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舒琳,王爱华，王盼，李仁强
(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生态系统网络观测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2.中国科学院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49；
3.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北京 100035)
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指出，在过去的50年，人类比任何时期都更加迅速和广泛地改变着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生态系统结构受损、服务功能退化、维护成本增加以及灾害频率提高等一系列严重后果，自然保护工作紧迫而严峻[1-2]。自1956年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以来我国自然保护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意味着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新起点。当前采用单一的工程技术或者仅依靠自然自身修复能力在自然保护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需从综合的视角出发，探索同时满足社会包容性和环境可持续性以应对复杂挑战的新途径[4-5]。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学者对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NbS)在顺应和利用自然应对复杂挑战开展了广泛探索和研究。NbS经过20多年的发展，逐渐完善其方法体系，并日益获得了国际上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欧洲联盟委员会和世界银行等组织以及学者的认可，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6]、生物多样性保护[7]、灾害风险管控[8]、城市规划[9-11]和水土资源管理等方面均取得了理论成果和实践进展[12-13]。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与NbS的核心精神一致。本文对NbS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中的应用潜力进行探讨，以期为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的视角。
中国保护事业经过60多年实践探索与发展，陆续建立了包括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海洋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分属不同部门管理的多类型、多层级的保护地，但众多自然保护地的管理存在保护与发展、多头管理、权责不明等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路下，为了创新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机制，2017年9月制定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指出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体系，2018年4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式挂牌。在《关于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分类科学、布局合理、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14]。随着相关立法和条例的逐步修订和完善、以及有关省颁布国家公园管理办法等，中国保护地体系建设迈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
自2015年以来，在涉及青海、四川、吉林、海南、福建等多个省份范围，陆续启动了三江源等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截至2021年底，中国自然保护地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5]，保护面积占全国陆域面积的18%、管辖海域面积的4.6%。但距离实现2035年显著提高自然保护地管理效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护体系的目标，还需进行不断探索和创新。
1997年，Benyus在对仿生学的研究中就提出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概念[16]。2008年世界银行《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适应性：来自世界银行投资的NbS》将NbS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应用作为投资重点[17]。2015年欧盟将NbS纳入优先工作领域，并将NbS定义为：“受自然启发而产生的解决方案，应同时提供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并有助于建立韧性的社会生态系统。”[18]定义强调不仅要基于自然，需进一步寻找受自然启发和支持的方案，并且兼顾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2016年IUCN发布《利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应对全球社会挑战》报告将NbS定义为：“保护、可持续管理和改良生态系统的行动，以生态适应性的方式应对社会挑战，同时提高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19]，明确了以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福祉为核心的NbS框架。2020年IUCN发布NbS全球标准，充分发掘NbS潜力。为了保护自然、实现可持续发展，世界银行、自然保护联盟等国际组织不断探索比工程方法更加适应自然生态系统发展规律的方法，NbS概念被不断应用和完善。
尽管欧盟、IUCN以及国际上的学者对NbS的定义有不同的阐释，但都将科学适当的方式管理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保护生物多样性、增加生态系统服务、协调多方参与和兼顾生态、经济和社会多重效益作为概念核心，实现可持续发展。NbS并不是简单回归自然的过程，也不同于传统工程方法，而是将自然规律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建立自然-经济-社会耦合的可持续系统，以生态友好的方式应对社会挑战、缓解自然-人类之间的压力，在地方、区域甚至全球尺度上提高人类福祉[20]。
近年来，通过对NbS的理论和应用的实践探索，NbS的内涵逐渐丰富，为了充分发挥NbS的应用潜力、联系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主体、为NbS创造共同的行动参考和交流平台，IUCN对NbS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提炼并于2020年发布了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全球准则，促进NbS应用主流化，共同保护自然防止过度开发[21]。NbS的全球标准提出了八项基本准则和28项相应指标，其中八项基本准则的内容包括：准则一，NbS要有效解决一个或多个社会挑战；
准则二，NbS根据尺度进行设计；
准则三，NbS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带来净收益；
