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莉
作为最原始的文学形式之一，美国印第安诗歌以口头传唱的方式保留和传播着部落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当代印第安女诗人继承并发扬了古老的族裔诗歌传统，在创作中表达了对印第安部落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强烈的人文关怀，尤其是对女性和生态环境的关注。众所周知，美国印第安部落具有悠久的母系传统，女性在部落和家庭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但随着白人殖民者的入侵和美国政府内部殖民政策的推行，一部分土著印第安人内化了白人的种族主义态度和父权制思想，动摇了原本两性平等的价值观。在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驱使下，部分印第安人放弃先辈淳朴的自然和谐思想，在追求物质享受的过程中破坏生态环境，迷失了自我。在此背景下，来自各部落的印第安女诗人试图在文学创作中重新认识自然界中的生灵万物以及两性和谐为基础的印第安文化传统，强化生态意识和女性意识，还原历史，回归传统。同时她们还着眼于探讨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对自然与人类、男性与女性关系的书写既是对印第安传统文化的回归和彰显，也是对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义。
国内学界虽然有学者探讨印第安女诗人乔伊·哈鸠(Joy Harjo)作品中的生态思想，研究其中传递出的“诗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刘文，2016：57)；
也有人指出白人入侵美洲大陆后，“改变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改变了人对自然的理解和认识”(陈文益，2012：110)，但有关印第安女诗人的自然书写及其对女性意识表达的相关研究较少。乔伊·哈鸠、琳达·霍根、温迪·罗斯、劳拉·陶荷等诗人多在美国大学任教，身兼学者、作家、社会活动家等多重身份，她们的诗作或结集成册，或入选诗集，如《彩虹之声》(VoicesoftheRainbow, 1975)，《大地永存》(EarthAlwaysEndures:NativeAmericanPoems，1996)等，受到美国文学评论家的好评。本文旨在探讨在部族文化和价值观遭受白人主流社会同化、侵蚀的背景下，印第安女诗人如何以文学创作为载体，恢复自然与人类、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和谐关系。另外，本文通过分析其作品中体现出的强烈的生态意识和女性意识，解读她们通过诗歌重获自我声音和独立完整身份的话语策略。
印第安人推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自然中的植物、动物、岩石、河流都是神圣的，受到印第安人的尊重和崇拜。但是这种淳朴的自然观面临巨大威胁——“曾经相信和谐是衡量财富标准的人们迷失了，他们被那些不同的人包围了”(Hogan，2001：63)。“那些不同的人”指的是鼓吹征服自然的白人殖民者及其后裔，他们鼓吹征服自然，其掠夺行为打破了自然界的平衡。这些自认为主宰一切的掠夺者盲目夸大人类的地位和作用，严重冲击了土著人崇尚自然的精神信仰。与此同时，当代美国印第安女诗人倡导从根本上改变那种以权力和价值关系为基础的二元对立模式，致力于揭示“对女性的操控和对非人类的支配二者在概念上的相关性”(Buell，2011：425)。她们将男权社会对自然的开发和对女性的压迫相互关照，指出其中的社会文化性联系，揭示父权制文化这一压迫女性、破坏自然的根源，批判了男权中心、人类中心和种族歧视之间的共谋关系。
霍皮族女诗人温迪·罗斯(Wendy Rose)在《拉什莫尔山》(“Mount Rushmore”)一诗中批评了人类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自然的愚蠢行为。诗人以陌生化的创作手法，从土著印第安人的视角生动呈现美国人试图在自然界铭刻自己“丰功伟绩”的可笑举动。“白人 / 在山的脊梁上 / 凿出 / 其先人的面庞”(Rose，1994：81)。诗歌所描绘的“先人的面庞”是20世纪20年代末由美国政府投资、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上建造的四位美国总统巨石雕像。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游客蜂拥而至的旅游胜地。