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超
(陕西师范大学 宗教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119)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民族工作提出的原创性重大理论。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概念，2017年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概念。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2019年习总书记考察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时指出：“要加强对蒙古文古籍的搜集、整理、保护，挖掘弘扬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内涵，激励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3]中国各民族丰富的古籍文献见证了彼此交往交流交融的优良传统，挖掘其所蕴含的时代价值，对于引导各民族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样,近现代报刊中也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史料亟待发掘整理。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巨变与转型的重要时期，正值“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4]。自19世纪中期起，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扩张对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带来巨大冲击，尤其是鸦片战争导致了民族命运危急。面对内忧外患，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有识之士的爱国情感被激发，希望借助西方科技和文化来实现救亡图存。尤其在甲午中日战争后，资产阶级维新派为宣传变法，开始借助报刊等媒介进行思想启蒙和主张宣传，从而掀起创办白话报的热潮。以1897年11月7日章伯初、章仲和在上海创办《演义白话报》为标志，白话报开始出现。在“清末最后约10年时间，出现过约140份白话报和杂志”[5]。这些白话报以思想启蒙为宗旨，宣传救亡图存、社会改良，倡导实业救国、民众团结，促发国家意识等，在清末民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白话报中，《正宗爱国报》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它旗帜鲜明地强调“爱国”的办报主旨，拥有多民族构成的创办团队，横跨清末民初两个阶段的办报历程。在办报过程中，《正宗爱国报》不仅始终突出国家意识，表达爱国情怀，而且强调各民族要“痛痒相关，彼此相顾，同心协力，共谋同种的幸福，以国土委性命，人人发出一团热力，爱国如命，保卫中华”。其宣扬爱国主义，提倡民族现代化理念和民族交融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有鉴于此，笔者借助对《正宗爱国报》文本内容的梳理，探析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丁宝臣(1876-1913年)，名国珍，回族知识分子，清末民初著名的爱国报人、社会评论家，作为《正宗爱国报》的主要创办者，其家庭背景和社会履历亦十分传奇，是近代著名的回族中医世家和办报之家，亦是回族经学世家。丁宝臣祖籍浙江，后迁居北京，世居京北马甸已有七世，丁家为马甸清真寺三掌教。丁宝臣父亲丁善恩弟兄三人，分别为丁善恩、丁庆恩、丁德恩，丁善恩曾任马甸清真寺掌教，丁德恩以医术最为知名。
