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高琴
目前，学术界有关风险社会、谣言传播与主体情绪的研究视野主要有三种：认知图示视野、恐惧文化视野和社会心理视野。基于此，本文尝试从认知、想象和控制这三个维度，解析风险谣言传播与主体恐慌的关系。
从一开始，谣言就是人们产生“认知恐慌”的一种体现。不同于传统社会，现代谣言传播中的“认知恐慌”既是社会适应加速的必然症候，也是认知鸿沟所致的必然结果。
21 世纪的技术进步与全球化现象几乎同时发生，社会形态从“固体”走向“流动”，时代的“变动”导致了“变幻莫测的世界”，使社会主体的认知适应不得不加快。这是一种正在到来的现代性，激进的技术主义衍生出无结构的风险文化，传统的社会规范正在弱化，“不确定性”替换了那些在过去看来是永恒的、不变的东西，人类长期行为的参考框架将不复存在。对于社会“有序”与“无序”、“常态”与“非常态”的频繁转换，主体似乎还未做好迎接的准备，个人的社会适应不得不提速，并且可能处于长期的追赶状态。
社会适应加速的一个显著障碍就是“认知鸿沟”。本文认为“认知鸿沟”是个体在面对与原有认知不一致的新事物时，所产生的知觉落差。科学生成了大量的新知识，但它们又以极快的速度产生出更多的新的不确定性。现代化的“不确定性”很难消弭，只会一而再地生产，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体较低的“限制认知度”。例如，一些癌症谣言中提示的“三氯生”和“二恶烷”等致癌物，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是陌生的。即便是行业专家，在某些风险问题上也很难达成共识。比如，在加拿大抗耐性油菜、美国大斑蝶等转基因事件中，专家们就意见各异。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社会主体常感觉自己像是一类在“现代性的阴影中繁荣成长的无知动物”[1]。“认知鸿沟”使人们产生心理失谐，会形成减少或者避免失调的压力，以保持“我是一个合理的存在”。通常，“认知鸿沟”越大，认知失调的程度就越高，改变失调的驱动力便越强。不过，主体的态度改变总是朝着符合自己思想、观点的方向调整，并通过选择性接触信息、否定现实等方式实现。比如，在日本核泄漏、新冠肺炎疫情等事件中，社会主体期盼自身的安全得到保障，但他们发现，在现代化危机面前，个人经验已经支离破碎。风险社会中, 社会主体认识到，“只要现代性的车轮不断前进, 我们几乎很难把驾驭的方向和速率都把控在手”[2]。在克服认知压力的过程中，谣言容易成为人们互动的工具，用来帮助理解现实以减少失调。
通常，引起谣言“恐慌”的事情多是主体“想象”的产物。风险谣言的主体“想象恐慌”主要是由外部环境的风险放大所造成，并通过内在的“想象异化”释放出来。风险的社会放大是指风险事件与制度、环境和心理等因素交互作用，其化学反应会增强或衰减威胁信号的感知，进而形塑风险行为。[3]在风险的“放大站”中，媒介的信息建构往往是威胁放大的基础，其对于风险的阐释框架、话语修辞等都影响主体对风险的想象。与传统时代相比，现代社会信息流通快捷，恐惧文化的生产与传播也变得容易，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辐射威胁等问题早已成为媒介的日常议题，并被勾勒进主体的记忆深处，以经验样本的形式储存起来。当焦虑的个体在判断不确定的危机时，易受不占心理资源的样本经验启发，进而坠入想象的风险深渊。例如，在欧美国家，“核能威胁”的小道消息总能引起社会骚动，这与媒介信息影响威胁感知息息相关，因为“核能”在媒介话语中普遍带有“技术污名”，受可得性的启发，人们断定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大。
在谣言的“想象恐慌”中，“想象异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想象异化”是“想象”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人脑把接收到的外部刺激改造成夸张新形象的过程。“想象异化”的结果是变形的，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扭曲假设。例如，2020 年4 月，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因“5G 会传播COVID-19”谣言的传播，英国多处5G 基站遭人纵火。