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宏， 张向达
(东北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5)
“在一定程度上，传播是生物体每一生命层次上的特征，以此观照，我们就能获得洞察人类社会的视角……任何生命体都用特化的方式从环境接受刺激，并都要以特定的方式回应环境的变化以维持内部的平衡。”〔1〕从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有关传播的中肯性评论出发，危机的发生又将会给人们的回应带来怎样变化？危机传播(crisis communication)广义上包括围绕危机情境或具体事件而实际发生的一切传播活动，而通常更为关注的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经由新闻媒体和其他传播渠道而展开的信息传递与双向沟通过程。〔2〕互联网时代，危机传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它不仅已完全融入和内嵌于危机管理的全过程，甚至可以直接决定危机应对的成败。迄今为止，相关研究往往更注重从政府等应对主体或传播媒介出发，探讨如何以管理策略和传播手段响应危机应对需求，并形成了所谓的“管理取向”和“修辞取向”等研究范式，〔3〕而对于公众危机意识会如何受到危机传播活动影响的受众与效果分析却较少涉及。事实上，在大众传播媒介已经为公众塑造了整个外部环境的情境中，媒介及其发展一再地延伸着人们的认知范围，但人的判断能力终归有限，而建基于认知和判断的危机意识，既是危机传播所必然指向的重要对象，同时也是制定和实施危机传播策略的基本依据。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大量有关各类风险议题和危机事件的公众讨论与各方反应足以表明，伴随着风险社会的降临，在公共性危机传播与公众危机意识的互动中，公众感知各类风险的偏差正频频地出现各种不应有的放大。展开这方面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对于当前提出的构建优化协同治理模式、织密防控网络和强化灾害应对准备，并建立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大国应急体系的目标，〔4〕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际著名危机管理专家、荷兰外交大臣乌里尔·罗森塔尔(Uriel Rosenthal)认为，危机是对一个社会制度的基本结构或者根本价值和制度范式所产生的严重威胁，在时间压力和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这一威胁使得关键选择的作出成为迫切的需要。〔5〕危机传播与危机意识之间的互动之所以是潜在和隐藏式的，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认识：一方面，危机意识的最基本特征是知觉性，〔6〕它是人们对作为客体的危机进行自觉整合的认识功能，对危机的认识过程也就是危机意识的形成过程，而且其作为“积淀物”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过程和内在特征；
另一方面，危机传播主要通过设置议程和输送经验材料的间接方式，对公众的危机意识产生影响，因为要在多元的信息竞争和干扰中面向公众实现有效的意义与感知给赋(sense-giving)，〔7〕无疑要受到内外部环境条件和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正如美国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对人的“成见系统”功能的经典概括，即人们在寻求公正见解时同样也会坚持成见，成见系统也许是个人传统的核心，是对人们社会地位的保护；
如果先入为主的秩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秩序，那就会出现混乱。〔8〕
(一)危机传播与危机意识的潜隐式互动
危机情境或危机事件的发生会带来极为迫切的信息需求，这是危机传播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即公众尤其需要借助政府或企业等主体经由传播媒介发布的具体信息，了解所发生危机的性质、范围和程度等，从而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和具体措施。危机的实际发生成为一个实施预防性措施的强烈诱因，但对缓解和准备的反应是否能够作为学习的合适环境实际仍是一个问题。〔9〕这其中，公众对危机的识别和相应的预防与应对，也正是危机意识的集中表现。在最一般意义上，危机传播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及时、准确和充分传递信息的问题，任何的延迟、错误和缺漏都很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特别是在涉及全社会范围与共同利益的重大危机事件中。例如，国外早期研究重点关注的标志性案例——1979年“三里岛核事故”危机中，涉事的爱迪生公司一再拖延紧急状态的对外发布，并向公众隐瞒堆芯裸露、燃料棒受损和已检测到超出正常水平的辐射量等关键信息，〔10〕这正是导致其信誉全面崩塌并引起公众极度恐慌的根本原因。在国内，这一时期恰好也是政府逐步放松危机信息管控的开端，尽管仍存在有选择性的报道等问题，但诸如《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对1979年“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翻沉事故的公开报道，还是打破了“重大事故不能见报”的禁令，成为媒体介入公共危机事件并开创新时期舆论监督先河的重要里程碑。〔11〕显然，早期的危机传播与公众危机意识之间的互动是简单而又相对直观的，即政府或企业等组织主导危机信息的传播活动，公众主要作为接收者被动地适应危机情境或危机事件，其危机意识则被隐含地假定为具备平均或普遍的知识结构，并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甚至是不发生变化的状态。