丁宝臣兄弟四人，行二，长兄丁国瑞、三弟丁国璋、四弟丁国琛。丁国瑞(1869-1935年)，字子良，号竹园，亦为近代著名医师、爱国报人、社会活动家，后移居天津。丁国瑞1907年创办《竹园白话报》，后将大量论著汇集成册，名曰《竹园丛话》，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教育、卫生、历史、民族、宗教、天文、地理、水利、交通、体育、伦理道德、社会风俗等，几乎涉及到工农兵学商等各个行业”[6]。丁国琛(1884-1944年)，字子瑜，教育家，社会评论家，曾继任马甸清真寺掌教，参与《正宗爱国报》创办，改良教育，并围绕民族、教育撰写丰富文章。
丁宝臣幼年过继三叔丁德恩，因家庭之故，自幼跟随丁德恩习得医学，又跟随王友三、王宽等习得经学，后继任马甸清真寺掌教并行医济世。1900年，亲历庚子之变的丁宝臣，面对国家和民族遭受的屈辱，深受刺激，开始关注和思考国家前途与民族危亡，并秉笔疾呼，启蒙思想。1905年，丁宝臣兼任《天津商报》撰稿人，并在《京话时报》发表多篇文章。1906年9月，彭翼仲报案发生，《中华报》被关停，同时牵连到《京话时报》，受其影响，丁宝臣萌生创办报纸之念：
记得光绪三十二年中秋以前，忽然《京话日报》停了版。彼时阅报的诸位，很有扫兴的意思，又兼谣言太多，总要乘机破坏报界，以致平等朋友们，瞻前顾后，颇有退化的情形。彼时宝臣家兄，看出这个光景来，心里大为伤感，左思右想，只好组织一报，或可挽回几分呀。[7]
1906年11月16日，丁宝臣在北京东琉璃厂附近东北园正式创办《正宗爱国报》，并聘请王子贞(汉族)为主笔，文啙窳(满族)、杨曼青(汉族)、春治先(满族)、丁国琛(回族)等主要协办者、撰稿者，形成多民族的办报团队。该报被视为近代少数民族创办的第二份，回族人创办的第一份的现代报刊。报社社址后迁至前门外煤市街小马神庙东口。1911年10月22日，再次迁至北京琉璃厂西门外南柳巷路东之两层楼房内。
《正宗爱国报》为清末民初综合性白话日报，每期6-8版，开设多种栏目。以创刊号为例，在6个版面中，开设有“演说”“国事要闻”“本京新闻”“各省新闻”“各国新闻”“宫门抄”“上谕”“电报”等栏目，以及附录“请看本报的章程”。“演说”主要接受来稿并予以宣传、讨论，主要议题围绕爱国、民族、教育、实业等；
“国事要闻”主要报道国内时政要闻；
“本京新闻”主要报道北京地区社会热点新闻等；
“各省新闻”主要报道全国各地的重要资讯；
“各国新闻”主要报道西方各国以及中东时政要闻；
“宫门抄”主要内容为由宫廷阁部发抄诸如宫廷动态、官员升除等要闻。“上谕”主要为清庭皇帝发布命令和指示的诏书。“电报”主要收录各地紧要信息。此外，又陆续增设“杂谈”等栏目。
丁宝臣曾在《京话时报》发表多篇文章，而《正宗爱国报》受《京话时报》影响亦十分明显。有文载“丁宝臣、王子贞创办的《正宗爱国报》即为典型。该报设于琉璃厂东北园，仿《京话日报》”[8]。《京话时报》停办使得丁宝臣萌生办报念头，而彭翼仲亦为其发挥重要作用。身陷囹圄的彭翼仲向丁宝臣推荐《京话日报》团队成员，丁宝臣按其推荐相继拜会文啙窳、王子贞、杨曼青、春治先等人，最后聘请王子贞为主笔，其余人为主要协办者、撰稿者。对此，彭翼仲转引丁宝臣之言，“若非先生在狱赐书，介绍文啙窳，并对《京话日报》极有感情的王子贞、春治先等相助，国珍一人实在办不好”[9]。创办之初，丁宝臣面临巨大经济困境，“无论何亏累，皆在下一人承担，周转不开，就是三个字，赊、当、借，每逢到了天明，想起进退两难，还要泪眼汪汪呢”[10]。
《正宗爱国报》发刊词“正宗爱国报的宗旨”强调“合四万万人为一心”，让各族民众“痛痒相关，彼此相顾，同心协力，共谋同种的幸福，以国土委性命，人人发出一团热力，爱国如命，保卫中华”，故而名曰《正宗爱国报》。并将“尚实”“提倡公益”“劝学”“劝工”[11]等列为主要内容。辛亥革命爆发后，《正宗爱国报》的发行未受到影响，并对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四五千年的君主专制国，一变而为民主共和国，自有中国以来，这总是第一次万象大更新，今年是中华民国建国的第一年，万象不新而自新，不但我们国民的精神一新，耳目一新，知识见解、思想志向一新，就是全球的观瞻亦必为之一新”[12]。民国初年《中国民国临时约法》颁布后，关于出版、言论等自由得到法律保障，《正宗爱国报》开始关注并刊发有关百态民生的报道和评论，“凡对于民生之疾苦，官家之利弊，无不就浅近指点，屡举而详言之，有时或为主文谲谏之言，以议评政府之骄淫，而唤醒人民之迷梦，故人亦以爱国报之实而不诬，浅而有味，无不欢迎之”[13]。
