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 峰 王书慧 姚 桓
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了当年的“窑洞对”：“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打破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应运而生。本质意义上说，“两个答案”就是我们党百年来不断探究如何打破历史周期率的实践结晶。从更大范围来看，现在世界上也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价值体系、两个制度的现实博弈——所以深刻认识“两个答案”及其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历史周期率的提出
在1945年党的七大刚刚闭幕之际，鉴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呈现出来完全有别于国民党的新气象，代表社会中间势力的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人为了进一步了解真实的中国共产党亲自到访延安。在延安考察期间，他们同社会各界广泛接触，对延安的经济建设、民主政治、文化建设、军民关系等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对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经济社会发展所获得的巨大变化表示高度认同。其间，毛泽东同黄炎培有一次长谈。毛主席问他访问后有何感想？黄炎培道：“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稍作思考后明确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自信果断的答案，得到黄炎培先生的颔首赞许：“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1]这次著名对谈，史称“窑洞对”，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打破历史周期率给出的第一个答案。
当年在延安，黄炎培说的是“周期率”的“率”，不是“规律”的“律”，“规律”强调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不可避免性。“周期率”的“率”通常意义上更强调一种现象，像圆周率一样周期性地重演。比如一个政治势力、一个新的政权，经历一段创业的时期，从兴盛逐步地衰退，最后灭亡，一次次周期性地重演。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呈现的“五个步骤”：创业、守成、怠惰、腐败、灭亡。从中国历史上看，确实有这个问题。所以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实际上，封建社会的后人并非“哀而不鉴”。宋朝司马光主持编写浩繁的《资治通鉴》，初衷就是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以使当朝统治永存，但问题在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让司马光等无法科学总结经验教训，而统治者也不能真正汲取历史教训。封建王朝特有的历史周期率，一定程度上是无法避免的必然历史现象，不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
（二） 对历史周期率的理论分析
封建社会存在兴亡更替的周期性重演，通常它的发生机制有三个基本因素：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统治者和人民矛盾尖锐化，腐败成为周期率的内在驱动力。其一，最根本的还是社会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原理，关于生产力是历史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对解释这个问题具有方法论意义。社会变革和社会动荡的很多问题不应在时代的哲学中寻找，而要在时代的经济学中寻找——土地兼并是封建王朝最大的问题，由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者和大地主豪强的掠夺，一个王朝越发展，土地越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从而破坏生产力。其二，是统治者与人民群众矛盾的尖锐化和不可调和性，他们无限的增加赋税和徭役使人民无法生活下去，最终官逼民反，人民揭竿而起，改朝换代再次发生，中国历史上残暴如秦，荒淫如隋，都是如此；
其三，就是政治腐败特别是吏治腐败，各级官员行贿买官卖官，无休止的贪腐，导致民心尽失，腐败因而成为周期率的内在驱动力，往往会成为王朝衰败的直接导火索。历史也反复证明，王朝垮台的速度往往与腐败的程度成正比。这是中国封建王朝兴衰历史周期率一再重演并难以打破的深层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理论上讲，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剥削阶级被消灭，公有制下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中国共产党通过执政不断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满足并不断改善人民的现实利益诉求，并对腐败进行坚决斗争，因此封建社会的周期率不会在社会主义中国重演。从实践的观点看，历史周期率这个问题依然是客观存在的，中国共产党同样会继续面临这一考验。当年在陕北延安，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历史周期率的“窑洞对”，就是作为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如何打破历史周期率做出了自己的初步回答，但还有待历史的检验。也就是说，我们要从中国历史上一些政权、包括世界上一些执政多年的政党的失败中吸取教训，防止重蹈覆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周期率问题至今仍具有“警示意义”，依然需要共产党人继续做出回答。
（三）毛泽东提出民主监督的两重含义
任何理论问题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客观实践。毛泽东当时针对黄炎培之问的回答确实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现在，人们往往认为毛泽东的回答就是考虑将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防止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但是毛泽东当时还有另一层的考虑，那就是着眼于中国共产党眼前的斗争需要，要和国民党争取人心。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随着国共决战的到来，争取更多的阶层，尤其是中间阶层，特别是争取广大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就被提上了日程。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方针政策是非常及时和有效的，到解放战争后期，大部分民众，甚至连大学里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普遍认识到国民党是独裁的、共产党是民主的，确实争得了人心，壮大了共产党的力量。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提出的民主监督既有面对以后执政考验的政治远见，又有解决当务之急的现实政治考量，充满了政治智慧，意义非凡。