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和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危机传播也由早期的单向主导模式，逐渐演变为双向沟通模式，而公众不再扮演单纯的受众角色，也使得其危机意识的动态变化得以加速并凸显。正如加拿大著名哲学家和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指出的，媒介是我们经验世界变革的动因，是我们互动关系变化的动因，也是我们如何使用感知的动因。〔12〕在这个意义上，危机传播显然同样会带来“偏颇和压力”。例如，在2003年的“非典危机”中，危机传播的主体与媒介渠道呈现出了空前的多元格局，而在权威和及时准确的公共信息供给不足时，部分公众则听信传言并采取了针对板蓝根和白醋等物资的抢购行动。事实上，正如当代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所指出的，危机始终都“不可能脱离陷于危机中的人的内心体会”。〔13〕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过程和内在特征，危机意识(crisis consciousness)既表现为不同主体基于对可能到来的危机情境或事件的认识与评估，进而作出的各种预防与准备活动，同时也始终没有改变其作为“一个陷于被动的主体”的基本事实，即被暂时剥夺了作为一个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主体的可能性。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危机信息更加丰富、传播更加快捷的互联网时代，即便公众已不再是单纯的受众，也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被危机及其信息所支配的窘境。于是，在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公众面对目不暇接的包含各类传统与非传统因素在内的社会公共安全风险，一方面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自身对危机的认知存在结构性缺陷，另一方面也更为迫切地期望通过危机传播来进行弥补。为此，公众危机意识的稳定性明显下降，它可以透过公众有关危机认知和预防准备活动的频繁调整得到观察，这固然要受到其自身认知能力与所处环境变化等各方面因素的重要乃至决定性影响，但同时也必然与现代社会中的危机传播内容与形式等变得更为复杂有着密切关联。
(二)危机传播与危机意识互动伴随的公众风险感知偏差
作为遭遇威胁与受到损害之可能性，“风险”实际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客观、有形的物理性成分，另一部分则是源自主观、被建构的精神性成分，〔14〕通常以概率衡量的风险其实是这两部分的交汇与融合。基于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对风险的认知存在各种偏差是常态，但在受外界因素干扰之下产生过多的偏差则会在个体和社会不同层面上导致失序与不稳定。尤其是考虑危机所可能导致的利益损失的不可接受性时，人们对事物负性特征的强调导致的不信任更容易被强化和保持的“非对称性原理”就会发挥作用，〔15〕从而最终带来“成见系统”中有关危机认知、判断和应对方式等的各种或主动或被动的调整。为此，公众的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既是其危机意识的外在表现，也是推动危机意识演化发展的直接原因。具体地，它是一个搜集信息并加以研究和判断的过程，相关信息及其分析与阐释既可以经由切身体验的方式直接完成，也可以通过媒介和人际传播等间接的方式完成。〔16〕在互联网时代，借助网络等新媒介获取风险与危机信息，已经成为占据显著优势的主要渠道，而公众对相关信息真伪性的辨识与准确解读也更易受到“即时互动”的影响。在网络高度发达、高等教育普及、新闻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甚至已出现了普遍拒绝学习并怀疑专家的“专业之死”(The Death of Expertise)现象，〔17〕这就更加引起我们对公众风险感知的方式及其偏差的高度重视。
在危机传播情境中，公众感知风险的过程与模式实际上成为了一个联系危机传播与危机意识的重要中介，而当公众在传播活动影响下所作出的主观评价与客观实际的风险水平之间有较大出入时，风险感知的更多偏差也由此产生。依据著名实验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有关个体认知策略的经典总结，〔18〕与危机传播和危机意识互动过程相伴随的公众风险感知偏差，大致可以按照其直接来源与主要特点归结为如下三种典型情形：