1913年，社会舆论开始出现反袁世凯浪潮，《正宗爱国报》成为舆论批评报刊中的先锋之一，故而“几遭封闭”，受到“复出种种手段制其发行”[13]。最终将《正宗爱国报》停刊。丁宝臣于1913年8月19日被捕并遇害。《正宗爱国报》自1906年11月16日创办至1913年7月28日停刊，前后7年时间共出刊2363期，发行量最高达4万份。值得一提的是，在《正宗爱国报》停办2日后，另一回族创办的综合性白话报《爱国白话报》于1913年7月30日创办，丁宝臣四弟丁国琛为其重要撰稿人。
对于任何报刊而言，创刊号尤为重要，作为一个报刊的肇始，在创办史中有特殊地位和意义，它最能突出和反映报刊的创办目的、主旨议题、思想理念，尤其是发刊辞、创办主旨、章程、栏目设置等内容，是其理念与实践结合的体现。具体到《正宗爱国报》，在这方面表现的更为突出，《正宗爱国报》创办于清末，以爱国作为主旨，启蒙民众，在报纸名称和创办宗旨中，紧紧围绕强调爱国这一主题，尤为难得。其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爱国理念在创刊号中体现的十分明显。
《正宗爱国报》创刊号中，开篇演说即为主笔王子贞撰写的“《正宗爱国报》的宗旨”，在“宗旨”中，王子贞直入主题，介绍报纸的来历、宗旨。他将《正宗爱国报》的“立报主意”分为六件，并解释何为“正宗”，何为“爱国”。虽然宗旨中体现的爱国理念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时代局限性，但其包含强烈的家国情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清末到民初贯穿报纸的全过程。
对于《正宗爱国报》名称的由来，王子贞分两部分进行阐释。对于何为“正宗”，王子贞从报馆团队成员的民族身份、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谈起，“本报同人，和尚、老道、天主教徒、耶稣教友、回回，可称花椒大料，五味俱全”[11]，突出多元性。他继而强调宗教信仰自由的重要理念，以及各宗教应一律平等、一视同仁的观点，“如今立宪的时代理应人民信教自由，中国的宗教，释、道、儒、天主，耶稣、回回，共和六教，皆是正教，但是各有短长。同人的意思，无论信那一教，但能守正去邪，认准了本教的真理，贴切天理人情，皆以慈悲、元妙、忠恕、博爱、清真为宗旨”[11]，在肯定佛教、道教、儒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伊斯兰教等皆为正统之文化传统之后，实际上从宗教文化背景的角度把全体中国人纳入要团结起来发扬爱国之中，希望无论各个民族、各个宗教都要“各行其道，增长智慧，兢进学术，通国的人，皆从大源大本上用工夫，所以叫作‘正宗’”。旨在强调报纸本身所强调的爱国也是正宗的、是真正的爱国理念[11]。
王子贞又进一步解释何谓《正宗爱国报》所提倡的“爱国”：
不论那一教，日进文明，明白国民的责任，死生祸福，存亡苦乐的来由，合四万万人为一心，满、蒙、回、汉是一家。凡是咱们黄脸面、黑头发、长辫子的人。痛痒相关，彼此相顾，同心协力，共谋同种的幸福，以国土为生命，人人发出一团热力爱国如命，保卫中华大帝国立宪万万年。[11]
由此可知，《正宗爱国报》中所强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无论是何宗教信仰身份，都是国民一分子，要树立国民的责任心；
其次，全国各族人民都是一家人，需要万众一心；
最后，国家的危亡与我们每一个华夏儿女息息相关。要同心协力，共同捍卫国家的尊严，保卫中华不受外侮，并启发民智、弘扬爱国，所以名曰《正宗爱国报》[11]。
至于如何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理念，如何在实践中体现爱国理念和情怀，王子贞又从六个方面谈及报纸本身的立意：尊君、尊孔、尚实、提倡公益、劝学、劝工。当然，这些主题从今人的角度来看，个别立意值得商榷。但考虑到报纸创办于1906年，当时仍为清朝统治时期，时代局限性并不影响其所反映出的爱国思想。1906年3月，清政府学部奏折中，提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大教育宗旨纲领，这是科举制度废除后提出的最新政策。在此背景下，不难理解《正宗爱国报》中“尊君”“尊孔”“尚实”等立意。
