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 极，蔡欣晴
（1.贵州民族大学 社会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2.韩山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近年来我国出生率不断下降，人们越来越关注人口问题。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日益加快，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随着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的“60后”群体步入退休年龄，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将明显加快，到2030年占比将达到25%左右，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增加幅度更加明显。［1］伴随着严峻的人口问题，对生育观念开展研究也显得尤为重要。生育观念作为影响人口问题的重要因素，其变迁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研究农村的生育观念对中国人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传统的生育观念受到“妻以夫为尊，母凭子而贵”“传宗接代”等思想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具体表现为“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等现象。在一些家族观念浓厚的地区，生育男性后代是一个家庭女性的重要职责，如果妇女只生有女性后代则可能会遭到家族的嫌弃。大部分人总认为养女儿就是为别人养孩子，女儿总要嫁到别家去，是“泼出去的水”，而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有出息就会光宗耀祖。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及众多因素的影响，农村的生育观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当下农村的生育观念如何变化？为何有这些变化？学界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研究，但从社会结构变迁这一方面入手对生育观念的研究却少有发现。
本研究的经验材料基于2018-2021年在潮汕地区农村开展返乡青年与留守老人研究时，针对生育话题所做的访谈，探索社会结构变迁对生育观念的影响，共计访谈32人，其中包括年轻夫妇、老人，主要分布在普宁、南澳、潮安、饶平等地。本研究选择宗族文化浓厚的潮汕农村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潮汕地区是我国传统生育观念根深蒂固的一个农村典型。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大力推动，中国学界对于生育观念的研究开始兴起。国内众多学者鉴于生育观念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做出了大量的分析与研究。其中包括传统生育观念的特点、生育观念的地域差异性、以及城镇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及其与非流动人口的对比。
生育观是人们对生儿育女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包括生育态度、生育的性别取向、理想子女数、对子女质量的期待等，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世界观、人生观在生育问题上的具体表现。［2］生育观是个体对生育重要性的看法或认识评价在心理上的倾向，是人们对生育行为，包括生育的数量、质量、性别、时间和方式等的看法、意愿及需求，它们是生育价值观的不同表现形式。［3］生育观念包括对三方面的认识：（1）生还是不生？为什么生？即对生育目的和意义的看法。（2）生什么？即生育意愿。（3）怎样生？即对生育时间和方式的选择。［4］
生育观念核心为生育意愿，主要表现为对生育目的意义的看法；
对生育孩子性别偏好的看法；
对生育孩子数量的期望；
对生育孩子时间的选择以及生育孩子的时间间隔等方面的价值趋向。
我国传统的生育观念形成的原因包括：农耕时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统治阶级政策、古时候的男尊女卑的等级秩序、受儒家影响的传统家庭孝道、宗族观念、极强的尊祖心理以及对于生育上的封建迷信思想。［5］我国的特定国情直接影响了生育观念的形成，生育观念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的影响、家族的影响。［6］学者对影响生育观念的因素做了如下关注：首先，赡养老人的性别角色的增多，女儿与儿子一样开始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了；
其次，在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影响下，养老的方式与选择增多；
最后，则是关于对家庭规模的大小对生育观念也存在影响。［7］
