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攀
小说是否能够有效地召唤与征用历史，以审视和改造现实的境况，蕴蓄并创生未来的镜像，往往取决于写作者或叙事者是否具备真正的历史意识，这一方面再往大里说，在我们谈论历史的时候，便意味着以当下之处境、观念、立场重新审度之，即便是回到当时的语境，同样难以摆脱主体性与主观性的参与，这是海登·怀特意义上的史与诗兼具的审美结构；
进一步说，叙述主体以及人物主体内在的价值话语，同样需要借助于小说的想象性序列，重新理解历史这一重要参数，紊乱则重整，坍塌便再造，以探询灵魂之畛域，摹画主体的精神图谱，重建内外之秩序。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所有的现实都是从历史走来，未知的与未竟的构筑，同样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衡量。对于小说而言，召唤历史以重建秩序的过程，常常掺杂着不可估量的现实变量，这是虚构性叙事最具难度的部分，同时也是主体命运归入自身序列抑或走向背反的潜在可能。锦璐近期的小说便试图处理这样的命题，其所透露出来的，是在既往历史与现存秩序的鸿沟中，尝试修补、填充，循此开掘隐秘而幽深的灵魂，并洞悉精神困境中的人性微光。
《复调喀秋莎》是典型的怀旧叙事，故人重逢，聊话家常，平淡的叙述中，涌动着过往的波澜。小说写历史的再现与重演，俨然已不是新鲜的题材，无论是时代的还是主体的历史，总是以某种异质性的光谱，折射进当下的现实，又不断地被现实的情绪、境况所分解、重塑。小说中，原本其乐融融的怀旧气氛，被张司令的到来所打破，聚会的KTV包厢作为他们重逢的场域，彼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些伤疤和创痛开始不断水落石出。不得不说，真相总是经不住细细地琢磨，人心之幽深有时候也常常显得浅显，喜怒哀怨、爱恨情仇，到底使人入魔着困，万难消歇。时间故而常常可以开出玫瑰，但也时时面临枯萎败落。艾四萍、吕心韵她们之间的往事如烟，弥漫心间，友朋间的叙旧甚至营造出了一种意识流的氛围：“乔老爷和绿眉毛头对头咬耳朵，女进修生托着下巴啃手指，张司令吭哧吭哧喘粗气，吕心韵眼里冒着光。他们藏在旋转光的光影里，一会儿浮出，一会儿隐没。很多种颜色交替出现，柠檬黄色、荼蘼红色、橄榄绿色、紫罗兰色，有一种接近腐败的气息。某个旋律兀自单循环，形成一坨黏黏糊糊的液体，仿佛达利那幅名画《永恒的记忆》里扭曲变形的软塌塌的时钟，给人一种压抑痛苦却又无法声张的感觉。”小说最后，说到动情之处，艾四萍拖着因年迈而受难的膝盖，闯进一间又一间包厢，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执拗打断唱歌的人们，要他们查找俄语版《喀秋莎》。这是一代人的精神印记，也是他们的情感纽带，阿霞、安德留沙、阿杰莉娜，一个个名字，成了彼此熠熠生辉的勋章，因为这背后的记忆和创伤，为他们抵御着时间的风暴，“看呐，她多么像一位穿越了炮火穿越了时空带着胜利归来的老年喀秋莎，灰白的童花头发丝纷飞，疲惫又坚强。她沉着地低声起调门，双手做铿锵的指挥，舌头打卷，弹出一连串坚定的跳跃的饱满的富有弹性的俄语单词”。与此同时，吕心韵也引吭高歌，勇毅奔袭，亦如一个战士。这便是“复调”的喀秋莎，跳跃在不同的时间褶皱，也流播于不同个体的精神岩层，历史的神采于焉若隐若现。
小说《女人边锋》尽管在题名中突出的是作为女性的边锋，然而在小说中，却不断掩盖她作为女性的性征，无论是边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还是醉心体育不让须眉，又或是性情耿直风风火火，小说意欲塑造的是一个显明的中性主体，甚至以此抵抗时代的偏见与人事的繁杂。有意思的是，“她的行动、做派都有些男性化的成分存在，但由于容貌、体态的峭拔，反倒使她拥有了别具一格的气度”，如她的名字边锋所彰显的，其性情往往偏于凌厉而棱角毕现。“谁也没想到哪天会见到边锋，我们已经十五年没有听到她的音信了”，小说同时通过边锋的回忆性与现实性的叙写，不断提出自身的性别议题，特别是在当下女性（包括男性本身）都被符号化、系统化与智能化所取代，性别时而仅成为系统中勾选的选项；