对于尊君，王子贞又作了进一步阐释：“君是万民之首，其余的人皆是万民一分子，国家譬喻人身，最尊最上的就是人的首领，那四支百体皆是拱卫本身的首领……当年孔子说过，敬一人而千万悦，而所敬者寡，所悦者众，此则谓恰国之要道，这样看来，尊君正所以荣己。”[11]封建王朝中强调君主的至高无上性，在这种背景下强调尊君无可厚非，但考虑到清末列强对中国的凌辱，此处强调尊君更多的是从维护国家尊严、保障人民幸福的角度来阐释重要性，尊君并非愚忠，而是更多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着墨。
尊孔作为晚清政府的一项政策，曾在全国得到推行，“是内忧外患夹击下的自救行为”[14]，王子贞肯定孔子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和品行道德，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不学他的道亦是不行，还得处处步步跟着他教人家学行为，自然就成了正人君子啦”[11]。更侧重强调在尊孔政策大背景下，不仅要学习孔子的著作和儒家学说，更应该用他的品行来规范国人的行为规范，成为品行道德佳美之人。
“所谓尚实者何也?夫学所以可贵者，惟其能见诸实用也。……方今环球各国，实利竞尚，尤以求实业为要政，必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斯下益民生，上禅国计，此尤富强之要图，而教育中最有实益者也。”[15]清末的尚实政策影响深远，后发展为实利主义，蔡元培等受其思想影响。王子贞对尚实的阐释则更多从做人做事原则出发，强调摒弃虚假、追求实事求是，并认为这是实现国家强大的重要方式。“咱们人，积习夸诈，民情虚假，……假事假话很多，真事真话太少，我们中国通通的，吃了虚假谲诈的亏啦，从今以后。使劲改改虚假毛病，把实字做到十足，中国还有不强的吗？”[11]他希望从个人做起，踏实求实办好实业。
公益指社会公众的福祉和利益，该词产生于光绪年间，在1908年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中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出现，“地方自治以专办地方公益事宜”。《正宗爱国报》及时将提倡公益作为报纸主旨之一，重视公益的社会作用，并意识到报纸宣传对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凡是公益的事，只要报纸一提倡，后来必见效果，报纸如同公益的先锋”[11]。希望将《正宗爱国报》打造成宣传公益事业的阵地，在民弱的清末为救助改善疾苦大众而出力。
1906年，清廷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在各地设立劝学所，在废除科举制后辅助教育机构推广普及教育。王子贞认为教育在启发民智、促进国家强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如今民智尚未大开，皆因不学的缘故，强国的根本，就在各学堂小学生身上”，[11]并强调《正宗爱国报》推行白话，通俗易懂，利用其媒体宣传作用，为劝学普及教育做努力。
1902年，清廷设立工艺局(又称劝工局)，分十二工科，教授学习西方科技，发展实业，以增强国力。《正宗爱国报》将工视为实现富国强国的途径，并指出：“工是富国的利器，本报劝大家推陈出新，宁勤别懒，改良一切手艺，财源不能外溢，保住本国利权，咱们自然就富啦。”[11]劝导民众勤于学习工艺，改进技术手段，用创造财富的方式，为捍卫国家权利和独立自主做贡献。
由此可见，《正宗爱国报》的办报宗旨，在当时国家和民族面临危机时刻，不仅能唤醒民众爱国意识，激发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且也与当时五大教育宗旨密切联系。
《正宗爱国报》的创办立足爱国主题，在名称和宗旨中已有明确的阐释。在长达7年2363期的办报历程中，始终立足于宣传爱国思想，即使经历清王朝覆灭和民国建立的历史巨变，办报宗旨始终如一。在每期最重要的栏目“演说”中，围绕宣传爱国、启发民众刊登了大量社评文章，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反映出多维度全方面的爱国情怀。
