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孟剑鸣 任秀峰

农户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孟剑鸣任秀峰

(西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224)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而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有效途径之一。文章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云南省昆明市周边农村地区调研数据,选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户的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参与污水治理的宣传和对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满意度等因素对农户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为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切实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发展,政府应积极宣传与引导,提高农户的环境保护意识,增强农户参与生活污水治理的积极性。

污水治理;
参与意愿;
二元Logistic

随着我国民生基础建设的日益完善,自来水在农村普及率大幅提升,洗衣机等生活设施逐渐进入农村家庭,农村生活用水不断增加,导致农村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增长惊人。目前,我国的农村污水处理率远低于城市污水处理率,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匮乏,全国仅有33%的农村具有污水处理能力,大部分农村地区将生活污水直接排放,污水渗入农田土地,对农村的土地与水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同样对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1]。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农村污水处理能力,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等多项政策法规;
2017年10月,“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被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本文选取生态资源丰富的云南省昆明市周边农村为研究对象,分析农户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为农村污水治理提供参考。

诸多学者走访各地农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经验。吴杰等(2014)在研究中发现城镇化率的提升是农村人口流失的主要原因,致使我国农村污水治理市场对企业吸引力较弱,因此农村污水治理市场提升空间巨大[2];
李文腾(2017)指出农户对环境的认知程度越高,则对治理农村环境污染的支付意愿越高,农户的年龄、受教育年限等个体特征也与支付意愿具有较高的相关性[3];
刘海芳(2019)针对农村污水处理厂建设缓慢的问题,提出治理农村污水要因地制宜结合国内现状,按统一标准生搬硬套不利于农村污水治理能力的提高[4];
卢秋佳等(2019)从调研数据中发现社会信任对农户参与污水治理有着重要影响,完善农村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提高环保信息公开程度可以提升农户参与污水治理的积极性[5];
毛馨敏等(2019)提出应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约束居民的环境行为,良好的法律制度与政策环境是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保障[6];
孙美玲等(2020)对多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进行统计分析后指出,农村污水处理设备缺乏维护是污水处理率较低的原因之一,在调研区域内仅有20%的农村污水处理设备正常运行[7];
苏淑仪等(2020)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农村地区人口分散,不应完全借鉴城市生活污水治理的思路,并发现农户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8];
郭炳捷(2021)计算得出农户愿意为农村污水治理所支付费用远低于项目投资成本但高于维护管理费用,由此提出政府供给为主,农户出资为辅的资金管理措施[1]。

综上所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农户参与污水治理意愿时仅从农户个体特征出发,指出年龄、受教育年限等因素影响显著,部分学者探讨了农户对环境治理的认知等因素的影响,而对政府宣传等外部因素较少提及。鉴于此,本文选取多种变量,利用云南省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为改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问题提供参考。

2.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云南省农村居民参与生活污水治理意愿的调查问卷,受疫情影响,仅对昆明市周边县区乡镇进行问卷投放。问卷内容涉及农户的个体特征、对生活污水处理的认识、对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满意度和参与生活污水治理情况等部分。调查回收了231份问卷,除去无效问卷,最终共获得212份有效问卷。问卷发放地点在昆明周边村镇,其城镇化率较高,农户认知水平与收入都较偏远地区有所区别,因此该数据样本仅能代表城镇化率高的村镇情况,无法为偏远落后地区提供参考,样本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调查样本分布情况

2.2 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参与生活污水治理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因变量为农户是否愿意参与生活污水治理。当农户选择“愿意”时,取值1,选择“不愿意”时,取值0,回归方程如式(1):

表2 变量及其取值说明

运用SPSS 25.0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输入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月收入水平、是否参加过生活污水治理的宣传、看待生活及周边环境的水质问题、生活污水治理重要性、对生活污水处理的工作是否满意、了解途径,结果如表3所示。可知年龄、是否参加过生活污水治理宣传与农户是否愿意参与生活污水治理呈显著负相关,家庭月收入水平、对生活污水处理的工作满意度与农户是否愿意参与生活污水治理呈显著正相关,其余影响因素对因变量参与意愿影响不显著。

表3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在影响显著的因素中,年龄表现出负向影响,说明农户年龄越大参与意愿越弱。年龄超过50岁的农户群体的工作能力与机会都大幅降低,收入减少就会导致其对参与需要额外支付费用的环境治理项目的意愿降低。同时,年龄较大的农户,获取外界信息的能力有限,对生活环境的关注较少,环保意识薄弱,改善环境的意愿不足;
而年轻人的社会交往和信息来源广泛,环境意识、观念、知识相对先进,更了解污水带来的危害,并且年轻人在农村地区收入也相对较高,因此参与意愿更强。家庭月收入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001,可以得出家庭月收入与参与意愿接近正比例关系。农村家庭收入与城市家庭收入相比总体水平较低,可支配收入较少,相对于为环境治理项目支付,其对自身及家庭生活所需的支付意愿更高,因此收入高低直接影响农户的参与意愿,收入越高参与意愿越强,收入越低参与意愿越弱[10]。

由问卷整理发现,农户获得生活污水治理相关知识的途径大多为政府宣传,而是否参加过生活污水治理的宣传与参与意愿显著负相关,意味着政府宣传可以有效提高农户参与生活污水治理的意愿。由于农村发展水平的限制,农村居民获得信息的途径有限,乡村政府是农户获得环境保护政策措施及知识的主要来源,因此乡村政府对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越重视,宣传工作越积极,农户参与生活污水治理的意愿会越高。农户对生活污水处理工作的满意度对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农户对生活污水处理工作越满意越愿意参与,体现了农户对生活污水处理工作的认可,并且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给农户生活带来了积极影响,农户在受益的同时也愿意支持政府工作,支付一定费用建设和维护污水处理设施,保障目前的污水处理效果,促进污水治理工作正向循环。

