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艳梅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使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霸权突破主权与制度的约束，向全世界范围拓展，同时，资本借助于国家政策与金融的力量加快了积累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利润。有学者把这一阶段称为“新帝国主义阶段”。新帝国主义在自由贸易的幌子下，以不平等、非正义的方式从落后国家掠夺资源和财富，造成国际间贫富差距和欠发达地区及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这一现象被西方绿色左翼称为“生态帝国主义”。
当代国外绿色左翼学者结合帝国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统治，分析了《巴黎协定》等多项有关气候变化和环保协议的实施难题，提出帝国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与反生态性是全球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只有以社会主义公共所有权关系替代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关系，构建全球生态正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恶化问题。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西方垄断资本主义进入超越国界、全球谋利的新帝国主义时期。当代国外左翼思想家大卫·哈维提出，新帝国主义时代权力已由“领土逻辑”转变为“资本逻辑”，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正以新的“不通过生产”的方式剥夺剩余价值，即运用信贷货币和金融等工具，使欠发达国家公共资源私有化、资本资产和劳动力贬值的方法谋取利润，哈维称之为“剥夺性积累”。①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5‐56页。哈维指出，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具有投机性质的“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全球化”已成为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剥夺世界人民的新手段。
与之同时，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igri）在其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提出,伴随着资本全球化的进程，具有明确疆域的国家和民族正在衰落，传统的帝国主义概念正在代之以一种由主导性国家和超国家组织构成的帝国。帝国作为一种后现代新的主权形式，实质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边缘国家和地区的支配。他们认为，帝国时代世界一体化的趋势和差异性发展之间的矛盾构成新世界产生的动力。①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哈维等学者对新帝国主义和帝国的界定和概括凸显了生态帝国主义的时代特质。
当代国外左翼学者把新帝国主义的特征概括为：垄断资本的普遍化、全球化和金融化。具体来说就是国际垄断资本利用银行信贷和金融投资控制着世界民众的收入与消费等经济活动，并由此获得高额利润。垄断资本的金融化和全球化使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活动被卷入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分工之中，并因此改变了政治国家的性质和能力。国际垄断资本的逐利需求使得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倾向于剥夺欠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控制其生产、消费和生活方式。总之，垄断资本全球化和金融化结合在一起，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获得国际垄断利润的重要途径，并由此导致全球范围内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
新自由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深化，导致全球经济、民主政治和生态环境等多重危机。埃及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萨米尔 ·阿明（Samir Amin）指出以垄断资本全球化和金融化为特征的新帝国主义从内部否定自身的趋势——内爆性，②魏南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爆》，《红旗文稿》2013年第 11期。表现为资本主义多重危机的爆发。阿明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由垄断资本的全球化与金融化推动的过度开发和过度生产超越了地球生态承受能力导致的生态环境危机；
二是政治领域的危机，表现为民主政治能力的萎缩、极权主义抬头，背离人类政治文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蕴含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在此背景下，以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当代国外左翼对新帝国主义导致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与机制进行批判，指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通过实体经济和金融投机相结合，把剥夺剩余价值的触角深入地球的每个角落，导致被吸纳到全球体系的国家和地区资源的过度开发，促使超出地球资源限制的过度生产和超出实际需求的过度需求的形成，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内含着一场生态社会主义的变革成为必然。
当代国外左翼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在理论上可以溯源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反生态性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虽未直接使用过“帝国主义”的术语，但他们关于资本积累规律的分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构成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的基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预言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地域性拓展和内涵性扩张的必然性，但这种资本的地域性和内涵性扩张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的论述也构成当代国外左翼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的理论前提。马克思认为，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资料占有和支配方面的不平等，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一无所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不断扩大，劳动力劳动得越多，他就占有得越少，个人发展就越片面，即劳动和资本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并不断加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和资本的不平衡无论从外延上还是从内涵上都扩展了：在外延上扩展为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在内涵上扩展为人与自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同时内含着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两个层面，其中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着自然关系的性质。