然而，当观光客慨叹雕刻家将石像和山体融为一体的高超技艺时，诗人表达了对生态环境的深切关注——原本和谐的自然被决策制定者、雕刻艺术家和前来参观的游客共同破坏了。雄伟、神圣的大自然被扭曲成纪念某段历史时期某些历史人物的纪念碑，这种张狂的行为正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权至上的集中体现。“山神 / 拒绝赐福 / 蜥蜴横行 / 重新塑造他的脸孔”(Rose，1994：81)。诗人表明，不论成就多么辉煌的人物在自然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摒弃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激，威胁了自然界万物生灵之间的和谐，必将遭受惩罚。最终，“蜥蜴”所代表的自然将会反击和“重新塑造”，瓦解看似肃穆、不可一世的脸孔。
无独有偶，契卡索族诗人琳达·霍根(Linda Hogan)的《坠落者》(“The Fallen”)也表达了对生态失衡的关注，并进一步剖析其在认识论上的根源。诗歌以隐喻手法，指出所谓现代文明社会的缔造者不过是破坏自然的元凶。“那天晚上 / 彗星拖着银色的尾巴 / 划过黑暗 / 落在满目疮痍的大地上 / 那晚，我看见 / 狼 / 饿死在金属捕套里 / 牙齿碎落 / 痛苦的咬痕 / 鼓胀的肚子里 / 狼崽尚未出生”(Hogan，1993：42)。诗人以简洁数笔勾画出两个突出意象——彗星和狼。彗星陨落之时，母狼惨遭厄运，二者之间似乎存在某种神秘的关联。
接下来的两个诗节对比了印第安人和白人殖民者截然不同的自然观：“我们的天文学里 / 狼神 / 住在天上 / 她是所有女性的母亲 / 她向夜风 / 吼出女儿的名字 / 而那些后来者 / 不论谁靠近 / 都将其杀死”(Hogan，1993：42)。狼是众多美国印第安部落崇拜的图腾，被印第安人尊为自然界和各部落的保护神。然而，初来乍到的殖民者对狼及其代表的自然并无此敬畏之心，他们认为，狼这一凶猛的动物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天敌，是被上帝打入凡间的恶魔：“他们的科学里 / 狼非母亲 / 也不是风 / 他们不懂狼曲的愈合力 / 他们的故事中 / 狼是邪恶的 / 落自 / 空洞的宇宙 / 上帝身边的魔鬼 / 黄色的眼睛 / 看透他们的罪恶 / 洞悉他们终将会毁了世界 / 自相残杀” (Hogan，1993：42-43)。贪婪的白人殖民者肆意掠夺、滥用自然资源，践踏印第安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他们的破坏行为必将引发自然的报复——“那晚 / 我看见设陷阱者的影子 / 他有四条腿”(Hogan，1993：43)。诗歌标题“坠落者”既指从夜空陨落的彗星，也指落入陷阱的母狼。殖民者利用自以为精明的手段捕猎待产的母狼，最终自食其果。所以，“坠落者”也指向落入复仇陷阱的白人殖民者。这首《坠落者》以印第安人的视角展现人与自然中万事万物的密切关联——万物皆亲，人和狼只是其中平等且相互依存的物种，人类并没有剥夺其他动物生命的权力。殖民者那种自命不凡、肆意而为的举动正暴露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盲目和愚蠢。
罗斯的诗歌《露维》(“Lou-Wit”)更清晰地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联系在一起，体现强烈的自然意识和女性意识。在萨哈泼丁人的传说中，众神首领的两个儿子同时爱上一个名叫露维的少女，为了争夺自己的心上人，兄弟俩反目成仇，互相厮杀。作为惩罚，父亲将他们分别变成了胡德火山和亚当斯火山，露维则变成了圣海伦斯火山。在女诗人的现代版本中，圣海伦斯火山化身成一个反抗殖民掠夺和生态破坏的老妇人。“这老妇人 / 不再关心 / 别人怎么想 / 她把黑色的烟草 / 随意乱吐”(Rose,1994：51)。“黑色的烟草”喻指间或喷发的火山灰。几百年来，火山安详地伫立着，因为“百年雪松 / 将她束缚 / 在大地上”。人类的破坏性开采打破了自然界的静谧和平衡——“机器隆隆作响 / 咆哮着 / 犁过 / 她的一片片皮肤”(Rose,1994：51)。他们为了眼前的利益一意孤行，用现代化技术手段砍伐山坡上的林木，导致地表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她感到单薄的肩膀上的毯子 / 被扯掉了”(Rose,1994：52)，诗人用形象化的手法展现了山坡上的植被惨遭砍伐后的景象——光秃秃的山脊，就像被抽去毯子的肩膀。人类无视自然的尊严，终于，“她找到了武器 / 高高举起 / 清理掉脖子上的细枝 / 她唱着歌 / 唱着歌 / 震动着天空”(Rose,1994：52)，火山喷出岩浆和火山灰，震撼天地，唱响复仇的歌声。