《正宗爱国报》以唤醒民众的国家意识为第一要务，面对清末山河破碎、民贫国弱的局面，丁宝臣大声疾呼民众应树立国家意识，认为这是摆脱危险局面的先决条件。他强调：“我们中国土地不是不广，人民不是不多，就是没有国家的思想，人多也是不中用。”[16]接着又以庚子之变为例，强调民众培养集体意识，团结思想的迫切性。“回想庚子那年，谁家不遭涂炭，那就是亡国奴的小样子，要打算保住土地，第一要得合群，这群可不是学义和团，办那搬砖砸脚面的事情，文明合群，是有理的必争，无理的不做。”[16]他又进一步强调团结并非是毫无章法的蛮干，而是团结力量，做到有理有据。对于民众一盘散沙，没有团结意识，丁宝臣危机感十分强烈，他批评了那种只考虑小家，得过且过的心态，“四万万国民，已然成了四万万国，差不多儿的都是得过且过……听见人家谈自强，讲爱国，他就说是破船多揽载，到的国家灭亡，各无存身之地，到那时见。彼此不能相顾，我四万万同胞，就是抱在一块儿恸哭、把眼泪哭干了，也是不中用了”[16]。他认为，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我们中国的国民，差不多儿的，不知道国与家的关系，不知道爱国，专知道顾家，……国存家也在，国亡家必亡”[17]。国家的危亡，必定会影响小家的安危，因此，他大声疾呼唤醒民众国家意识。
直面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忧患，丁竹园从八个方面进行总结和分析。“国与家的忧患，是时时刻刻皆有的，不过有隐著显著的区别，……我们中国目下有无数的隐忧，约略说说，先举八样儿：(一)各省借外债修的铁路，(二)各省衙署工厂里用的外国人，(三)现银日少铜元充斥，(四)鸦片未除烟卷又畅行。以上四条，国能认真补救，还可以挽回二三，唯独以下这四条，可实在的不容易补救。(五)乾纲不振，(六)满汉难融，(七)世宦太多，(九)民智太愚。”[18]丁竹园认为，对于前面四个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政策调整等予以纠正补救，而政事、民族、民智等方面的问题的解决，则属于根源问题，又结合报纸的定位，将启发民智作为重要的工作去呼吁。
《正宗爱国报》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的办报团队，丁宝臣、丁国琛是回族，主笔王子贞是汉族，文啙窳、春治先是满族。因而，该报亦十分重视唤醒各民族、各宗教爱国意识和自强意识的宣传。在办报伊始，陆续刊发相关演说，一方面呼吁各民族都要自食其力，振奋精神，培养爱国意识。如“实在是要唤醒旗下同胞，振起精神，也对得起，老百姓的血汗……现在民间都知道爱国……劝立八旗工厂，唤醒旗人各食其力……我的旗下同胞呀，快打个自强的主意吧”[19]。另一方面，也提倡各民族通过学习工艺，掌握技能，提高生计本领，并强调各宗教都要凝聚力量，由小到大，用爱国之热忱捍卫国家。“各教人信奉自己的教，一起拿出爱国心来，各结各的小团体，合起来再结一个极大的团体，保住大清国万万年，那就是我们的大心愿。我今天要劝回教人大兴工艺，……快快儿打个正经主意，多推广吃饭的道儿。”[20]面对中国多民族多宗教的国情，强调用调和与变通来实现彼此间的团结，“如今我们中国，满、蒙、汉、回、苗、瑶、土司、番藏，人的种族很多，释、道、儒、西、回教门也不少，竟成了一个中国。若是不变通，尽认一面理、各自为是，也跟傻小子过日子一个样。……从先中国只有儒道二教，后添佛教、再添回教，又添上天主耶稣教、这五大正教，用好了准能兴国，用不好哇，咳，还是傻小子过日子”[21]。
《正宗爱国报》十分重视民众的团结，认为这是改变中国命运的重要途径，也是个体表达爱国的一种方式。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文明悠久，之所以落后挨打，与民众不团结和党派纷争有很大关系。“我们中国廿二行省，四万万人民，是最古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土地不是不广，人民不是不多，怎么会如今落到这步田地呢，皆因是人心不齐各分党派的缘故。”[22]对于如何团结，则从几个方面论述。对于民众个体如何实践爱国思想，促进国家富强，《正宗爱国报》又强调，首先要个体要诚实守信。“我们中国要打算富强，人人非把信字，印在脑子里不可，要是不守住了信字，从那里又能合的上群来呢，这样说来，要打算强国，先得合群，要打算合群，可就得守住信字儿了，我们中国不强的毛病，就是因为失信。”[23]诚实守信是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的前提，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又是齐心协力，团结爱国的重要保障。其次，从时代的变化来突出团结的重要性。“况且如今是海禁大开的时代，不是闭门私过了，若是闭门私过的时候，人心不齐还不要紧，……现在外人要侵入我们的主权，夺我的财利，连我们说话的份也没有了。”[22]近代西方列强对华的侵略活动和强行打开国门，使得国家主权受损，面对当时守旧与维新的激烈碰撞，他强调无论持何种立场，双方都俱有爱国思想，“我们中国的国民，无论开化顽固，俱都有爱国的思想”[24]，都应该团结一起，抵御外侮。