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积累规律分析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基础上，注意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出现、银行信用的发展和对外殖民扩张等资本积累方式的新变化，进而通过批判地研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概括了帝国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和政治含义，强调帝国主义的社会经济根源是通过资本输出为剩余资本寻求投资出路，实现对其他国家原材料的垄断性控制。列宁指出，对于垄断资本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工业部门，如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抢占原材料产地就意味着大大加强了资本垄断和控制市场的权力。①《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83页。帝国主义通过资本输出掠夺别国的自然资源无疑会缓解国内资本积累的矛盾，但最终会加剧全球自然资源的开发，造成地球资源消耗殆尽，同时还会剥夺原材料产地的发展机会与空间。在此基础上列宁提出，帝国主义具有寄生性（建立在对他人资源和劳动剥夺的基础上）、垂死性的特点，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强调帝国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环境”的依赖，指出资本积累的历史过程在所有方面均依存于“非资本主义环境”（如非资本主义国家、地域、民族以及非商品化的劳动力阶层等）。“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②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359页。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需要地球上一切地区的自然财富及劳动力。而绝大部分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存在于非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因此资本必然要求控制这些领土与社会组织，使之资本主义化。③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288‐289页。对于非资本主义环境的依赖和扩张必然使资本主义否定自身，走向穷途末路。随着帝国主义的资本积累不断进行，一旦世界上所有非资本主义环境全部被资本主义化，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则无法进行，资本主义就会走向灭亡。卢森堡从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环境的依赖来分析资本积累的规律，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同对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看作同一历史进程，影响了后来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依附理论。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当代国外左翼从不同学科视域探讨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全球社会公平与环境正义，思考人类未来，展开了对生态帝国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其共同特点是：用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哲学方法反思或解构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观念背后的理性中心主义，分析发达国家的主导话语体制及霸权行径，批判在单一发展逻辑主导下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的种族、文化、自然所进行的霸权控制与剥削，研究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帝国主义给人类及环境带来的灾难及解决方案，主张后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在世界范围内建构族群正义、伦理正义与环境正义，最终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协同发展。
（一）国外左翼学者对早期生态帝国主义的生态史批判
一些国外左翼学者对早期生态帝国主义进行了生态史维度的研究。如美国环境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研究了欧洲殖民者对北美和澳洲新大陆殖民侵略带来的生物扩张和环境破坏。克罗斯比第一次提出生态帝国主义的概念，开启了从生态史视角研究欧洲殖民扩张的先河，指出自哥伦布航行以来欧洲对新大陆的开发是一场“综合生物群”（portmanteaubiota）的殖民。“欧洲帝国主义之所以成功，或许既有生物因素，也有生态因素的影响。”①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张谡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页。欧洲殖民者不是作为个体移民而来的，和欧洲人一起入侵新大陆的还有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这是一个能够自我复制的“综合生物群”，它们侵入新大陆并扩大领地，使美洲的环境欧洲化，帮助欧洲殖民者征服土著居民。欧洲生物群的入侵打破了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不但使当地原生物种消亡，物种多样性减少，而且改变了土著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当地地方语言、风俗传统日益衰落并逐渐消失。
克罗斯比还特别指出，作为“综合生物群”的一员，传染病在欧洲殖民者征服新大陆过程中功不可没。随着欧洲人的到来，欧洲传染性疾病也来到新大陆，对新病毒缺乏免疫力的土著居民一旦接触便容易感染并死亡。比如天花在欧洲殖民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影响，美洲印第安人的“灭绝不是由于阿根廷军队及其雷明顿枪的威力，而是由于天花病毒的传播”。②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第193页。克罗斯比强调，传染病即病菌在新旧大陆之间的交流是不平等的。土著居民的地方性传染病从未随人口往来出口到外面的世界在欧洲立足。相反，欧洲向新大陆“输出的病菌和痛苦的数量和质量却是很慷慨的”。③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第203页。这种交流的不平等让欧洲入侵者获得了压倒一切的优势。
克罗斯比指出，生物殖民的背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综合生物群”中的成员们不是单兵作战，而是团队行动，如牧草对欧洲牲畜的繁衍很重要，同时对欧洲人的生活条件（肉、奶和毛皮）的满足也是如此。在此意义上，“综合生物群”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员即欧洲人的成功是所有生物共同努力的结果。综合生物群迁移的过程背后是整个生产方式的迁移过程。“犁过的土地、夷为平地的森林，过度放牧的牧场，烧毁的大草原。荒弃的村庄和扩展中的城市以及一直独立进化的人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突然进入亲密接触。”④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第269页。这里，决定生态系统变化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侵入。