诗人以火山喷发的隐喻象征自然的报复和女性胸中怒火的迸发，表达了对过度开采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愤慨，批判了男权社会“人类中心”的愚蠢思想，警告人们盲目、贪婪的掠夺行为必将导致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可逆转的恶果。同时，罗斯通过这首诗告诫人们，印第安人对于这种肆意破坏不能听之任之，他们应该举起反抗的武器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在诗中，我们听到的不仅是诗人的愤慨声讨，还有“对于环境、其他生命和其他族裔生存的尊重、真正意义的平等和开放”(张冲、张琼，2014：210)。
苏珊·克劳德(Susan Cloud)的叙事诗《猎鹿季》(“Doe Season”)展现女性与自然之间在情感、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相似性。与前两位女诗人不同的是，克劳德侧重揭露了人类中心和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对传统印第安自然观的侵蚀，以唤醒土著印第安人对自然的敬畏和部落女性的尊重。早晨，女主人公被不期而至的雪唤醒了，她睁开眼睛，“听见枪声打破树林小心翼翼保持的 / 宁静，子弹穿透皮毛和血肉，鲜血 / 溅在雪地上 / 她痛恨猎鹿季”(Cloud，2002：68)。猎人的枪声打破了自然界的安宁与和谐。“很久以前，她的莫霍克族祖先们 / 向这些四条腿的姊妹表示感谢 / 因为它们放弃自己的生命 / 为我们提供过冬的食物”(Cloud，2002：68)。印第安人向猎杀的动物祈祷的传统具有久远的历史。秋天，猎人到山林里打猎，为了表示对野鹿的尊敬和感谢，他们在冬季表演“鹿舞”(Deer Dance)，以慰藉野鹿的灵魂，使它们获得重生，实现生命的轮回。然而，现代印第安猎人抛弃了这些古老的传统，他们和白人狩猎者一样将打猎看成一种取乐的游戏，对死去的动物毫无敬畏、感激之情。女主人公回想起去年的狩猎季，她的前夫跟酒吧伙计逗笑，说道：“你怎么能杀死这么漂亮的母鹿，让子弹穿透她的心脏……我只杀掉 / 那些难看的 / 宛如在谈论女人 / 继而哈哈大笑 / 啤酒溅在血红色的夹克衫上”(Cloud，2002：69)。男人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和主宰“他者”的命运，不管是动物还是女人，因为他揣着代表权威话语的“猎鹿许可证”。以男性为主导的人类文化观认为，男性拥有肆意改造、征服自然的权力。同时，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主宰、甚至践踏女性。他们自诩是支配世界的主角，自然和女性则是满足其无限贪欲的“他者”和次要角色：“有些男人猎杀母鹿 / 有些男人获猎女人 / 用枪威胁她们 / 杀死他们认为丑陋的 / 还有的甚至把最漂亮的也谋杀了”(Cloud，2002：69)。
诗人显然无法认同这种违背印第安传统自然观和价值观的态度，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和自然结成同盟，女人从自然中汲取精神力量，化身母鹿，穿行在被积雪覆盖的旷野之中。女主人公代表的印第安女性与自然在情感和精神上认同，她们继承、传递了部族传统文化。当男人忘记祖先向猎物祈祷的传统时，“她告诉侄子 / 他们 / 也 / 应该向被杀的母鹿致谢” (Cloud，2002：68)。印第安女性肩负着沉重的部落历史，成为连接现在与过去、父辈和后辈的重要纽带：“女人代表文化的延续，也象征对新环境的适应”(Wrede，2012：51)。诗人告诉我们，在文化传承的重大历史任务面前，已经丢弃传统、割裂与自然亲密关系的男人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与自然惺惺相惜的印第安女性才能够担此重任。
印第安女性与自然之间密切关联，她们延续着印第安人的传统自然观，即万物之间具有亲缘关系。这一关系涵盖整个宇宙，包含自然界所有的生命和形态——“他们将世上的一切视作一个密切相关的整体”(邹惠玲，2008：329)。印第安女诗人在作品中歌颂自然，表达与其强烈的认同感。琳达·霍根曾坦言自己年轻时有一股自我毁灭的冲动，是对自然界生命的敬畏和热爱拯救了她。她相信世间万物都会说话，作为诗人，自己的任务就是“倾听世界的声音，然后将其转换成人类的语言”(Coltelli，1990：72))。这也是其他印第安女诗人正在做的——聆听自然的声音，探索人类与土地、与动植物等的密切关系，用自己的想象力和女性的敏锐眼光捕捉周围生态环境的变化。