准则四，NbS具有经济和财政可行性；
准则五，NbS的基础是包容、透明和经授权的管理流程；
准则六，NbS在实现其主要目标和继续提供多种利益之间进行公平权衡；
准则七，NbS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动态的适应性管理；
准则八，NbS可作为主流方案，突破传统措施实施周期和时间的限制，纳入全球和国家政策框架[21]。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全球准则的颁布对我国自然资源保护、合理利用和生态修复等工作具有启示意义[22]。
我国是NbS全球行动的牵头国家之一，推动NbS在我国的应用实践探索具有积极意义。目前我国建设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很多待解决的问题，如如何平衡保护与利用、如何进行科学管理以及如何协调各方利益。NbS是为了同时解决生态、社会和经济挑战而进行科学规划的生态系统改造方案。将NbS的方法体系应用于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建设符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目标，因此尝试对NbS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中的适宜性进行探讨(图1)。
图1 NbS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应用适应性框架Fig.1 Adaptive framework for Nb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tected areas system with national parks as the mainstay
3.1 目标适宜性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是多尺度、多目标、多主体、多重保护效益并且需要综合技术方法的重要战略部署。从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地到国家公园是区域到全国的尺度变化。根据保护地现有状况，对完好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原真性保护和合理利用，对人工管理生态系统进行可持续和多功能的实践探索，对待修复生态系统进行设计和管理形成健康的生态系统，建立多元化目标，在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系统的同时，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多方主体参与是保护地体系建设又一重要特征，保护地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组成复杂，要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开发除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科研人员、社会组织、本地人民以及私人企业等主体也需纳入合作，保证相关利益主体的参与度，以适当对保护地体系建设工作进行评估最大程度满足各方主体的需求。保护地体系建设过程中需多重保护效益并重，保护生物多样性、缓解气候变化、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平衡保护与发展等，深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我国实现2060“碳中和”目标做积极贡献，完成自然保护和修复目标的基础上实现生产、生活和生态协同可持续发展。
NbS全球准则的八项基本准则提出解决问题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因素组成的复杂性是NbS的固有特性。同时NbS是一个跨多尺度多领域的应用方案，在不同尺度自然环境的结构与功能的联系和差异的基础上，从基于自然的思想出发，统筹保护目标，实现不同保护效益之间的权衡与协同。NbS多主体治理特性则允许多方参与者相互合作、竞争和解决冲突，成功的多主体治理有利于增强政策及方案的适应性能力，发挥体制优势，减少资源冗余[23]。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设目标和建设内容与NbS具有相似的思想内核，都强调从自然的角度出发，保护自然的原真性，并且在理解自然的基础上，进一步用适应自然的方法保护自然和合理利用自然，平衡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重大战略中引入NbS的思想和方法论，将是保护地体系建设目标科学实现的有效助力。
3.2 方法适宜性
我国逐渐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中国特色自然保护地体系，面积广阔、类型复杂，为了有效管理各级各类保护地、应对不同保护需求，需形成一套综合有效的理论和实施体系。NbS是一个伞形概念，其下囊括了生态系统方法、绿色/蓝色设施、生态系统服务方法、自然资产等自然保护和修复的方法[24]。根据面向的主体及其提供服务的数量将NbS划分为三种类型：(Ⅰ)更好地利用与保护现有自然生态系统的解决方案；
(Ⅱ)实现人工管理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与多功能性的解决方案；
(Ⅲ)设计和管理新的生态系统的解决方案[25]。为了有效权衡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IUCN发布的《利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应对全球社会挑战》中将NbS的实施方法分为五种类型：(Ⅰ)生态系统恢复方法；
(Ⅱ)基于具体问题的生态系统相关方法；
(Ⅲ)自然设施(Natural Infrastructure,NI)和绿色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GI)方法；
(Ⅳ)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方法；
(Ⅴ)生态系统保护方法[26]。国内外学者对NbS方法理论体系和应用研究发展迅速，国际上不乏优秀的可借鉴案例经验，将其结合我国各类保护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各类保护地在我国当前分类体系中的主要功能和地位，探讨生态系统的空间格局与保护地空间分布的空间协同关系，对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保护地体系进行系统保护规划。同时综合协调的方法技术体系，重视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生态系统方法，并且与保护地现有管理条例及地方法规相容，考虑经济、政策与法律的可行性，将NbS方法体系内化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保护地体系建设中发挥巨大效用[27]。
3.3 政策适宜性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COP15)上将达成的总体目标之一是支持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能够为实现《巴黎协定》的气候变化目标做出贡献。