对早期生态帝国主义进行生态史研究的还有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格里高利·库什曼（Gregory T.Cushman）。戴维斯分析了欧洲国家利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气候变化（干旱和厄尔尼诺现象）在落后国家开发种植园和从事采矿业，并廉价雇佣当地劳动力，以服务于资本积累的需要。⑤Mike 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n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02.美国学者库什曼研究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补充其化学农业造成的土壤肥力枯竭掠夺性开发秘鲁的鸟粪资源，导致后者环境退化和产业结构单一，最终陷入债务危机的历史过程。⑥Gregory T Cushman, Guano and the Opening of the Pacific World：A Global Ecological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以上学者从环境史的角度研究了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生态环境资源的剥夺，但其分析仅限于从生物学的维度对欧洲殖民进行历史学和现象学研究，没有系统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
（二）当代国外左翼学者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21 世纪以来，一些学者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和研究生态帝国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学体系中“价值就是一切”的抽象规则，强调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以及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乔治·科威尔（Joel Kovel）认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共同参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构成社会财富的自然层面与社会层面。“使用价值的概念对应了自然对生产的作用，而交换价值的概念则对应了货币演化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抽象。”①乔尔·科威尔、马特：《生态社会主义: 一种人文现象》，《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9期。资本主义把使用价值成本外化，必然导致全球生态恶化和经济生产的不可持续。迈克尔·洛威（Michael lowy）在分析生态社会主义经济时指出，生态社会主义应把“使用价值作为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唯一标准，而这将对经济、社会与生态产生深远的影响”。②迈克尔·洛威、陈太乙：《生态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绿叶》2008年第 7期。
国外左翼学者还围绕全球化时代国际垄断资本剩余价值的来源展开争论。一些生态主义者如拉杰·帕特尔（Raj Patel）和贾森·摩尔（Jason Moore）强调自然资源的作用，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质疑，认为“自然、货币、劳动、关怀、食物、能源、生命”等都能创造价值。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柏格特（Paul Burkett）批判了这种“价值的万物理论”，认为他们曲解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萨米尔·阿明用“帝国主义租金”概念说明帝国主义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从落后国家获取的财富。“帝国主义租金”包含剩余价值转移和使用价值的转移两部分:前者是欠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创造的、被国际垄断资本无偿占有的价值；
后者来自对欠发达国家自然资源和环境使用权的过度开发和廉价使用，是无法被量化的。使用价值的掠夺源自跨国公司和帝国主义国家攫取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侵犯其环境使用主权。
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被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生产过程，其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成为帝国主义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国际垄断资本通过“输出去的资本在劳动力过剩（劳动力廉价）的地区形成新的工业化区域以及对农业进行资本化的改造”，③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16页。与欠发达国家工人的劳动进行不平等交换，赚取高额剩余价值。除了劳动的不平等交换，国际垄断资本还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不平等交换获取利润。保罗·K.盖勒特（Paul K.Gellert）将生态不平等交换定义为“在世界体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物质交换”。克拉克（Brett Clark）把生态不平等交换界定为“物质和能源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不成比例和补偿不足的转移，即不对称转移”，④Brett Clark,John Bellamy Foster, “Ecological imperialism and the global metabolic rift: 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guano/nitrates trad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no.3‐4,2009.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落后国家汲取自然资源，同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物和危险物。通过生态不平等交换，帝国主义把资本的高额利润建立在对外围国家生态债务的基础上。生态债务是“发达国家由于抢劫、生态破坏和无偿占有环境空间，以处理诸如源自工业国家的温室气体等废弃物而累积起来的、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⑤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革命: 与地球和平相处》，刘仁胜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20页。帝国主义资本全球积累的生态债务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生态平衡和未来经济发展条件，构成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非正义。
以福斯特、柏格特、斋藤幸平为代表的新陈代谢学派则通过对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分析，提出资本对成本的节约和外化必然引起自然条件的滥用，造成人和自然物质变换的新陈代谢断裂，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外部条件丧失，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为此应重建社会再生产的组织形式，替代以资本增值为驱动的再生产组织形式。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分析了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积累结构以及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地球生态环境的影响，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由积累驱动的追逐剩余价值的体系，资本在流动和扩张中实现增值的本性决定了其必然冲破民族国家的领土与权力界限，依赖劳动与资本、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的不平衡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福斯特借用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的“代谢断裂”（metabolicrift）概念说明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导致的全球范围内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与恶化，认为生态帝国主义加剧了马克思提出的城市与农村、中心与边缘远程贸易导致的人和自然新陈代谢的断裂，突破了自然界生态修复的界限，使得地球生态系统严重失衡，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福斯特提出，新帝国主义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增加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生态债务”（ecological debt）实现对剩余价值的占有。