宝拉·纳尔逊(Paula Nelson,2011：165)在《大地之歌》(“Land Song”)中表达了人与大地合二为一的思想：“我不愿离开这片土地 / 永远不会 / 土是我的心灵 / 水是我的灵魂 / 我就是土地”。土地是印第安传统宇宙观里最重要的元素，是印第安人的生命之源和传统文化的根源。“对白人来说，土地是可供开发的财产。对印第安人来说，土地、植物群、动物群、地形、地貌、水体，所有如今称之为‘生态系统’的东西都非常重要”(Velie，2008：34)。所以，印第安人敬畏土地、热爱土地，把土地看作是自己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安娜·沃尔特斯(Anna Walters，1975：75)在诗作《我属于大地》(“I Am of the Earth”)中表达了这种朴素的精神信仰：“我属于大地 / 她是我的母亲 / 她给我尊严和生命 / 她用爱将我哺育 / 每晚，她摇着我 / 吹起晚风，为我歌唱 / 她为我建造色彩斑斓的房子 / 她喂我田里的野果 / 她留给我微笑的回忆 / 她用时光的流逝惩罚我 / 最终，当我即将离开时/ 她将我拥入怀中，永远……”。诗中刻画的“大地母亲”陪伴人类从出生、成长到最终离去的整个生命循环过程，也可以说，土地给了印第安人以生命，在印第安人即将离去时，又用宽广的胸怀接纳他们的回归，世代繁衍循环，生生不息。诗人把土地视作一种代代相传的传统，一根将母性与自然衔接的纽带。而女诗人作为这传统的一部分，表达出对大地、自然的深深依恋。
除了歌颂大地带给人类的精神力量，印第安女诗人还善于将自然界的动植物以及风雨等自然现象拟人化，传递万物有灵的自然观。朱迪·安布鲁斯特(Judi Armbruster)的《生命之雨》(“Living Rain”)将雨描绘成为具有生命的精灵，抒发印第安人对生命普遍存在的深切感知。在诗人看来，雨不仅仅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是滋润万物的生命之源，更是陪伴印第安人的亲人和伙伴。“我”躺在床上，仔细聆听雨水敲打铁皮屋顶的声音，雨在屋檐上奏出断断续续的曲子，随后渐渐退去。“穿过树丛 / 在远方消失 / 一切又复归宁静 / 我梦见 / 雨，一个生命 / 呼吸着 /来了又走了 / 我震惊于 / 这一刻的感知”(Armbruster，2011：257)。诗人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捕捉自然界的活力和灵性，发现其中蕴含的美和力量。在印第安人的心中，雨仿佛是一个到访的老朋友，翩然而至。它带来的是安详、宁静，慰藉着屋里凝神静听的“我”。雨与人和着默契、轻快的节奏，进行精神上的交流，共同谱写出一首物我合一的和谐之曲。
霍根的《庆祝小马诞生》(“Celebration: Birth of a Colt”) 把印第安人与自然的关系拓展向更深层次。诗歌以小马的诞生折射印第安部落母系社会中女性的核心地位及其在人类繁衍中的重要作用。诗人采用特写手法描绘了母马生产的过程：田野里，马儿还在悠闲地咬噬着野花，花粉将她的鬓须染成金色。“我们等待着 / 赤脚站在马槽里 / 水暖暖的 / 金鱼掠过 / 我们光滑的脚踝 / 我们等待着 / 液体顺着她的腿流了下来 / 光滑湿润的小马 / 像黑色蝌蚪一样 / 冲出 / 立刻 / 它站了起来”(Hogan，1991：16)。母马生产的画面和谐而美好，这篇诗作让读者深刻领会到印第安人对生命的感悟。刚出生的小马立刻站了起来，生命得以延续，物种得以繁衍。母马旺盛的生殖力代表自然界一切雌性动物强大的繁殖能力，诗人始终用“她”来指称母马，强调母性对物种延续的推动作用。在印第安传统观念中，“女性，更具体地说，母性被赋予神性，拥有创世佑世的神力，是族群出现壮大的源头”(刘克东、董兴榕，2021：107)。无论是印第安女性，还是其他孕育生命的母亲都是族群繁衍的力量之源。在母马孕育生命的神奇力量将她和自然界中诸多与生命相关的其他事物联系起来——太阳、天空、大地、水、花粉、蝌蚪以及在场的人类。诗中展现的众多意象共同组成了一幅和谐而充满生命张力的画面。“日出、个体的诞生、文化意识的觉醒和群体身份互为隐喻”(Nelson，2003：208)，将印第安人对自然、自我和种族身份的理解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印第安女诗人还将自然界的和谐和平衡投射到人类社会中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中，启示印第安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健全独立的自我身份。霍根的《竹》(“Bamboo”)在对比两性对待自然迥然不同的态度的同时，揭示了印第安女性面对父权制压制下的失语状态。诗中写道，女人是用竹子做的，“夜间 /竹子宛如一群姐妹 / 围成一片森林 / 流水边 / 瞬间长大 / 微风中 / 哗哗作响 / 仿佛每一根都长着喉咙 / 急着说话……他去过战场 / 他说他们用竹子做着可怕的事情 / 对男人和女人。