经济状况是决定人们生育意愿的现实物质基础，传统文化是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内在因素，社会因素对生育观念的影响则表现在社会养老和男女在社会性别上的差异方面等，而国家的人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例如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对于生育观念的影响。个人因素是生育观念最低层次的影响因素，它既作为家庭和社区水平上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基础，同时又受制于家庭和社区因素。［8］
除了上述影响因素之外，生育的成本也通过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来影响生育观念。有学者将生育成本分为直接和间接成本，直接生育成本即在养育孩子的成本中可以用货币来计算的成本；
间接成本即不能以货币的形式直接计算的成本，是在生育以及养育孩子过程中产生的其他成本，如养育及教育孩子所花费的时间成本等。［9］
虽然2016年全面放开生育二胎，但是由于生育成本越来越高等因素的影响，人们更趋向于以提高孩子的素质来替代生育孩子的数量。［10］关于如何提高孩子的素质，目前大都通过教育来实现。教育的过程实则是在积累文化资本，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人会较有优势得到更多社会名声、更高职位、社会地位等，因此父母会让自己的子女通过接受更多的教育来积累文化资本以此来提高孩子的质量。［11］人们重视为孩子积累文化资本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想孩子将来可以处在更高的社会阶层。由此社会分层就会导致处在不同阶层的人为争夺更多教育机会以及优质教育资源进行互相投入攀比竞争。［12］在这样的教育投入的相互攀比竞争下，教育成本也就越来越高。家长争相把孩子送到更好的学校，为此常常动用大量的社会资本和人脉关系，并花大量的支出在小孩的课外补习上。［13］
目前对于生育观念的研究群体大多都是农民工、城镇青年、流动人口等，而且多从社会性别视角、生育政策的影响等进行研究。［14］从社会结构变迁来研究农村生育观念的研究尚未发现。下一节将重点综述我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迁，体现在家族组织的松散化、社会阶层分化和村庄人口的空心化等方面。
（一）家族组织松散化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宗族组织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家族式的互惠互助关系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特征。［15］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导致家族宗法制度发生重大变化，使家族宗法制度的合法性被彻底剥夺。土地改革没收了作为族产的族田，斗倒了属于地主阶级的族里的领袖（如族长），同时也剥夺了原来家族（宗族）所具有的一些行政和司法的权力。即使如此，作为家族活动重要事项之一的祭祖、上坟等并没有完全被禁止；
婚丧嫁娶、送往迎来中的亲属交往更是随处可见。与家族制度相联系的家族观念与网络也仍或隐蔽或显现地存在着。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的中国农民，更多地从日常生活的角度体会了家族和家族活动。［16］即使在国家对基层控制最严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家族作为一种社会群体仍构成农村社会的基础。这就使很多地区的基层领导（县和公社的领导）都有意无意地在安排生产大队这一级领导班子时注意到村中各个姓氏之间的平衡（如果这是一个多姓村）。而且，家族意识渗透到农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家族的关系网络成为农民寻求资源和帮助的首选对象。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开始推行基层自治，在不少地方的农村中就开始出现家族（宗族）组织公开恢复活动或重建的现象，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家族活动或带有明显家族色彩的活动凸现。以血缘关系构成的家族关系网络是一直存在的。中国农村的家族组织、家族意识与家族活动，会体现在家族仪式、家族象征符号（如族谱、祠堂等）及制度规范等方面。［16］而农村基层选举中也很明显感觉到宗族、家族、房支等因素的巨大影响力。
然而，经过三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大量农民流向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工作，一些农村地方的社会结构出现空心化。宗族活动出现“空心化”现象，空有其形式，而大部分的真正内涵已经不存，［17］宗族家族的凝聚力量开始弱化，家族组织不再像解放前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么强有力。加上近期党加强对农村的全面领导，家族势力操控农村政治现象大大减少，家族组织明显松散化。
（二）社会分层