“生态债务”是指帝国主义国家对地球资源的过度榨取以及对其他地区和后代人生态系统的破坏①B.Foster＆ B.Clark，“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 curse of capitalism”,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Socialist Register 2004,London:Merlin Press，2003,p.193.以及“碳负债”。“碳负债”即在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和生活中过度使用化石燃料造成二氧化碳过度排放与公共环境空间的污染。如果说早期生态殖民主义凭借军事力量和暴力征服实现对殖民地财富和奴隶的掠夺，那么当代生态帝国主义则凭借技术优势，在市场规则的掩护下实现对全球自然资源的剥削。
帝国主义通过新自由主义条件下披着公平合理外衣的市场交换方式侵占公域，如帝国主义对欠发达国家淡水资源的掠夺。帝国主义国家凭借其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在自然资源国际交易中占据主导权，通过从欠发达国家廉价购买土地控制其地表河流与地下水，由此福斯特提出水帝国主义（water imperialism）的概念。现代帝国主义国家还利用海洋管理私有化制度和技术优势，在海洋公域开采石油、天然气，在海底表面与地下开采矿物和贵金属，掠夺人类公共海洋资源。在大气资源方面，国际垄断资本的空间扩张更是加剧了全球碳排放的总量，只不过形式上随着污染产业的转移转嫁到其他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是化石燃料经济的开创者和受益者，因此是大气污染的主要责任者，但受到气候变化危害最大的却是落后的非资本主义国家。
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把环境、健康乃至生命这些不能作为商品来核算的东西都换算为经济成本来衡量，为了降低成本或把成本外部化，帝国主义国家把污染性产业、垃圾和危险产品转移到落后国家。在他们的计算中，污染成本取决于遭受污染的人的收入水平。由于收入水平低的国家和人民，对环境的健康与审美要求也很低，那么把污染企业转移到这些国家相对付出的成本就小得多。用美国生态左翼学者康芒纳的话来说：“如果受害的是穷人，那么危害就变得微不足道了。”②Barry Commoner,Making Peace with tje Planet,New York: The New Press,1992.pp.64‐66.
福斯特否定把科学技术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最终手段，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中，科技创新是资本主义企业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必要条件。如当代生态帝国主义通过“绿色革命”手段剥夺其他国家的农业资源，实现资本获利的需要。为了培育和改良商业化的作物品种，帝国主义国家在市场规则和专利制度的掩护下掠夺落后国家的生物基因，垄断稀有基因资源市场，造成全球生态非正义。新作物无法适应落后地区的自然条件，需要化肥、农药保持高产，提高了当地农民的生产成本，为生产农资的跨国公司打开了市场。因此，“绿色革命”一方面破坏了落后国家的生态平衡，另一方面使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更依赖于中心国家，加剧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平等。
福斯特提出，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的全球资本积累和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已在地球生物圈造成生态系统危机。地球生态危机与资本无限积累和帝国主义全球霸权控制密切相关，解决地球生态危机应从资本主义制度变革和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入手。面对地球生态危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并没有主动承担生态治理的主要责任，而是致力于维护自己的经济与生态霸权地位。在福斯特看来，当代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灭绝阶段。“帝国主义代表着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全球裂痕，是一种有组织的反对生态革命的反动力量，试图锁定化石燃料系统和导致环境最大程度退化和人类剥削的社会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21 世纪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灭绝阶段。”③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no.4,2019.所有被资本剥夺和压迫的主体应团结起来，反对资本霸权、反对以帝国主义为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把社会制度的革命与地球环境保护运动结合起来。
（三）当代国外左翼学者对“帝国式生活方式”的批判
对生态危机的文化批判离不开对生活方式的讨论，因为生活方式作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包括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以及身份认同，无时无刻不在塑造着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奥地利学者乌尔里希 ·布兰德（Ulrich Brand）从日常生活入手分析了帝国式生活方式及其包含的社会权力关系、国家规制与霸权统治对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的影响。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布兰德认为生活方式的塑造成为国家统治和管理大众的方式，服务于特定的资本利益集团和资本主义国家意志，同时也受到特定社会发展理念和自然观的支配。换言之，一种生活方式往往是由于得到制度性保障,即“为国家制度所维护，还进一步与特定的进步概念相联结”，①乌尔里希·布兰德、马尔库斯·威森：《全球环境政治与帝国式生活方式》，《鄱阳湖学刊》2014年第3期。才深深根植于人们的日常实践，被大众广泛接受。
“帝国式生活方式”指的是植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上层群体日常生活实践的主导性生产、分配和消费方式。②乌尔里希·布兰德、马尔库斯·威森：《资本主义的自然限度》，郇庆治等译，北京：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19年，第9页。随着20 世纪福特主义的形成，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增加，工人普遍形成使用汽车交通、消费工业加工食品和购买家庭独居住房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的特点之一是高度依赖于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的生产和消费，并过度排放污染物；
另一个特点是依赖于全球市场上其他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③乌尔里希·布兰德、马尔库斯·威森：《资本主义的自然限度》，第4页。“之所以是帝国性的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过分依赖于其他地方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借助于世界市场规则的掩护，并通过军事力量和内嵌于国际制度之中的非对称力量关系来加以保障。”④乌尔里希·布兰德、马尔库斯·威森：《资本主义的自然限度》，第15页。随着“帝国式生活方式”的普遍化，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成为主导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获得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大众的喜爱并内置于标准化且通常是无意识地再生产的日常实践中。