在纵火者的头脑里，他们想象：5G 信号从肺部吸收了氧气，继而造成肺部问题。当然，“想象异化”并非凭空而生，它运转的支柱来自镜像现实、风险卷入度和可得性错觉等特定值。实际上，在5G 谣言事件发生之前，不少英国民众已经对5G 心存恐惧，因为媒介环境中散播着大量关于5G 的威胁信息，诸如，5G 基站辐射大、5G 信号导致心律改变等。在疫情持续的影响之下，这些累积的“恐惧”不断“升级”，经过脑内预演机制的作用，产生“想象异化”的图景。在风险谣言的传播中，“想象恐慌”是谣言恐慌发生的必然程序。由“想象异化”衍生出的变形的意义关联，会以强迫的方式施加给想象主体，由此引发预判性信息恐慌。
谣言能够引起恐慌，关键在于其告知人们可能面临失控的危险。在很多危急时刻，风险沟通并未缺位，但主体的控制感被剥夺，这主要与外部沟通的错位及内在效能的缺失有关。
首先，错位的沟通动摇了抽象体系中的信任机制，使主体在风险环境中持续体验到不一致，影响他们的控制感。一直以来，风险沟通被认为是增强社会信任、消解谣言现象的有效手段。然而，现实中的风险沟通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主体是具体、鲜明的个体，但在权威眼中，他们是笼统的群体；
主体的风险研判多基于感性因素，但权威只重视科学与理性……显然，这是一种错位的沟通，不免造成双方之间的隔阂。由沟通错位引致的信任问题加深了主体普遍的忧虑。尽管权威们总是告知主体“不用怕”，但他们依然无法跳出“我还是怕”的圈层。其中，英国的“高露洁牙膏致癌”谣言事件就是如此。虽然各行业机构的专家陆续出面否认“牙膏致癌”说，但辟谣效果甚微。最后，多家超市不得不下架产品。“不用怕”和“我还是怕”是对立的，折射出错位沟通下的期望差异，即权威认为达到了沟通期望，但实际并未令对方满意，主体最终仍选择了“我还是怕”。在这个意义上，恐慌也是一种信任危机，是人们对自身环境丧失基本信赖之后的应激性反应。
其次，当社会主体没有资源控制可能的负面事件时，容易产生无助感，这种自我控制的缺失对“不确定性”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对于主体来说，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可怕的世界，因为风险不易理解也难以预测。因此，社会主体常常会陷入一种城堡式的心态：我们只能小心行事，不会有规避风险之外的其他选择。[4]在这种宿命论里，真正击溃主体的是失去控制力的不堪及人被技术完全“挟持”的凄哀。人在失去控制感后，会渴望重获控制感，尤其是在需要迅速采取行动的时刻，这种渴望会更强烈。因此，他们尝试从噪音中发现图示，使一切再次回到可预测的状态。在一定意义上，谣言可以提供这样的图示，比如，“地暖辐射可诱发白血病”“付款码截图能盗取财产”等谣言“告诫”人们放弃使用地暖、解绑微信付款，以保障个人健康及财产安全。在很多时候，哪怕主体无法做任何事情来避免危机，谣言也可以作为一种意识机制，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为负面事件做准备。
风险社会中，当主体认定自己对危机无能为力时，容易发生控制层面的恐慌。恐慌者倾向于支持预防性的操作，需要寻找图示行使控制，在这样的状态中，谣言的时机“成熟”了。
在不确定性主导的风险社会，社会主体的谣言恐慌有三个维度：在认知层面，恐慌是环境突变下产生的一种功能失调；
在想象层面，恐慌是威胁异化的一种心理过程；
在控制层面，恐慌是资源短缺形势下的一种应急反应。当关于“威胁”的信念形成了对形势的共识定义，谣言恐慌的社会现象就会发生。针对风险社会的谣言恐慌现象，从社会管理者角度来说，其一，应该审视当下的风险境况，重新定位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
其二，要求媒介履行客观公正的职责，提供全面平衡的信息，避免夸大的风险成为拟态现实的一部分；
其三，应视社会主体为需要观照的权利主体，建立“双向互动”的沟通模式，提升风险管理的信任值。就社会主体而言，首先，应当增进对风险议题的理解力，了解科学争议的症结，减少对不确定信息的误解；
其次，开展多样的讨论，促进深度对话，形成对不确定信息的理性思考；
最后，要增强公民意识，主动参与风险的识别、分析和决策等过程，在共同合作的框架下提升自我效能感，实现对不确定信息的合理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