有学者认为，我国近几十年来的农村阶层分化主要指固守在土地上的农民大量转移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成为其他身份主体的过程。［18］然而即使是固守在农村的居民，依然出现了社会阶层的分化。阶层分化的出现已经成为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社会生活中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1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使广大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使潜在的劳动力能量得到较充分的释放，农业生产迎来巨大增长，这为农民分化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以乘数速度排斥剩余劳动力，推动了部分农民的非农化，扩大了农民对自身劳动的支配权，使其获得了择业的自由，从而能够在利益目标引导下自然地流动，有机会从传统农业中转移出来，导致社会分化。第三，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农业之外为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20］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分化的日益扩大，基于不同的标准，学界将我国农民阶层划分为三至八层不等［21-25］，近期利用大规模数据的量化研究显示，我国农民分层呈“上-中-下”三层的金字塔型结构［26］。
整个社会由于农村阶层的分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扩大。随着农民阶层内部分化程度的加深，影响收入的因素不断增多，总体上来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第二，利益获得方式增多。阶层分化使得农村社会利益的主体多元化，也使不同主体实现自身利益的方式多元化。第三，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农村群体的多样化使农村思想文化环境由禁锢型趋向宽松型，虽然有利于解放思想、破除陈旧观念，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不健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第四，社会生活方式由依附型趋向自主型。阶层分化下不断宽松的户籍管理体制及农民在区域间的迁移和城乡间的流动，使社会生活方式由依附型趋向自主型。第五，就业方式呈现多元化。由于土地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改变和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调整，农民的就业方式发生了诸多变化，不再是单一的传统就业方式。农村阶层分化所引起的社会变化，对当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并给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增加了一定的难度。［27］
最新研究还发现，在某些地区，不同阶层的村民在文化和教育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富人和穷人的娱乐和消费习惯也不尽相同。有些村规划了别墅区、农民公寓，加上原来的老区，形成了上层、中层、下层三个阶层的空间隔离，这在很大程度上又重塑村民的社交网络，形成人情关系的阶层化。［28］
（三）空心村
农村人口“空心化”是指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导致人口下降，使得农村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29］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外流”，有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也不再固守农村，而是流向城市工作，农村常住人口逐渐减少，很多村庄出现了“人走房空”现象，并由人口空心化逐渐演化为人口、土地、产业和基础设施整体空心化。与此同时，许多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问题也随之出现。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减少，务农的人也减少了，随之农业收入占农户总收入比重日趋下降，农业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不比从前。农村收入低，发展机会不如城市多，为了摆脱贫困，农民们都放下了锄头进城谋生，由此农村与城镇的差距不断扩大，农村的发展也不能单独靠农民支撑起来。［30］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劳动力外流，剩下的那一部分留守人口结构畸形化。［31］
从农村人口空心化的趋势来看，近十年来我国农村每年有1千5百多万数量的人口由农村流向城镇。在城镇化发展规律来看，我国目前仍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未来仍有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农村空心化程度仍将逐步加深，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程度也将逐步加深。从2003年到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从7.5%上升到12.57%。与城市相比，农村的老龄化程度更加严重，从2003年到2019年，中国乡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7.86%提高到14.69%。［32］