此外，从更大的历史视野来看，民主监督主要还是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后应对考验的战略性、前瞻性思考。毛泽东当时为什么有底气回答中国共产党能跳出“周期率”呢？一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的，是由党的性质、宗旨、最终目标所决定的。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除了人民利益，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夺取政权，不是为成为统治者，而是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一句话，就是共产党的初心使然。二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所表现出来的优良作风为跳出“周期率”提供了现实参照。特别是在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上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民主和高度团结，使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充满信心。所以，毛泽东针对黄炎培的“周期率”之问，自信给出了“民主新路”的答案。对此，黄炎培是深信不疑的，他后来在《延安归来》中写道：“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3]后来事实也证明，正因为他相信中国共产党能跳出这个“周期率”，所以才会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义无反顾地来参加中国共产党召开的新政协，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应邀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为新中国建设尽心竭力。
（四）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监督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实际上是对中国封建王朝更替历史的一个深刻反思和如何摆脱历史“宿命”的全新探究，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和积极回答的时代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前夕，为了顺利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进而实现对全国的有效治理，经过精心准备，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在西柏坡胜利召开。在深刻洞察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由于胜利而骄傲、懈怠和腐化，毛泽东有针对性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4]“两个务必”重要思想的及时提出，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面对巨大胜利后的高度清醒。会后，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进入北平之际，毛泽东发出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豪迈誓言，这些充分说明即将在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监督继续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除了毛泽东本人高度重视民主监督，党的其他领导同志对此也有高度的思想共识。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刘少奇强调：“依法罢免人民代表或者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很重要的权利，在必要的时候，应当予以实施。在这方面需要多加宣传……教育干部和人民，使人民行使自己的这种权利。”[5]人民代表有罢免权，可以依法对官员提出罢免，体现了列宁“罢免权是真正的监督权”的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党一直在探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了更好实现民主党派的监督，我们党还积极执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到，“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朵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6]让民主党派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挥监督作用，使中国共产党能及时听取来自社会的不同声音。但是后来由于党内外、国内外的各种原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一段时间的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所以在探索如何打破历史周期率的道路上，我们党也曾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对这些代价的补偿就是我们党获得了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对于打破历史周期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一）自我革命命题的提出
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面对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四大考验”，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个危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监督进行了重大发展，旗帜鲜明地给出了打破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把“坚持自我革命”概括为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十条经验之一。《决议》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我们党才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
（二） 自我革命命题的依据
自我革命命题的提出从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从不谋取任何私利，一切都从人民利益出发解决自身问题。正如刘少奇所说:“如果把我们党比作一个人的机体，那么，这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机体，它完全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消除那些局部地、暂时地沾染到的病毒，而且在消除病毒之后，更会增强身体的免疫力。”[7]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它在理论上是可以实行自我革命的。
自我革命同当年毛泽东提出的民主监督都有深刻的实践基础：一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很多之前一直认为不能靠自身解决的问题现在我们党可以解决了，特别是反腐败斗争所取得的压倒性胜利也证明这一点，当然，自我革命的含义不只是局限于反腐败，还有自我提升等方面的意义；
