感到“痛心、妒意与不甘”，但随即便通过与玉秀发生性关系来宣泄内心的不甘和愤恨，最后一走了之。因为肯定了自己“破货”的身份，玉秀并未在这次的性关系中感受到被侵犯，但事实是，她确确实实是受害者，郭左以极尽野蛮的方式强占了她，并且未对此负责。可是玉秀并不这样认为，她受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较深，认为女性的价值一直与“性”挂钩，在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中，男性天然具有多重权力，而女性的“性”一旦被批判，被不认可，那必然要承受侮辱， 而且玉秀们竟也通过自辱和侮辱同类女性来获得救赎。相较于玉米，玉秀承受了肉体和心灵的双重伤害， 可是她的可悲之处并不仅在于此， 更为重要的是玉秀们在进行自我价值的确认之后用自辱来合理化悲惨命运的做法， 恰恰是中国女性的悲剧所在， 精神上的束缚和自戕让无数女性甘愿匍匐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任人践踏，以此获得心灵的安慰和来世的好报，着实令人唏嘘。玉秧这个乡下姑娘很平凡，“和大部分乡下女同学一样，玉秧没有任何特长”，[5]（P185）但玉秧的故事从一开始便不平凡， 因为这个缺少锻炼的乡下姑娘跑完了三千米，这是玉秧对自我的突破，一次大胆的尝试。可以看出，毕飞宇曾经畅想着玉秧的进步与成长，至少她凭自己走出了王家庄，走向了更遥远神圣的地方。而且，从故事的时间和空间设置来看，毕飞宇都作出了改变。1982 年，那是一个相对平静的年代，一个有书可读的年代，玉秧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王家庄走到了师范学校，因而获得了小知识分子的身份。
而这重身份放在玉秧身上就存在悖论：其一，玉秧的小知识分子身份靠自己获得，并未依靠“权力”，因而具有个体性和确定性，个体性指向了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玉秧，确定性指向了在师范学校读书却最终臣服于权威的玉秧；
其二，玉秧的小知识分子身份并未为她带来抵抗权力诱惑和实现自我认同的有效方法，因而具有不确定性和时代性， 不确定性指向了与小知识分子身份相悖的玉秧， 时代性指向了被笼罩在个人权威下的玉秧。
一和二都成立，都正确，这是存在于玉秧身上不可抹去的悖论， 也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所在。
玉秧在走出王家庄后无力面对社会、身份和环境的改变，她找不到自我价值所在，因而陷入自我封闭和自我安慰中。凭借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 玉秧在城镇的空间中东奔西突，生存环境局限与性格局限，加之对权力的盲目崇拜， 最终导致她似乎无可避免的命运悲剧。[10]
师范学校铁一般的教育方式在潜移默化中使得未成功建构正确自我认同的玉秧开始将老师的评价与肯定视作自己在城镇的生存法则， 坦然接受侵犯。
这个过程在小说中以经典的线性结构呈现出来，运动会的第二天，大家都在赖床，这是一个平衡结构。庞凤华发现自己的钱被偷，学校和派出所的公安院介入调查后，平衡被破坏了。这时被破坏的不仅是整个学校的氛围， 还有玉秧们原本就脆弱的内心。
心理学老师黄翠云的的出现使得平衡暂时恢复，但比较下来，玉秧在此时承受的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这也为后面她竭力寻求魏向东的肯定做了铺垫。
此后， 魏向东担任校卫队负责人，并让玉秧在暗处监督学校的一举一动，这“唤醒了玉秧， 她使玉秧坚信自己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有用的，受到了极度的信赖和高度的重视。
”[5]（P213）这时短暂的平衡又被破坏了，并由此衍生出一个否定性的平衡——玉秧的自我认同依靠的是举报他人。从小说内部逻辑来看，这一事件应该走向玉秧举报他人并获得魏向东信任这一结果。
但小说没有这么写， 毕飞宇再一次破坏了这一平衡，玉秧举报的是她爱慕的楚天，也打碎了自己最纯真的梦，之后，魏向东又利用自己的权利对玉秧进行恐吓，最终玉秧在自认为是“遵循科学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的情况下，接受了魏老师变态的检查， 此后竟发展为不假思索地对魏老师的侵犯当作是双方利益的交换， 她终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重获尊严，融入城镇，改变自己卑微弱小的境遇。作为靠知识改变命运的一代，玉秧们从书本中获得的是死的文字而非活的观念和智慧，外部世界的巨变给她们不成熟的内心埋下了自卑的种子， 内部世界又在一次又一次的侵犯中逐渐崩塌，逼仄的生存空间让玉秧们无法喘息，光明的未来也渐行渐远， 个体在时代和集体的冲击下失去本心，这是时代的疼痛命题。