学者们普遍认为空心村居住环境不佳，村内排水及道路不便，生活条件落后，住宅也并不像城市的小区公寓那般集中，公共设施不完善，物质环境和邻里和睦的关系不断弱化。“空心”首先表现为宅基地的空置，有研究表明，有3.77%的村庄宅基地空心化率超过40%，同时因人口流动导致的乡村人口“空心化”、产业“空心化”日益严重，“脏、乱、差”的评价与“空心村”的居住环境紧紧相扣。［33］
在农业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下，空心村也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这是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变迁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现象。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演进历程中，农村劳动力外流和农村空心化的出现也并不少见。［34］农村人口普遍减少是发展中国家消除二元结构、农村减少剩余劳动力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必然过程，是伴随一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35］计划生育的推行使“强关系”减少：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和传统习俗的影响，中国农民历来重视多子多福，一个人往往有好几个兄弟姐妹，这样便形成大量的亲缘关系；
改革开放后推行的人口政策限定了农民生育后代的数量，尽管存在不少超生现象，但是相比原来的生育子女的数量还是大大降低了，这直接导致了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农民拥有的兄弟姐妹数量大幅度下降。［36］
随着农村适龄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和新生代打工农民趋向于城镇化，中老年已经成为农村的生产经营主体，他们缺乏自我发展条件，使得农村出现发展困境。［37］
以上这些家族组织松散化、社会分层和空心村现象，在潮汕地区也是非常突出，这深深地影响到人们的生育观念。
传统的生育观念在很多地区都存在，而潮汕地区的传统生育观念尤为突出，这一地区千百年来都固守着“多子多福”“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观念。“一孩化”时期，潮汕地区依旧存在着严重的超生现象，一个家庭中育有三四个子女是司空见惯的事，更有甚者，一些家庭中子女数竟多达七八个。这种传统的生育观念还体现在一些习俗上，如生下男婴会用上衣包裹，女婴则用裤子包裹；
生下男孩就要宴请宾客广而告之、祭告祖先以拜恩德，生下女婴则是草草了事，更别说大摆筵席了。
然而，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潮汕农村生育观念也有所变化，尤其是年轻一代，其生育观念与父辈已经有所不同。基于潮汕农村青年夫妇及老人的访谈，总结出以下几点变化：
（一）生育性别偏好上的变化
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慢慢向“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转变。这种观念的转变，具体表现在如今潮汕农村中存在大量的纯女户家庭，这在过去是极罕见的情况。有些家庭甚至在生育了一个女孩之后，就直接打消了再生一个的念头。
农村中的女性不再被要求“拼儿子”，而生育两个女孩后不再生，这样的观念在当下潮汕农村已经很有市场，一些老人也慢慢认可了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更有甚者，认为生女儿比生儿子更有福气。
访谈中，陈奶奶（85岁）及其儿媳妇（55岁）都表示，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了，男孩长大甚至可能还没女孩贴心懂事。儿媳妇还以她娘家两个哥哥举例，说他们都是只生了两个女儿，但如今女儿们在外的事业都蒸蒸日上，还把自己的父母都接到了深圳一起生活，相比于村里其他的同龄男性要出息得多。当谈论到此例时，访谈中的二人羡慕之情溢于言表。
在以男性为主要劳动力的年代，壮年男性往往代表着家庭的劳动力和财富。纯女户因为家中男性资源的匮乏，在过去极易被人欺负，受人歧视。而家中壮丁的短缺，也会导致其家庭经济落后于劳动力丰富的家庭。然而，由于经济的发展，如今人们的收入不再仅依靠于纯粹的体力劳动，而是来源于五花八门的各行各业，女性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养家糊口，也就是说依靠男性力量赢得生存资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此重男轻女的现象大有改观。
一个在村里开小卖部的戴阿姨（66岁）在访谈中说：“我们这个村有二十几户纯二女家庭，现如今都发展得很好，女儿在外面工作挣了钱就给父母在老家建新屋，楼房都盖有几层高，有些甚至还有能力将父母接去珠海、深圳这些大城市安享晚年。村里人都说厉害啊，生女不比生男差。不像我们住这些老房子，过去我们村有户人家生了三个儿子，当时在村里是趾高气扬的，但现在那三个儿子不听话还没出息，三十多岁了还没成家立业，整天在家闲坐，如今他们的老父母整天就是唉声叹气、愁得不行。而相反的，我有个小姑连生了两个女儿之后，想追生个男孩，但是第三胎还是个女儿，当时心情郁闷至极，但现在三个女儿各有所长，都发展得还不错，三个女儿一起拿钱回家建了房子，比村里很多男的还有出息。”