已有经验证据表明，NbS在提供多种社会、经济和生态效应方面是有效的，并且有研究表明，由于权衡和双赢，NbS可能具有促进政策一致性的优势[28]。我国于2020年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实现碳中和目标，即要求届时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大自然吸收量可相互抵消，以维持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平衡[29]。有研究表明，到2030年，全球每年NbS的最大减排潜力可以达到238×108t二氧化碳当量[30]。发展中国家贡献了其中主要的成本有效或低成本减排潜力，但同时发展中国家也是气候变化影响下最脆弱的国家，积极开展NbS路径潜力分析探索应用潜力是人类和野生生物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的有效方式[31]。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未来要成功达成“碳中和”目标，在加速淘汰化石能源使用的同时，挖掘NbS增汇减排潜力，充分发挥健康生态系统固碳和储碳能力，并确保生态系统长期的复原力和持续对气候变化的作用[32]。因此将NbS纳入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系统综合地整合方法、政策和实践，通过保护、修复和改造生态系统和有效管理自然资源，对于充分利用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应对社会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1)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探索气候变化减缓的潜力 积极开展NbS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中的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的路径分析。全球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分布具有重要影响，导致物种丧失、多样性减少，破坏生态系统稳定性，是国家生态安全和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NbS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丰富，包括基于林、田、草、湿地和海岸带以及其他生态系统的多条路径，同时具有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协同作用，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领域具有重要潜力，应加强从理论到实践、从路径到政策的研究，推进气候变化领域政策制定主流化进程[33]。在新时期下进行保护地体系建设规划，应将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物种避难所纳入保护地规划当中，以尽可能减少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的负面影响。此外，保护地建设应该探索其在缓解气候变化的主要贡献及潜力(固碳和保碳)，为我国尽早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助力。结合NbS从基于自然的角度考虑全局的长远利益得失进行科学决策,更好地促进我国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
(2)采用多保护目标规划，优化保护地网络布局 从社会、环境和资源管理的角度看，保护地建设应该有助于实现多个保护目标的综合保护战略，以达到保护成本效益最大化。因此，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应当加速从传统以单一物种及生态系统保护向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的协同保护转变，从而既能有效地维持许多关键珍稀濒危物种的长期生存，又能增强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和提高人类福祉。首先，我国在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应基于NbS及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深入开展各类保护地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的协同性与一致性研究，并制定相应的策略。此外，依照系统保护规划的理念，采用空间优化技术，分析规划设计点、线、面相结合的国家生态廊道体系，辨识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协同保护的重要区域，开展成本效益分析，优化我国各类保护地网络空间布局(图2)。
图2 NbS在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中优化保护地网络布局Fig.2 NbS for optimizing the network of the protected areas system
(3)转变重大工程思想，寻求顺应自然的解决方案 我国实施的重大项目建设主要以工程方法为主，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中应尝试将思路从工程性修复转变为保护优先和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为主。转化吸收国际上先进的NbS理念和成功案例设计管理实施经验，将NbS在中国生态保护修复中主流化[34]。同时利用自然资本，并把老化资源的资本重组投入应对挑战的决策中，可降低初始资本和持续运营资本的支出，具有明显的财务优势[18]。
(4)协调各利益主体，重视多方参与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保护地体系建设具有社会公益性，离不开多方主体的参与，应促进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企业以及社会公众的深度参与，充分协调考虑各方利益诉求，让各主体在共同协作同时，能从中获得各自期望的利益，将人民共同利益同群体利益、个人利益有机联系起来。科研机构投入基础研究，专注技术创新和决策辅助。社会组织能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扩大自然保护事业的宣传，进一步吸引相关资源和人力的投入。企业的投资、经营和管理同生态友好的经济活动相结合，吸纳资金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社会公众通过公民科学和志愿服务等积极参与自然保护事业建设，从中实现自我价值诉求。
(5)建立NbS交流平台，评估和共享实践经验 通过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保护地体系建设，内化NbS的内涵、准则和方法，构建属于中国的自然资源管理、生态保护和修复的NbS方法体系，并且建立我国的NbS交流平台，评估和总结提炼实践经验，分级分类完善NbS指标，促进我国生态保护事业的发展进步。并且重视将NbS的中国行动进行国际共享，推进对NbS的宏观理论建设、方法学研究和案例实践，实现对NbS理论的创新和内涵的拓展，打造优秀可供国际参考的“中国案例库”。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是新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工作重点，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NbS内涵中的自然保护和恢复不仅是维持自然现状和阻止进一步破坏，通过发掘自然潜力和能动性，使用科学有效的方案维持生态系统功能健康并且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兼顾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进行自然保护的同时提高人民的福祉。我国现已与IUCN全面建立合作关系，并且作为NbS全球行动的牵头国家，科学地借鉴NbS的思想和标准框架，结合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实际情况，逐渐积累实践经验，完善相关工作，将NbS与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保护区体系建设有机结合，在推进我国自然保护事业进程的同时，通过搭建中国NbS案例库、拓展和创新NbS内涵和方法，为世界生态保护提供中国思路和中国方案，为NbS全球化应用作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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