1.可及性偏差。在对某种特定的危机情境或事件进行认知与判断时，人们很容易受到身边刚刚发生的、具有普遍性或记忆深刻的各种信息的扰动，于是对危机事件发生的概率的判断就常会出现显著的偏差。例如，在2022年“3·21东航空难”事故发生之后，正如历次空难事故发生后的情形一样，许多民众都再度对民航的安全性产生深切怀疑，认为“坐飞机”远不如乘坐火车和汽车等交通工具安全的言论也再度频频出现于各种场合，而这与飞机实际上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的客观事实完全不符。
2.代表性偏差。这主要源于人们对特定事件和现象的认知，总是倾向于以普遍联系和抓主要矛盾的方式，去总结所要认知的事件或现象与其他类似事件或现象的共同特征，而作为判断依据的这些特征事实上可能主要来自于“象征性”信息，真正能够揭示风险的“基础率”信息反而被忽视。这与多年来舆情热度居高不下，部分公众对官员、城管和警察等特定群体的“污名化”过程极为相似，许多人在看到或听闻新近发生有关该群体的部分事实或信息时，也会自觉和不自觉地作出“有罪推定”。
3.锚定性偏差。这类偏差往往是由一个先入为主的事物或印象所导致的，这个事物或印象甚至可以与特定的危机情境或事件毫无关联，但由于人们将其作为后续认知与判断的基础，所以当基础本身与客观实际之间存在较大偏差时，公众的风险感知必然也就会出现较大的偏差。这种现象在公众对“核电安全”的风险感知中表现得比较典型，自“三里岛核事故”尤其是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件”以来，几乎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都长期存在着公众“谈核色变”的情形，并成为核电发展的首要障碍。
上述风险感知偏差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可以相互交织，或是直接成为彼此的来源与结果。例如，当前人们对于所在地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的判断，既可以根据周边地区的发展动态进行判断而产生“可及性偏差”，也可能通过所在地的防控措施作出预测或猜想而导致“代表性偏差”，同样也有人始终仅根据自身的知识和经验进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评判，进而可能导致“锚定性偏差”。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公共卫生危机信息的广泛传播，以及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愈加频繁的互动，公众的风险感知偏差可能时大时小，也可能彼此交织或相互转化。所以，真正重要的显然并非是偏差的类别与有无，而应是危机情境或危机事件背景下的传播活动，所带来的公众风险感知偏差变化的过程及程度的大小。换言之，减少基于认知能力和有限理性而产生的合理偏差，尽可能消除由危机传播等影响而带来的不合理的风险感知偏差，推动公众危机意识的不断提升，无疑是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要求。
在发达的工业化时代，危机传播与危机意识的互动，以及其间所伴随的公众风险感知偏差，事实上无疑要受到来自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政府能力、政治信任、社会态度以及媒介生态与文化心理等多方面的综合性影响，这使得我们难以穷尽所有的因素及单一变化所带来的具体效应。然而，通过关注公众如何在危机传播中根据相关信息对危机情境或危机事件作出“回应”，仍能得以局部性地窥探，其中的关键仍在于对公众信息需求的把握：一方面是能够满足公众了解和评估危机状况与发展形势需要的“内化性”(Internalizing)信息，尤其是政府等公共部门在危机中所处的位置；
另一方面则是能够满足公众采取应变策略和措施需要的“指导性”(Instructing)信息。〔19〕危机传播与危机意识的互动，也是围绕上述两个方面信息需求的满足而展开的，而正是在获取、传递、解释和运用这些信息的互动过程中，公众的风险感知偏差得以被放大或缩小，以及巩固既定的偏差或产生出新的偏差。如下页图1所示，可以对危机传播与危机意识互动过程中，公众风险感知偏差的演化过程进行一个简要的概括。
(一)密集传播下的强化与放大机制
危机的发生常会带来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多元传播主体会以各种形式和途径传递危机信息，而密集式的发布则会导致特定危机事件的风险，被持续地强化并得以逐步放大。这也就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卡斯普森(Kasperson)等提出的“风险的社会放大”(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它尤指某些在技术专家看来有一定风险的危害变成社会关注的焦点或社会政治行为的过程。〔20〕这一概念性的分析框架显然突出强调了风险除了具有物理性成分之外，还有不容忽视的精神性成分，因此需要特别关注公众基于所处的社会结构与认同的价值观，而对风险进行判断和阐释的社会维度。在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中，危机传播显然是能够影响公众判断风险可接受性诸多变量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变量，因为它不仅参与营造了社会背景和整体氛围，同时也能强化或改变人们对于某些观念的认同。同时，更准确地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公众的风险感知偏差被不断放大的过程，真实的风险实际上并未因相关信息短期内被反复传播而改变，真正改变的其实是公众对特定事件风险的认知和判断。