性别、受教育年限、生活污水治理重要性及如何看待生活及周边环境的水质问题等变量对农户参与生活污水治理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其中,性别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的可能原因是男女参与意愿并无太大差异。在农村地区,大多数女性对家庭生活的关注度较高,对照顾家庭和抚育后代投入较多的时间,因而更关注污水治理对生活的影响,因此有较强的参与意愿。而男性外出打工时间投入更多,社会交往及信息渠道较为广泛,接触环境治理相关知识的频率较高,也拥有较强的环保观念,所以男性同样有较强的参与生活污水治理的意愿。受教育年限显著性水平为=0.155>0.05,说明该因素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较弱,但是仍具有一定的边缘性影响。近年来我国对基础教育的重视使得农村地区文化程度整体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文化程度的提升也提高了农户对污水治理的认知程度,文化程度高的农户会认为污水治理有利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同时更能理解政府出台的政策方针对环境的改善[11]。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农村信息来源愈加广泛,农户接收的环境治理相关信息也越来越多,对生活污水治理的重要性和生活及周边环境水质问题的看法也较为统一。几乎所有的农户都已经清晰地认识到农村水环境问题与其自身基本生活息息相关,这也促使农户对生活污水治理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仅有两份问卷在这一问题上选择“不重要”,其他问卷皆选择“重要”或“很重要”[12]。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虽然绝大多数农户对生活污水治理和生活及周边环境水质的重要性表示认同,但是仍有一部分农户因家庭收入、在农村居住时间较短等原因选择不参与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

本文使用问卷调查法对云南省昆明市周边农户参与生活污水治理意愿的相关信息进行收集,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212份农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探究了农户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的年龄直接影响参与意愿,年轻人有更强的参与生活污水治理意愿,农户年龄越大参与意愿越弱;
家庭收入越高参与意愿越强。此外,政府积极宣传普及污水治理的相关知识可以有效提高农户的参与意愿,并且政府越重视污水治理工作,农户满意度越高,参与污水治理的意愿越强。总体上看,调研地区农户参与生活污水治理的意愿较强,仅有少部分农户不愿参与治理。同时,由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情况正稳步发展,但农村生活污水的排放量也在逐步增加,农村污水治理设施的建设资金问题依旧存在,并且已建成的污水治理设施的维护管理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相关人才建设投资较为滞后。

结合分析结果,提出以下适用于我国农村地区生活污水处理的对策建议:(1)在法律法规方面,借鉴国外相关法律规定,统一国内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污染物排放的指标,完善国内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法律体系,设立健全监督奖惩制度,提高农户参与污水治理的积极性[13];
(2)在宣传教育方面,政府应加大环境治理的宣传力度,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农户的污水治理意识,让农户正确认识到污水处理的必要性;
(3)在投资、资金管理方面,应完善企业团体投资的相关政策,增强农村污水治理市场的吸引力,合理安排资金使用,确保资金的利用率;
(4)在污水处理设施维护方面,加大设施维护相关人才培养的投资,提高相关工作岗位的薪资待遇,加强专业人员的培训,形成污水治理设备维护领域的人才储备;
(5)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方面,以科学性、规范性、可行性为执行标准,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进行整体改革,因地制宜,合理规划污水处理设施[14]。

云南省生态资源丰富,农业发展迅速,在发展农业的同时环境保护工作也不容忽视。应发挥地方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充分调动农户的治理积极性,加速推动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进程。

[1]郭炳婕.基于农户视角的农村污水治理研究[D].郑州:河南农业大学,2021.

[2]吴杰,童祯恭,刘占孟,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及对策分析[J].环境保护,2014,42(4):58-60.

[3]李文腾.农村环境污染控制及对策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7.

[4]刘海芳.关于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探究[J].环境与发展,2019,31(2):242,244.

[5]卢秋佳,徐龙顺,黄森慰,等.社会信任与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以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9,35(5):654-659.

[6]毛馨敏,黄森慰,王翊嘉.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基于福建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的调查[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3(1):40-47.

[7]孙美玲,魏维利,刘春梅,等.中部地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分析[J].现代化工,2020,40(9):4-7.

[8]苏淑仪,周玉玺,蔡威熙.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农户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16地市的调研数据[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0,34(10):71-77.

[9]褚家佳.农户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大别山区的调研数据[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3):58-67.

[10]张超.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问题及对策:以山东省新泰市为例[J].城乡建设,2020(15):72-73.

[11]刘叶,王军,张尚洁,等.白洋淀流域农村水环境治理农户参与意愿研究:以安新县PPP项目为例[J].天津农业科学,2021,27(11):58-65.

[12]张阿娜.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及对策分析[J].资源节约与环保,2021(5):90-91.

[13]陈颖,于奇,贾小梅.借鉴日本《净化槽法》健全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政策机制[J].中国环境管理,2019,11(2):14-17.

[14]周隆斌,巩前文,穆向丽.日本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农村工作通讯,2019(9):61-63,2.

10.3969/j.issn.2095-1205.2022.10.42

X799.3

A

2095-1205(2022)10-139-04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农户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2021Y305)

孟剑鸣(1995- ),男,汉族,河南西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农林经济管理和农村发展。

任秀峰(1984- ),男,汉族,陕西汉中人,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绿色发展与经济增长,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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