我看着这棵竹子，它不曾允许士兵这样做 / 但它被自己的躯干禁锢”(Hogan，1993：36)。竹子代表的自然是女性的化身，她们被剥夺了主体性，成为被男性利用的工具。女人被男人操纵，自然被人类利用，二者都是沉默的客体。在白人父权制两性观的影响下，印第安女性逐渐失去在部落生活中的地位，甚至个人的主体性也受到威胁。她们“在沉默中长大。那些日子里，没有歌声，没有咒语，没有祷告”(Hogan，1993：56)。诗人告诉我们，为了消解西方超自然意识形态孕育的不平等，女性必须首先取得言说自我的权利。女性只有取得独立的话语权，跳出由西方男权话语定义自己的存在和身份，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立自由和两性之间的平等关系。霍根在诗中呐喊出印第安女性自己的声音，伸张对平等和自由权利的诉求。
相较霍根慷慨激昂的呐喊，纳瓦霍族女诗人劳拉·陶荷(Laura Tohe)则含蓄地表达回归传统两性观和自然观的愿望。在以《阴雨》(“Female Rain”)和《阳雨》(“Male Rain”)为题的两首诗中，诗人感谢“雨”对印第安人的恩泽，并以“阴雨”和“阳雨”为喻，歌颂印第安传统中两性间的互补和互相依存的密切关系。对于生活在美国西南部干旱地区的纳瓦霍人来说，浇灌生命的雨水是自然界最关键的要素之一，他们把温和细雨叫作“阴雨”，把疾风暴雨“阳雨”。阴雨和阳雨分别对应女性和男性气质。“阴雨 / 从南面跳跃而至 / 云层密布，凉爽，灰暗 / 孕育着雨孩子 / 黎明，薄雾蔼蔼 / 花儿低首，畅饮甘露 / 周围冷光闪耀”(Tohe，2005：26)。诗人使用拟人手法，将绵绵细雨描绘成温柔、细腻的年轻母亲，呵护着缺水的花朵。自然中的细雨和女性两种形象被诗人完美地叠加在一起。《阳雨》中，陶荷又将雷暴雨和鲁莽、狂躁的男性联系在一起：“阳雨 / 骑着黑马到来 / 狂暴，怀着敌意，冷酷 / 带来洪水和狂风 / 勇者之雨 / 顷刻离去 / 将敌人抛在身后”(Tohe，2005：27)，狂暴的雷雨与代表力量的勇士合二为一。诗人巧妙地表现了男人和女人，阴雨和阳雨的关联，强调阴雨和阳雨、女性和男性的平衡与和谐共处。就像密密浸湿大地的阴雨和气势磅礴的阳雨相得益彰，共同泽被自然界的植被一样，印第安男性和女性只有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才能共同促进印第安部落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可以看出，印第安女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正努力恢复强调和谐与平衡的传统自然观。她们敏锐地意识到印第安后裔，尤其是印第安女性在现代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并试图从推崇万物有灵、和谐平衡的文化传统中寻求出路。“世界存在于微妙的平衡中，正确的行为才能使其免于倾塌，而错位的行为则扰乱平衡。几百年来，我们的世界失去了控制，我们正努力寻找那种平衡”(Mankiller，1994：ix)。印第安女诗人们正努力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恢复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和谐关系，她们的诗歌“提供了一条回归‘正确的’生活方式之路，一种正确思考、感受、想象、言说和祈祷的方式”(Gould，2003：24)。
印第安人“有着对宇宙、世界以及生命的独特看法，其口述传统、曲词文学、典礼仪式等传统文化精粹是治愈精神创伤的良药”(章茜、郑佳，2020：30)，当代印第安女诗人发扬了传统文化的治愈作用，在诗歌创作中关注印第安人生存的自然环境，探求女性与自然的本源同构，表达了解放女性与自然、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愿望。霍根、罗斯、陶荷等来自不同土著部落的女诗人，在诗作中传承印第安传统宇宙观和自然观，她们的自然书写不仅歌颂了自然世界里的山川河流、风霜雨雪、动物植物，而且彰显了当代印第安人的精神信仰，是女诗人们对印第安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另外，她们用诗歌诠释印第安女性在世界中的位置，恢复女性与自我、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实现了女性主体性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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