同时，不少村庄因青壮年外出打工，只剩下老人、妇女、儿童而成为“空心村”，这种村庄空心化现象也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性别偏好。
一位老人（女，67岁，独居）在访谈中说：“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不管男女长大成人后都出外读书就业，很少有人会一直留在家乡。从前有句话说：‘养儿防老’，因为儿子都会留在父母身边娶妻生子，侍候父母终老。但如今，因为经济、交通的发展，‘父母在，不远游’过时了，男女都走出家乡，谋求自身的发展。因此儿子养老的功能淡化，反之，女儿养老的功能性有所增强。像我的孩子都在外打拼，平时不在身边，每月虽然都按时寄钱回家，但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团聚，儿女的差别不大，甚至女儿比儿子更加贴心，平日对我嘘寒问暖，对我的身体更加关心一些。”
生育男孩偏好不断弱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生男生女都一样，人们由重视生育性别开始转向重视孩子的质量。
（二）生育孩子目的上的变化
访谈中，在生育孩子的目的上变化大致相同，从传统上的“养儿防老”观念，向“孩子是父母精神、情感上的慰藉”转变。老一辈认为，养育孩子就是为了可以安享晚年，老了之后有孩子在身边照顾。现在年轻一代的想法却有了很大的转变。某村刚结婚不久的林小姐是一名95后（24岁），在她看来，有个孩子家庭氛围会更好一些，家中整天欢声笑语的。她说，养育一个孩子也没什么目的，就是想看着其慢慢长大，变得优秀上进，这样就会发自内心的觉得满足和有成就感。同时她表示：“不想生育多个孩子，因为如今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衣食住行娱乐教育处处全都要花钱。如果不在教育上投入资金和心血，又怕自己的孩子落后于其他的同龄孩子，将来在社会上竞争不过其他人。”
受访时，林小姐正在家中做手工活，她的公公婆婆也在旁边帮忙，他们听到这样的话语并没有反对儿媳妇的态度。
当然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如今的年轻一代，养老不再需要依靠子女，国家有稳定的养老保障，如社保。而他们的父母一辈，老年生活得不到稳定的保障，因此多需要依靠子女。而这也是如今年轻一代，不想多生的另一重要原因：上有父母需要赡养，下有儿女需要抚养。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传统“多子多福”思想逐渐淡化，人们从追求生育数量转变成追求生育质量，养儿防老的观念在新一代农村人中开始淡化。
（三）对子女质量期望上的变化
随着潮汕农村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子女的质量而不是子女的数量。潮汕农村似乎己经不再攀比谁家的男性子孙数量多，而是会在子女有没有出息上一争高下。不争生的男孩多少，而是比孩子有没有出息，能否上名牌大学，能否有好的工作和收入，每月给他们多少钱等。
从前经济条件落后，人们只顾温饱，大多孩子从小都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早早就辍学在家或外出打工为父母分担家庭的重担。陈阿姨（54岁，小作坊工人）说：“以前家里条件不好，父母对我说读书没用，不让我上学，觉得我长大了就是一个劳动力，下地干活还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但如今农村的父母观念得到改变，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实现阶层流动。蔡叔（59岁，村建筑工人）也表明，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通过读书，考入大学找到体面的工作，而不再像自己一样成为一个工人。
在深圳工作的王小姐（24岁，深圳建筑公司资料员）春节回村时接受访谈表示：“我现在在深圳上班，深有感触大城市的竞争是多么激烈，而教育、文凭就是人们步入社会最好的通行证，所以我希望可以在教育上多多培养孩子，使他可以有更好的资本、能力去工作生活，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上立足。”
郭哥（38岁，未婚），身体有严重残疾，只能在家做些力所能及的手工活养活自己。他与哥哥一家来自偏远山区，因为他们村里的学校被“撤点并校”了，而哥哥家两个小孩必须上学，因此不得已搬到镇区附近的村租房住。为了孩子教育，他们不仅要支付读书的费用，还有在学校附近租房的费用，同时，孩子每天晚上还要在学校上晚托班，这又是一笔大支出。哥嫂俩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选择外出打工。郭哥说道：“如今的人都不想生那么多孩子，怕负担不起，生个孩子衣食住行教育娱乐各方面都要花钱。哪像以前，很多小孩读个小学就外出打工挣钱了。以前是多子多福，现在是怕越生越穷。”尽管现在的教育成本如此高，但父母依旧想让孩子接受自己能力范围内可以提供的最好的教育机会，希望孩子可以进入大学，未来实现阶层的跳跃。
同村的林奶奶（60岁）的观点与郭哥不谋而合，她表示，如今人们的生活大有改观，吃穿都讲究了，教育成为了一个家庭的头等大事。以前的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在家或外出干活。现在的孩子不仅可以读书，甚至还可以额外上培训班，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精简生育才有可能将家庭中的孩子培养成才。村书记（男，55岁）则认为，现在农村年轻人不愿多生孩子，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懒，但他也很无奈地承认，如今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