“帝国式生活方式”同国际政治权力关系是分不开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的不均衡和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得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贸易、国际劳动分工、自然资源获取、环境污染空间使用等方面具有整体优势，并决定了其“帝国式生活方式”的霸权；
另一方面，通过“帝国式生活方式”的霸权，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于不知不觉中将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统治地位和权力关系稳固化。
布兰德提出“帝国式生活方式”将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公司的利益和国家意志结合在一起，构成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基础。“帝国式生活方式常常深深植根于社会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资本增值利用战略，以及北方国家民众的日常认知与实践和他们对于经济增长与竞争力的总体支持态度。它嵌入到了国家机器中，并形塑着（民众）认知模式和政治家的行为模式。”⑤乌尔里希·布兰德、马尔库斯·威森：《资本主义的自然限度》，第17页。“帝国式生活方式”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集团和普通民众的一体化追求，已经深入其政治政策、谋利手段和日常生活实践中。“‘帝国式生活方式’植根于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之中，为那些从中受益的人提供社会经济福利和地位，并且在所有追求这一目标的人面前呈现为一种承诺。”⑥Brand U.,M.Wissen，“What kind of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impeiral mode of living as a major obstacle to sustainability politics”,GAIA-Ecological perspectives for Sicenence and Society,no.3,2018.对“帝国式生活方式”的追求使民众沉湎于对物质生活的享受，在政治上麻木不仁，从而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稳定和统治的巩固，有助于帝国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霸权地位的巩固。
布兰德认为内嵌于大众日常生活结构的“帝国式生活方式”成为“美好生活”的样板，并且不断复制与巩固，最终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不断加剧。“帝国式生活方式”是以对经济增长的自然限度忽视为前提的。它“意味着一部分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过上 ‘美好生活’，也就是说，它限制或取消了许多人过上‘美好生活’的机会”，⑦Brand U.,M.Wissen，“What kind of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impeiral mode of living as a major obstacle to sustainability politics”.即发达国家的物质财富积累与生态环境保护都依赖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自然资源、劳动力的剥夺及污水池的使用。
如何超越“帝国式生活方式”，实现社会生态转型（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布兰德提出构建摆脱资本控制、依照人自己的个性进行生产和消费的生活方式——“团结的生活方式”。“团结的生活方式”具有公正、自由、民主和可持续的特征，人们通过民主协商共同商讨面向所有人福祉且又符合环境保护的美好生活。“团结的生活方式”用“关爱”作为社会与个人行为的参照，摒弃资本的逻辑，逐渐把使用价值和自然保护置于日常生活的重要位置，构建民主平等的社会和国际劳动分工，以国际团结取代国家之间竞争，实现社会再生产中阶级、性别、民族不同话语群体的团结，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发展。实现“团结的生活方式”的主体是当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各种反抗力量。
在布兰德那里，“帝国式生活方式”以隐性控制的方式得到普通大众的认可并得到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支持，以日常生活霸权的形式影响到其他国家，成为全球 “美好生活”的样板，巩固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生产方式霸权，但是突破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限度，造成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因此必须寻求生态社会转型，构建新型的超越增长与竞争的“团结的生活方式”，才能拯救“帝国式生活方式”带来的多重危机。布兰德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分析当代帝国主义的霸权统治机制和全球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把社会生态转型寄希望于“团结的生活方式”显然是不现实的。
当代国外绿色左翼从不同的维度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全球生态环境非正义进行批判性分析，揭示了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霸权统治，提出实现生态转型的社会主义制度设想和促进生态变革的主体力量与途径。当代国外左翼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对我们认识帝国主义霸权统治的本质，促进全球生态治理具有启发意义。但国外左翼学者的批判立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物质主义立场，难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为此需要辩证地分析和认识国外绿色左翼批判的启示价值与局限性，具体地分析不同国家在国内和国际生态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和使命。
中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与引领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应超越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盲目追求利润的发展逻辑，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第一，在国内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限制单纯追逐利润的资本逻辑，超越西方的“黑色”工业文明；
在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构建包含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与媒体的生态环境保护共同体；
在文化上构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化。第二，在国际上超越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保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践行多边主义，与世界各国保持合作，融入全球共同发展体系并做出自主贡献，树立具有责任担当的大国形象。第三，准确定位中国在全球生态共同体中的角色、任务和使命，促进全球生态环境安全和第三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