《正宗爱国报》认为，兴办教育是改变国家落后的重要手段，在演说《劝学》中，作者分析了西方之所以强盛的原因，认为这与各国重视兴办教育有很大关系。进而分析近代中国落伍的原因与教育缺失有很大关系。“可是到了如今，不但比不过人家，还得受人家欺辱，一天比一天穷，一天比一天弱，这是什么缘故呢？第一因为识字的人太少，第二因为游手好闲的人过多，总而言之，是学务未能十分振兴，教育还没有普及的缘故。大凡国重在民，民重在学，既是成为国家，就不容有一件废事，更不容有一个废人，就如东西洋各强国，头样顶注意的，就是兴学。”[25]有鉴于此，《正宗爱国报》将讨论教育改良，推行劝学作为重要议题进行反复强调。其又结合实际情况，对我国当时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逐条分析。“我们的教育所以败坏之故，也有数种原因。第一原因，小学的学科太多。第二原因，教习不懂尽责任。第三原因，学堂好讲面子。第四原因，中国人好客气用事。……主持教务的人，要不赶紧打个对症下药的主义，再过几十年，不但圣道有灭绝之忧，恐怕中国没有读书识字的人喽”。[26]并强调这些问题如不能及时解决，将会对国家前途产生更大危机。
此外，围绕着如何摆脱民族危机，捍卫国家独立，亦有许多各界人士从不同方面展开讨论。如满族人熙钧认为，收回教权对国家主权的完整十分重要，它关系着国家主权的存亡，并进行大声疾呼，恳请报纸媒体多宣传。“爱国保种的教民，还有许多人愿意随外国的，敬告诸君，中国若亡，奉教也当奴隶……提醒政府，请我国家，收回教权，以存大清帝国万万年。……敬请诸位主笔先生代我竭力提倡，苦说苦劝，以我流血感动政府，收回教权，以免因教亡国。”[27]莊荫则认为，呼吁民众爱国不能局限于空谈，而应权利与义务相结合，“所谓叫人爱国者，不在空谈，是在实事，不再真才之消长，是在在上者之提拔，假使愚民能尽一分义务，必叫他享一分权利，因势利导，鼓励人心”[28]。即通过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实现人人平等，才能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值得一提的是，丁宝臣作为《正宗爱国报》的创办人，在1906年率先提及“爱国爱教”概念，“一见人看报纸，就怕是随了洋人，可见是又爱国爱教的心喽”[24]。这是目前已知“爱国爱教”的最早出处，对于发掘优良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正宗爱国报》作为一份由少数民族创办，以爱国宣传主旨的报纸，在长达7年共2363期的办报历程中，为开启民智、唤醒民众做了大量的努力和尝试，获得民众赞许和官方肯定。有文载“昨日的内廷交派，凡是大清人民，每人看一分爱国报，激发国民爱国的热心，自然人民都来爱国……立报馆的时候，咱们怎么说的，只求人人都知道爱国，就是你我都累坏了，饿干了，心里也是乐的”[29]。此报虽因批评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而被迫停办，丁宝臣亦被杀害，但《正宗爱国报》在清末民初报刊史上却留下浓重的一笔。丁宝臣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促使他一方面呼吁各民族、各宗教同胞不分彼此，团结起来，自立自强，倡导爱国，振兴中华；
另一方面他又关心民众个体疾苦，呼吁通过教育、工艺、政策等改善民众处境，凝聚力量捍卫国家。《正宗爱国报》宗旨所表达的爱国思想，虽然有时代局限性，但其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心系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对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具有宝贵的历史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