又或在世俗生活中不断被异化，在种种的妥协、献祭与自我的衰亡中，抹除内在的性别指向。因此小说通过“少女边锋”，实际上是试图将性别模糊化，并重新完成主体自我的评估再塑。小说最惊心动魄的，是曾经作为标枪运动员的边锋，向体育场的主席台投掷标枪，那意味着她对男性及其权力，包括她对过往情感的愤懑的反叛、反抗以至反击，“透过云层的阳光将一条条壮丽的光线斜插大地。这种学名‘云隙光’的自然现象，又被称为‘耶稣光’。这束光与斜插远处的那杆标枪呈‘X’交叉，仿佛一个巨大的未知数自从天降”。然而我的疑问是，在这样激烈对抗之后，是否能形成某种情感的、伦理的与体系性的机制，边锋的遭遇以及她所代表的女性诉求和命运，是否足以建构有效的路径，以通达女性的所欲、所求及所往。否则，小说里丑陋肮脏、低俗无趣的赵一宁之流还是会层出不穷，且占据历史的中央。或许这也是小说的尖锐之处。因此，我更愿意看到的，不是边锋手持标枪的孤注一掷，而是可以复刻的反抗后的重塑，借此可以扭转情势，启示总体性的精神序列和想象空间。
在《乔丹的祝福》里，准退休人员高远重返故地S城，踏上单位安排的退休旅行。在那里，他重访故友，往事并不如烟，重拾往事的经过，同时也是再思生命的起锚地。站在时间的彼岸，现实的此岸竟如此黯淡，高远需要重新寻觅生命的出口。除了那些世俗世界里的男性同学，高远此行的重要目的，还有一个她。他对她情意悠长，也幽深。一双故意剜烂的耐克鞋，放在阳台，成为庇护她的举动。但是话说回来，我倒觉得这样的做法更多只是象征性的意义，于她的生活几乎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但悲哀的是，他也唯有如此，只能如此。每个人对于自己向往和期待的所在，能够倾尽努力的时候不多，回首往事，很多事情不过只是尽一点心力罢了，更多的是无力和无助。说到底，高远也只有对着远方的陈亚军，一笔一画写下一句：祝你平安。召唤并重塑历史的尝试同样如此，千头万绪中的千思万虑，到底收效甚微，但怪就怪在，即便“无可奈何花落去”，我们还是不甘心，还是想试一试，“此情可待成追忆”，时间可以开出鲜花，更多的时候是枯枝和败叶。对于高远而言，重返S城是一场寻根之旅，在那里，暴露了他的一段情感历史，但也照亮了往事的尘埃，尽管这样的时刻大部分是灰暗无光的，但已足够令其感念。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
而历史的光束，再如何微弱，打在人的身上，足可周身通透。
《我是金银珠》讲的是老人临终关怀的事，小金是陶叔的保姆，陷入了伦理旋涡，小金一片真诚，被陶叔子女误解其是想侵吞家财。但小金敬重陶叔是高级工程师，清清白白的知识分子。两人的确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然而波折在于，小金的生活另有难处，她名义上的丈夫不断给她施压想要谋取钱财。小说最后，临终前的陶叔执意要和小金结婚，同时丈夫也步步紧逼。作为再普通不过的女性形象，小金最终却完成了对二者的超克。一个卑微的底层女工，却有一身正气，对人侠肝义胆。她对陶叔自有情意，却不相亏欠，终而复得自然。小说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是小金最后登机前，不断听到广播传来催促自己的声音，“金银珠、金银珠……”，这是自我确认，也是内在的建构，她做出了艰难的抉择，这是一个现代女性的重要标识，无关乎地位和金钱，那种不慕虚荣、不贪钱财、不畏胁迫的人格，一身清白、无惧无畏。现实世界里，这样的人不多，但很珍贵，是可以撬动乃至重塑整个社会风气与文化革新的关键。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样的主体存在，历史将如何推动向前。