在这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此起彼伏的“邻避事件”就是最好的诠释，其中又尤以“PX项目事件”最为典型。自2007年“厦门PX事件”之后，茂名、大连、宁波、昆明和成都等国内多地都曾发生过公众抵制和反对PX项目的情形，也都比较清晰完整地展现出危机传播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巨大影响力。〔21〕一般而言，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影响本就存有争议，其建设发展也总是牵涉多方利益主体的博弈，在公众倾向于高估风险，并且难以接受地方政府与企业或滞后、或过于专业的解释的情况下，各类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所发出的带有选择性或夸张性的报道与呼吁，就总是能够加深人们对于邻避设施存有巨大风险的怀疑，直至最终以受害者的心态展开与项目实施方的激烈对抗。然而，就PX而言，作为一种化工行业的典型产品，实际其毒性与汽油相当，业界对于其被“妖魔化”则一度大惑不解。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在2014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联合主办的“中国PX发展论坛”上指出，PX作为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用途广泛，其供应短缺问题日益严重，而非专业领域的专家缺乏科学依据的议论，以及一些媒体不负责任的炒作，导致了PX有毒、致癌等错误概念在社会上的流行。〔22〕所以，在诸多邻避事件引发的舆情危机表象之下，其实主要是公众的风险感知偏差在密集传播下被强化和放大，而基于这种偏差所导致的舆论狂欢和环境群体性事件，最终造成的往往是所在地政府信任下降、社区名誉扫地、相关者经济利益诉求落空、投资者逃逸的“涟漪效应”。〔23〕
(二)反向诉求下的颠覆与改造机制
在互联网时代，各类大众传播媒介作为政府与公众之间展开风险沟通的重要桥梁和中介，其基于不同诉求而进行的危机传播活动，也会对公众的风险感知产生强而有力的影响。一般地，对稀缺信息尤其是充满争议、冲突和落差等不平衡信源的追逐，正是媒体的职业诉求。然而，在危机情境或危机事件中，媒体如果仅基于商业竞争和“吸引眼球”等考量而过度偏执，就会形成一种单纯为追求轰动效应而生产制作信息的“反向诉求”，那么其危机传播活动就容易走向一种极端，并导致公众开始游离于新闻而实际却未能经由传播媒介，去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有关危机的全部事实与真相。〔24〕在这种反向诉求的指引下，“后真相时代”已如约而至，而它正是部分媒体为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情绪与心理，运用断言、猜测和感觉等表达方式，强化、极化特定观点，以达到或抹黑或粉饰从而博取眼球和支持的结果。〔25〕作为介于真实和谎言之间的“第三类陈词”，〔26〕“后真相”意味着所有真相都是多个“竞争性真相”的合集，而公众则可能在不同真相间疲惫地游走、摇摆乃至最终迷失。为此，反向诉求下的危机传播，通过让道德情感取得超越事实判断的优先地位，就能够对公众风险感知实施颠覆与改造。
例如，在2012年“北京7·21特大暴雨”事件中，媒体对于轿车司机过路桥涵洞时溺亡的大量报道，让很多人意识到车辆涉水引起的人身安全风险，并很快掀起了一股“安全锤”热。〔27〕事实上，“安全锤”上一次引起普遍关注是在2009年“6·5成都公交车纵火案”后，该事件使得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风险控制成为热点话题，但此后的讨论则更多集中在“更富戏剧效果的‘安全锤’遗失这一细节”。《解放日报》在事发20天后发表评论：最终“留在公众脑海中有关这一事件的关键词似乎只剩下了‘安全锤’，一起公交安全事件，逐渐演变成了一把‘锤子’引发的悲剧。这个‘锤子化’倾向，对真正解决公交安全隐患有误导之嫌，也暴露了我们一些媒体的偏误”。〔28〕显然，这其中比较典型地包含了公众风险感知的可及性与代表性偏差，类似情景如“7·23动车事故”后的“高铁安全帽哥”、自动扶梯“吃人”事件后争相模仿的“试探步伐”、失足掉入窨井失踪事件发生后多地研制加装“防坠网”，以及“彭宇案”“雷洋案”和“滴滴顺风车空姐遇害案”等都曾反复出现，而媒体在报道主题和角度选择、频次和深度掌控中带有的各种偏向性，则在发挥聚焦和监督作用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颠覆和改造公众风险感知的效果。因为，无论是高铁、公共场所自动扶梯和道路交通的安全性，还是涉及社会信任、道德风气与和谐警民关系构建等问题引发的危机，它们所包含的绝不仅是“安全帽”“防坠网”和所谓安全稳健的行走步伐，以及“摔倒老人究竟该不该扶”等被人为孤立和强行剥离出来的应对策略与所谓的“风险点”。
(三)螺旋式上升的重构与整合机制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阐释风险社会时指出，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并带来“财富分配逻辑”向“风险分配逻辑”的转变；