可见，潮汕农村人对子女质量的期望大大地增高了，甚至还形成相互攀比的现象。
（四）舆论上的变化
从前农村中的女人若是没有生育男性后代，就会被认为是没有福气、晦气的化身。但如今不少老一辈的人思想慢慢得到了转变，认为当今时代，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样，就算没有男性后代也不代表没有福气，同时，一些老人还说到，不管是生男生女都是别人的家事，轮不到外人去说三道四。并且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人们逐渐明白生男生女不是女人的问题，对于女性的污名化现在已经慢慢转变。不少村民还表示，村里一些只生有女孩的家庭，如今的发展是呈现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
舆论作为评判道德行为的一种标准，构建了乡村规范。而乡村闲话是乡村舆论的一种形式，造成舆论压力，舆论压力则构建了一种传统的农村规范、秩序，进而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念。传统农村生育观念是必须生育男性后代，儿子才可以延续家族香火，一个家庭中若是没有儿子，则会被人说是断子绝孙了。女人嫁入一个家庭中，如果没有生下儿子，就会被认为是个晦气的女人，连节假日中一些喜庆的活动都没有资格参与，怕触霉头；
当家庭中发生一些灾祸时，甚至还会被认为是生不出儿子的女人招致的。
李姨（48岁，村里工厂工人）在访谈中说：“我们村里有个女的嫁过来，婚后不久和丈夫生下一个女儿，后来丈夫因病去世，与夫家商量之后，又招了一个上门女婿，二婚后又连生了四个女儿。夫家对此并没有太多看法，但这个女人却表示说自己一定要生下个儿子。对此大家也在背后偷偷议论她说，这个女人命硬，克夫还生不出儿子。”
在以前的潮汕农村，女性污名化的现象较为普遍。因此传统生育观念也会受到舆论的影响，人们迫于舆论压力也会偏好生育男孩。
然而，如今舆论风向大有转变，村中多户只生有女儿的家庭，不仅没有被人瞧不起、说闲话，而且还发展得不错，被人称赞说生的女儿是巾帼不让须眉，生女不比生男差。使得人们觉得生女儿也很不错，偏好生男孩的观念发生转变。同时随着农村法治的加强，乡风越来越文明，思想也逐渐与现代社会接轨，农村里的纯女户不再受欺负，同样享受平等的社会地位和福利。
反过来，现今多男家庭还不被人看好。譬如村中一对年轻夫妻，第一胎是个男孩，想再生个女儿，要儿女双全，怀了二胎，生下来却是一对双胞胎男婴，夫妇俩顿时压力剧增。村里人也议论纷纷，认为这对小夫妻日后若是没有点经济实力，没有足够的房子，三个儿子怕是找老婆有困难。
本文访谈了潮汕农村地区的年轻夫妇以及他们的父辈祖辈。发现潮汕农村的生育观念发生很大的转变，尤其是年轻夫妇的观念与他们的父辈祖辈已大不相同。但这并不是说，整个潮汕地区的农村生育观念已全然改变，时至今日，仍旧有不少人秉持着传统的生育观念，尤其是老一辈的人坚持着传统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观念。在这种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也有一小部分年轻夫妇依然选择多生多育，直到生下男性后代为止。尽管他们心知肚明在这个年代，子女的教育成本昂贵，但是相比于传宗接代的重要性，其他一切困难都是次要的。所以，在一些家庭，“二姐一弟”甚至“三姐一弟”的组合也是存在的。不过相比于父辈祖辈，这些年轻夫妇生育子女的数量及重视男孩的程度远不如他们的祖辈父辈。譬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潮汕地区，尽管受到当时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限制，但在不少地方依旧普遍存在多孩家庭。而在当下没有严格限制生育的政策环境下，年轻夫妇却主动放弃生育二胎三胎的权力。所以从总体上来讲，如今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与老一辈相比是大有转变。除了受前文所讲的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还与现在不少年轻人进城工作读书生活的经历有关。除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年轻一代与自己父辈祖辈的成长轨迹以及所接受的思想文化不同，也导致了他们生育观念改变。“多生”和“偏爱男孩”的传统生育观念弱化。其中教育成本昂贵是如今人们选择“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家庭组织松散、阶层分化及“空心村”现象的出现推动了部分农村地区生育观念的变迁。
（一）家族组织松散化影响生育观念
从社会结构角度来说，中国南方的村庄多为团结型，北方地区村庄多为分裂型，［38］但南方不少地区也因为人口流失，宗族家族的团结力量开始弱化，只是在过年时大家从四面八方回村，不少地方也只重视仪式的隆重和面子竞争，而宗族家族的真正的力量已经大不如上世纪八十或九十年代。
关于家族组织松散化，在潮汕地区主要体现于家族活动的削减。逢年过节时家族的长辈、主心骨仍然会按照规矩组织家族活动，但是如今的活动只重视表面仪式，它不再像以前那样具备凝聚团结宗族的功能，也就是说宗族活动的仪式感、形式感远大于其功能性了。这就是家族组织与家族活动的一种空心化，其具体还表现在祭祖活动上。譬如在外人员回乡祭祖，当仪式活动结束之后，就各回各家了，交流不多，因为他们中不少也相互不认识。这样的现象在年轻一辈人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当家族活动结束之后，他们就会迫不及待离开现场，回到自己的私人空间。同时，不少人虽然在村里有房子，但平时主要生活工作在城里。回乡祭祖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村里停留的时间极短，更别说，有时间与其他在族内的亲友交流感情。