最后重点谈一谈中篇小说《不忘》。女主人公金燕是公司的财务高管，带着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梅楠出游，“从朝天门码头登上从重庆开往宜昌的黄金六号游轮。这或许是母女俩最后一次同行出游。回来之后，梅楠有可能被送去养老院”。梅楠是一个医生，“她并没丧失全部能力，但脑回路里的‘线路’经常断掉，或者搭错，同时丧失了时间感和方位感，需要人照料”。对于一个人来说，纵向看是失去了记忆和历史，横向说来又没有了方向感，不仅多有人身危险，而且空余叹息与悲观。这让我想起钟求是的《父亲的长河》，同样写老年痴呆症的父亲，其大部分的记忆已经丧失，父子故地重游，父亲最后不忘驾驶自己儿时码头上的船只，划向记忆的长河，也隐喻着远去生命的渺无踪迹。而《不忘》则更倾向于世俗的理解，“她余生所有的时间，就是消磨。与时间一同被消磨的，还有她无可挽回的记忆，以及亲人必将被消耗殆尽的耐心”。现实秩序的紊乱、生活逻辑的丧失，使得主体性产生萎缩，由是面临着被现世抛掷的危机。质言之，年迈的孤独叠加疾病的弃置，母亲梅楠的处境可想而知。在病中，“慢性的大脑退行性疾病，记忆颠倒错乱，只记得以前的事，不记得眼前的事”。不仅如此，对于金燕而言，也有过难以忍受的记忆，她“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两段不堪回首的情人经历，一场烈火烹油般的姐弟恋，还曾被PUA，财色两空差点崩溃”。她与现任丈夫林远高的关系也是岌岌可危，直至最后才略显亮色。
小说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在船上参加完一个舞会回来，母亲突然对金燕说，她看到了金燕的父亲陈志凡。原来是她将同行的老先生，误认为是自己的丈夫。如此一来，她和他的往事一下被激活了。自此，每个人事实上都背负着历史与现实的巨石，有时候压得喘不过气来，更多时候是以自嘲相抚慰。这么似乎又说得太晦暗了，姑且将之视为小说对人物的一种赋形吧，就像小说最后，令人骇异的一幕发生了，“老先生脖子上用丝巾围住的地方，有一个伤口。那是一个留置管，用于深静脉输液，得了癌症的病人才这么搞，针头置留在血管里不取出来”。也许，只有疾病的折磨与死亡的胁迫，最可触动人心。衰落与死亡，又恰是人之常态。而唯有“不忘”，方有救赎可能。
读到这个小说的最后，尤其是金燕为母亲洗澡的那一段，不禁想起我的外婆。外公去世得早，外婆独自生活在一个小屋子里，那是她和外公的卧房。十余年几乎足不出户，我一直很诧异，是什么信念支撑着她坚持了那么久？如今她已经九十高龄。后来我得知，外婆始终“不忘”外公，甚至认为他没有离她而去，一迈脚、一抬头，依然在她身边，她不愿乃至不觉得外公已离她远去，俩人还挤在那个略显杂乱的并不光明通透的房子里；
第二个是她忘不了也放不下子女们，想经常见见他们，哪怕她已经认不全了，忘了他们的名字和形貌，又或有时对儿女、孙辈满怀抱怨，但她很愿意看到他们在她身边，给她做一顿饭、洗一次澡、说一次笑，这是她的精神支柱，也是灵魂倚靠。所以我常常在想，人生活于此一世间，总有一定的极细微又极宏大的信念撑持着，比如亲情，比如爱，又或是怨念与欲望，也就是人类文明长期建构起来的人之为人，同时又使人超越自身的价值范畴，即便这样的道德伦理遭受厄运，也必将通过所有的方式加以重建。
总而言之，对于锦璐而言，经由近期的小说创作，重拾写作之技艺，从实有的经验再次回过头来诉诸虚构之力，这又何尝不代表着一种历史的召唤与秩序的重建。这些小说有时显得偏于温情而冷峻不足，结构上过于寻求完整的背后，是否还可以存在宕开一处的可能，结构的残缺乃至断裂，有时或能呈现悠长、致远的意味。就像她的小说《不忘》里面，人们在邮轮上观望星象，北斗七星由是进入大家的眼界，“一年四季，它基本都是在正北方不动的。在野外迷了路，看到北极星就能判断方向了”，这似乎有一种隐喻在，对于人而言，或病痛，或惶惑，或迷乱，时而“迷了路”，但只要念念“不忘”，也许可以于再造中加以超克。因为在小说里，充溢着对温情与敬爱的倚重，以及对良善和守持的秉有，那里树立着一重对照与反思的镜像，那是现代主体得以实现内部自循环的凭借，是依此建构种种可能的要素，迷失得再远，好的文学到底是生命的“北极星”，辨明方向，解析价值，这个过程自然充满曲折，却始终鲜活、灵动、开阔，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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