在阶级处境中，是存在决定意识，而在风险处境中，是意识(知识)决定存在。〔29〕这些观点不仅揭示了人类对风险认知的辩证性，同时也强调了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尽管在风险的界定中科学对理性的垄断已经被打破。危机传播与危机意识时而“对立”时而“协作”的潜隐式互动，在短期内能够经由公众风险感知偏差的放大或缩小得以具体呈现，但同样也能够实现对公众风险感知的重构与整合，尤其是长期来看更容易达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和结果。这一过程的实现和结果的到来，主要应诉诸于科学知识的不断增加，而公众风险感知偏差的缩小，则必然无法脱离社会传播所起到的警示与教育功能。在危机频发的现代社会，公众面对不断增加的风险，始终都是有警觉和批判性的，并会自觉地积累有关危机的各种知识和信息，而危机传播活动则无疑可以便利这种积累过程，并推动公众的风险感知由“量变”跃升至“质变”。这种情形，在长期性、频发和影响范围广泛的公共性危机应对中比较常见，如当前仍在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
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依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隔离和调集全国资源开展大规模医疗救治之后，中国迅速遏制了疫情的大面积蔓延，改变了病毒传播的危险进程。〔30〕在全民参与的最严密防控体系的构建中，中国特色的社区管理牵涉社会各界民众生活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公众的情绪与心态也一度跌宕起伏，但经由社交网络这个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的主力平台，国人不仅共同见证了悲欢离合与相濡以沫，展现了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家国情怀，而且经由政府的全方位危机传播，公众有关公共卫生危机防范的知识水平和自主自觉性也都大为提高。其中，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通过传媒与公众的广泛交流，明显对公众提升有关疫情风险的认知起到了积极作用，那些奋战在抗疫第一线的医疗专家们对疫情作出的专业判断、对防控提出的中肯建议，受到了公众的普遍信赖甚至热烈追捧。2021年6月，3M“科学现状指数”年度调查报告表明，“97%的中国民众认同科学为未来带来希望，而相应的全球比例为89%”；
“自全球暴发公共健康危机以来，中国是17个国家中对科学信任程度最高的国家，达到了调查开展以来的最高水平。对科学的信任影响着行为，中国民众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勤洗手、避免参加大规模集会的比例分别为86%、81%、75%，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生活重回正轨”。〔31〕
(四)防逻辑隔离的扭曲与漂移机制
美国公关之父爱德华·伯内斯(Edward Bernays)受群体心理学的影响曾针对大众群体提出了“防逻辑隔离层”的观点，认为人们作为群体成员会被群体情感所劫持，此时无论多么合乎逻辑的信息，只要是不能为群体情感所接受，就都会被自动地过滤出去。〔32〕这其实也为公众风险感知的锚定性偏差提供了部分解释，而要追寻其演化与发展过程，则仍需以危机情境下传播活动的影响为基本背景。需要明确的是，“思想统治群体，但群体并非通过思想而受人统治”。〔33〕在人人都为某些信息或某种激情所暗示和感染的时候，模仿和从众效应可能导致集群行为甚至产生群体极化，公众风险感知的路径、方式和结果也都可能发生结构性变化，而其实际的偏差则最终仍会回归和反作用于潜在和内隐的危机意识。在此过程中，危机传播活动既可能导致风险感知偏差的放大或缩小，也有可能经过较长时期的互动而巩固一些偏差或形成新的偏差，从而促成公众的风险感知直至危机意识实现扭曲和漂移。在多元的智能传播时代，政府的危机传播并不总能影响公众认知、改变其态度并引导其行为，而越来越多的基于数据和算法的传播行为已然为公众营造出“信息茧房”和“回音壁”场域，从而僵化和扭曲了个体思维。
多年来有关群体性事件与社会稳定风险应对的实践与研究表明，在诸如“征地拆迁”“警民关系”“医患关系”和“弱势群体保护”等极具争议性的矛盾聚焦点上，国内公众政治信任的“差序政府信任格局”样态展露无疑，〔34〕而这其中实际上也包含着大量公众风险感知的偏差。例如，在2007年“重庆钉子户事件”和2009年“成都金牛区拆迁事件”中，公众普遍对被拆迁对象抱持着一边倒的支持态度，这与当时各地方政府危机治理经验不足、发声迟缓有直接关联，但在类似事件中公众总是忽视“强拆”背后所包含的“城乡规划”和公权力运用程序等复杂因素，同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又如，从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和2009年“湖北石首事件”等危机应对过程可以看到，在合理诉求未获警方及时回应时，各种“小道消息”在网上的传播起到了舆论动员效果，加剧了公众的不信任感，甚至对种种“阴谋论”深信不疑。这种情形在2016年的“雷洋事件”，以及新近发生的“丹东黄码事件”中，都一再地得以重现。尽管表面上看这些事件的发生，主要是以整体的信任度下降为大环境，并且公众的理性也逐步回归，但其中所含有的种种看待相关事件风险的固有认知偏差显然更值得重视，而危机传播与整个危机应对本身也必然要以公众对政府、媒体和他人的一系列信任作为基本前提。