《玉米》三部曲中，毕飞宇讨论了权力、贞洁、价值、时代和历史等问题，这些是独立个体要面对的问题， 也是全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
面对这些时， 无助的玉米、 玉秀和玉秧们感受到深切的疼痛，这疼痛存在于肉体和精神上，无法言说，只能通过一次次痛苦的呼喊来控诉时代、 文化和命运的不公。
而毕飞宇和《玉米》三部曲的价值正在于此，倾听痛苦的呼喊，保持对疼痛的敏感度，站在人文关怀的立场上体恤人类的生存境遇， 直视人类的疼痛， 以冷静克制的话语叙述人类不可逃脱的宿命。
许多人在讨论毕飞宇的作品时，都会提及“疼痛”二字，但没多少人能说得清楚，毕飞宇小说里的疼痛到底意味着什么。
90 年代，作家王安忆曾发出过感慨， 现在的小说缺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情感，源自小说本身的情感逐渐枯萎，这样的写作其实是在逃避现实。
疼痛其实一种深层的情感体验，一种无法逃避的心理现象，只不过人在很多时候会习惯性地回避这种无解的情感。
所以在很多作品中，人们难以觅得“疼痛”的踪影，渐渐地，人们竟然丧失了表达疼痛的能力，这样的结果其实有迹可循。我们从上小学开始，语文老师就告诉我们，写作文要真情实感。
长大后，我们发现写作是件挺难的事，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真情实感，老师让我们去观察生活，因为文学源于生活。我们只能在单调的日子里找些快乐的事情， 因为悲伤写起来太难了，难在技巧上，也难在心里接受上。但巴尔扎克说过，文学是庄重的谎言，它包含虚构和现实，那是老师错了吗？ 其实不是的，文学的虚构是为了更好地直面现实， 文学的虚构与文学情感的丰沛不是对立的，毕飞宇对此的说明是：我的人生极度苍白， 我是依仗着阅读和写作才弄明白一些事情的。借由文学创作，毕飞宇至少明白了两件事：其一，坚韧的中国人在面对许多事情时，明知努力是无用的，但依然会挣扎呼喊，不到黄河心不死；
其二，作家必须直面且全身心地接纳这些挣扎与和呼喊，感受这些疼痛，并对其进行文学意义上的安抚。
即使人性恒常，命运不公，作家永远需要以宽广的胸怀和视野与世界和时代和解。
更为直白地说， 每个人都是玉米、 玉秀和玉秧，他们都体会过疼痛，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能理解疼痛，接纳疼痛，直视疼痛。遗憾的是，内心的精神伤痛带给每个人的影响都是不同的， 大部分人并不能灵敏地感受、表达这些伤痛，因而在面对因为权力、伦理、传统文化而受到伤害的个体时，他们选择无视甚至从受害者转变为施暴者。
心高气傲的玉米习惯于拿着男性的权力去羞辱给予过自己伤害或是挑战过自己权威的同性， 并在这种权力的博弈中越陷越深， 最终深刻感受到因追逐权力带来的伤痛。
娇媚狡猾的玉秀习惯于依附男性权力去去轻松地获得优待， 但在丧失这种优待之后转而通过自辱和自嘲来躲避现实， 最终深刻感受到因合理化自己的悲剧命运而带来的伤痛。
玉秧习惯于从他人生上获得认同， 并希望借此获取立足城市的机会， 最终深刻感受到丧失自我认知和认同带来的伤痛。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伤痛的形成和繁衍有个体自身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时代、历史、文化的原因。
我们可以肯定，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 但中国人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一直被不同的话语体系笼罩、遮蔽着，在权力至上、伦理至上的话语系统中， 每一个疼痛个体都在被单向侮辱和指责着，无法解脱。
在《玉米》三部曲中，毕飞宇所说的，正是这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方法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结果如何我们不予置评，但他直视疼痛、安抚疼痛灵魂的勇气值得每一个作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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