再一个是我们从近年来世界政党、政权的更替中吸取了深刻教训，即单靠民主监督是不行的，民主监督自身是有局限的。我们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认识到民主监督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党的自我监督，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党的自我革命，说明我们党有了很大的实践底气。
（三）自我革命命题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中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际上就是在新时代条件下来继续回答当年的“黄炎培之问”。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期盼不断审视自己，超越自己，刀刃向内，不断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如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不同的方式和手段，将党的自我革命精神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过程，从而使党的肌体免遭各种“病毒”侵袭，始终保持积极健康的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作了精辟阐述：“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只有把民主监督与自我革命有机结合，做到相辅相成，中国共产党才能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始终保持自己的初心、坚守自己的使命。
（一） 民主监督是基础，自我革命是关键
从民主监督到自我革命，体现出我们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那么民主监督与自我革命是什么关系呢？理论上讲，后者是对前者的丰富与发展，而不是对前者的否定。民主监督是基础。任何政治势力想要保持活力，都需要民主监督，但是仅仅有民主监督确实不够。民主监督是基础，我们党的自我革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归根结底，影响党的先进性发挥的诸多问题最终还是靠党的自我革命来解决。没有自我革命的监督是搞不好的，甚至还会出现民主乱象。广义上的民主监督需要人民群众的参与，但是人民群众对民主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民主素养也是有差别的；
大多数诉求是合理的，但也有无理的、无效的，所以还必须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这二者缺一不可。没有民主监督，那就没有基础了，没有自我革命，问题就解决不了。
（二）自我革命离不开民主监督
从我们党的建设实践来看，是不是有了自我革命，就不需要民主监督了？绝对不是。事实说明，离开民主监督是很危险的。理论上讲，我们党有自我革命的能力，但是问题在于，自我革命能力如何更好地发挥出来？共产党不是一个由各种抽象因素组成的简单集合体，不是把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等简单合起来的政治抽象物，它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政治团体。人本身都会有其局限性，人是有利益诉求的，也是有既得利益的，一旦涉及既得利益，人很难主动自我革命。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警示全党，“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8]虽然党章和党中央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是在具体的自我革命实践中，一些组织和个人考虑问题时往往都存在着现实利益考量，往往会避重就轻，甚至直接抵触，自我革命不能离开民主监督，我们应当把民主监督与自我革命结合起来。
（三）坚持党领导下的民主监督和自我革命相结合的新道路
民主监督与自我革命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首先，在时间顺序上，二者是有先后的。毛泽东先提出了民主监督，后来再有了习近平提出的自我革命；
其次，目标上是同向的。民主监督与自我革命都是为了人民；
再次，内容上既有区分也有联系。民主监督更多的是讲制度，自我革命很多情况下讲的是道德；
最后，在方式上是互补的，既有自律，又有他律。此外，民主监督和自我革命的效果是聚合的。所以，从时间、目标、方式、内容和效果上，我们党确实是走出了一条新路——依靠党的领导、自我革命引领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在执政条件下保持党的青春活力。具体而言，这条新路同时又具备了“特”“优”“难”“胜”和“远”的多重属性。
第一，这条新路具有独特性。从世界政党发展比较来看，这条道路是当代人类政治文明中的一朵奇葩。它不同于西方多党竞争下的监督，也不同于世界上少数国家的一党制甚至独裁。它解决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这一制度下的监督问题，这就是这条道路的独特所在。第二，这条新路具有优越性。那就是这条道路既能保证人民对权力的监督，抑制官员的腐败，同时又能保持政权的长期稳定，防止政治乱象的产生。第三，这条新路具有艰难性。新路的开辟总会伴随很多问题，我们国家的法治正在逐步健全，部分群众的民主素养还有待提升，一些领导干部还不愿意接受监督，就是说这条新路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是充满了复杂性和艰巨性。第四，这条新路具有必胜性。“胜”在何处呢？那就是我们终究会取得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群众充分发挥积极性，保持党员干部清正廉洁、务实为民，闯出一条新路。第五，这条新路具有长远性。“远”在何处？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只要历史使命没有完成，只要我们党处在领导地位，我们就永远要面对防止腐败、保持青春活力的问题。走这条道路是任重道远的，我们党还要继续地进行探索。
具体如何走这条新路，有三个原则可以作为参考。第一个原则是民主监督和自我革命都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民主监督和自我革命都要在党的具体领导下有条不紊地展开。第二个原则是人民至上。民主监督和自我革命的最高标准都是人民的利益。第三个原则也是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落实依法治国。依法保证人民能够进行监督，我们党的活动也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这三个原则简而言之，就是从民主监督到自我革命，我们党理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那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相统一——党的领导是关键，人民当家作主是核心，依法治国是保证。
综上而言，就道路来说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能持续践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党在百年奋斗探索中形成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是一个有机体，二者相辅相成，只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就能确保党的执政基础坚如磐石，人民事业无往不胜，“两个答案”从人民群众和党自身出发的双重角度形成一个完整的环，制约监督权力，为我们党成功跳出这历史周期率提供强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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