公众风险感知既是其危机意识的外在形式，也是推动危机意识演化发展的直接原因，而危机传播与危机意识的潜隐式互动，始终伴随着公众风险感知偏差的强化与放大、颠覆与改造、重构与整合、扭曲和漂移。这对于公众危机意识提升、危机传播和管理，以及中国特色大国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危机情境或危机事件中公众风险感知偏差的矫正，仍要以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之间的互动为基本的背景和视角，并最终仍需诉诸于公共部门的风险沟通、媒体的警示教育与公共服务，以及公众的科学素养。
(一)强化提升政府等公共部门的风险沟通能力
危机的成功应对要以对现实复杂性的深刻认知为根本前提，这意味着过多和过大的公众风险感知偏差必须被及时矫正，而政府等公共部门就“与风险相关的信息”与媒体和公众进行充分交流与持续互动沟通，也在当前这个“各类矛盾和风险的易发期”变得尤为重要和关键。〔35〕
为尽可能地消弭和减少公众的风险感知偏差，政府等公共部门的风险沟通主要在于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并提供最为权威的危机信息，为此就需要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通过与专家之间的有效沟通形成最为权威的危机信息，这是政府等公共部门作为决策者的首要任务。当前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国际力量的对比调整，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风险已空前上升，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也使得风险固有的不确定性特征更为突出，这些都对政府如何遵循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克服困难带来巨大挑战。在充分把握全局性风险条件下，与专家之间展开有效沟通，借助各领域专业知识，是对相关风险和决策进行科学合理研判与评估的首要前提。二是通过与媒体之间的有效沟通实现危机信息的全景式传播，以此对冲和抵消虚假与不实等信息的影响。在“话语权争夺”已成为现实的互联网时代，政府作为“把关人”作用的弱化的确为政府的危机传播带来了不利影响，但正因此也更加需要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努力将权威信息及时准确地经由媒体传递至各个舆论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待媒体既是“信源”也是“引领者”，当然同时也还是“监督者”。三是通过与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实现危机信息的准确理解、消化和执行，以此直接矫正公众的风险感知偏差。有效沟通并非单向的信息发布与传递，同时更是经由持续互动达到相互理解和获得认同的过程，这也是全景式发布危机信息的最终目的。多年来各地政务新媒体平台的发展和危机应对的实践也表明，政府等公共部门越是能够及早和主动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多元传播格局，能够通过及时发声和政策解读等方式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也就越有利于通过“权威发布”解决各个领域的现实危机和矛盾冲突。
(二)推动媒体回归社会秩序裂缝机制修补者角色
媒体作为危机传播中政府与公众之间展开信息传递和双向沟通的重要中介，其功能定位与实际导向对公众的风险感知有着直接影响，而在具体结合信息化时代和市场化社会背景考虑价值、理性和权利等因素的影响时，相关问题往往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变。美国当代著名媒介研究学者大卫·阿什得(David Altheide)认为：新闻事业是修补社会秩序裂缝机制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一些非常态的社会裂变事件中，媒体只有通过有意义的传播，方能有助于公众界定社会问题，并促成一致的社会行动。〔36〕这显然正是一个消除和减少公众风险感知偏差的过程，而且也针对影响深刻的危机情境或危机事件明确了媒体所应具备的“社会秩序裂缝机制”修补者的功能定位。
所谓角色的回归是相对于现实的危机传播中，所暴露出的种种媒体“缺位”和“越位”问题而言的，而未能有效地“拾遗补缺”也正是导致公众风险感知偏差及其变化的重要原因。媒体要实现这种角色回归，既需要来自政府和公众的“他律”，同时也需要有媒体行业的“自律”，而其关键在于解决好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以满足公众的危机信息需求为第一要务，通过准确及时的报道消除巨大压力和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信息恐慌。媒体对危机进行报道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它源于对真相的渴求并能警醒世人、激发对公共安全的关注，但考虑风险沟通中双方主体地位并非总能对等的特殊性，媒体就尤其需要在题材、框架和角度的选择上，从而也就是在隐含其后的客观真实性和态度倾向上缜密对待。