另外，由于人们所处的阶层不同，从事的行业也五花八门，虽然因为亲缘、血缘聚集在一起，但实际上共同语言很少，无法深入交流，凝聚力大不如从前是必然的。遭遇相同境遇的还有村里组织的家族聚餐。作者在访谈过程中观察到，聚餐时大家都会积极捐钱捐物，但人们都只和自己关系相近的人坐一桌，而相邻的两桌人，就算属于一个家族都不会有过多交流，甚至还可能互不认识。这样的情况下，聚餐的意义并不大，只是流于表面的形式。此时的宗族已经从一个熟人社会慢慢变成了一个半熟人社会，就是上文所说的“家族组织的松散化”。
“家族组织的松散化”也明显表现在摆脱宗族家族管理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上。当今的潮汕村民不再像过去那样，以大家族为中心集中居住在“下山虎”“四点金”这样的一个庭院里，而是大部分家庭都有了自己的独立小庭院。如今一个家族的成员在村庄中被分散而居，在空间上的分离减少了家族内部成员的交往。人们的日常交往也不再仅仅遵循于家族关系的亲疏来进行，而是依据业缘、学缘和地缘来开展较为亲密的活动与合作。相近的邻居之间关系会比较亲密些，来往也会相对频繁，也就是所谓的“远亲不如近邻”。
同时，农村的劳动力大多选择在外务工，或到邻近的镇上做小生意，晚上才会回村里居住。全天都在村里务农、从事集体生产的人员非常少。人们白天忙于在城镇工作，晚上忙于家事而户门紧闭，这样一种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与城里人的生活方式接近，村民之间的联系减少，使整个村庄呈现出陌生化趋势。村民们感慨同村人越来越多不认识了。
解放前那种由家族组织管理的生活模式，以及后来由村集体管理全村集体劳动的局面，都一去不复返。改革开放后，村民各自谋生成为时代的一种发展潮流。虽然现今依然有家族组织的存在，譬如家族理事会，但他们并没有实权，其日常工作主要是组织一些公益活动，组织捐款，捐来的一些财物为家族做公益事业。理事会没有实权，整个家族组织就显得尤为松散，无法形成真正的号召凝聚力。
随之而来的就是，家族中“无后为大”“传宗接代”等集体信仰随着家族组织的松散化而日渐弱化。此时既没有外在压力要求村民香火传承，也没有内在信仰动力推动他们去传宗接代。因此人们的生育观念大有转变，不再像过往那样，对生男性后代存在极大的执念。
（二）社会分层影响农村生育观念
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资源分布愈加不均，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少生优生”“精英教育”“不愿多生”等想法逐渐深入人心，反映了人们对后代是否有能力稳固自身阶层的担忧。一位返乡大学生，在育有一女后就停止了生育，他不认同父母所固守传统“多子多福”的观念，认为多生一个小孩，如果将来不能有好的出路，还不如不生。
现今时代的人们，不再像父辈那样追求多子多福，而是倾其所有重点培育仅有的一个或两个孩子，在子女教育上投入大量心血，甚至追逐竞争以增加子女的文化资本，助力子女迈向更高的社会阶层。
可见，传统村庄社会结构的改变会对生育观念造成影响，农村生育观念的变化与村庄社会结构的变化是相适应的。随着社会变迁，熟人社会逐渐被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社会所取代，在半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中，基于契约所形成的关系而非基于伦理所形成的关系逐渐成为主导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因素。［39］是否有男丁，男丁的数量，在农村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农村社会中，人们更看重谁赚的钱多，谁有钱谁就有本事，并以此进行相互竞争和攀比，甚至出现炫耀性消费。
由于农村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进而影响了闲话的传播。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主要依靠集体劳作养家糊口，乡村闲话自然而然就成为人们劳作时候的谈资，而这种闭塞的环境也加速了闲话的传播，导致了“坏事传千里”的现象。随着村庄结构的改变，村庄出现空心化，越来越多的人外出工作或者自立门户，闲话的传播途径有所减少，传统舆论秩序有所松懈，对于女性的禁忌、压迫也逐渐松懈，甚至慢慢消失。同时，社会阶层的分化，拉大了贫富差距。闲话的对象、话题中心有所转移，由从前谈论的关于女性的禁忌、忌讳转变为对穷人的排斥。例如现在很多农村祠堂，举行祭祖仪式时，富人赫然在前，亦或是仅有族贵有资格进入祠堂参加祭祀，祭拜祖先，其他人只能留在祠堂外面举行祭祀仪式，而对于一些贫穷落魄或所谓的“命不好”的人，甚至不会通知其到场参加族内活动，以免他们的霉运、晦气破坏盛大仪式。