二是以符合法律规范和道德伦理作为基本准绳，通过兼顾理性和温度的报道安抚情绪并消除公众心理恐慌。危机传播中各类媒体所承载的信息都会被公众视为一种“信号”，而信号本身的性质与传播过程和条件都会影响公众对危机事件的接受与解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一些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频频出现诸如侵犯隐私、过度煽情甚至“吃人血馒头”等现象，不仅经常导致舆论走向失焦，而且还会干扰公众对于舆论和传播的评价，甚至引发社会情感和价值的偏移。三是以危机警示教育和公共服务为根本导向，通过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互动交流助力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互联网时代，信息通信技术飞速发展，由其建构的社会复杂性正与日俱增，“信息过载”早已成为常态，因此，媒体对公共危机治理的有效介入不仅在于及时准确地报道事实，更在于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和互动交流。正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后，世界卫生组织(WHO)特别强调了与公众进行信息交流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信息疫情”(Infodemic)的概念，即过多的信息(有的正确，有的错误)反而导致人们难于发现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和可以依靠的指导，甚至可能对人们的健康产生危害。〔37〕因此，认识、理解和控制“信息疫情”，有助于公众对疾病疫情的正确应对，而这其中媒体的重要作用显然不言自明。
(三)公众科学素养的持续提升是根本解决之道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复杂性系统。身处复杂性系统中，人类的智力和经验逼近极限。任何存在于这个世界中的事物都呈现着某种无限的描述深度。〔38〕就此而论，公众始终都要面临着认知能力和理性思维的局限，其风险感知也总是会产生偏差。如果说危机传播中政府和媒体的干预和介入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是公众风险感知偏差及其变化的“外因”，那么尽可能地消除和缩小偏差显然最终仍须诉诸于公众理性思维和决策行为的“内因”，尤其是需要借助科学的力量。公众要以科学素养的持续提升来减少和消除风险感知偏差，首先在于应对自身认知与能力的固有局限性，以及日常生活中有关各类风险与危机的“碎片化”知识，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专业之死”实质上是对科学和理性精神的排斥与僭越，如果公众由此形成风险感知的锚定性偏差，最终可能会自食苦果。其次，公众应通过“对应程度的启蒙”(equivalent enlightenment)，〔39〕守护自由思考的权利并避免被传播巧妙或无形操纵的境遇。公众无法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但是与专业人士和公共部门就风险管理与危机应对相关的公共政策与事务达成大体一致的看法是可能且十分必要的。就公众而言，这无疑需要主动地启动理性思维，并能以实际行动去弥补危机认知上的不足，从而达到主动缩小和纠正其风险感知偏差的效果。最后，公众在参与危机传播时应避免“单向度的思维和行为模式”，〔40〕并尽可能地保持包容和开放的姿态。当人们怀着固定的态度和习惯参与传播和讨论时，它既增加了有关危机的信息，并构成对他人的影响，同时也在为政府和媒体的危机传播提供着信号，因此相关话语领域的封闭与不完整实质上也部分地源于我们自身的狭隘与偏执。
注释：
〔1〕〔39〕〔美〕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8、59页。
〔2〕廖为建：《公共危机传播管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页。
〔3〕史安斌：《危机传播研究的“西方范式”及其在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问题》，《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6期。
〔4〕《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675949.htm。
〔5〕〔9〕〔荷〕乌里尔·罗森塔尔、〔美〕迈克尔·查尔斯等：《应对危机——灾难、暴乱和恐怖行为管理》，赵凤萍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16页。
〔6〕〔美〕约翰·R.塞尔：《观物如实：一种知觉理论》，张浩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4页。
〔7〕Rom N,Eyal O.,“Sensemaking,Sense-Breaking,Sense-Giving,and Sense-Taking:How Educators Construct Meaning in Complex Policy Environments”,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2018,78,pp.62-74.
〔8〕〔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2页。
〔10〕U.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Committee on Interior and Insular Affairs,Majority Staff,Reporting of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Accident at Three Mile Island,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1,p.144.
〔11〕吴廷俊、夏长勇：《我国公共危机传播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现代传播》2010年第6期。
〔12〕〔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5页。
〔13〕〔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页。
〔14〕Block R,Burnham M,Kahn K,et al.,“Perceived Risk,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the Willingness to Follow COVID-19 Mitigation Guidelines”,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22,305,115091.
〔15〕Slovic P.,“Trust,Emotion,Sex,Politics, and Science: Surveying the Risk-assessment Battlefield”,Risk Analysis,1999,19 (4),pp.689-701.
〔16〕Wachinger G,Renn O,Begg C,et al.,“The Risk Perception Paradox—Implications for Governance and Communication of Natural Hazards”,Risk Analysis,2013,33(6),pp.1049-1065.
〔17〕Nichols T.,The Death of Expertise:The Campaign against Established Knowledge and Why It Matte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
〔18〕Kahneman D,Tversky A,Choices,Values,and Frame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17-43.
〔19〕Coombs W T,“Deep and Surface Threats:Conceptu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Crisis’ vs.‘Problem’”,Public Relations Review,2002,28,pp.339-345.
〔20〕Kasperson R E,et al.,“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A Conceptual Framework”,Risk Analysis,1988,8(2),pp.177-191.
〔21〕邱鸿峰：《环境风险的社会放大与政府传播：再认识厦门PX事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8期。
〔22〕曹湘洪：《PX如何健康发展？》，《纺织服装周刊》2014年第15期。
〔23〕辛方坤：《基于社会风险放大框架理论的邻避舆情传播》，《情报杂志》2018年第3期。
〔24〕〔美〕W·兰斯·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象》，杨晓红、王家全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1页。
〔25〕史安斌、王沛楠：《新全球化时代政治传播的理论重建和路径重构》，《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17年第2期。
〔26〕郭明飞、许科龙波：《“后真相时代”的价值共识困境与消解路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1年第1期。
〔27〕王晓宇：《暴雨后安全锤网络销量增6倍》，中国广播网，http://tech.cnr.cn/jdxw/201207/t20120725_510335802.shtml。
〔28〕杨潇慧：《别只盯着一把“安全锤”》，《解放日报》2009年6月26日。
〔29〕〔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52页。
〔30〕《〈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国新网，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81801/1681801.htm。
〔31〕《2020年科学现状指数调查》，3M中国有限公司官网，https://www.3m.com.cn/3M/zh_CN/state-of-science-index-survey-cn/。
〔32〕〔美〕爱德华·L.伯内斯：《舆论的结晶》，胡百精、董晨宇等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
〔33〕〔法〕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李继红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34〕李连江：《差序政府信任》，载于景跃进、张小劲、余逊达主编：《理解中国政治：关键词的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97-205页。
〔35〕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
〔36〕〔美〕大卫·阿什得：《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邵志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21页。
〔37〕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 Situation Report-13，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202-sitrep-13-ncov-v3.pdf?sfvrsn=195f4010_6.
〔38〕〔美〕尼古拉斯·雷舍尔：《复杂性：一种哲学概观》，吴彤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49页。
〔40〕〔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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