如今人们攀比的资本不再是家中男性成员的多寡，而是攀比谁家经济实力、教育状况更优越。这与所处阶层息息相关。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在社会阶层流动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个人获得的教育的层次越高，其社会地位往往也就越高，这两者之间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正比例关系。［40］接受到更高的教育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从而越有利于向上一阶层流动。在本次调研中，许多人均表示希望为子女创造更好的教育环境，使其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可以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实现阶层的跨越，而接受教育是其子女向社会上阶层跃进的首选方式。因此许多父母通过送孩子上条件更好的学校，给孩子报辅导班、兴趣班等方式来积累孩子的文化资本。他们认为为孩子的教育投入越多成本，将来小孩就可以获得越高的社会阶层。
故此，这也成为农村一种新的攀比风气，村民之间相互竞争，朋友家的孩子上课外班那自家的孩子节衣缩食也要送去上，兄弟家的孩子上补习班，自家省吃俭用也要送孩子去。这种教育投入的相互攀比竞争，使得如今教育成本是节节攀升，人们的生活压力、经济压力大幅增加，导致“不愿多生”“负担不起”成为一种普遍观念。
（三）农村人口“空心化”影响生育观念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故乡寻求发展，导致村庄人口出现空心化，成为“空心村”。在传统农村，人们恪守“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且受小农经济的影响，终其一生都在小范围内的环境中活动。多个儿子的父母可以轮流在儿子家“吃伙头”①吃伙头：指的是父母有多个儿子，然后以一定的天数轮流到各个儿子家吃饭。，而那时的女儿在嫁入夫家之后就成为了“泼出去的水”，不再是自家的人了，事事都要以夫家为主，不再有太多时间精力照顾父母。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儿子多就福气多，也就是所谓的“多子多福”。
而社会发展至今，无论男女，长大成人之后大多会离开父母，在外求学工作。这时男性留在家乡，娶妻生子的可能性降低，亲自照顾父母的作用、功能弱化，生男生女的差异性减弱。一个家庭的父母无论生男生女都有可能成为留守老人，“养儿防老”在如今已成为落伍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说法，甚至女儿可能比儿子还贴心，平日懂得对父母家人嘘寒问暖。因此这种空心村现象淡化了“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而变成了不管生男生女，只要儿女所处的社会地位、阶层高以及经济实力强，父母在农村就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因此人们的生育观念向“生男生女都一样”转变。
另外相关研究表明，女生一般都会上嫁或者平嫁，拥有同样教育水平的男生和女生，一般情况下，女生的婚姻会向上一层次流动。［41］例如通常女性选择与文化水平、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优于自己的男性步入婚姻。因此一个村中，经济条件、文化水平相近的男女，女生会比男生更容易实现阶层流动。
正如前文所说，访谈者中有人提到，某村十几户只生了女儿的家庭如今发展都不错，在外面赚了钱，都给老家的父母建新房，可谓是光大门楣。而只生了儿子的家庭，家里的儿子文化程度不高，外出打工挣不到大钱，留在村里的有些还娶不到老婆。这样一对比，很多人就觉得生女儿也不错。女儿如今在经济上也有能力承担养老义务，情感上还比儿子贴心，因此如今农村一些人不再偏好生儿子，反过来还偏好生女儿。
空心村也使农村地区的宗族活动减少，小家庭选择自立门户或外出打拼，不再像从前那样注重集体决策，集体劳作，个人主义意识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越来越强。同时青壮年大多在外打工或经商，接受了现代化的教育且只有逢年过节才回乡，因此一些与宗族有关的礼治秩序，如男尊女卑、香火传承等观念逐渐弱化，氛围也不如从前那般浓重，至少不会再固守传统的生育观念。家族娶会上，也不再刻意强调男女分桌。
从村庄的社会结构来讲，家族组织逐渐松散化，以及社会分层，还有空心村的出现，深深地影响了村民的生育观念，不只是年轻人的生育观念改变，他们的父辈多少受到影响，尽管一部分父辈固守着传统的生育观念，希望儿子儿媳多生多育，但是面对年轻人的经济压力，一般也都会选择妥协。有些父辈则觉得儿孙自有儿孙福，不再对子女的婚育做太多要求，这就是属于生育观念的改变，而这种改变也受到上面所说的三大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空心村的出现，推动了老一辈生育观念的转变。
综上所述，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深深影响了村民的生育观念，农村生育观念受到家族组织的松散化、社会分层和空心村现象三大方面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多生和偏爱男孩的传统生育观念很大程度上有所弱化，传统的礼制秩序、尊卑观念、重男轻女观念也开始瓦解。社会分层、贫富差距的扩大，使得大家愈加关注阶层的流动，而不是家族规模的大小、男丁的多少。空心村现象更是使得亲自照料的养儿防老模式成为空谈。
作为一项质性研究，选取宗族观念浓厚的广东潮汕地区作为田野调查点，其对全国农村来讲，可算是传统生肓观念浓厚的典型地区，也可视为关键个案（Critical Case），或称极端个案。潮汕地区作为中国传统农村生育观念的“极大值”，而如今其生育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其他农村地区的生育观念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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